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故乡，远方是远方。

在远方，故乡是远方。

离开故乡，故乡只是节日的故乡和庄稼的故乡。

父母在，故乡是春节的故乡。

父母走了，故乡是清明节的故乡。

在不是春节不是清明节的日子，让一种盛情的邀请喊回故乡，这是第一次，这是槐花盛开时节的故乡。

一直以来，喊我们回家的是父母，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就奔着那方叫白蜡湾的村庄，那方叫新龙岭的老屋。

站在故乡土地上，等待我的不是父母，是故乡的父母官。他们整齐站在一方门下，那是故乡的镇门，大青石的牌坊，牌坊上刻着“重庆市万州区后山镇”——

这是故乡的封面。

2

来接我的车队沿着天顺河逆流而上。

窗外是平坦的三岔河坝子，那是山里难得见到的大坝子，聚集了故乡最肥沃的一坝田。老家人们的口中总描述着两种人，一是山上人，一是坝下人，坝下人是我们羡慕的人，说山上人，潜台词其实就一个字：穷。

越往上走，路越来越陡，山越来越高。在坝子上升为山坡的天顺桥下车，重温当年的万梁古道（万州到梁平）。光滑的青石板路蜿蜒往山中延伸，山脚就是天顺桥，一道非常古老的石板桥。漫漫古道，洒汗之路，上面撒着祖辈的盐、粮食、桐油，当然更有信念和汗水这些属于盐的物质。如今的古道已经时隐时现，就像我们记忆的河流，我们总能想起些什么，更多的是模糊。古道不再是故乡人走向远方的主题，水泥路、柏油路、高速公路，还有大山腹中的高铁，走出去的人多了，走出去的路畅了。关于异乡的前景，大家不再仰望，不再绞尽脑汁地展望。

关于故乡，最走心的比喻就是像自己的母亲，她总会逼着你走远，让你带着疼想她。

从天顺桥爬上一道山梁，那座山梁有个很俗的名字：屙屎梁，山梁那边又是一方坝子——康家坝，老家有一方出米的大坝子，想想那些大米，再想坝上这个俗气的地名，我们就明白祖先们取名的理由。有坝就有路，有河就有桥，一路进山，天缘桥，桂花桥，天池桥，巨河桥，元河桥，蛮大桥，纸厂桥……那是山里人刻骨铭心的地名，那是山里人走向远方的路，回家的路。

故乡的路多、溪多、河多、桥多，最简单的心思就是把故乡想象成一片树叶，树叶上印着小溪、小河、小桥、小路的图案，树叶很青，很清，很轻，好藏在心中……

站在天顺桥上，天顺桥连接着一方狭窄的峡谷，再过几个月，一道大坝将代替古桥连接峡谷，在曾经的稻田之上建设青龙水库，作为万州城的备用水源地，成为江城万州一口最大的水井。

很早的作品中，我总用“背井离乡”记录离开老家的心情，没想到再过几年，这口井还真被我们背到城里，我们的城市和我们的老家喝着同一口井水，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同样的滴答声。

老家人围了过来，自豪地告诉我，说黎明河的上游石笋沟也要建一座石笋沟水库，你们可以天天喝上老家的水啦！

有一个词叫沧海桑田，在我的老家，这个词叫桑田沧海！

3

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故乡是一个村庄的名字。读书离开村庄，故乡就是一个乡镇的名字。后来参加工作，故乡就是一个县城的名字、省份的名字。在我的思维定势中，村支书村主任办公的地方是一个村庄的封面，乡里书记乡长办公的地方自然是一个乡的封面。在很长很长的时光格上，桥亭子才是我故乡桥亭的封面，那是乡里书记乡长办公的地方，那是乡亲们逢农历每月二、五、八的日子赶场的地方，那是乡村最大的乡村派对的地方。

农历四月二十八，这是桥亭子赶场的大日子，乡场上没有我想象中的人山人海。老家桥亭乡合并到后山镇后，乡政府木牌子摘下，大家很长一段时间心里空落落的，就像乡政府门前那座风雨桥亭，桥上的亭子拆了，只留下一弯石拱桥，到哪里遮风挡雨是大家迷茫很久的话题。改革开放以来，通往山外的路越来越多，村里的人越来越少。村里的小学合并到镇里的小学，小的村子合并到大的村子，村里很多的人搬到了乡场上、城市里。稀稀疏疏的人群，淡淡的叫卖声，我说不出是失落还是喜悦。

车队驶进乡政府大院，显然这是乡场上今天最大的事件。赶场的人们涌进乡政府，一看书记镇长在陪同，大家更是充满期待——

“这是从我们后山走出去的文贤猛！”

