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毅，宋子寅

(西南大学 法学院，重庆 400715)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带来阶段性挑战。怎样于变局中开新局，于危机中育生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同步推进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课题。“民主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1]为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国情和现实情况出发，开创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概念。这既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特征的全景概括，也是未来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定位导向，旨在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将挑战和考验转变为推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正能量。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和制度指引，唯有通过人大履职等现实实践才能产生具体现实的民主治理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要“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并指出“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而基层人大作为民主治理的末端与前沿，承担着巩固基础政权，引领基层治理发展的重要任务，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场域。在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民主治理方法也面对着现代化的现实需求。通过更新民主治理的模式和工具，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减少民主活动的运行成本，可有效提升民主治理效益。因此，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完善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机制，是巩固和优化原有基层人大制度建设，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理论优势有效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必由之路。

经过学术文献梳理，全过程人民民主实施机制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6个方面：一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机制，主张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保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3]；二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协商机制，主张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优势，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民主形式[4]；三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法治机制，主张设立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5]；四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人大机制，主张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这一重要制度载体，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落实到人大工作的各方面与各环节中[6]；五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治理机制，主张基于基层民主与基层民生相统一，基层民主与基层治理相结合，通过基层人大、基层立法联系点、基层人大代表等基层主体拓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7]；六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数字赋能机制，主张运用数字算法等技术支撑突破民主活动时间性与空间性限制，实现民主实践智能化[8]。综观现有学术研究，尚无以基层人大为实践主体，基于数字技术赋能为视角，来探讨全过程人民民主践行机制的精细化研究。因此，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可能、实践优势、实践难点，分析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化路径，成为本文的研究旨趣。

一、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现实可能

民主机制体系作为民主的实践支撑和制度保障，统一了社会治理目标与治理方向，确保了国家治理体系的规范有序。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重要渠道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基层民主机制主体——基层人民代表大会，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主体与治理前沿。同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能够突破传统在场式政治的时空限制，并能基于人民民主活动的行为数据发掘社会民主活动的发展态势，可以有效应对基层社会多样化、复杂化的挑战，是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与治理工具。

(一)基层人大：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主体与治理前沿

民主，作为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和基本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现代化国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决定着公共意志的有效形成与作用发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民主观与中国社会现实相结合，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民主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不能脱离国家的社会结构、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传统，必须根植于一国的现实国情才能发挥制度活力，保证制度的生命力。因此，民主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结构的变化为民主实践提供了新的基础和条件，民主制度也需要发展创新，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民民主是描述当代中国政治的基础性话语，它既可以解释当代中国政治的性质，也可以揭示中国民主区别于西式民主的特色。而人民民主与全过程民主的理论连接，明显具有进一步强化上述‘性质和特色’的逻辑。”[9]全过程人民民主，即基于我国当下的民主政治制度发展及民主实践形式完善而形成的完整的理论概括和全新的发展要求，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2]。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作为其他政治制度运行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同时，也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实现平台。“新时代强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对于实施和加强‘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0]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政治稳定、社会团结和治理高效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这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本身的机构职权和民主职能所决定的。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我国的民意机关、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肩负着吸纳民智民意、监督政府行为和科学民主决策的民主功能，与全过程人民民主扩大人民有序参与、有效制约公共权力和及时回应人民需求的民主理念逻辑契合，二者的有效互动能够促进二者的共同发展。而基层人大除人民代表大会所具有的民主特征外还兼具基层性特点，更加直接地面对人民群众也更加直接地影响地方社会治理。“基层人大的民主制度机理与日常运行实践,构成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与社会整合的基础和中心。社会关系的协调、人民力量的动员、公民行为的引导、基层秩序的维系,无不依赖于基层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及社会整合质量。”[11]基于此，作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基底和服务群众的末梢终端，基层人大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主体与治理前沿。

(二)数字技术：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与治理工具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民主的充分实现需要社会进步和科学发展的共同支撑，前者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社会进步增强人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与民主参与能力，后者的作用主要体现为科学发展更新民主治理手段与民主治理工具。数字技术属于后者，对民主实现的赋能具体表现为提供民主治理的数字化机制。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理论的实践提供了数字平台和技术支撑，突破了人民群众参与民主活动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的限制，带来新型的民主方式，拓宽了民主参与的广泛程度。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应用数字技术拓展实践载体的同时，亦可通过数字技术的数据处理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的实践效益。

