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婷萱

(淮阴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将文学研究视角从后殖民主义向世界主义过渡始于20世纪90年代，对石黑一雄小说的全球化与世界性研究也由此开始。2001年，布鲁斯·罗宾在《〈无可慰藉的人〉中的全球化与匆忙性》[1]中首次提出世界主义，指出书中的英国管家是一个反世界主义的案例。2002年，Wai-chew Sim在《全球化与石黑一雄小说中的错位》[2]中，探讨了小说中人物的世界性身份，认为世界性的文化需要关注国际资本的系统性作用，在国际化写作中需要更加关注国际资本的位置。2008年，丽贝卡·沃科维茨在《世界主义风格：超越国家的现代主义》[3]一书中认为，现代主义政治通过石黑一雄、鲁迪什的作品中的叙事策略，批判性地审视“世界主义风格”，认为没有现代主义实践，就没有批判的世界主义。2009年，凯瑟琳·斯坦顿在她的《世界主义小说：石黑一雄、迈克尔·翁达杰、牙买加金凯德和J.M.库切作品中的道德、政治和全球变化》[4]中首次将石黑一雄、库切等移民作家的作品归为“世界主义小说”，考察他们作品中复杂的情感归属和异国政治。2010年，朱觉诚在《世界主义的交替：石黑一雄小说中作为英国和日本的共同陌生人的美国》[5]中也运用了这一概念，表达了石黑一雄小说中对美国身份的纠葛。2015年，诺米·恩利斯在《石黑一雄对传统、神话和刻板印象的温和违背——在〈长日将尽〉中对当代人的解读》[6]一书中论述了石黑一雄对英国性的“违背”和管家作为批判世界主义者的身份。国内对石黑一雄研究的类似视角，可见于朱平的《石黑一雄小说的共同体研究》[7]，作品以石黑一雄的小说为例，探讨了共同体构建的可能性。

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认为，流散和移民是文化身份最具生产价值的形式，强调身份的创造性，这些流动者往往流浪到大城市的贫民窟，处在国家和社会的外围和边缘，但他们同时热衷于重建那种被他们自己理想化了的“国家”，这样的社群状态被霍米·巴巴描述为“操土语的世界主义者”[8]，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在另一种语境下称之为“受伤的世界主义”[8]。这些流动者往往由于语言、宗教、诉求的同质性，形成“想象的共同体”[8]。全球化已经发展了几十年，原本用于描述流动者和流动状态的世界主义在当今世界的语境中应该获得重新定义，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当世界各地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彼此互相纠葛、矛盾复杂的‘风险社会’中，那些被世界政治体系排除在外的人……他们的命运因此纠缠在一起……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时代，而是一个正在世界主义化(cosmopolitization)的时代”[9]。本文以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为例，对此加以探讨。在这部作品中，石黑一雄的视角跳出人类的种族和阶级，虚构了一个克隆人社群。但是这个社群又如一些少数族裔社区一样，是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

一、“世界主义化”和生物形态的“世界公民”

石黑一雄早期小说中，主人公总是面临归属感的迷思，他本人也在写作过程中探索着自己在多元社会中的角色。《浮世画家》和《远山淡影》两部作品尽管都有淡淡的东方气质的耻辱感，但却淡化了自身所具有的国族和社群身份的焦虑，在创作中逐步疏远了自己的日本身份。在《长日将尽》中，他似乎以英国身份书写，以“管家”和庄园这些传统英式文化的符号切入，以一种怀旧却不亲近的口吻书写英国战后创伤和欧洲格局的变迁，细数帝国如何分裂，文化权威如何丧失。在此过程中他几乎不带任何批判色彩地重新定义英国性，消解中心叙事。而《别让我走》的小说背景尽管设置在英国，但却架空了现实，淡化了国别、种族、时间背景等元素，虚构了一个克隆人寄宿学校——黑尔舍姆。与其他关于克隆人的作品乃至科幻作品中冰冷的机械感不同的是，石黑一雄是用描写人类个体的充满人文情怀的笔触来写克隆人，这与他在《克拉拉与太阳》中用第一人称记录人工智能克拉拉的心理活动别无二致，其娓娓道来的一直是普通人的情感与思想，这更能唤起更广泛范围内的读者与主人公的共情，也呼应了他“为挪威人写作”[10]的世界主义创作理念。石黑一雄通过构建克隆人社区，完成了“去文化”的写作路径，表达了超出国别和社群的世界主义诉求。

