姜丹丹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358）

一、“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背景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大陆总人口约为14.12 亿，其中60 岁及以上人口为2.6 亿人，占18.70%，65 岁以上的人口达到1.9 亿，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3.5%。我国目前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传统的养老方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因此，创新养老模式，实现多样化养老成为社会发展趋势。《“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第九章“扩大老年人社会参与”中提出发展老年志愿服务记录制度，推广新型养老模式，这都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及志愿者的招募提供了依据。在积极老龄化理念的倡导下，招募低龄老年人参与社区志愿服务能够促进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发挥老年人的价值，从而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缓解养老压力。

“时间银行”最早产生在日本，起源于旭子水岛在1973年创立的自愿义网络。日本厚生省指出，以往志愿服务往往被视作慈善之举，用于救助少数贫困人群，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公民志愿活动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从贫困人群转变为老年人[1]。在20 世纪70-80年代美国经济“滞涨”的背景下，耶鲁大学教授埃德加·卡恩提出了“时间银行”概念——用支付时间来换取别人帮助的设想[2]。志愿者把志愿服务的时间存进“银行”，等志愿者有被服务需求的时候，可从“时间银行”里支取等量的时间享受服务，这种组织的运作模式类似于银行，但交易的是时间而非货币。

目前，欧洲等国家的”时间银行”养老服务发展的比较成熟，具备较完善的“时间银行”有关法律法规和电子信息技术支持，具有明确的经费来源和相应的权力关系[3]。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起步晚，从1988年上海引进后开始探索与研究，后来在南京、厦门、上海、青岛等地开展地方实践，并在实践中取得初步成效，积累了一些经验。本文通过分析“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我国推行的必要性及当前存在的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希望为“时间银行”的发展提供参考。

二、发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必要性

就目前我国地方试点经验而言，“时间银行”是社会发展的趋势，该模式的运作体现了互助精神，实现了付出与回报有机统一。在目前我国养老资源供给短缺的情况下，“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一）满足老年人多层次的养老需求，缓解供需不匹配问题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可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被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需求呈阶梯状递进的关系，在低层次的需求被满足后，高层次的需求便会产生[4]。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断增长且呈多元化，需要更多的养老资源与之相匹配。老年人在满足了吃饭、穿衣等基本需求后，对医疗保健等安全需求更为强烈，同时老年人也希望更多地获得来自家人、朋友情感上的陪伴，满足爱与归属的需求。此外，他们还希望能发挥余热，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帮助他人，从而获得他人和社会的肯定，满足自我实现的需求。因此，推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能够通过代际接力互助的方式实现供给与需求的最优匹配，吸引更多低龄老年人和以青年人为主的志愿者参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志愿者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为高龄或者有需要的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日常照料等一系列服务。老年人参与志愿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其老年生活、实现自身价值，还可以有效缓解养老行业人力资源短缺的现象。“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模式是践行积极老龄化的一种方式。从某种程度上说，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双赢。

（二）促进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营造融洽的社区氛围

作为社会交换理论的代表人物乔治·霍曼斯指出，人类的任何交换行为都是受奖励或者报酬后理性选择的结果。基于互惠基础上的交换行为相对比较稳定。“时间银行”中的互助行为可看作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通过搭建一种双向互助的平台，为人们提供了异质、异时、异域的时间交换服务[5]。“时间银行”不同于普通的志愿服务，在于其建立了有偿鼓励机制，志愿者的志愿行为不仅可以为自己年老时储蓄时间获得同等价值回报，而且能够通过敬老助老活动贡献自己的力量，赢得他人的尊重和社会的肯定。这种有偿的激励能够促进互助行为的稳步发展，促进“时间银行”可持续地运行。“时间银行”开展的主阵地在社区，该模式能够活跃邻里相处氛围，增进彼此的关系，同时有利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共建和谐社区。

（三）补充我国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缓解老龄化压力

我国的养老服务体系由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组成，“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作为一种互助养老新形式，可以补充我国现有的社会养老服务体系。首先，“时间银行”能够弥补家庭对于老年人照顾的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空巢”家庭逐渐增多，子女社会压力越来越大，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而“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能够促进老年人的互帮互助，满足老年人养老需求，弥补家庭照料的相对缺失。其次，“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能够弥补政府在养老服务中投入力量不足的问题。在养老资源和政府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在养老问题中便会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时间银行”能够有效地挖掘老年人力资源，调动老年人力资本，通过老年人的社会参与来补充在养老行业政府投入资源的不足，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最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能够冲击市场机构养老价格昂贵的问题。市场机构养老具有逐利性，高昂的价格让大部分老年人望而却步，而“时间银行”是建立在非营利性基础上的互助行为，有利于克服养老资源供给的逐利趋势，可利用现有的人力资本创造源源不断的养老资源的供给，实现养老收益最大化。