基层人大作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主体与治理前沿，更需要运用数字技术这一赋能民主实现的有力工具，通过数字技术赋能的民主治理的新机制，在形式和内容上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也可应用智能数字技术更加个性化地应对基层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可以通过建立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了解群众诉求，通过短视频平台向群众传递当地的最新政策，充分打造“数字人大”；还可以建立专门的人大信息化平台和人大代表履职平台，通过数字化平台打通基层人大与网民间的纵向互动，以及基层人大代表与网民间的横向互动，建设回应性人民民主与沟通性人民民主，使基层人大与群众互联互通的同时提升人大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例如，重庆市北碚区人大通过设立微信公众号——“碚人达言”，依附“投票通道”与“人大要闻”两个板块，以公众号推文的便捷方式高效促进人大宣传，拉进了候选人与选民距离，这是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民主效能的典型案例。基于此，作为网络民主活动的参与桥梁和网络群众路线的践行支撑，数字技术是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载体与治理工具。

二、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优势

“人大凭借其自身的职能优势，以及先前的信息化实践探索基础，能够更好地在新兴数字技术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相互结合的实践中发挥作用。”[12]将数字技术引入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在于，数字技术能够协助基层人大在基层民主活动中进一步彰显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论实质及其先进性，即在现实实践中通过以下3点价值指向和发展方向突出实践优势。首先，在于“人民”底色，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做出全新概括的同时，仍保留和发扬着人民至上的民主政治思想，致力保障人民在民主活动参与过程整个动态循环中的主体地位，以人民切实的民主参与作为检验全过程人民民主成色成效的根本尺度；其次，区别于西式民主的形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的统一，以治理效能为导向，以解决问题为目标，保证了民主制度是真实的、有效的；同时，区别于只重视民主选举的间歇式、阶段式西式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要求“人民民主”作用形式呈“全过程”的样态，强调运行领域和参与过程的完整性。通过发扬“人民”底色、坚持实质民主、强调“全民、全域、全程”，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使人民有更切实的民主参与，使制度有更实际的民主效能，使过程有更完整的民主程序。

(一)基层人大运用数字技术使人民有更切实的民主参与

从词源学来说，民主的本意就是人民当家做主，“巩固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根本目的在于落实人民的主体地位”[13]，确保人民民主参与是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本质特征和价值追求。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鼓励人民群众广泛的、多方面的、多形式的有序政治参与，吸纳民意、汲取民智，要让全体人民都能够参与进来并发挥治理作用。

基层人大作为基层治理的民意机关，联系着基层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是人民民主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最优场域。通过推动基层社会群众协同共治，基层人大可以在借智借力提升自身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吸纳多元主体参与社会共建，发动与组织广大基层人民群众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中。上海市人大设立的6 000多个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在2021年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3万余条[14]。通过搭建基层人大与基层群众沟通的平台，深入基层、扎根基层，可以了解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焦点问题，并将具有共性、趋势性的意见和呼声有效转化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凝聚各方共识、反映群众诉求，推动政策稳发展、良法促善治的积极效应，保证基层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同时，由数字技术建立的民主民意表达数字平台，可以使基层人民打破时间与空间的二重限制，随时随地参与到民主活动中，降低个人的民主参与成本，吸引人民群众借助数字网络广泛深入地参与民主活动。浙江台州人大在制定《台州市养犬管理条例》的过程中，召开10余次座谈会，历时半年仅征集意见建议1 000余条，远未能满足立法需求。而通过数字化应用“立法民意通”，运用问卷调研方式征集民意，20天内法规草案的公众阅读人数达到50万人次，收集各类意见建议12万条[15]。通过提升人民的民主参与程度，将“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服务人民、满足人民需求”等价值理念，转化为实现人民利益的民主政治实践。

