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丽，宋河有

（内蒙古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引言

符号在我们生活中普遍存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也可称之为符号世界。同样，民族地区也充斥着展现地方文化的一系列民族文化符号。符号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文化的展现形式之一。文化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显性文化比隐性文化更显直观。以可视化的符号形式呈现旅游地民族文化会更有助于旅游者深化了解其文化内涵。可以看到，众多民族旅游地常以民族文化符号为旅游吸引物来吸引和招徕众多旅游者。事实上，民族旅游者也常常都是冲着旅游地文化符号而去的。1981 年，Culler 把旅游者描述为“符号大军”，认为旅游者走出惯常生活圈就是为了寻求新鲜事物、寻求不一样的生活体验，最终目的就是感受异域的文化符号[1]。

随着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前提下，我国各民族旅游地都对当地民族文化符号进行了不同程度地提取与构建。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民族建筑文化符号是旅游者最关注且最感兴趣的符号之一。旅游者对民族旅游地建筑文化符号的感知直接影响其旅游质量及体验感。探究和反思民族建筑文化符号在旅游场域的利用实践情况对民族旅游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以内蒙古最具代表性的蒙古包为例，着重剖析和反思其在旅游场域中的实践，以期对民族旅游发展实践有所裨益。

一、相关研究进展

现代符号学诞生于19 世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皮尔斯（Peirce）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他们分别提出了符号的二元结构说和三元结构说。文化符号是符号的一个分支，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词，在建筑、影视、艺术设计、旅游等研究领域中都可以找到文化符号的存在。文化符号在旅游领域中可以说是一个核心内容。最早提出旅游符号概念意义并将符号研究引入旅游研究范畴的是麦克奈尔（MacCannell）[2]。格雷本（Graburn）认为研究旅游就是分析符号的内涵和文化意义[3]。旅游学和符号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但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通的。国内学者对旅游符号的研究虽晚于国外，但也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谢彦君、彭丹认为旅游体验的过程在本质上可以看成是旅游者对符号解读的过程[4]；彭兆荣认为旅游者很容易被特殊的旅游景观符号所吸引，但旅游者的目的并不在于观赏其本质内涵，而是表面观赏并拍张照就代表来过，来过比观赏其价值更为重要[5]。符号在民族旅游场域中的利用也比较广泛，郑向春[6]、杨丽婷[7]、张冠群[8]等人结合不同案例地提出了旅游符号系统，三人都提出了物象符号和行为符号概念。其中张冠群认为物象符号是民族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以一个具体形象呈现，反映的是当地居民真实的生活情境，包括建筑、饮食、服饰、交通工具、旅游纪念品等[8]。

建筑是一个地区最典型、最具识别力的文化符号。在学术领域中学者单独对民族建筑文化符号进行的研究比较少，只有从民族旅游文化符号提取、构建和传播等方面提到建筑文化符号。王昭旭、许浩丰和黄伟展认为建筑文化在旅游场域中是一种旅游符号。旅游者通过与建筑的互动，可以激发他们主动解读其文化符号的兴趣[9]。综合以往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建筑文化符号还可以细化为装饰符号、外形符号、信仰符号三部分。何嘉辉[10]、李珎[11]等人认为建筑的装饰符号是建筑文化符号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装饰符号比较注重的是图案和色彩的运用。陈向春以傣族三种建筑符号（干栏式、落地式和土掌房）为例，认为建筑的外部结构不同，其功能涵义不同[6]。周思言、田廷广等以大理市白族居民建筑中的驱邪符号为例，认为民间宗教信仰与建筑之间有很大的联系，建筑体上有关宗教信仰的图案，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12]。