三、“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面临的现实困境

目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基层治理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其处于起步阶段，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有些地区“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试点不仅没有起到积极作用，反而遭遇严峻挑战。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公众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度较低

由于我国“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起步晚，发展缓慢，政府在宣传“时间银行”这个新事物过程中，宣传力度不足，造成公众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认知不清晰或理解不透彻。此外，由于受我国儒家传统观念的影响，民众认为互相帮助是美德，应不求回报。进而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与人情化相对立，导致民众对参与“时间银行”志愿者队伍产生抵触心理，民众参与志愿服务的热情减退，参与积极性受到影响。

（二）计量标准衡定困难

由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基础在于对等的社会交换，若缺乏统一计量标准，那么“时间银行”的公平性将遭遇严峻挑战。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中，即使是在相同的时间下进行相同的劳动，那么劳动的强度、劳动的技术含量都不一定会相同，因此带来的价值就不对等。从志愿者的角度来说，志愿者都存在一种“以少换多”的“经济人”思维，这种心理在该模式中就表现为付出低价值的服务，以期换取高价值的服务，这种心理会使“时间银行”陷入价值不对等的旋涡之中[6]。在全国各地的实践中，由于缺乏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互助养老服务计量标准，导致“时间银行”的民众参与度不高，发展速度缓慢，甚至会产生信任危机，影响“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三）服务时间通存通兑困难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基于社会交换的延时劳动成果支付，志愿服务时间通存通兑困难会影响互助养老模式的持续发展。目前，我国多数地区的“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试点，均以手工记录的方式来记录志愿者服务时间。现有记录模式存在着效率低、可持续性差、不利于人员流动等问题，同时也缺乏社会公信力，不利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服务事业长远发展。“时间银行”不同于普通银行，交易的是时间而不是货币，面对运行中的赖账、坏账等公信问题，必须采用权威的记账体系来保障志愿者的权益。同时，各个地区的“时间银行”缺少信息上的沟通和交流，使得每个地区的模式运作都是孤立的，信息难以循环与共享，只能将居民“支取”时间的地点固定在本单位。在各地的试点中，由于缺少一个标准化、信息化的管理平台，使得很多城市都是手动录入信息，这就会导致“时间银行”养老互助资源很难进行合理的分配和管理[7]。互助养老的信息无法在本市、本省甚至全国进行通兑。而目前人口流动量大，人口外出流动导致志愿时间无法继续记录，外出后储存的时间无法跨区域兑换，手工记录信息也会因为居委会人员换届、居民搬迁、记录册丢失等一些因素而导致坏账，这是阻碍“时间银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难题。

（四）缺少权威的牵头单位导致公信力较弱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是基于信任的代际传递，政府的公权力能有效提高公信力，从而获得社会各界人士的信任。目前，政府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支持较少。政府只是下发文件鼓励“时间银行”养老互助模式的推进，但是没有明确互助养老模式的权威牵头单位、互助养老服务规范和标准等。我国很多地方早期的“时间银行”主要依靠区一级甚至是街道居委会干部的个人威望、党员的模范带头来运行，加之缺乏相应的规范制度和资金的支持，一旦牵头组织者或部门发生变化，那么该模式在当地就难以为继[8]。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牵头单位领导，缺乏规范的一体化统筹管理，“时间银行”在民众心目中的公信力不高，民众的参与积极性不高。

四、“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存在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宣传教育，推广创新养老方式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在我国发展时间较短，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对“时间银行”了解不多或是存在误区。宣传力度不够便无法达到最佳的宣传结果，同时项目内容也要符合参与者心理预期，才会提高参与的吸引力。第一，可通过媒体、社区宣传等多种宣传途径，提高居民对“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认知度。将“时间银行”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做好本土化的改造融合，结合我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儒家、道家、墨家的“仁”“爱”等思想来普及志愿奉献精神，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突出宣传渠道多元化的优势，增强人们对“时间银行”运作模式的了解，提高人们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科学认识，转变“老年人是负担”的错误观念，践行“老有所为，老有所用”的积极老龄化观。通过与政府部门衔接配合，落实政府给与志愿者的优惠措施并通过分享各地优秀的案例，提高人们对该模式的信心，提高该模式的吸引力，呼吁社会尊老敬老并积极参与“时间银行”互助养老。第二，从教育方面入手，在中小学的综合素质教育课中普及“时间银行”的概念和实施方案。在中小学生的心中种下志愿服务精神的种子，引导全社会弘扬爱老、敬老、助老的文明新风尚，鼓励各年龄段人群加入到“时间银行”志愿者队伍，为“时间银行”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从而促进“时间银行”的有序运转。