文贤猛？！教育局长？！宣传部长？！财政局长？！

我没有感到惊讶，尽管这些帽子没有一顶戴在过我的头上。在这些乡邻面前，我才能真正取到记忆的密码。

在故乡人的语言天空，山里人一旦离开山里，走进城市工作或者当兵，大家总会给他放大向天空伸展的空间。

山中为蛇，出山为龙。鸟归山林，龙归大海。故乡河多，每年总要发大水，山里人不会责怪河发大水，在故乡语言讲述的河流之上，小溪小河发大水，那是在走蛟，蛟小的时候是山中之蛇，当蛇修炼到一定程度，不安分守在山里，就会跟着山里的小溪小河龙归大海……

一直到今天，我对老家大地上的山水林田路没有太多的神往，尽管在故乡人心中，它们都赋予了神的灵气，我对老家大地之下充满无尽的敬畏，我总感觉大地之下潜伏着很多的龙和蛇，它们在等待着走出大山走向大海。

山里人当兵走啦，在乡亲们语言的天空，他会很快成为连长、营长、团长，什么职位最兴奋，大家就给他什么职位。

我的表姐夫当年当兵走了，表姐夫给家中的信里从没有说到什么提干之类的线索，村里人短短四年中就用语言给表姐夫描绘了一个团长的职位。八年后，表姐夫回到村里，他当过最大的官就是代理排长，没有关系，在乡村希望的庄稼长势中，他就是团长。

给走出山里的人一个语言上的前程，最热闹的场景就是赶场天。该卖的东西卖了，该买的东西买了，大家坐在桥亭上，站在古街上，趕农事，赶季节，更要赶人。大家把远远近近的故乡人用自豪的语言赶上。山里人走进城里，那是山里人集体的荣光，犹如山里的徽章，成为老家永远的荣耀。

乡里第一个大学生分配到了县教育局工作，在乡场上，说他就是局长，说管着几千名教师几十万学生。父母教育孩子读书，说好好读书，不要担心，我们有个家乡人在教育局当着局长！后来我从乡下调到教育局工作，我才知道我崇拜多年的“教育局长”真实只是教研室的教研员。

故乡更多的乡亲们一辈子住在村子里，从没有离开，他们就是一株株的庄稼、一棵棵的树，他们是我们故乡的证物和乡愁的药引。

离开故乡多年，我们不能走出故乡人语言的河流，不能走出故乡给我们的序列，不管我们走得多么遥远，多么辉煌，这个位置都会为我们保留，只要我们回来，就要填补进来，成为这个序列运转的部分，发挥我们的作用，承担我们的责任。

走好每一步路，故土记着你所有的事……

4

记忆中的乡政府大院正面是一排三层砖混小楼，右边是礼堂，左边是财政所、计生站、种子站、畜牧兽医站、林业站等等，挂着很多的牌子，其实每个单位就那么两三间房子。正面是大门，两边各站着四方形水泥柱，中间挂着大铁门，大铁门刚刷过油漆，是那种和山上映山红一般的颜色。现在两边水泥柱上不再是当年碎玻璃片，各立着一方灯箱，四面透出字，左边是“桂花”，右边是“元河”，这是两个村庄的名字。

我最早见到的乡政府还不是三层小楼，是一排木板房，只是木板外面涂上石灰，成为乡里人仰望的白房子。村里人有吵架打架的、为田边地角闹纠纷的，村里处理不下来，就到白房子讨要说法。最多的还是办理结婚证明、当兵、读书、远走他乡的户口证明。印象最深的是那里有个伙食团，经常向群众买些鸡蛋、蔬菜一类东西。父亲是山里有名的医生，我们在街上卖不出去的东西，最后都会在这里碰一下运气，基本上都有运气，价格虽然不高，总不会再背回家。再就是那里有厕所，木板上给每人锯出那么一个小洞，那已经是山里当年最高档的厕所啦！

一场雷电，木板房在火光中变成了青烟，这才有了今天的三层小楼。

小楼正中有一间最大的房子，房子中间摆着一部黑色手摇电话机，守着电话机的干部大家喊他“郑文书”，那是我心目中最大的官，管着公章、管着电话，像什么农田水利大会战、计划生育攻坚战、扫除文盲大检查一类工作，都从那台电话机和郑文书的口中传遍山区。