综上所述，民族建筑是旅游场域中典型的文化符号，旅游领域相关研究不太多，但它对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具有较强影响。蒙古包是北方游牧民族在特定自然地理环境下，为适应其传统的游牧生计方式而选择的最佳建筑形式，是蒙古族智慧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也是蒙古族的标志性建筑文化符号。以往对蒙古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民俗、开发、变迁等方面，在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的分析方面还有很大研究空间。本文以内蒙古民族旅游地蒙古包为例，关注民族旅游场域中的传统建筑文化符号，希望能为旅游场域中的民族建筑建设或改造提供一些参考。

二、蒙古包：内蒙古民族旅游地典型的民族建筑文化符号

（一）蒙古包的传统文化内涵

1.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需要

蒙古包是一种符合草原游牧民族生计方式且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建筑形式，是蒙古族最典型且最具可识别力的文化符号。由于特殊的生活方式，蒙古族对于建筑的灵活度是有要求的。蒙古包无疑是其最好的选择，不打地基，随地而建。蒙古包既适应了蒙古族游牧这一生产活动，也满足了蒙古族居民基本的生活需求。生产层面上，蒙古包在草原上是移动的，所以其选址与其他地方或其他民族不同，没有风水之说。草原上的牧民们根据气候、季节、水源、草场情况等定期向其他不同的牧场迁移，蒙古包也随之移动；生活层面上，蒙古包是蒙古族的生活起居，同样还是展现蒙古族居民生活状态、宗教观念和信仰等的文化空间[13]。

2.游牧民族的智慧

蒙古包的发明是蒙古族智慧的结晶。蒙古包无论是形状结构还是建筑材料都可体现这一点。蒙古包整体呈“圆”形，无棱无角。蒙古包的外形正好与北方草原气候相适应。草原辽阔，风雪频繁，圆形结构建筑比方形结构建筑的受力面积更小。又加上蒙古包的“身”为圆柱形，有利于风从包身两侧走掉。包顶为拱形，承受能力强，雨雪可以顺着拱形自动清理。“圆”形结构使风雪对蒙古包整体的摩擦力变小，这对增强建筑的稳固性有良好的效果。此外，蒙古包的建筑材料可就地取材。蒙古包所用木材源于草原上的树木，羊毛毡和绳索源于蒙古族居民所养的羊和马身上的毛。蒙古族充分利用了大自然给予的馈赠。

3.游牧民族的审美观

蒙古族的生产生活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其审美观念、思想观念等同样受自然的影响。蒙古族对蒙古包的审美集中在外在装饰。蒙古包的外在装饰主要从颜色和图案上入手。从颜色上看，蒙古包主要以白色为主色调，蓝色为辅色调，这两种颜色是蒙古族的吉祥色。白色是蒙古族最崇尚的颜色，寓意着圣洁、光明、希望等一切美好事物。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象征人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14]。大多数蒙古包的颜色为白蓝结合。从远望去，蒙古包的白蓝结合与白云蓝天相衬，以草原为轴，形成天然的呼应美。从图案上看，蒙古包的装饰图案丰富且独特，大多数来源于自然。最为常见的装饰符号有云纹、寿字纹、犄角纹、回纹、卷字纹等。比较富裕的蒙古族居民还绘有飞马、凤凰、花瓶等图案[11]。从这些图案可以看出蒙古族的审美观念与自然界的万物息息相关。

4.游牧民族的信仰

传统蒙古族居民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万物给予馈赠，同样人们也要遵循自然。蒙古包的原材料是来源于世间万物，是以木材和羊毛为主。草原地表层比较薄，很难种活一颗树，所以蒙古包的门槛是不允许踩的。为了保护草原生态，蒙古族居民对自己畜养的动物有“尽量吃息不吃本”的观念，所以会充分利用其“利息”[15]，例如羊毛和马的鬃毛与尾毛。羊毛属于可再生资源，蒙古族居民经过自己的加工使其成为蒙古包保暖用品——羊毛毡。蒙古族居民则将马鬃编成绳索，用于捆绑羊毛毡。由此可以看出蒙古族居民的节约观念以及崇尚自然的思想。此外，蒙古包的门之所以朝东南方向开，则是为了阻挡北下的寒流，同时也是由于崇尚太阳。总之，蒙古族居民这种依赖自然、崇尚自然以及“天人合一”的观念在蒙古包这一建筑符号中可见一斑。