（二）建立科学的信息化管理平台，规范化运行

在“互联网+”养老的框架下，推动“时间银行”信息化管理平台的建立，可利用区块链技术记录所有用户信息，通过使用各类小程序来搭建“时间银行”的线上平台。受助者在线发布需求，志愿者在线接单，实现一对一帮扶，切实提升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度，同时方便记录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另外，考虑到部分老年人对电子产品的使用程度较低，因此需要社区为老年人代发需求并寻找合适的志愿者为其提供服务。建议将“时间银行”的数据与老年人的社保卡或医保卡进行关联，方便老年人进行数据的查询和兑换，依靠技术支持不断加深用户之间的信任程度，进而增加用户参与“时间银行”的信心，消除因信息不对称而带来的资源浪费，促进“时间银行”的稳步可持续发展。因此，“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亟待借助信息化管理平台扩大其联通范围，实现地区与地区之间、地区内部各单位之间统一的互联互通；实现信息、数据与相关资源的地区间有效整合，是解决储户跨区域通存通兑问题的有效方法。此外，政府应该积极打造一批专业的高素质信息管理人员，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从而实现养老服务和资源的互联互通。

（三）创新兑换方案，加强风险管理

“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发展与壮大离不开较为完善的兑换机制，为了防范“时间银行”延期支付的风险，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对“时间货币”的存入兑出等方案进行创新和修订。根据徐大丰等人的双重风险管控思路，“时间银行”的发起者是风险的承兑主体。第一，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兑换标准，实现通存通兑机制。在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基础上，建立统一劳动时间价值换算的计量标准，保证志愿服务的公平性，先从社区一级的“时间银行”系统开展，逐步扩展到市级、省级，最终实现全国“时间银行”的互联互通。重视异地养老、候鸟式养老的老年群体，促进时间币在全国范围内的流通与兑换，建立能够实现全国“时间银行”统筹管理的总行，保证“时间银行”的跨区存入与兑出。第二，根据我国各地在“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试点实践中的探索和尝试，志愿者可根据自身的需求将“储蓄时间”转化为“储蓄积分”，把“兑换服务”升级为“兑换物品”。例如延吉市建立爱心超市可供志愿者兑换其中的物资，石家庄市志愿者可凭借“储蓄积分”免费参与野外聚餐等集体活动、免费兑换社区幸福食堂就餐卡等。通过多种形式的兑换不仅满足志愿者多元化需求，而且创新了志愿者志愿时间的兑换方案，降低了“时间银行”的兑换风险。第三，保障“时间货币”的转赠。《北京市养老服务“时间银行”实施方案（试行）》提出，拥有“时间银行”个人账户的志愿者通过参与养老志愿服务所获得的“时间币”，可供自己使用或赠与自己的直系亲属。从微观角度看，这种转赠的方式不仅能惠己，还能惠及志愿者家人；从宏观角度看，转赠“时间货币”的方式提升了“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的弹性和效能。

（四）打造专业化的志愿者团队，提高服务水平

志愿者是“时间银行”的核心力量，因此打造专业化的志愿者团队是提高养老服务质量的关键。第一，政府可以采用购买服务、政策补贴等方式吸纳更多专业的社工人员加入到志愿者团队。对提供服务的志愿者开展多形式、系统化的养老服务技能培训,提高志愿者自身的素质。同时要按照志愿者的特长或者爱好对志愿者进行分类，让志愿者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发挥最大的优势，从而提升服务的效率与服务的专业化。承办单位可以定期组织培训，聘请专业的医护人员进行技术指导，并对志愿者进行技能考核，打造一只实力过硬的专业化团队。第二，为了提高服务的效率，可将被服务的老年群体划分为“需要专业护理人群”和“需要一般护理人群”，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有针对性地安排志愿者提供个性化服务，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第三，“时间银行”可与第三方力量进行合作，例如积极引导地方高校中社工、医学、护理学等相关专业的人才进行实习与就业，在社会层面建立强有力的支持网络，聚合社会各类资本，借助专业团队的力量为老年人提供更合理的服务，从而壮大志愿者队伍，提高服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