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璜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北京 100081)

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正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巨变动的时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使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中国思想界亦发起了寻求救亡图存的一系列启蒙运动。这一时期启蒙思想家一方面想要向西方学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同时他们身处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下，注意到了国际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亦将其传入中国。1873年8月，《普法战纪》在中华印务总局正式出版，打开了中国人了解国际工人运动的窗口[1]，从此，对于国际工人运动以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日渐丰富。国内学者对于20世纪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研究较多，而对于此前的早期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初期传播则研究较少。通过对1873—1904年间相关著述的整理和分析，可以了解这一时期西方社会主义论著的出版概况、出版特征与传播演变情况。

一、出版和传播概况

鸦片战争后，中国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中国社会生活、意识形态都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时期，分属不同派别、不同信仰的中国人都纷纷通过著书立说和创办刊物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在这些主张中，社会主义学说也夹杂其间，被引入中国思想界。在1873—1904年间，以图书或报刊形式来介绍(或部分介绍)工人运动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主要有《普法战纪》(1873)、《西国近事汇编》(1873—1881)、《万国公报》(1877—1899)、《时务报》(1896—1897)、《使德日记》(1878—1879)、《富国策》(1880)、《佐治刍言》(1885)、《泰西民法志》(1898)、《近世政治史》(1901)、《新民丛报》(1902—1904)、《译书汇编》(1903)《社会主义》(1902—1903)、《近世社会主义》(1903)、《社会主义神髓》(1903)、《近世社会主义评论》(1903)、《社会党》(1903)、《世界之大问题》(1903)、《新社会》(1903)、《社会问题》(1903)，等等。

二、出版特征

清末的新式出版业首先由传教士引入国门，在洋务运动时期官办的译书新式出版将其发扬光大，再到清末新政民营出版蓬勃发展。出版行业在清末形成了教会、官办、民营“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局面。在这一局面形成的过程中，有关国际工人运动以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记载也渗透其中，实现了迅速的发展[2]。可以说，中国初期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始终与晚清译书、新式出版的推进保持发展步调一致。

(一)教会、官办出版业带来了国际工人运动以及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只言片语

从传教士将新式出版业引入国门时，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概念进行了评介，并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思想进行了着重阐述。接着，《万国公报》刊载了《大同学》，把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一种救世学说加以介绍，第一次将“Karl Marx”译为“马克思”、将“社会主义”(Socialism)译为“安民新学”。

在官办的译书和出版中，对于社会主义、马克思学说的介绍不多，而主要集中在对于工人运动和国际政治发展的动向介绍上。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的《西国近事汇编》是中国最早报道19世纪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刊物之一。其中提到了“共产主义者”一词最初的音译——“康密尼党”“康密尼人”等，对社会主义学说概括为“贫富适均”等，传递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某些信息，这在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史上也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第一次译出并出版《佐治刍言》一书，书中谈及了法国社会主义思想。这些珍贵的论述和介绍使中国人开阔了眼界。

(二)民营出版业带来了大量的早期西方社会主义学说

民营出版业的发展，使得社会主义学说的传入更加畅通。从最早中华印务总局整理出版《普法战纪》，打开中国人了解西方工人运动的大门开始；到后来《时务报》《译书汇编》《大陆报》《新民丛报》等刊载国内有识之士或翻译介绍、或体悟领会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包括翻译日本的社会主义著作的连载，还有梁启超、马君武等人用进化论的观点介绍并评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再到作新社、广智书局、文明书局等系统整理出版了大量的翻译自日本的形形色色的介绍社会主义的著作，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著述层出不穷。

三、传播特征

(一)传播主体的演变

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70年代初，大致与日本早期引进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时间相差无几。其传播主体以戊戌变法为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戊戌变法前主要是清政府驻外或出使官员、西方传教士对西方社会主义活动和思潮进行了传播。前者以在外国所闻所睹乃至亲身经历，记录了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等内容。后者则是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不平等条约来到了中国，为了掩饰侵略目的，同时顺利地传播宗教，他们迎合清政府以及部分中国知识分子需求，利用教会出版机构，直接向清政府统治者及中国知识分子输入西方近代文明，其中也包括了社会主义思想[3]。西学传播与现实需要使得反映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图书的翻译出版数量日益增多、内容日新月异。传教士及其出版机构依托现成的国外资料，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而其中也包括了不少含有社会主义元素的内容。这些译书的出版，比驻外官员的日记和报纸传播范围更广，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戊戌变法后，新式出版著译队伍日益扩大，除了广学会中传教士们仍然热衷于翻译活动，更多的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也加入了评介西方社会主义的洪流之中，他们主动吸收西学，以供为国为民之参考，本土的著译者队伍快速形成。一类是出身于戊戌变法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王韬等。他们虽然没有系统的留学经历，但得风气之先，主动学习和翻阅西学书籍，相比之前的“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徐继畲、魏源等人，康、梁他们受到西学传播的影响更多，可供选择的西学资源更多。如康有为青年时期曾参加过广学会的有奖征文，梁启超曾担任李提摩太的秘书。在列强侵略加深，清政府窳败的情况下，他们的作品中透露着亡国灭种的危机感，结合现实国情，直抒胸臆来评议，比译作更能荡涤人心，从而获得更加明确的传播效果。另一类是留学日本的留学生译者群体，以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为代表。甲午战败后，清政府派出大量的留日学生，这些人中涌现出来一大批翻译日文书籍的人员，他们就成为了早期向中国翻译和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学说的先锋。

