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丁辉

鲁迅先生的《阿Q 正传》中，阿Q 生活在社会底层，然而他却和高高在上的赵太爷、钱太爷一样，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认为“没有了辫子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认为“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某些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出现同样的意识和观念，是鲁迅先生的独特发现。

官员贪腐，吸食的自然是民脂民膏；然而就此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人都痛恨贪腐官员，则未必符合事实。细考一些人面对贪官的心态，或可以“东窗事发”为界，分成两个阶段。东窗事发前，也就是众贪官炙手可热、颐指气使之时，一些人对此抱有“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景慕与艳羡；东窗事发后，贪官落马锒铛入狱，有一些人对其反抱有一丝惋惜，甚至留恋。

惋惜之人的心态倒可以如此理解：贪官们如果不贪腐，本可以大展身手，干出一番业绩，也能挣得大好前程，却毁于一旦，让人不禁感慨唏嘘。“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心境，比起幸灾乐祸和落井下石，还颇具哀矜勿喜的君子之风。

而一些人对贪官的留恋，似乎不好理解。

对贪官留恋的第一种人，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窥得一丝端倪。陈四益先生曾写过一篇短文，题为《无奈的选择》。内容大意是说，人们把干部分为四等：为民做事而不贪钱的；为民做事而贪钱的；不做事也不贪钱的；不做事而贪钱的。做事而不贪钱的干部如孔繁森，诚然是生民之福；虽贪而做事的，倒也比不做事只贪钱的强，所以就使得某些人留恋。值得一提的是，对于那些不做事而贪钱的官员，民众自然痛恨，不仅痛恨其“贪”，而且痛恨其“不做事”。

观一些贪官，并非不谙人情世故的“一根筋”，他们于人情世故熟稔于心，深谙“可载可覆”之道，亦深知“群众关系”的重要。于是，他们在勤“捞”致富之余，不吝啬给下属员工谋“福利”。再者，所谓“公生明，廉生威”，贪官因其“贪”，自是树不了“威”。故另辟蹊径，转而求“和”。有“廉而酷”者，让人望而生畏；有“贪而和”者，则让人“如沐春风”。明朝嘉靖年间的大贪官严嵩之所以能几十年屹立不倒，其“低调谦和”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贪官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却为本单位少部分员工“拥戴”的情况。这大抵也是对贪官留恋的第二种人的心态。

这留恋贪官的第三种人，大多同为官场中人。说来也是奇怪，一些贪官的“工作能力”竟然比清官强。在某些人看来，这些贪官头脑活络，不死守原则，上上下下都能说得上话，于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换了清官，头脑“一根筋”，肚子里没有花花肠子，对所谓潜规则“一头雾水”，这样的清官在有些人看来是“冤大头”，就像《红楼梦》里贾雨村上任伊始不识得“护官符”，四处碰壁。实际上，这是一些人的错误认识。

经过细思，我得出一个结论，愿意拿出来就正于方家：于贪官个人而言，“人心”是种子，若不加以干预，日后就会长成奇形怪状的样子；于体制而言，众公职人员的“人心”则是土壤，如果不施以健康充足的“肥料”，这土壤便可能成为筑就贪腐的温床。

以上所写皆是我个人的所见、所思、所感，无意以偏概全；这些基于心理、意识层面的思考于那些具体查办贪腐案件的人员可有可无，然于那些制定反腐规则的部门和人员则不可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