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 燕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广东·广州）

［提要］ 从湾区发展历史、产业基础和创新要素禀赋优势等方面分析世界知名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特点，发现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在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模式上有许多共同点。对标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协同的优秀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可以从提升区域协同能力、增强产学研融合深度和推动专业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发力。

科技创新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内驱力，已得到共识。由于科技创新活动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重视整合多种创新要素，通过区域协同创新来实现技术革新。世界知名湾区作为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和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跨区域协同创新方面有较为成功和成熟的经验，对引导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世界知名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特点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和东京湾区是世界三大知名湾区，它们依靠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历程中都逐渐形成了由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金融机构和科技转化服务机构等多元主体协同互动的区域创新协同发展模式，通过知识创造主体、技术创新主体和科技转化服务机构间的创新资源整合，产生了1+1+1>3 的非线性效用。受历史、产业发展基础的影响，世界知名湾区创新要素禀赋优势不同，各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模式有明显的区别。

（一）纽约湾区。纽约湾区是著名的“金融湾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纽约凭借大西洋西海岸的地理优势为反法西斯国家提供重要的战略物资，极大地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二战后，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纽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纽约湾区拥有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两所超大规模的证券交易所，华尔街影响着全世界的金融。金融服务能力在纽约湾区的创新禀赋中优势最为明显，活跃的金融市场和宽松的流通环境推动了科技创新的资本化运作。

此外，纽约湾区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世界顶尖的高校和以基本粒子物理实验室为代表的众多知名科研机构，汇集了来自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工程师，湾区科技创新人才优势突出。多样性的文化和极高的劳动力素质为湾区的科技原始创新和技术应用奠定了基础。纽约湾区科技金融业的高度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聚集，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传统制造业从湾区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转移，核心区域内以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为引擎，带动了围绕高科技创新企业上市服务的创新孵化、风险投资、法律、咨询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繁荣发展。由此可见，纽约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特点是以资本链、人才链为原动力，不断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政策链的发展和完善，以此实现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二）东京湾区。东京湾区素以“产业湾区”著称，湾区内产生了本田汽车、日产汽车、日立、软银集团等众多世界500 强企业。二战后，为了尽快恢复经济，日本政府将创造供给能力作为主要经济目标在东京湾区打造了以钢铁、石油冶炼、石油化工、精密机械、汽车制造业等为基础的工业格局。日本作为技术追赶型国家，东京湾区在随后的30年以制造业技术应用型创新为主，创新活动主要依赖生产驱动。为解决东京人口集聚问题、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日本政府先后主导东京湾区实施了“工业分散”战略和生产性服务业集中策略，制造业、重化工业、新兴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得以迅猛发展。

日本的大企业多以产品驱动和隐性知识为基础开展产业创新，它们是创新研发投入的主体，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到全国的80%。20 世纪后期，日本政府高度重视原始创新，推行了促进基础性创新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大学等技术转移促进法》等。政府整合各类创新资源，从科技体制、产业政策、教育改革、人才政策等方面推进产学研合作。扶持中小企业政策，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成为大企业研发中心和生产总部专业化技术的供应商；确立部分大学和科研单位的独立主体地位，引导大企业向科研院所投入科研经费，以此培育技术创新能力。在完善的产学研体系带动下，研发投入的溢出效应加剧了湾区内产业的科技创新成果扩散，提升了东京湾区整体的产业研发功能和科技创新能力。

由此可见，东京湾区是一个主要依靠国家战略规划而缔造的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受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政府战略导向的工业领域内超大型企业在科技创新协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旧金山湾区。旧金山湾区是著名的“科技湾区”，是世界最强大的高科技企业集中地，产生了苹果、谷歌、脸书等众多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企业。二战后，美国联邦政府对国防工业、宇航相关高科技产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给集聚了大量军工企业的圣何塞发展精密电子产品提供了动力。圣何塞的高科技产业带动了奥克兰信息产业和旧金山金融服务业、商贸旅游业的发展。旧金山湾区中心城市错位发展，圣何塞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被誉为“硅谷之心”；奥克兰以港口贸易和新兴经济占主导；旧金山为科技创新提供专业化服务，成为了湾区金融、商贸中心。