(二)传播内容的演变

清政府的驻外或出使官员所记，多以他们亲身经历的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史实为主，且多从社会新闻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和记录，写作载体多为私人日记、随笔，社会影响有限。如清末外交家李凤苞，曾在英法两国学习，后任驻德公使，在其《使德日记》(1878—1879)中记述了德国工人运动“平会”情况，叙述手法以陈述为主，并从“正统”观点着眼，把这些事件视为平民“造反”。如《外交报》转译俄国工党与莫斯科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形时，称“俄工近来蛮横”，可以看出其明显的阶级特点。

西方传教士在早期翻译的“西书”中，对社会主义的译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介绍了涉及欧美工人维护自身利益的罢工事件，主要是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创办的期刊《西国近事汇编》，报道了包括西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政党动态在内的国际时政军事要闻；还有《万国公报》前身——《中国教会新报》在19世纪70年代曾刊载过“法京民变”“巴黎乱世”的新闻，更名为《万国公报》后，该报在1877年也对美国的工人运动进行过报道。二是直接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学说，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传教士将当时流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学说包裹在基督教救世教义之中，将其带给渴求变革的中国知识分子。如《万国公报》上连载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头看纪略》、《万国公报》刊登的对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一书内容的多篇译介文章、《富国养民策》译本、《百年一觉》译本、《万国公报》刊登的李提摩太翻译的《大同学》、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口译的《佐治刍言》以及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中国人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都零星地涉及了一些西方社会主义理论(多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介绍，译者对于这些学说的态度并非肯定：或斥其“空虚荒谬”，将其看作“大梦一场”；或将其纳入基督教的教义之中。如《百年一觉》译本中出现的“大同之世”，“不过如一梦而已”。《佐治刍言》认为法国的部分民众“平分产业”的要求，是“博一时名誉，并不计其事可行与否”，“国中愚妄之人”会因此生发“争夺攘窃之衅”，对此持否定态度。《大同学》的翻译中对马克思学说的介绍也是极不准确的。

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中，有人译介西学之书和记载西方世界的各种事件，如王韬与张宗良合作翻译并撰写的详细介绍巴黎公社革命斗争的《普法战纪》，梁启超任总撰述的《时务报》报道过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有关事件。还有人直接对事件和主张进行评议，如早期梁启超的文章，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指向性，充分反映了中国近代早期思想先锋受到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及其受到社会舆论的热议。

日本留学生译书群体，则直接将日本的各种社会主义著作“拿来”直接进行翻译，反哺国内思想舆论界，为近代社会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1902—1904年间，出版了大量的日文翻译作品[4]。翻译者在翻译内容上，基本遵循日人原作的思想，体现了向日本学习和吸收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的迫切需求。有些图书的不同译本也加入了一些翻译者个人的想法，也显露出这批引进日本译作的留学生个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这些翻译作品相比之前的译介而言，系统性、科学性更强，尽管其中仍然夹杂有大量非科学的成分，但还是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可见，早期西方社会主义的传播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日益扩大。这反映了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学说这一外来的新事物，从不了解到逐渐了解，再到主动了解的过程。

(三)讲述方式的演变

一是直接介绍的方式。清政府的驻外或出使官员，根据亲身经历，直接介绍西方国家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组织等内容。这一类群体在介绍中，尝试用音译或半音译半意译方式，翻译西方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党等概念，如李凤苞在《使德日记》里将德国社会民主党译为“莎舍尔德玛噶里会”，将共产主义译为“廓密尼士”。或者试图以中国传统名词如“均贫富”“通用”“大同”“平会”等，去诠释这些西方专用概念。

二是西译中述的方式。19世纪的西方传教士采取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的口述笔录方式，一般由传教士口授，请中国文人代为撰写。双方经过推敲将西学中的词汇代以类似文字的音译或用中国传统名词来进行意译。这一方式是建立在需要大量翻译西书，提高翻译效率，更便于中国读者理解而采取的写作方式上的。