（二）蒙古包的现有形态

1.传统蒙古包

传统蒙古包在外形上呈“圆”形，由上半部分圆锥体的包顶和下半部分圆柱体的墙壁组成。蒙古包这一圆形建筑与北方多风雪气候相适应，使风雪减少对建筑的作用力。蒙古包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哈那的数量，伸缩力很强。蒙古包的营造技艺是在传统蒙古族居民中得到传承的典型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于2008 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蒙古包营造技艺是有搭建顺序的。先在地上画一个圆圈，根据圆圈的大小，用数根木条编成网状物的墙壁。墙壁安装好后再将伞骨状的包顶架起，并与墙壁连接起来，覆上羊毛毡用绳子绑住[13]。包顶开天窗以供通风采光，下雨时可以盖起来。对蒙古包营造技艺熟练的人，在三个小时内即可完成。传统蒙古包最主要的就是满足居民食住等物质方面的需求，此外还是展现蒙古族居民精神方面的文化空间。

2.现代蒙古包

现代蒙古包是仿造传统蒙古包建造的，在很大程度上改进了传统蒙古包的弊端。水泥地面和钢架结构代替了纯天然的草原、木质结构和羊毛毡。水泥地面增加了防潮性并改变其移动性，成为固定式或半固定式的蒙古包。此外，蒙古包的前后开了窗户，甚至是落地窗，通了空调。现代蒙古包将传统蒙古包元素与现代元素融为一体，其外表延续了传统蒙古包的圆形，保留了表面上的蒙古族建筑特色，但室内以现代化的陈设为主。材料的改变弱化了对营造技艺上的讲究。这使懂得用传统营造技艺制作蒙古包的人越来越少，使营造技艺的传承陷入困境。现代蒙古包并不是由于游牧民族生产生活需要而出现的，而是主要应用于旅游场域中。旅游业的发展对蒙古包的多元化功能具有一定推动作用，蒙古包成为了食、住、游、娱以及接待等活动的空间场所。

三、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在内蒙古民族旅游场域的利用实践

在20 世纪80 年代实行“草蓄双承包责任制”，草场承包给牧民，蒙古族实现了定居。蒙古族居民对蒙古包的需求减少了，使其生活实用价值已慢慢弱化。但随草原旅游业的发展，蒙古包在旅游场域中又重新获取了活力，只不过不再是适合游牧生产的传统蒙古包，而是现代蒙古包。现代蒙古包在草原旅游场域中一方面作为生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作为草原旅游吸引物之一，其实现了实用和文化的双重价值，赋予了符号意义。

（一）传播民族文化的媒介

符号承载着民族文化，是传播民族文化的媒介。蒙古包作为旅游者与蒙古包文化之间的媒介，在民族旅游场域中具有传递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功能。旅游者在草原上或以蒙古包为背景，或以蒙古包为空间开展食、住、游、娱等一系列活动，其实就是对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的感知和解读过程。蒙古包的“符号化”使蒙古包内外有形、无形的文化都有了载体。这也向旅游者传达了蒙古族独特的文化，包括营造技艺、民俗风情、生活状态及精神风貌等。以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为文化传播的媒介可实现旅游者与蒙古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可满足旅游者的精神与文化需求，也可满足民族旅游地传播本民族文化的需求。旅游者通过鲜明、清晰的符号形式获得了真实体验和文化感知，这也成为了民族旅游地传播本地民族文化的重要渠道[16]。

