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威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体育教学部，郑州 450046)

武术是五千年华夏文明和民族智慧在身体上的反映，是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是最能讲述中国故事的身体语言之一。竞技武术是在传统武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但在继承过程中，竞技武术明显偏离了传统文化的道路，以至于对传统文化出现了诸多不适应，竞技武术自身也招致了文化缺失的激烈批评。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需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增强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完成由“西化”向“本土化”的深刻转变，只有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竞技武术文化再适应的可行路径，才能切实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武术事业长远发展。

1 问题的提出：基于实现文化自信的新时代背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文化的复兴。近几年，国家不断推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举措，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要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再到《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的“到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基本形成”的总体目标，均表明国家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武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如何担负起时代责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实现，以及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而发挥作用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2]396当前中国武术的发展方向以竞技武术为主，竞技武术是在传统武术基础上经西化改造的“体育化武术”，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竞技武术的辐射人群并不多，对于以养生、健体、修身为目的的大众来说并不合适，但竞技武术却日渐被视作中国武术的全部，这需要我们警惕。

在国际方面，竞技武术作为中国武术走出国门的“先行者”，为了挺进奥运会、与世界接轨，自新中国成立后就开始接受西方体育的改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全球化’时期的崛起，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领域中展开国家间对话奠定了基础。”[3]12竞技武术代表中国武术担负起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重任，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21世纪以来，“关于跨文化武术传播、武术国际传播的研究呈现出逐年增长态势，特别是2004年首次出现研究数量的井喷现象。”[4]这一切都呈现出一派向好的发展趋势，但“中华文化的发展必须坚守自己的立场，过度的学习与模仿只会使中华文化被异化、被限制和被消亡。”[5]在此背景下，竞技武术更需坚守“文化初心”，才能担起中国武术“文化外交”的历史使命。

2 竞技武术的文化剖析：一种原位的逆向文化

所谓文化冲击，可理解为“一个人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原来自己熟悉的一套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等被另一套新的自己所不熟悉的符号、习俗、行为模式、社会关系、价值观念所替代，因此心理焦虑，情绪不稳定，甚至沮丧。”[6]逆向文化冲击是相对于文化冲击而言的，又称逆向文化休克或返乡文化冲击，最初反映在大量“海归”人员身上，即“出国人员在离开本土的相当一段时间内，经历了异文化的冲击、适应过程后，回到母国时对于曾经熟悉、现在却可能是陌生的母文化环境产生的类似于进入新文化后的不熟悉、误读等现象。”[7]

面对当今世界各国交流日益频繁、文化冲突不断的新挑战，文化适应问题成为各国、各领域研究的重点。“文化适应是指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进行不断地接触和交流，甚至是摩擦，一个或者两个个体发生了变化，将其文化类型进行了转变。”而对于逆向文化冲击下的主体重新适应母文化的过程，则可以看作是文化再适应。

基于以上概念，笔者认为竞技武术目前处于一种原位逆向文化冲击状态。所谓原位逆向文化冲击，是指竞技武术并没有离开原来的地域，但却被动适应了西方体育文化，而今又要重新适应母文化所出现的不适状态，可以看作是逆向文化冲击的一种特殊类型。文化的适应及再适应是基于对两种不同文化的认识，是不断理解、融入和接受的过程，由于陷入“知识诅咒”的怪圈，竞技武术对母文化的逆向冲击要比异文化的冲击更难适应。但是，为更好实现国内外发展，竞技武术必须直面逆向文化冲击，在文化上重返故土。

3 竞技武术面对逆向文化冲击的“不适”表现

3.1 外显方面：体操化、舞蹈化以及高难美新飘的技术风格远离武术技击的实用性

当今，体操化、舞蹈化以及高难美新飘的技术风格已经成为竞技武术的重要“标签”。从狩猎到战争武术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技击则是中国武术赖以生存的基础，尤其是在冷兵器时期，武术的技击实用性表现得更为显著。即便在和平时代人们对武术技击性的渴望依然强烈，这并非是人们更喜欢暴力和杀戮，而是可以看作人们对中国武术的情怀与留恋。脱胎于传统武术的竞技武术，在历史特定时期完成了“西化”，形成了符合西方体育“更快、更高、更强”的价值追求。在“当前的竞技武术运动员演练的套路中，传统的拳脚技术十分匮乏”[8]，且这些高难度、超负荷的运动训练只适合小众精英化培养，内容上更是单调乏味、华而不实，这与传统武术追求的技击实用性相去甚远。