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以产业和企业的自发行为和更新迭代为主，高效的产学研体系和专业科技服务为企业创新行为保驾护航。旧金山湾区集聚了以斯坦福大学为代表的多所著名高校和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为代表的一批引领世界前沿技术的科研院所，受硅谷商业环境的影响，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紧密合作，创新创业氛围浓厚。湾区政府积极拓展创新创业的国际人际网络，为创新创业人才提供更多的交往空间。创新网络存在的知识溢出效应、知识转移和共享是促进协同创新网络形成的主要动力。围绕创新创业活动产生了一大批创新活动的专业服务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孵化器、监管者等，创新网络、风险投资网络、非正式社交网络相互交叉，加速了科技成果转化。

由此可见，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特点是以产业链、专业服务为原动力，不断推动创新链、人才链、政策链的发展和完善，以此实现区域科技创新协同发展。

二、粤港澳大湾区与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模式的共同点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市场经济最活跃、科技创新实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它与旧金山湾区有着相似的历史际遇、产业定位，以及以科技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在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模式上也有许多共同点。

（一）多中心网络化的产业协同格局。旧金山湾区呈带状布局，是一个多核心结构的区域，三个核心城市即旧金山市、奥克兰市和圣何塞市被101 公路贯穿。在产业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三大核心城市错位发展：旧金山市重点发展金融业、商贸业等现代服务业以及生物医药业；奥克兰市以港口经济和新兴产业为主导；圣何塞市则以信息科技、电子制造和航天航空等高新科技而闻名。多元而互补的产业结构增强了湾区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粤港澳大湾区沿着珠江两岸展开，香港、澳门、广州和深圳作为湾区发展的核心引擎，广-深-港科技创新走廊贯穿其中。在历史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四大核心城市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产业：香港以金融业、航运、贸易、咨询服务业为主导；澳门重点发展旅游业和金融保险业；广州以港口经济和物流商贸业为主导；深圳以高新科技和金融业而闻名。核心城市间的产业互补为进一步释放湾区科技创新活力提供了可能。

（二）以市场为导向的创新生态体系。旧金山湾区既不是类似纽约湾区那样以资本链促创新链，也不是类似东京湾区那样以政策链促创新链，它是以市场为主导、自下而上自发形成了以高科技产业为核心的创新生态体系。旧金山湾区抓住了二战后美国国防工业发展的机遇和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趋势，拥有大批高校、重点实验室和大量的科技资源，形成了以半导体、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催生了科技金融、法律咨询、会计、培训等一系列服务行业，并最终发展成为世界级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生态体系亦是以市场为导向、自发形成的。粤港澳大湾区抓住了中国改革开放机遇和互联网、数字经济发展的趋势，在承接了亚洲“四小龙”制造业转移的基础上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形成了信息通信、电子制造和高端装备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完整，产业生态较为成熟，依托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了风险投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培训、产权交易等现代服务业发展，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建、发展和成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三）技术创新资源集聚。旧金山湾区通过技术移民政策在全世界吸引了大量的科技精英人才，硅谷接近40%的人口出生在美国以外。旧金山湾区政府为科技人才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住房保障，还专门为科技创新企业及其从业人员提供额外的税收优惠政策，以此为湾区科技创新提供充足的高素质人才。同时，旧金山湾区拥有大量多层次、多类型、多形式的高校，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出色的研究能力是湾区创新驱动的重要源泉。源源不断的海外高科技人才的涌入，加上湾区原有的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和实验室，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科技研发集群。科技研发集群在风险投资机构及其他高新技术服务人员参与和运作后，形成了融科研、技术、生产于一体的大、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协同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完善的产业链，各城市工业实力强劲，已经发展成为以深圳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湾区拥有众多高校、科研院所和实验室，政府通过各类税收减免政策、住房补贴政策进一步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科技人才聚集。此外，湾区拥有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深圳、广州两大区域性金融中心，为科技金融的发展提供了优质土壤。

三、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方向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已经有了雄厚的产业发展基础，拥有较为丰富的科技创新资源，在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模式上与旧金山湾区有较多共同点，但是对标旧金山湾区科技创新协同的成熟做法，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区域协同、增强产学研融合深度和推动专业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等方面的能力。

（一）提升区域协同能力。旧金山湾区以三个城市为核心，其他城市围绕核心城市在空间上进行蔓延和集聚，区域内各城市间合理分工，避免了各自为政、产业同质化恶性竞争。这种良好的区域协调规划得益于由湾区企业赞助成立的半官方性质的政府协会，如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ABAG）、大都市交通委员会（MTC）等，这些机构在城市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协同发展、城市功能互补、人才和税收政策、围绕核心科技创新要素进行定向的服务和搭建沟通平台、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到有效统筹。