我没有见过公社的书记，听说书记姓雷，老家姓雷的很多，但是现在想起来，让姓雷的在公社做了很多年书记，总觉得这里面有故事。

乡政府的三层小楼再也没有被雷击过，就有了后来的张书记、陈书记、王书记，我二哥也在乡里做过书记。当年手摇电话机换成程控电话机的时候，我把二哥扔在墙角的手摇电话机“哭”了回家，把电话线裸露在河滩里，使劲摇动电话机手柄，就有很多鱼听着“电”浮在水面，我的童年因此吃过很多的小鱼，诗意地总结是那些鱼都接到了乡里的电话通知……

乡里牌子摘下，挂上村里牌子，右边是元河村，左边是桂花社区。墙是老砖，墙面是纯白的墙面漆，瓦顶是新翻的新瓦房，上面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便民服务大厅，图书室，会议室，党员活动中心，家俱锃亮，窗明几净，完全颠覆我记忆中的村庄封面。当年在乡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如今最好的房子是村便民服务中心。

村庄的封面在改变，村庄的心思也在改变。

崇山峻岭，沟深峡幽，让两个村的便民服务中心挨在一栋楼，这在全国应该很是少见。各进各的门，各找各的村，山路不再崎岖，路不再遥远，心就不再遥远。

乡里没有那么多的会，乡政府楼前的大礼堂更多的时候是乡电影院，那是全乡唯一一处白天黑夜可以看电影的地方。地是水泥地，凳是水泥凳，夏天凉凳，冬天凉心。因为银幕上的电影，那也是需要门票的，只是每到冬天，水泥凳上会铺上一层稻草，走进电影院就像走进秋天收割后的稻田，很给乡村诗人灵感。

没有一方水泥凳属于我。赶场的日子，我衣兜里的钱都刻上了盐巴、煤油、火柴、肥皂的标签，没有一张钱刻上电影票。每次到桥亭子赶场，我都可以看上电影，不在水泥凳上，是在放映机前。

我大哥是乡里的放映员！

乡政府合并到后山镇，礼堂开会的功能渐行渐远。后来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礼堂电影的功能渐行渐远。今天的乡政府礼堂打造得格外漂亮，棋牌桌，健身器，书画角，比城里单位的老年活动中心还要阔大，还要漂亮。当庄稼不再是乡村土地唯一主题的时候，漫山的李子树、猕猴桃、中药材，小河边、山林中一处处农家乐，青山绿水，小桥流水，四季花开，夏凉冬雪，老家成为城里人纳凉赏雪的圣地。桂花社区是桂花村和天池村合并而成，他们就处在乡场四周。元河村是山上的元河村和巨河村合并而成，村里的人们陆续把房子迁到了乡场上，赶场的人少了，住场的人多了。礼堂改造成为老年活动站，是礼堂必然的走向。

在一个山里孩子对天空仰望之中，桥亭子乡场是我能够向往和想象的最大的城镇，乡政府是我能够抵达的最大的機关。那些仰望天空的日子，最大的梦想是在乡场上住上一晚，在酒馆炒一盘菜，在供销社买一大把糖，在大礼堂水泥凳上坐着看上一场电影……

背靠三层小楼，照上一张像，这是我们走向远方梦开始的地方。

5

乡政府门前是天缘河，河边有一棵巨大的黄葛树，黄葛树下就是桥亭子——一座有亭子的风雨廊桥。石板拱桥还在，亭子不在。和拱桥一样横跨河上是两座小洋楼，一边是范江家，一边是丁德权家，都开着餐馆。离开老家三十八年，老家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他们除了我的名字和赶场人口中飞黄腾达的话题，他们也不认识我。

很多年前，我是城里的陌生人。

很多年后，我是老家的陌生人。

范家和丁家端着酒碗，请我喝老家的酒，讲起他们在村里的老家，我知道那些地名那些村庄，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我记得住酒香，这是老家的味道。

碗中有酒，桥下有水，酒香在碗中，酒香在心里。

我告诉他们，镇上要恢复老家所有古桥上的桥亭。他们居然没有一点失落和惊慌，说哪里都可以再开酒馆，老家桥亭的桥上不能没有桥亭子。

桥亭子旁边是郑文书的老家，在我的记忆中，我几乎没有见过家中的郑文书，只有乡政府电话机旁边的郑文书。郑文书的儿子当年考入浙江大学，是老家第一个考上名牌大学的博士后，那天鞭炮红遍了老街。我们在家中没有见到郑文书，他跟着儿子到了上海，专门在老家请了雷发贵一家搬到家中，说等把孙子照看到上大学，他还得回到老家，这是他的根。