（二）塑造民族文化景观

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具有发展性[17]。蒙古包是由于特殊的生计方式才产生的，是四处散落在草原上的。随旅游业进入草原地区，游客量的不断增加就意味着建筑的使用量增加。旅游开发者和当地居民利用蒙古包这一建筑形式开发出了一系列草原旅游区。很多草原景区以统一的标准整齐地聚集在特定空间内，就形成了蒙古包群景观。当然这与草原地区居民生计方式的变迁脱不了关系。还有以蒙古包为主体建筑的景区，如位于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旅游区，是世界上第一座以成吉思汗文化为主题的大型文化旅游景区。景区内的一部分蒙古包建筑群为天骄大营，是功能齐全的三星级酒店。它不仅是一个特色酒店，还与蓝天白云草原相连接，形成独特的蒙古族文化景观。在茫茫大草原上，这种文化景观可以为旅游者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和震撼。蒙古包群景观坐落在天地之间，勾勒出人与自然和谐的画面，塑造民族文化景观，阐释丰富的民族文化意义，成为内蒙古民族旅游地最具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之一。

（三）彰显多元旅游功能

蒙古包作为蒙古族居民在游牧生活时代的传统建筑形式，之所以被再次注入活力，最主要的还是得力于旅游业的发展。旅游业推动其从单一功能向多元化功能转变。在以游牧方式为主导的自然环境下，蒙古包一般只是承担住宿和贮藏功能。在民族旅游场域中，蒙古包又增加了游、娱等旅游接待功能。蒙古包在旅游接待中的食、住、游、娱、购等方面都展现了其实用价值，同时也向旅游者展现了蒙古民族文化。例如在成吉思汗陵园景区的天骄大营中，“天下第一蒙古包”有举办蒙古宫廷诈马宴的宫帐宴会厅。诈马宴是以蒙古包为文化空间，集食、游、娱于一体的旅游活动。这充分展示了蒙古包多元化功能的一面，也为活动空间营造了情境氛围。蒙古包是蒙古族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在旅游场域中，蒙古包除了以一个真实空间被利用外，还激发了旅游地东道主在旅游纪念品设计上的灵感。例如蒙古包式的钥匙扣、笔筒、风铃挂饰、首饰盒等都融入了蒙古包元素，实现了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双重开发。

四、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在内蒙古民族旅游场域的实践反思

为了迎合旅游者在视觉和审美上的需求，旅游接待方在民族旅游场域中对蒙古包文化的利用大多是模仿传统蒙古包的外在样貌而建的，所以文化符号主要停留于外观层面。旅游者在短时间内就无法获得预期的旅游体验效果。总体来看，以下几方面实践问题值得反思。

（一）蒙古包传统色彩褪化

随时间变迁，蒙古包建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内蒙古民族旅游地，旅游者所见到的现代蒙古包的数量远多于传统蒙古包。现代蒙古包在材料、功能、建设场地等方面与传统蒙古包大有不同。现代化的蒙古包大都没有了传统的营造工艺程序，脱离了传统生活方式的影响，失去了因游牧生活而选择的真实意义。目前，蒙古包受旅游活动和现代化的影响，多为固定式蒙古包，很大程度上褪去了传统色彩。移动式在旅游场域中是比较少见的，较容易见到的是在举行重大节事活动时，例如在东乌珠穆沁旗那达慕会场上，蒙古族居民会搭建蒙古包，并度过七天的包内生活，再现了游牧时期生活的集体记忆[18]。可见，蒙古包文化对蒙古族居民的重要性。蒙古包传统文化的丢失就意味着这一文化失去原真性、真实性。

（二）建筑文化符号躯壳化

在民族旅游开发中，开发商对经济利益的关注会大于对文化利益的关注，导致蒙古包的过度开发、符号化程度低。开发商依传统蒙古包仿造现代蒙古包，使其传统文化内涵流失，形成表象文化。现在草原度假区的建筑大多为“似蒙古包”的蒙古包，单单拥有蒙古包的外形。室内陈设的“酒店化”，建筑材料的“现代化”，褪去了蒙古包内所蕴含的真实文化，失去了其本真意义。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的表面化、躯壳化使旅游者只能停留于蒙古包的表层，不能深层次解读，造成旅游者的体验效果较差。