粤港澳大湾区因为历史原因形成了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个不同地区间政策协调方面相比其他三个湾区要复杂得多。加强统筹规划、实现各城市资源优势互利互通，粤港澳大湾区制度优势才能释放更大的增长潜力。建议从中央政府层面组建大湾区建设协调机构，设立由三地政府、龙头企业等多方参与的实体化执行机构，建立高层次协调机制，推进大湾区基础设施连通，破解三地存在的人员流动、物资流动、资金流动中的重重障碍，制定出趋于同质化的人才引进政策、财税政策。加快三地高校、科研院所和实验室的交流合作，实现共引、共研、共享模式。发挥核心城市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强化技术创新溢出效应从核心城市向外围各层级扩散，提高湾区创新链、产业链的延伸度，进而构建区域协同创新共同体，提升整个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和全球影响力。

（二）增强产学研融合深度。旧金山湾区堪称产学研合作的典范。湾区里诞生了4 所在世界排名前15 位的实验室：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谷歌大脑、帕罗奥图研究中心、斯坦福国际研究院，这些实验室代表了世界前沿基础研究的最高水平，被看作是湾区科技创新的灵魂。旧金山湾区内高校、科研机构作为基础研究与科技知识的策源地，坚持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突出与产业发展、社会需求、科技前沿紧密衔接。美国最早的科技工业园“斯福研究园”就是硅谷高校与工业界结合的例子。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研发投入的主体，基于产品更新迭代和技术预见，在前沿交叉的科技领域与高校、科研院所组建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化运作的技术开发与试验平台。平台以具有明确的应用前景的科研项目为载体来运行，成果都会被企业直接用于产品开发中。此外，政府通过优惠政策和导向性的投资来鼓励和引导产学研深度融合。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基础研究能力相对薄弱，在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短板。湾区虽然高校、科研院所众多，但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尚缺少代表世界前沿基础研究水平的重大实验室作为技术引擎。湾区发明专利数量较多，但是基础研究的发明专利并不多，而且高校、科技院所等研发机构所获得的专利技术相当一部分没有进入技术开发环节。包括港澳的高校在科研对接市场、对接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进行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意识不够。粤港澳大湾区政府需要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建设，以优惠政策引导企业发挥科技创新研发、中试试验环节投资主体作用，优化高校、科技院所等研发机构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明确其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评价机制，以此激发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沟通与紧密合作，以企业产品迭代、用户为导向共同推进技术开发。

（三）推动专业科技服务业融合发展。从技术开发到快速实现产业化，需要通过一个良好的创新生态系统来实现。旧金山湾区创新生态系统由开发前沿技术和产品的高校、科研院所、创业企业和企业家等创新驱动者，为创新驱动者提供创业投资、天使投资、法律咨询、会计师、技术应用培训等各类专业化服务的创新培育者，以及各类非正式社区组织等共同构成。其中，湾区聚集的孵化器、加速器、技术交易平台等专业科技服务机构在创新生态系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为大量的创新驱动者提供社会化、模块化的流水线式相应服务，极大地降低了创业门槛，缩短了创业周期，提高了创业成功率。

专业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专业科技服务业水平较旧金山湾区有明显的差距。广东九市在产品化设计、工程化开发、成果价值鉴定、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咨询、商业模式建构、技术推广、项目融资等专业化机构和人才方面依然比较缺乏。此外，由于缺乏在国际科技市场有较大影响力的技术转移与成果转化平台，导致国外先进的技术很难引进来，国内研究成果很难走向国际。香港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虽然在信息共享、产权交易、法律咨询、金融财会、风险投资等服务方面有着绝对优势，但囿于粤港澳三地行政区划的界限和行政体制的分割，无法很好地发挥出来。推动专业服务业融合发展是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因此，建议在中央政府的统筹下，粤港澳大湾区协调机构尽快推出三地统一的、具体可执行的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法规、与国际接轨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科学的人才管理政策。充分利用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复合型人才充裕的优势，建成世界级科技产权交易平台，培育大批优质的技术经理人，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成果评估、转移转化等提供高效的服务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