3.2 体制方面：西化的教学训练、赛事规程与传统武术的师徒传承体系存在巨大鸿沟

竞技武术的训练和教学一般采用现代西方教育模式，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并辅以多种科学技术手段以及生理、解剖等学科知识，在集体训练这一模式下运动员被“批量生产”出来。另外，竞技武术遵循着奥运规程，评判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实行量化。竞技武术在举国体制下承担着国家使命，如金牌数量、赛事任务、导向引领等，除了学生升学和培训机构外，竞技武术的影响力在普通大众心中日渐滑落。那些真正热衷于传统武术的人们，则失去了原有的组织与环境，其要走出去以武会友，既受制于高昂的参赛费，又要接受体育化的武术评判标准。刘祖辉认为，“当今武术的发展已偏离了其传统文化的土壤，出现了传承异化、技术异化、评价异化、身体形态异化、心理异化现象。”[9]反观古代传统武术，通过师徒制进行传承，遵循着约定俗成的武德礼仪，在勾栏瓦舍中谋求生计。相比现代竞技武术，传统武术更接地气，更被广泛接受与认可。在师徒制下，通过口传身授、耳濡目染的学习和长时间的共同生活，能够培养更好的师徒情感和同门之谊。尽管传统武术的生存环境在现代社会发生了颠覆，但是其中的“营养”成分可以加以提炼以补充竞技武术的“营养不良”。

3.3 内隐方面：竞技武术的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与传统武术发生分野

竞技武术在精神内涵、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方面都与传统武术有着明显的冲突。比如关于武术动作美的界定，是以高难美新飘等夸张外显的技术动作为标准，还是以精神气力功等含蓄内隐的体察感悟为标准，这种超出量变的界限形成了两套完全不同的审美评价体系。在过去“武术先哲们深谙这个道理，穷尽一生，苦苦追求着武术的高深境界。而这种境界又是不可言状的，所以只能靠直觉体悟。”[10]此外，传统武术的拳种、套路动作都是按照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思维方式来命名的，带有一定的意象性，诸如少林拳、太极拳、八仙拳、峨眉拳、太祖拳等拳种，又如玉女穿梭、霸王卸甲、白猿问路、采和献花等动作名称，不胜枚举。相反，竞技武术的动作名称则显得简单直白，大多改用弓步冲拳、马步架打等逻辑性强的话语，套路命名则直接采用了亚运会、青少年等名称。虽然这些名称更容易记忆，但是蕴藏其中的故事却丢失了，那些支撑传统文化精神的礼仪道德、教化育人、舍己从人、保家卫国的品格教育，渐渐被竞技武术“格式化”了，竞技武术在西方体育精神的影响下，逐步养成了奥运性格。这虽然更加适应现代西方主流价值观，但是也丢掉了竞技武术的文化内涵。

4 竞技武术逆向文化冲击的原因分析

4.1 根本原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主客体错位

文化主体理论认为，“文化主体隐喻了文化的权力归属于谁的问题，是文化的承载者。”[11]中国武术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并长期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在竞技武术形成之前，中华传统文化一直是中国武术的唯一文化主体。然而，时过境迁，竞技武术携带着满身的西方文化，逐渐占领了中国武术的大半江山。当前竞技武术仍代表着中国武术的官方主流，其在文化上出现了权力的移交和主体归属上的错位。“其一，中国武术过于依赖西方体育的发展模式，致使主体地位不断边缘化。其二，中国武术的主体性并未很好地践行自己的身份。”[12]传统武术文化根植于中华农耕文明，而竞技武术嫁接于西方海洋文明，两者拥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性格。拥有华夏文化身份的竞技武术，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追求个性、自由、公正法治、征服自然、量化计算的文化性格；而本土的传统武术，在人文主义经验理论框架下，养成内敛谦和、注重和谐统一、中庸守德、遵循天道、整合分化的文化秉性。竞技武术文化主体的错位，必将遭受逆向文化带来的冲击。