(二)基层人大运用数字技术使制度有更实际的民主效能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16]不同于西方的形式民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关注民主制度能否在治理过程中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把国家和社会治理效益的最大化作为民主的最高价值追求。全过程人民民主统筹了我国现有民主体系的各种要素，是发挥民主治理效能作用最大值的制度安排和程序设计，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作为将民主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主实践的实践主体，基层人大需要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及其制度安排嵌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过程之中以期实现效能转化。一方面，基层人大可以收集第一手的群众建议，将其梳理整合为有效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可以把法律政策“掰开揉碎”，有效地传播政策法规的精神实质和具体要求，把基层社会的多元化诉求转变为协同发力、民主共建的优势效能，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目标的实现。同时，将数字技术引入基层人大的民主实践中，“全过程民主的生命力在于制度实践的效能，而效能的发挥则有赖于具体的程序和技术”[17]。通过数字技术创新基层人大组织服务方式，广泛筹集基层群众的多元意见后，运用数字化方式处理，使自然语言转变为可供统筹分析的数据代码，并采用相关的数据算法程式进行合理分析。绍兴人大通过开放“智汇民情”系统，将公共意志进行有效整合。把承载海量建议的数据归集并生成热点信息，作为基层人大的“参考资料”[18]，借助数字技术了解和服务基层人民的多元需求，进而精准化、智能化地实现人民愿望、增进人民福祉，提升人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程序和操作层面，数字技术能有效降低民主程序的运行成本，实现信息的高度统一和运作程序的有机统一，拓展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实践的覆盖范围并提升全民的民主参与程度与质量。要通过基层人大社会治理模式创新进一步激发制度效能，提升民主治理绩效，使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管用且具有实效性的，而非流于形式的。

(三)基层人大运用数字技术使过程有更完整的民主程序

“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强调全域运行与全程贯通。伴随着公共事务范围的日益扩大，民主实践也不能只停留在政治领域，而要包括经济、文化、生态等多方面议题，在参与上要注重多领域与多方位，要保证人民除参与民主选举之外，在日常社会生活中也有参与民主活动的权利。党的十九大报告将人民参与的民主环节总结为5个方面：“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过程人民民主旨在将上述民主实践形态贯通，在民主治理领域的时间轴上形成闭路循环，环环相扣。

作为我国体现直接民主形式的基层人大，在积极动员基层群众参与民主选举的同时，其民主实践亦需涵盖民主治理，激活人民群众在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领域的持续性参与，衔接政治层面的民主与社会层面的民主，搭建横向领域轴以避免形式民主的产生。在基层人大实际工作中，可以利用数字技术根据不同领域的具体场景需求，因事制宜地搭建相应的场景模式和应用路径，并设置统一的数据信息传递通道，打通不同领域场景间的关系，实现跨领域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基层人大设置了基层立法联系点，在民主决策前的意见征询阶段，为基层人民群众提供了民主参与的平台，有利于为政策与法律的立项和起草广纳建言、广集良策。如上海市嘉定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基层立法联系点，在过去两年中“共参与了14部法律条例的意见征询，共开展网络征询7次，书面征询44次，座谈会35次，共听取意见建议1 076条，上报807条。2020年公布的5部法律条例中，有28条建议被市人大采纳。2021年公布的6部条例中，有35条被采纳”[19]。借鉴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实践经验，基层人大可逐渐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功能拓展至民主论证、民主评议和民主监督等环节，贯穿公共决策的事前、事中与事后全过程，实现时间和流程上的连续性。但与此同时，多流程的民主参与将带来更加复杂的业务难题与民主成本，而数字技术作为规范流程、降低成本的民主治理工具，可以帮助基层人大打破不同流程的壁垒，对民主参与流程进行数字化重塑优化不同流程间的数字化衔接，保障在基层人大与民众间互动渠道在各个流程中均畅通有序。

三、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难点

在全过程人民民主视域下，基层人大工作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在理论上能逻辑自洽，在实践中能系统嵌入，使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成为可能，从而实现民主平台与民主工具的相互联动，基础平台与运行手段耦合共进。在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推动下，大信息化建设为人大数字化改革提供了实践基础，但要深化数字技术对民主活动的积极影响，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并有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制度政策设置、数字平台建设和诉求统筹分析等方面仍存在现实的机制缺失，需要在现有的理论与功能上分析其实践难点，将数字技术进一步转化为基层人大民主发展的动力与资源。