堂屋正中立着一块白底黑字的木牌——万县桥亭乡人民政府，木牌上系着红绸。

我们的泪来啦！

说到闻名万梁古道的古老驿站桥亭老街，其实就是郑文书家门前这条青石板老街。河那边修通公路之后，公路成了街，老街的魂还在这条青石板街上。靠山的一边是酒馆、茶馆、食品站、邮政所，靠河的一边吊脚楼上是酒坊、豆腐坊、铁匠铺，老街尽头是乡卫生院，卫生院往上的老街入口处是供销社。

铁匠铺不是我们小孩想去的地方，跟着大人赶场，铁匠铺就成了我们必须去的地方，今天的时髦词语是打卡，在铁匠铺是打铁。

大人们赶场出门的时候，有很多事情要想，该换钱的蔬菜、鸡蛋、粮食要想，煤油灯里的煤油、酒瓶里的酒、床头的针线要想，猪啊、羊啊、牛啊、鸡啊在必须买卖的季节要想，只不过这是农家的大事，一年想不到几回。

每次赶场必须想的还是与铁匠铺有关的事情，哪弯镰刀该磨了，哪把锄头、犁头该淬火了，必须想。乡间不想农具的事情，明天就没有可想的啦！

熊熊的炉火，厚厚的铁砧子，四溅的铁花，那就是乡村农具的“4S店”，不是召回，是召唤。在村庄，他们与土地对话，与庄稼对话，抒写大地上的诗行。在铁匠铺，他们与火对话，与铁对话，给大地上的诗行淬火。大人带着我们把要修理的农具放在铁匠铺，没有一个人在上面写上标签或者系上什么标志，铁匠铺师傅记得住，大人们更记得住，那些农具就是他们的孩子，他们认得家里每一件农具。乡村下地不叫劳动这么文绉绉的说法，叫“活路”，手里有称心的农具好干活，干好活脚下才有路，这就是乡村的“活路”。

邮政所还在，不管时代的洪流如何滚滚向前，邮政所依然是永远的绿色，那是庄稼的颜色。在乡村，乡亲们注视着庄稼的绿色。在乡场，乡亲们更想通过邮政所的绿色去关注远方亲人们庄稼的绿色。邮政所大门旁边，总有一块小黑板，写满了一张张贴着名字的字条，找到自己的名字从邮递员手中取回远方的书信或者汇款单，那是乡村看得最远的窗口。有了电话，有了手机，有了微信，有了银行，小黑板上的字条越来越少，邮政所里多了一扇叫邮政银行的窗口，这里成为乡村收成最好的庄稼地——

那片庄稼地叫打工。

不算周围乡村的农家乐、民俗村，单是乡场上现在就有五家饭店，吃饭喝酒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牵挂。在我离开老家读师范之前，乡场上只有一家饭馆——国营桥亭饭店。那是乡亲们到乡场吃饭喝酒的唯一去处，所以叫下馆子、杀馆子、吃炒盘，在那个锅碗难见荤腥的年代，下馆子是大家唯一能想到的有肉有酒的地方。开馆子的人自然就是大家羡慕的人。桥亭饭店最先有3名国营正式职工，一个店长，一个厨师，一个收银员兼服务员。后来又多了一名打下手的，她是我们村最漂亮的姑娘冬梅，上门提亲的就像赶场似的，最后冬梅看上了饭店的厨师，厨师有一门好手艺，最关键的是嫁过来后在饭店打下手，吃上了饭店的饭。在那些年代的山里，粮站、食品站、供销社的小伙子总能娶上老家最漂亮的姑娘，那个吃和穿还在成为我们最大牵挂的年代里，山里好像不生长真正的爱情。

乡亲们赶场，没有想过桥亭饭店的人肯定没有，真正能够走进桥亭饭店就那么一些人，比如前面说过的粮站、食品站、供销社的人，他们管着人们的肚子。山里人怕他们，用今天的词语描述，就是羡慕嫉妒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这些吃香喝辣的人被冷落，被下岗，老家的人们都过上了“天天吃肉当过年”的幸福生活，有过注释的幸福更值得珍惜！

也有一些从乡村来饭店喝酒的酒仙，撇开关于好吃懒做这些负面的语言，我一直认为在乡场上喝酒的酒仙应该是赶场风景图上的点睛之人。

远的乡村我不知道。我们村就有两个酒仙，一个叫冉老幺，一个杨大汉。冉老幺赶场就为卖石磨，杨大汉赶场就为卖黑狗。出门和家人招呼说卖磨走啦，卖狗走啦，家人连抬头的表情都没有，赶了无数个场，卖了无数场石磨和黑狗，他们的心思全在大路上赶场人们的笑声中。