4.2 自身原因：没有做好返乡的文化准备

新中国成立之初，竞技武术便定下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孟涛等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武术由民间传统技艺向体育化发展转变。”[2]392此后竞技武术就沿着西方体育化思想进行“文化改造”，“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体育发展加速向竞技体育倾斜”[13]1，竞技武术也逐步加快了迈向奥运的步伐。从新中国成立初的增强全民体质到改革开放后为国家荣誉而战，我国竞技体育的定位和发展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开始反思竞技体育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刘健认为：“中国竞技体育价值定位必须服从、服务于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中国竞技体育价值定位的基点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与向往；中国竞技体育价值定位的出发点是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13]8在这种情况下，竞技武术应该认真思考自身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如在追求国际化时如何兼顾民族性，在追求现代时如何兼顾传统性，在追求竞技水平时如何兼顾大众健身等等，这些都是竞技武术“返乡”时需要考虑的，但显然现在的竞技武术尚未做好这些准备。

4.3 客观原因：竞技武术的母文化环境发生改变

文化具有发展性、历史性，并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被赋予新的内涵。竞技武术的形成受近代以来西方化体育理念的影响，这期间，中华传统文化同样发生着历史性演变。近代，西方资本经济迅速在全世界蔓延，追求经济效益的商业环境逐渐瓦解着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及宗法制的生存环境。之后，全世界的交流不断增多，政治制度和商业体系不断更迭，世界多元文化、共享经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断成为全人类的共识。原有的文化环境不断被打破，新的文化观念不断形成，特别是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对竞技武术返乡文化再适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中国武术在历经了身份模糊、形象误读的当下，其文化主体性告别了诸如传统、历史、连续性而浮于表层，集体记忆可以说已经处在了一种‘符号链条断裂’的状态。”[14]竞技武术在重返本土文化时，出现了认知上的极大反差。历史从来没有“真空期”，竞技武术西化后，唯一弥补传统身体文化空缺的就是散落在乡野市井中的民间武术。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变，“传统武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面临着‘文化空心化’(王蒙)的问题。”[15]75不仅如此，民间武术为了谋求生存也在迎合主流的竞技武术，功法、拆招、喂手、套路、散手等原本为一体的武术程式，被不同程度地肢解，这种做法显然带有逐级分化、层层剥离的现代西方科学特点。同时，在当前的民间武术活动中，文化性渐行渐远，“一些民俗性的文化内涵流于形式，武术传承中原有的严格规定和仪式禁忌则在慢慢松弛甚至消失。”[15]75因此，竞技武术在文化返乡中完全寻根于民间武术，显然已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传统武术留下的经典著作、古谱遗迹、生平事迹以及实体器物，需要靠人来焕发出生命价值。面对已经变化了的生存环境，竞技武术如何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在新时代重新适应逆向文化的冲击是一个大问题。

5 路径与策略：竞技武术的文化再适应

5.1 坚守文化主体，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新时代，中国武术的发展必须要担负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促进竞技武术回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主体性上来，“坚定不移地走属于自己的道路，才能够体现出其高度的‘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发挥其在构筑中国梦过程中的价值，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3]67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须要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文化主体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为自信、更为持久的力量。“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方向发展的两个轮子，缺一不可，亦不可偏废。”[16]这也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期对传统文化发展提出的要求。

竞技武术在继承传统武术发展时，不妨采纳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通过对传统武术留下来的拳谱古籍、图文器物、人物传记等进行深入解读，进行抽象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17]，比如在传统武术中还存在着门派之间相互诋毁、恶意攻击，以及鼓吹神功秘籍和江湖行规等问题。对此，要勇于打破旧思想，摒弃糟粕。而对那些仍具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要加以改造和转化，以新的形式加以继承弘扬[18]。比如传统武术中的一些训练手段和方式、武德礼仪、故事典籍等可以通过现代化媒介和手段进行改造，以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传播。总而言之，通过彰显竞技武术文化的主体性，“活化”优秀传统武术文化，满足现代人的文化需要，更好地服务新时代。