(一)引导政策与示范机制规范缺失

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需要顺应社会环境的变化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地推动制度层面的创新，引导基层人大合理利用数字技术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确保人民能够广泛深入地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凝聚与激发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动力，防止结构性地产生民主政治冷漠。民主制度是民主活动的引导和保障，是民主治理能力和治理效果的重要依托，民主实践离不开政策机制的制度安排。缺少了制度化的推动和指引，仅靠基层人大自主探索，难以取得理想效果。新时代以来，社会的高速发展使人民的政治主体意识与政治参与意识逐渐活跃，对于国家法治、社会发展、民主政策的质量要求也逐步提高，民主治理环境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变化趋势。规模相对较小、层级相对较低的基层人大难以通过简单的扩大人员规模来有效地组织基层民众参与民主治理，唯有借助数字技术方可引导人民广泛有序地政治参与，在降低民主活动成本的同时提升民主运行绩效，实现规模与效能的统一。然而，在这一数字化建设的必然趋势下，尚无相应具体的顶层制度设计进行引导示范。不通过顶层设计加以规定，基层人大难以自下而上地推进不同层级、部门间的数据流动，将导致许多基层人大数字化改革进程缓慢或停滞，无法满足当地人民的多元诉求与民主参与的热情。

(二)基础设施与平台建设良莠不齐

早期的人大信息化建设为基层人大运用数字技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施机制探索积累了组织和技术基础，但仍不能适应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带来的新业态、新需求。为回应社会治理需求，将制度优势与技术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驱动力量，部分人大机关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数据算法库与数字化平台建设工作，初步建立了大数据库、算法库、人大数字化平台与人大代表履职平台等数字化平台。广东省人大于2017年率先启动数字人大建设工作，2021年6月印发《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提出要依托省级政务云平台和省市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完善支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责的应用系统[20]。但大多数基层人大机关的数字化建设工作仍停留在信息化的门户网站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缓慢，难以和数字技术发展有效衔接。同时，部分基层人大工作者自身数字化素质有待提高，对于将基层人大的工作流程和工作理念根据数字技术的发展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敏感度不高。不同地区之间的平台建设进度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不同地区间的人大机关通过数字化方式进行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以达成信息互通和相互借鉴。也难以通过数据信息统筹方式反馈不同地区在民主实践中出现的共性问题，自下而上地获得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与资源分配。

(三)诉求统筹与智能分析难以落地

近年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基层人大作为政策立法中与公众沟通的一线机关，可以更加直接地接触群众的多样化诉求，负有充分听取群众意愿、回应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诉求、对群众多样化需求实现有效承接的重要使命。在此意义上，数字技术对于个体意愿表达与集体民意综合的需求抓取与分析处理有更大的优越性，在基层人大与基层群众的互动过程中发挥着桥梁作用。但在实践过程中，大部分的基层人大对于数字平台与技术的运用仅停留在诉求信息收集上，而未能进入到统筹、分析及预判的阶段。“好的民主政治一是有能力和动力解决问题，这是‘立’，二是有能力和动力发现问题，这是‘预’。”[21]对于民众诉求的收集不应是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终点，而是应该通过数据分析精准把握民情民意的实时动态，通过数据算法和人工智能从中洞察社会治理风险。换言之，通过“加强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和公共需求精准预测，畅通政府与公众的交互渠道”[22]，回应人民个体的个性化需求和人民整体的公共服务需求。

四、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化路径

数字化时代，基层人大的民主建设能力与民主创新能力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数字化机制建设推进基层民主发展，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时代路径。实践的经验教训和科学的认识结论，在指明当前基层人大通过数字技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现实难点的同时，提供了价值指向和发展方向。克服当前数字技术赋能基层人大民主实践的问题难点，需要从制度政策路径、数字人大路径和算法分析路径，通过设置引导政策与示范机制、建设数字设施与数字平台及应用数据统筹与算法预测三方面进行实施机制补足与路径优化。