我自然没有见过这些酒仙们在桥亭饭店的酒事，落日的余晖中，通往乡村的小路上，总会有这些人的身影，落叶一般，路窄风大，飘飘摇摇的。仿佛几碗酒下肚就衣食无忧，就风调雨顺，就人寿年丰。赶场的时候人牵狗，回家的时候狗牵人。赶场的时候背着石磨低着头走，回家的时候高昂着头，全靠背上的石磨，否则一阵风过，人会飘走很远很远……

“国营桥亭饭店”的牌匾没有了，墙面是原来的墙，贴上了瓷砖，门是原来的位置，换成了防盗门。陪同我们的桂花社区书记说，饭店所有的房子都卖给了私人，那个私人绝对是我认识的人——

难道会是冉老幺？杨大汉？

赶场卖黑狗的人！

6

饭店旁边是食品站。我很佩服当年給这些单位取名的人，我们不知道食品站究竟有哪些经营范围，食品站在老家心目中的理解其实就一个功能：卖肉和买猪。卖肉是食品站卖出来，只是能够站在柜台边看肉的人多，买肉的人少，因为那些肉不只需要钱，更需要肉票。乡亲们在土地上刨食，即便能挤出钱来，谁手中又有那肉票呢？所以我们只能是卖猪，让肉走进别人的碗里。食品站摆着的肉对于我们那只是童话。

那个年代人们口中渴望的稀奇的肉用“食品”一词来讲述，是挂食品卖猪肉？还是表达一个全民的心思？好在今天肉真成了我们最普通最日常的食品，这也算是故乡人命名一个单位的前瞻性。

食品站买不了肉，我们只能在食品站卖猪，卖猪是大人的事情。所以关于食品站的记忆只能是在大人们语言讲述的河流之上——家里喂来过年的猪，有一半边肉要交食品站，不管是上交的硬边还是软边，那真正是心头肉。家里一年的开销还指望圈里喂养的猪，食品站收猪以肥瘦和重量划等级，瘦了不要，斤两不够也不要，所以食品站是大家羡慕的好单位，食品站的人是大家并不喜欢的一类人。更为玩心计的是交售生猪。为让猪增加几斤重量，大人们头天晚上就会给猪准备好食物，大半夜还起来给猪喂食，等猪肚子吃得滚圆，就绑了送食品站。

食品站的人本来就不是吃素的，看着门前排着长队的肥猪，看着滚圆的猪肚子，他们的心计比猪肚子还滚圆。食品站的大门故意迟迟不开，就算开了，那过秤的动作也是故意放慢，让那些猪不停地排泄，在卖和买的人心中，那些小心计都是钱都是希望。

吃和穿不再成为人们牵挂的主题，很多管吃管穿的单位渐渐退出乡村的舞台。食品站关门啦，一方老街上的土墙大院，谁也没有入驻和购买的心思，几年风雨下来，土墙开始垮塌，直到最后大家干脆把大院推倒。

今天的食品站原址上长满了青草、苦蒿、蒲公英，格外的绿，格外的青。村里人出门总会扛把锄头或者拿上镰刀，就像城里人出门总夹个包。站在那方长满青草的老屋基上，看见青草，我总有割草的冲动，我心中永远有一头大黄牛和一圈大黑猪，给牛多割些青草，给猪多割些猪草，这是母亲的话。

今天的乡村已经很少有人去割猪草了，同着食品站一样消失的还有老街背后的猪市坝。

在乡村的时光格上，一个乡场没有猪市壩，乡场绝对不会成为乡场。在农人的天空，看得见猪的日子才叫日子，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日子多么黯淡，不怕，圈里还有头猪哩！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乡村农耕节春事节之后，乡亲们开始谋划给圈里添只猪养着过年。留足了过年要杀的猪，家里还得扯布缝衣服，儿女成家结婚，乡间的人情往来，还得指望圈里的猪卖些钱来应付乡村那一个个必须要钱解决的愁苦。乡场的猪市场因这种刚性需求红火起来。

说是猪市坝，最华彩最吸引人围观的还有牛市场。大家不是去看牛，是看买卖牛的牛谝儿，也有叫牛偏耳的，也有叫牵牛绳绳的。说得再明白点，就是牛贩子，买牛卖牛双方委托的中间人。在演艺江湖，中间人都是幕后，风光都在明星们身上。在猪市坝这一亩三分地，风光都在牛谝儿，买主也好卖主也好牛也好都在幕后。