根据乌尔里希·贝克对“世界主义化”学说的解释，“世界主义化”不是试图传递“我们每个人都是互相联系的”这类政治信息，它是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副产品，它包含了世界大国的关系，更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某些群体被特权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却要不断与之纠缠，从而产生生物学和政治学双重意义上的“世界公民”[9]。霍米·巴巴曾将此现象描述为一种“建立在进步观基础之上的特权”和“想象的共同体”，如奉行文化多元的国家背后澳洲土著和印度穆斯林、印第安原住民的处境，硅谷湾区等高科技园区背后的外包血汗工厂，这种世界主义化一面接纳一面又排斥着各种群体的“世界公民”，导致了发展的不平衡。[8]

这样的“世界主义化”和“世界公民”在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中有非常直观的体现。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克隆人同人类一样，也是这个世界的成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世界公民”。小说以克隆人凯茜(Kathy)的视角，讲述了她和她的朋友们在等待“捐献”中度过的一生。在小说中存在着两个“世界”：提供器官的世界和使用器官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并非格格不入，实际上命运相连。但是这两个世界的本尊(人类)和捐赠者(克隆人)却如同平行宇宙一样并无交流和互动，双方遵循着器官流通的规律，在各自的世界中生活，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共生关系。

二、世界主义化的身体

“世界主义化的身体”揭示了身体方面本质上的不平等关系，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或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陌生人身体上的侵占和利用。现代文明尽管告别了殖民时代赤裸裸的身体的直接掠夺和残害——比如黑奴贸易、种族屠杀，但是非法用工、器官交易、跨国卖淫等，将这种对身体的剥削以新的形式持续，又因为交通、科技、医疗的不断进步，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不平等。贝克在2011年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以器官移植为例解释了这种世界主义化的身体关系：“在这样一个世界主义化的身体里，各大洲、各个种族、各个阶级、各个国家和宗教都变得无关紧要。穆斯林教徒的肾脏在净化着基督教徒的血液，白种人的呼吸是依靠着黑种人的肺，金发碧眼的经理用某个非洲街头顽童的眼睛凝望着世界，新教徒的主教能活下来得感谢巴西贫民窟里某个妓女身体里切下的肝脏。这些被排斥在外的人们，他们的器官却被西方世界富有的人们所接受。”[11]

《别让我走》正是对于这种身体关系的警示性解读。石黑一雄以科幻小说的形式触及了科技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生命伦理、器官属性以及人类对于疾病和永生的焦虑。人类出于健康和长寿的欲望，复制并培育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克隆人，并且由于管理严格和目的明确，克隆人的身体可能比本体更健康。因为要保证器官的可捐献性，他们从小就被教育得无比重视健康，比如强调不能吸烟。尽管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和人类别无二致，但是他们要承受多种生理和心理上的折磨。他们的寿命被压缩为不到40岁，会在年轻时就死去，因为身体和器官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老化；他们不能结婚生育，不会有自己的子女；他们要在短暂的生命中不断地捐献直到生命衰竭，每次捐赠的过程中他们都会经历极端的痉挛和痛苦，以及在手术结束后面对残缺的身体，并等待死亡。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则完成了生物意义上的自我优化和自我进化。那么，当克隆人完成捐献并死亡之后，存活的人类究竟是以谁的身体存活呢？是自己的身体，还是克隆人的身体？身体兼具了两个人的存在，尽管个体意义上的克隆人已经死亡，但是克隆人通过寄生于人类的身体上，实现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二者的关系无法割裂，仍然互相纠葛。