(一)规范政策路径：引导政策与示范机制设置

通过制度政策路径补齐制度短板，主要回答的是哪些要求和措施需要充实和完善。当前，针对基层人大对于数字技术的运用缺乏指导性和实际操作性的引导政策和示范机制，没有具体的实践机制和制度流程设计作为先行示范，导致部分缺乏治理经验和治理能力的基层人大出现效能空转，难以发挥基层人大的制度职能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应设立引导政策，对推进基层人大运用数字技术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作出制度规定，提供制度化的遵循与依据；充分发挥示范机制的引领作用，在示范标准的支撑下，鼓励基层人大自主探索适合本地区的技术操作规范，实现顶层总体设计与基层应用创新相结合。应通过统一平台名称、设置工作程序、明确功能定位和规范运行机制，使民主治理的数字化机制系统、规范、有效地运转起来，使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基层人大的数字化建设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建设和国家治理过程。要借助制度引导和数字技术的支撑，实现民主治理效能的革命性变化。

(二)数字人大路径：数字设施与数字平台建设

数字人大建设包括基础性的数字设施建设和应用性的数字平台建设，分别涵盖大数据库、算法库和人大数字化平台、人大代表履职平台。数字设施建设的目的在于对经过代码化处理的民主活动数据进行集中管理和调配，建立用于存储、传输民主活动数据的大数据库和处理、分析民主活动数据的算法库，在安全有序的前提下推动跨地区数据库、算法库共享机制。在建成数据库、算法库等作为数据处理中枢的数字设施后，为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需搭建基层人大面向人民群众的数字平台，为人民群众提供表达利益诉求、参与社会治理的数字化方式。作为基层人大依数字技术所打造的信息载体，人大数字化平台应体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形式与内容，充分融合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保障民主参与领域的全面性，在平台按照民主活动的程序环节依次设立选举、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数字板块，保障民主参与过程的完整性。在数据安全方面也要健全数据管理与网络安全体系，定期对平台运行、数据利用进行检查评估，强化平台安全、系统、可控，保护个人信息与国家民主治理数据。人大代表履职平台的效用，在一定程度上要更加取决于人大代表的个体的履职能力。实践中，人大代表实行的是兼职制度，部分基层人大代表未接受数字化能力训练，导致人大代表通过履职平台进行履职的数字化能力不足，阻碍了部分基层民众通过数字平台得到有效的诉求回应。要对基层人大代表进行专业的数字平台使用训练，提高人大代表的数字化履职能力，发挥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更好地把基层智慧与力量凝聚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事业中来。

(三)算法分析路径：数据统筹与算法预测应用

基层人大收集群众诉求的最终目的并非是单纯的民意汇总，而是“广泛地汇集民意、精准地识别各类群体的需求、高效地整合同一层次的需求，从而转化为科学合理有效的政策”[23]。在收集承载基层群众诉求与观点的民主活动数据后，需要通过数据识别机制与数据分析机制将民主活动数据统筹整合，针对共性问题、社会焦点和整体需要及时回应民众关切，提高基层人大民主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要兼顾个体合理的个性化诉求，并在尊重不同利益群体根本利益的同时，在多元化的意见和诉求中找寻相同的利益基点，求同存异、凝心聚力，把分散的群众意见有效整合为民主治理合力。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社情民意的分析研判带来了可能，智能算法可以通过数据感知、数据画像等技术手段，基于现有的民主活动数据预测基层群众的需求趋势，主动识别民情民意，主动判断群众需求，主动供给政策服务并主动预防治理风险。将数据算法充分运用于基层人大的民主活动中可以大幅度提升民主实现的效率。

中国在新时代数字发展过程中因活跃的数字市场和庞大的网民数量而具有独特的背景优势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据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2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5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4.4%[24]，民主实践理应把握社会主义民主的理论前沿和数字技术发展的时代脉搏。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优势，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前提下，依托数字技术促进基层人大民主治理水平的高质量发展，自下而上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回应人民对于优质民主治理效能的需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对实质民主的追求，实现“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切实的民主”[25]，为世界民主制度发展提供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