接受了乡亲们的委托，牛谝儿登场啦！“老哥子，你拜托我，本人一定尽全力，好好选个好牛儿，让你高兴又满意。”卖牛的牵着牛四处展示，买牛的跟着牛谝儿四处寻找，牛谝儿口中还不停地自顾自唱：“上选一张皮，下选四张蹄，前要胸脯宽，后要屁股齐，颈子有蛮肉，脊背要打直……”仿佛唱着祖师爷传下的相牛葵花宝典，心里才踏实。一边唱着一边也不忘摸摸牛的耳朵、颈项、毛皮毛发，拍拍牛的身子，踢踢牛的前后蹄。心中有数之后，两个牛谝儿一方把手缩进衣袖，一方把手伸进对方衣袖，握着对方的手。围观的人一层包着一层，谁也不敢大声说话，静静地听着两个牛谝儿在衣袖里的对话，这就是乡间著名的袖子生意。牛谝儿袖子里的对话达成共识，各自回到雇主那儿，贴着耳朵商量一会儿，如果还有些出入，第二轮袖子对话又开始……直到双方满意，买方付钱，卖方收钱，请着各自的牛谝儿去酒馆喝个牛谝儿酒。

今天的乡村，家里喂猪的人家已经不多，乡村有了养猪场，就算要喂猪，猪仔也会从养猪场购买，猪市坝自然就没有了市场。在乡村的田野上，耕田有耕耘机、拖拉机，播种有播种机，脱谷有打米机，走路有摩托车、汽车，短笛牧童早已成为遥远的风景，很多乡村几乎见不到一头牛，就算能见到些牛，那也是为城里餐桌养着的，奔跑和力气不再成为关注的要义。

猪市坝同样长满了野草，乡场最华彩的人物——牛谝儿，自然彻底失去了上场的机会。

7

食品站往上走，是入场的小路。就在小路要翻过山坡的地方，有一片槐花树林，供销社建在那里。一排青瓦房，一色儿草绿门窗，最宽最长的连通砖瓦房是卖百货的地方，旁边有水泥铺就的楼梯，楼上是职工的住房，那是当年乡场上最好的房子，山里人关于“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梦想生活，供销社就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在历史的天空，供销社同着很多的名词一样，已经成为我们记忆中的名词，记忆中的单位。

除非赶场就是奔着供销社来，乡场封面上的供销社并不是大家急于要踏足的地方，在乡场上该卖的卖了，该买的买了，要是还有那么几个钱，有那么一点好心情，供销社是回家必须去的地方。供销社选址这里，也是有心计的，乡场散场，过了这片槐花林，真的就没有这个店。

房顶很高，从北到南连成一体，有四十多米长，也许更长一些。水泥柜台台面宽厚光亮，在南边转角，北边墙面立柜上是布料、茶瓶一类生活用品，南边转角的柜台上是农药、坛罐、锄头、镰刀一类生产用品。

供销社里整洁敞亮。糖果、醋、饼干、棉布、铁器、肥皂、煤油、酒，各种气味也赶场式地汇聚在高大宽敞的房间里，有一种明亮的、清爽的、淡淡的、黏稠的味道，那种味道是田野上没有的味道，是很诱人的味道，是要有钱才能带走的味道。

墙壁立柜上是一卷一卷花花绿绿的布料，很有些放大的彩色蜡笔模样，格外好看。今天走遍天南海北，我很难见到那一卷卷的布料，人们衣服穿得越来越好，布从哪里来？布到哪里去啦？

红砖地面上的柜台很高，那是大人们选看的格局，对于童年的我们还是有些高得离谱。柜台之中有很多玻璃小柜，里边一格一格摆着缝衣针、绣花针、各色的线，摆着钢笔、圆珠笔、铅笔，各色的纽扣，当然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搪瓷脸盆装着的一盆一盆糖果，散发出花花绿绿的香味。

买糖果时，服务员从搪瓷盆中抓一把，手停在空中，嘴里默着数，糖果如屋檐水滴一般一粒一粒落在柜台上。我很喜欢这种数糖的声音，尽管很多时候这声音是为别人响起。

数糖声音也有专门为我响起的时候。事实上，每次赶场，家里总会给我一两毛钱，那就是为这数糖声准备的。钱在衣兜里攥着，心里就有无尽的踏实感，不怕！我衣兜里有钱！如果变成了数糖声，嘴里甜啦，心里就不再踏实——后来，我管着家里钱，管着单位的钱，我花钱的格局中总响着那串数糖的声音……

有了大房子有了木牌子，供销社的售货员是乡村羡慕的端“铁饭碗”的国营职工。记得当时有两个女的，一个男的，一人守着一段柜台，说楼上还有两个，一个是主任，一个是采购员。楼外边还有七八个搬运工，领头的叫徐启伦，他们不是端“铁饭碗”的，是供销社请来搬运货物的。河那边的公路并没有修到河这边来，所有的货物要靠徐启伦和他们的搬运工，1983年以前河那边还没有公路，所有的货物更是靠徐启伦和其他搬运工从更远的地方搬进山里，他们的身份其实就是当年万梁古道上背二哥的身份。