（三）旅游服务功能异化

蒙古包作为一个真实的文化空间，在旅游实践中具有多元化功能。一方面承担了食住功能，另一方面又为游、娱、接待等一系列活动构建了情境氛围。但随着蒙古包在旅游场域中多方面的利用，其旅游服务功能也常常发生异化。例如有些景区出现了蒙古包式的卫生间，这与旅游食宿接待等功能是相矛盾的。蒙古包是蒙古族最具代表性、最关键的符号，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成员自我认同的核心[19]。卫生间以蒙古包的形式出现会给旅游者带来误解，会让旅游者觉得连东道主都不太尊重、不太重视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蒙古包在民族旅游场域中是以民族文化为卖点的，但以这样的形式呈现，会让旅游者怀疑是否具有旅游价值。

（四）蒙古包衍生符号特色弱化

张冠群认为衍生符号是指旅游纪念品[8]。旅游纪念品的特征之一是能够代表某地或某民族的文化。内蒙古旅游场域中衍生了很多蒙古包式的旅游纪念品，但种类单一，创新性及特色弱化。蒙古包式的旅游纪念品一般情况下只借助形状和装饰图案、色彩来设计产品，弱化了其文化性。旅游纪念品属于旅游者游后的收获，旅游者每当看见时就可勾起之前游览的记忆。因此，东道主在围绕蒙古包设计旅游纪念品时，需将其特色放大化，使其具有可识别内蒙古旅游地或蒙古族的特点。如果蒙古包式旅游纪念品的设计失去特色，过于普通化、生活化，就无法唤起旅游者记忆。蒙古包式的旅游纪念品与其说是想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更像是想实现商业利益化的目的。这使得东道主失去设计旅游纪念品的初心，弱化了旅游者的回忆功能。

结语与讨论

蒙古包是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而择优选择的建筑形式，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民族旅游场域中蒙古包的符号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在旅游场域中的利用实践中虽营造了情境氛围，实现了旅游者与东道主及当地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但同时也出现了文化失真性问题。文化失真、特色流失就意味着民族旅游地失去卖点。对于东道主而言，当地族群文化内涵的缺失不利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于旅游者而言，无法达到预期旅游体验效果，重游率也会变小。

基于以上基本结论，我们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在旅游实践中应动静结合，全方位展现蒙古包的传统建筑文化内涵。当前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仅仅局限于表面，仅提供视觉符号，这已经不能满足旅游者的多元需求。而应使旅游者通过亲自参与到传统蒙古包搭建的过程中，将视觉上的“静态”参观与亲自动手的“动态”参与相结合。

第二，蒙古包建筑文化的符号化开发应适度。在民族旅游开发中，蒙古包的“符号化”过度会引发文化失真问题。只有适度“符号化”才能实现民族文化与旅游的良性互融。在适度开发前提下，旅游开发商和接待方应深挖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内涵，尽量使其文化内涵外化，使旅游者多方位了解民族文化内涵。

第三，应避免出现对蒙古包建筑文化符号的误用误读现象。作为蒙古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它的所用之处可以体现出东道主对本民族文化的重视程度。蒙古包是蒙古族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一种建筑文化，并不是在任何一个场所都可以搬来用的。尤其是有些景区为了美观，甚至建造蒙古包式的卫生间，一方面使蒙古包的功能发生了异化，另一方面弱化了蒙古包文化符号的真实性。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生活区域的典型文化符号，旅游地在设计蒙古包建筑文化旅游纪念品时，必须创建地方文化标识，才能体现地方特色。这样在凸显蒙古包建筑文化内涵的同时，也能唤起旅游者的游览记忆，同时也推动了地方文化符号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