克隆人一直不被人类社会当作正常人，人类不仅排斥他们，更惧怕他们。小说中的“夫人”在与克隆人接触时，“似乎在竭力压抑那种真正的恐惧，唯恐我们其中的一个人会意外地触碰到她”[12]。然而矛盾的是，人类并不抗拒使用他们的器官，他们的器官最终被移植到人类的身上，延续人类的生命。人类对克隆人的惧怕实际上是一种回避，回避他们具有完整的思想和意识的事实，因为一旦意识到他们是活生生的个体，这种对器官和身体的占有就暴露了其血淋淋的本质——掠夺，这与杀戮和戕害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小说一开始，克隆人就表现为是有思想、有意识、有艺术才能、有嫉妒心的活生生的人，但是操纵他们的人类选择无视这些，以确保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人们可以为同胞的疾病、痛苦和不平等遭遇大声呼吁，但是一旦对象被设定为克隆人，就选择性地无视他们的痛苦并“合理”地剥夺了他们的生命权。所以，在小说的开头，当夫人看到凯茜跟着唱“哦，宝贝，宝贝，永远不要让我走……”，把一个想象中的婴儿抱在胸前时，她只是“继续站在外面，抽泣着，透过门缝盯着我，她看我们时的眼神总是那样的，好像看到了什么让她毛骨悚然。只是这次有别的东西，那眼神里有一些我无法理解的额外东西”[12]。反过来，克隆人不仅接受了这种“合理性”，而且还一直试图寻找自己与人类的联系。例如，露丝对她的人类主体表现出的好奇心——一个据说外表与她极其相似的女人，可能是她被仿制的人类来源，以及她对最终认为自己可能是由“社会渣滓”[12]克隆出来的失望和愤怒。而那个在克隆人群体中流传得沸沸扬扬的传言“有学生因为表明真心相爱，因此得以推迟捐献”[12]也建立在这种与人类情感密切相关的基础上——你可以证明你更像一个人。如果一对情侣能够证明他们真的相爱，就可以推迟他们的捐赠。这种期望是可悲的，是他们执着于获得人类认同的心理投射，他们作为有艺术品位的黑尔舍姆学生，比其他的克隆人更像人。尽管小说中没有直接描述作为“主体”的受捐者，但通过凯西的经历可以看出，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互动，受捐者也不想知道作为他们身体“替代品”的另一个生命的轨迹。而克隆人都知道并接受自己存在的意义和最终的命运。在捐赠者“完成”之前照顾他们的所有工作都分配给了像凯茜这样的监护者，他们目睹自己的同伴挣扎着离开，陪伴着他们走向生命终结，在此过程中则经历着巨大的精神折磨。

三、自上而下的世界主义化秩序

在正常的身份构建中，自我和他人是互不可缺的关系。在黑尔舍姆这种自上而下的结构中，处于底层的克隆人没有和其他群体对话交流的权利，他们的声音是不被听见的。黑尔舍姆是和外界基本隔绝的封闭的世界，四周有藩篱和铁丝护栏，也一直流传着私逃出去的可怕下场的传言。面对人类霸权，他们是被动和顺从的。他们也没有强烈的自我身份的认同，他们希望自己更像人类，渴求得到人类社会的认可和接纳，他们关于“我”的身份认知，寄托于人类世界中他们的主体身上，所以露丝听说城里有个和她长相一样的人之后会好奇那个真实的“她”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在黑尔舍姆接受的教育一直不断强调他们和人类不同，但是又要求他们学习在各种场景中如何模仿人类。他们对自己身份的认识一直是模糊而又错位的。黑尔舍姆创立的初衷是鼓励他们的创造力，以证明克隆人也是有灵魂的、敏感的，而不是纯粹的器官或机器。但是就像学校监护人之一的露西小姐所说，学校过于强化了他们对人类世界的追求，而淡化了每一个个体本身的认同，这样即使他们获得了自由，离开黑尔舍姆去到村舍，他们仍然无法摆脱既定的命运，而是安于接受这个世界定下的规则。汤米说“她是个捐赠者，所以她会理解”[12]，正是对于这种宿命无力对抗的无奈。一旦他们表现出和人类有一样的创造力和天赋时，人类则更加惧怕他们。小说最后因“莫宁戴尔丑闻”关停几所克隆人学校，表现了人类世界的冷酷。