供销社的房子还在，还是草绿的门窗，里面开着小超市。供销社的企业改制后，房子一直空在那里，给供销社干过多年搬运工的徐启伦从银行贷了款，买下了房子。

如今在供销社，徐启伦端着一个大搪瓷茶缸，躺在槐花树下喝着茶，槐花初开，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给了草绿色的房子一个雪花般的背景。

已经有一条公路从另外的方向通向供销社，徐启伦依然请着好几个搬运工给自己的超市搬货。下雨的日子，摆上酒，和几个搬运工喝着酒，唱着背二歌……

走过槐花林，翻过小山坡，前边就是回家的路……

8

沿着盘龙河逆流而上，在盘龙河进入天缘河的峡口，有一座古老的石板桥，踏上石板桥，走过纸厂沟，穿过大松林，爬上三百梯，就进入了我老家的村庄。

这是我们曾经的小路。

故乡今天畅通的公路并没有复制曾经的小路。我感觉那些公路就像当年的广播线，今天的电话线，有村庄的地方要去，有院落的地方要去，有果园、茶园、养蜂园的地方要去。

不是为赶场，而是为赶上。

我就有了寻梦巨河碗厂的机会。那是当年老家唯一的国有工厂，那里有我最初的爱情。

还是一沟的槐花，槐林中几排低矮的土墙房，几孔大窑，只是没有了烟囱，没有了机器，巨河沟的溪水声格外清亮。

说是工厂，其实就是用泥土烧制碗、盆、缸、钵这些东西，和山里人一样，都和泥土打交道，但是在这里玩泥巴的人是国家工人，每月拿着工资，吃着国家供应粮。

1986年，我分配到离老家不远的丁阳中学教书，山区教师困难很多，但是最揪心的困难还是找媳妇。那个年代并不关注美貌、钱财之类的东西，最关注的是户口，这是那个年代门当户对的封面问题。这里的户口不是你住在哪里的户口，是你的身份是农村还是城镇，那是九十年代以前我们乡村爱情的人间天河。

从我在丁阳中学报到的第一天，全家人开始揪心我的婚事，尽管我才18岁——他们不想我再走家乡“半边户口”的老路。一头挑着教科书，一头挑着责任田，最关键的是子女的户口依然会是农村，接班、考学、吃饭、农活，那是一个永远关于户口的痛。

巨河碗厂的产品很土，生产这些土产品的人却是国家工人，这里接父母班参加工作的很多，对于山区那些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这里是爱情的“战备粮库”，粮库供应“供应粮”，这里供应“吃供应粮的人”……

大哥在乡里各村巡回放电影，他有着最及时最准确的消息来源。巨河碗厂刚进了一名接班女工，叫李娟。我们通过几封信后，约定见面。

从学校出发，走了三个小时山路，爬上五里坡，巨河沟呈现眼前，五月的大山，花事正盛，满沟的槐花，河沟之上是漫山的映山红。

按照约定的见面方式，李娟在厂门口大槐花树下等我，手里拿着我寄给她的书——《你往何处去》，波兰作家显克维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

远远地看见了碗厂，看见碗厂门前的大槐树，大槐树下的确站着一个少女。一首歌从心底油然而生：“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你望啥子喲，我望槐花几时开……”

我和李娟之间爱情的槐花最终没有盛开，槐花的香味留在心间，不断在时光中反刍再现，一闻到槐花香，我的心口就怦怦直跳，我一下变得年轻。

大哥通过厂里的熟人打听我失败的原因，原来巨河碗厂是城里二轻局下面的企业，马上要搬到城里。

想起我送李娟的书《你往何处去》……

李娟没有回答我。

大槐树还在，厂大门早就拆除，厂里留下好几户人家守着厂房，这些都是当年在驻地找了农村姑娘结婚的工人，他们种着山里的地，除了抽屉中的下岗证，他们与这个曾经叫碗厂的单位已经没有多少关系。

围过来的群众说，好几个老板看中这片有山有水的巨河沟，更看中这些槐花林中的土墙房和那些窑孔，准备投资建设民宿村，给城里人一方纳凉和回望乡愁的地方。

很想知道李娟的下落，一直问不出口。

9

老家马槽村的支书李红在天缘村和马槽村交界的村牌路标下等我们。他的父亲曾经是我们白蜡村的支书。李红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当我们白蜡村和马槽村合并成为新的马槽村的时候，李红做了马槽村的支书，显然他比他父亲管辖的山野大多啦！