三是夹译夹议的方式。如杜士珍在1903年《新世界学报》上陆续发表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他在翻译中明确增加了“译撰”这一概念，即对原书“润其辞，删其繁，先译述之，而断之以己见”，即不仅仅翻译，而且对所翻译的内容择要进行删减、评点和撰写，而且在每一章都增加了许多按语，说明译述者自己的观点。从“感言”中可知，此译述本注重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求近代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将东西学说相比附。又如披雪洞主所译著的《极乐世界》，主要内容乃为日人矢野文雄的《新社会》，但在书中也穿插了作者本人对中国主权丧失而不知觉醒的担忧，表达了对维新变法的同情和希望改革社会制度的愿望。再如马君武于1903年2月在《译书汇编》杂志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及其后发表的多篇文章，对于当时较为著名的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学说进行了介绍，除了基本的翻译之外，译叙结合，掺杂个人的观点和态度。此文指出：“社会主义者Socialism，发源于法兰西人圣西门Saint-Simon、佛礼儿Fourier，中兴于法兰西人鲁伯龙Louis Blanc、布鲁东Proudhon，极盛于德意志人拉沙勒Ferdinand Lassalle、马克司Karl Marx。”[5]将马克思与拉萨尔并列，看作社会主义经法国人圣西门、傅立叶、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创始与发展，最终在马克思这里达于顶峰，从个人的角度对马克思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四是直接论述的方式。代表人物主要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人士梁启超和康有为。梁启超是较早撰文介绍社会主义并谈到马克思的人之一，其《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集合了梁启超对于托辣斯的基本看法和对包括马克思理论在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而《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则是梁启超在专论社会主义的名义下，第一次较为明确地提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要旨并将中国古代井田制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相类比。此外，康有为的《大同书》依据《春秋公羊传》说，把西方进化论、儒家三世说杂糅在一起，把社会的发展分作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其思想吸收了中华传统文化，也深受西方乌托邦学说的影响。

五是直接翻译的方式。世纪之交，国内知识界留学日本热潮的兴起、清末新政下开设的东文学堂，直接促成了日本留学生译者群体和本土日译人员的涌现。其翻译的作品既有日本原著，更有通过日文转译西书，一些著作甚至还出现了多种译本。如《浙江潮》编辑所出版的幸德秋水撰、中国达识译社翻译的《社会主义神髓》，在其出版后不久还出现了三种译本：一是蜀魂遥(一说蜀遥魂[6])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会1906年版；二是创生译，日本东京奎文馆书局1907年版；三是《东方杂志》第8—9卷(1911—1912)刊行的高劳的译文。又如《社会主义》最初由日本留学生团体创办的《翻译世界》译成中文(1902年12月—1903年1月)；1903年4月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了罗大维的中译本；此外还有侯士绾中译本，1903年6月由文明书局出版[7]。再如矢野文雄的《新社会》不仅有上海作新社译本，也有披雪洞主译、广智书局出版的以政治小说《极乐世界》为题的译本。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评：世界之大问题》一书国内现存有两个不同书名的中译本。其中一个译本由上海通社组织翻译，1903年3月出版，取原书书名后半，故此译本署名为《世界之大问题》；另一译本由上海作新社组织翻译，1903年10月出版，取其原书书名前半，译名为《社会主义概评》。同一原著具有多种译本，且出版时间相近，也反映出日本留学生翻译日文著作热潮之汹涌，同时多种译本在研究中，也便于相互比较，以加深对原著的理解。

(四)传播来源的演变

1873—1904 年间，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向中国传播的渠道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经历了一场从“向西方学习”到“向东方学习”的过程。

19世纪中后期，传播西方社会主义的重任，主要肩负在驻外官员和西方传教士身上。截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赴日本留学热潮之前，评介社会主义方面，来华传教士的译作占主导地位。这些传教士绝大多数来自于欧美国家，在传播其宗教思想的同时，也顺应中国国内思想界的要求，将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思想等诸多学说传入中国，其中也包括西方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政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的内容。

到20世纪初年，传播来源渠道出现了极大的改变，从日文著作转译的间接渠道替代了直接从欧美原著翻译，翻译或借鉴日文著述成一时之风气，直接参考西文译作反而变得无足轻重。这是由于戊戌变法后尤其是20世纪初，国内掀起了一股学习邻国日本的潮流，一方面，甲午战争的失败给国人以极大刺激，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促使国内有识之士不再小觑日本的崛起，开始关注这个“同文同种”的邻国，探求其崛起的道理以求自强；另一方面，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促成了大量的官派日本留学生，为中国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了解日本、翻译日文著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就为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及马克思学说的传入轨迹发生变迁提供了基础。客观的事实也表明，正是在当时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直接影响下，中国经由日本，开始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接触，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有了一些粗浅的了解[8]。

结语

西方社会主义学说在传入之初，是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密不可分的。在1873—1904年这段时期，它在中国的传播与出版，与清末“新政”相关，并与新式出版的变迁相始终，经历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讲述方式、传播来源等方面的演变。这些早期译作，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一场思想洗礼。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传入，为有识之士实现改造中国提供了思想助力。其出版与传播，揭橥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发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可替代的初始环节，为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前提。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介绍与传播，以及它在中国思想界所发生的深刻影响，则又成了近代中国启蒙运动不可或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这一课题，无疑将可以更为准确地把握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特征，了解中国近代的觉醒同社会主义学说传播的内在联系，更为具体而全面地认识中国人民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艰难而曲折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