在这样一个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文明秩序中，产生了大量残缺的身体和孤独的灵魂，克隆人不知自己的来处和归处，没有父母，不能诞育子女，在身体上和情感上都是残缺的。这个群体被边缘化并最终被抛弃。但是，他们拥有和正常人一样的身体，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甚至具有绘画等艺术天赋，他们在情感上对人类世界有依赖与向往。这种世界主义化的结构性不平等体现在：我的身体与你息息相关，可是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思想、你的才能或天赋却与我无关，这不是一种冷漠和不共情，这两个群体明明互相依存却又完全割裂，一个世界的人不断地享有各种资源，另一个世界的人却在不断地失去直至消失。

小说尾声，“夫人”说出为何看到凯茜会热泪盈眶：“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她紧闭双眼，胸前怀抱着那个仁慈的旧世界，一个她的内心知道无法挽留的世界，而她正抱着这个世界恳求着：千万别丢下她。”[12]这似乎是一个全新的、更好世界的来临，却是另一部分人的旧世界的终结，即使他们的世界只有小小的黑尔舍姆，但在这个世界里，有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鲜活和美好的记忆：冷僻的小路，足球赛，体育馆，马球衬衫，水面上游着鸭子的池塘，和所有微妙而复杂的情感与希望。在凯茜看来，这是她唯一拥有的，“安全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是没人能够抢走的一样东西”[12]。

结语

当国家和种族层面的身份文化认同并不能全部涵盖全球范围内或主动或被动踏上流动之路、以及那些或完全或部分地被全球资本市场裹挟的人们情绪中微妙的失落、矛盾和焦虑时，边缘人群和各种夹缝中的情感欲望，在地理空间、意识形态和文化上都无法再单一定义，后殖民的话语分析也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西方新自由主义发展进程中产生的“碎片”。这类群体游离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和外围，在早期的后殖民文本的研究中，他们的无家性源于他们自愿或非自愿地离家，生活在“既是异乡又是家乡的国度”[8]，始终面临着归属感的迷思。石黑一雄通过对这类身份议题的重塑，拓宽了当代人对于不同群体生活状态的理解。作为一个移民作家，石黑一雄假定自己的潜在读者群为挪威人的去文化属性创作路径，超越了早期的传统移民小说中的多样文化背景和异国题材设置。在近几年的作品中，他通过构建为“边缘群体”代言的虚构世界，持续关注少数群体的生存欲与创造欲，提出与文化差异和社会歧视密切相关的伦理问题和情感诉求——接纳和排斥、尊严和屈辱，通过回归个体叙事，跨越国族和社群地表达世界主义诉求。世界主义、世界公民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也在不同群体关系日益复杂且缺乏安全感的当下，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图景，为边缘群体在现有条件的制约和困境下找到构建身份的路径和集体性的话语选择，这也是石黑一雄在创作上超越传统移民作家的难得之处。

从冷战后逐步走向全球化到如今的世界，区域政治、国际组织力量与世界格局在不断变化，资源、生态、种族、传染病、难民、信仰等非传统问题层出不穷。世界主义的研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价值立场所包含的相互依存的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亦息息相关。各个国家和社群的人们被拉进了混乱的世界主义化的集体叙事中，个人的世界也不再是孤立的、片面的。世界主义化的世界往往受到资本流通的左右，会绕过主权和国家，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在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仅仅是国家的开放，也包括世界的建构，要找到世界主义化的合理途径，警惕世界主义化下的资本化，重新审视当代民族国家及其发展的共存与互融问题，逐步实现由西方中心主义向多元化的过渡，从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