一路走来，除了田里的秧苗，山坡上几乎见不到我曾经熟悉的那些庄稼。镇领导告诉我，全镇有李子树3万亩，猕猴桃1万亩，槐花树5千亩，说我没有赶上三月李花盛开的时节，到处是海海漫漫的李花，整个后山一片花的海洋。

我错过了李花盛开的季节，我赶上了槐花盛开的季节。故乡小河众多，河边到处是槐树林。“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在我们老家，槐花比其他地方开得早，清明过后不久，处处槐花竞开，恰似下了场瑞雪，小河小溪边的槐树下垂着一嘟噜一嘟噜粉嫩嫩的花絮，浅淡的新叶中点缀着繁花，微风过处，洋溢着槐花的清香。大家从槐树下走过，都会换上一种愉悦的心情，情不自禁地张开嘴巴，大口呼吸着清新的槐香，脸上荡起甜蜜的微笑。

槐花以自己的美丽让人们心花怒放，也以自己的美味满足人们的口福，期待了一年的舌尖，在领略野菜的春荒之后，终于等到了槐花盛开的时节，这个季节的槐花含苞待放，这个季节的槐花闻风飘香。这个时节，大人们尽管忙得很，但还是忘不了吩咐孩子们摘些槐花回来做槐花麦饭……尽管有些饥饿年代的酸楚，但是就算到今天，那的确是非常诱人的美食。

不解的是，当初小河两岸有槐树林，如今到处都有槐树林，就为了城里人来看花？

在乡村的时光格上，乡村的花事其实就是庄稼花的花事，几乎没有去想过那些庄稼花之外的乡村花事。在乡村的视野，大地上只有一种植物，它们的名字叫庄稼。风吹庄稼花，一吹就是一季节，又一吹就是一年，再一吹，就是一辈子，庄稼之上是生活和生存。

种李、种桃、种茶、种荷，这可以理解，种这么多槐花？为吃槐花麦饭？为看槐花？为那首“我望槐花几时开”的情歌？

李红告诉我，当初村里退耕还林，那些山坡上的陡坡薄地无法栽种果树，再说那时村里也没有钱买果树苗。槐花树很容易栽插，为了完成镇上的任务，就这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应付啦！结果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槐槐成林。

李红指着让我看槐花树林中的蜂箱，说咱们马槽村的槐花蜂蜜那可是抢手货，网上下手迟了就只有等来年。李红说村里的茶叶、蜂蜜、土鸡蛋、李子、柿子等统一注册了“山后马槽”的商标。

我打开手机，输入“山后马槽”，没有想到那些曾经土得掉渣的大地上的收成，现在有了自己共同的商标，成为远方人们向往的地方和商品，曾经贫穷落后的老家一下成为网红之地。

“好个马槽沟，三年两不收，不是全靠几棵柿子树，眼睛就饿落眍。”

这是童年的儿歌，唱的是邻村的马槽，对于我們白蜡村，连柿子树也没有，连这样的儿歌也没有。

李红带着我们走进今天合并后的马槽村便民服务中心，建在我们两个村相连的山梁上，宽敞的四合院，漂亮的青瓦白墙小楼，小楼顶上飘扬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蓝天白云之下格外鲜艳——

这是村庄的封面！

可以当作村庄封面的很多，小河，古树，古井，古道，山梁。在故乡人心中，村委会办公室在哪里，村牌就在哪里，村庄的封面就在哪里。事实上，我的村庄一直没有自己的村办公室，村支书在哪里，那块村牌就扛到哪里，村庄的封面就在哪里——

村庄终于有了自己的封面！

三辆婴儿车推进服务中心大院，孩子们脸上的笑容犹如山坡上那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我们当年在背篓中长大，今天，我们乡村的子孙在婴儿车上长大，我突然感到，我们的村庄很年轻。

村便民服务中心小楼正对的是一面木板拼出的宣传栏，我看上面的文字——《记着地名好回家》，这不是我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和《北京文学》上的散文吗？故乡人什么时候把它刻写在这方木板上了？

我们在《记着地名好回家》木板下合影。李红说，我就是想让在故乡的人、远离故乡的人、回到故乡的人看到这块木板，读到这些文字——

记着地名好回家！

贤猛！贤猛！贤猛！

有人在喊我——

【作者简介】文猛，原名文贤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重庆市万州区作家协会主席，《三峡文艺》副主编。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已经在《人民日报》《散文》《山花》 《北京文学》等报刊发表散文小说500多万字。出版有《山梁上的琴声》《远方》《三峡报告》《阴阳乡官》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