5.2 讲好中国武术故事，强化文化身份认同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认知革命后，人类的发展开始脱离生物学进而转向故事的叙述，“就像如果要理解为何儒家或共产主义能在中国传播，光知道基因、荷尔蒙和有机体这些还不够，另外也得考虑到各种想法、图像和幻想的互动才行。”[19]35通过编织故事，各个国家和民族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文化类型。中国是礼仪之邦，宗法制促使中国逐渐成为以家庭伦理道德为行为规范的国度，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自化”以及其他各家思想等共同构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固根基。只有讲述共同的故事，建立起身份认同，才使得我们的历史和文化延续不断，所以，竞技武术在文化返乡途中，要解决身份迷失问题，就必须重拾共同的文化信仰，在新时代下讲好大家都能听得懂的中国武术故事。比如：人物方面，可讲述手战之道的越女、义薄云天的关羽、精忠报国的岳飞等；还可以讲述武术器械，如十八般兵器的来源及轶事；以及其他更多的等待挖掘和加工的素材。这些足可以使中国武术走进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进一步强化民族认同，凝聚民族力量。

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理论为竞技武术逆向文化冲突与再适应提供了理论支持。“身份认同是一个人对自己归属哪个群体的认知，这是自我概念中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20]因此可以说，文化身份是个体对自身属于哪一个文化的界定，竞技武术源于中国传统武术，经西方体育文化变迁，具有了两种文化身份，在逆向文化中极容易造成文化身份“混乱”。如同“一些在美国的日本人常常会被看作‘非常日本’，而回国后又被其他日本人认为‘非常美国’”[21]一样，竞技武术被国人视为“非常体育”，也被他国视为“非常武术”。面对母文化和异文化采取何种态度，Sussman总结有四：即对待母文化和异文化都采取否定态度，与异文化保持积极关系，对母文化保持认同意识，以及在保持母文化的归属意识的同时，对于异文化也给予积极的认同[22]。对于返乡文化的再适应，竞技武术可采取第四种态度，但是必须是基于文化国情，建立强烈的文化自信，否则极容易被同化或被边缘化。

5.3 做好顶层设计和发展方案，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发展之路

竞技武术的政策制定关系着中国武术未来的发展，要做好武术的顶层设计，要从中国武术发展的全局出发，聚焦竞技武术逆向文化冲突这一关键性问题，对现有框架的各方面、各层次、各要素进行统筹规划，优化部署，解决当前过度“去技击、去文化”导致的竞技武术严重“营养不良”问题，达到推动武术文化对外交流和助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目标。

要进一步完善中国武术的概念与分类。竞技武术不等同于中国武术，中国武术也不是只有竞技武术一种表现形式，目前的武术概念与分类中，大多是以竞技武术为中心来设定的，“武术是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以套路、格斗、功法为运动形式，注重内外兼修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23]此概念虽然为学界所公认，但运动、体育等词语更多地凸显了竞技武术的立场，应考虑更合理的表述方式以突出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目前武术的分类也较为混乱，有套路和搏斗之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之分，以及学校武术、社会武术、民间武术、专业武术、军警武术、大众武术、现代武术等。为此，杨建营曾提出按照形式逻辑的要求，“将武术按运动方式分为徒手和持械两大类，再逐步细分。”[24]可作为借鉴，形成标准统一的分类方法。竞技武术的发展方案要跳出西化的思维框架，立足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去设计和优化，比如尝试成立独立于体育院校的武术学院，体系化地加强武德等精神文化内容的教育等。总之，用中国思维、中国方案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武术发展模式与内容。

“历史和现实证明，任何民族文化的断裂，必然导致这个民族的衰退。”[25]中国特色的武术应该有自身的民族特性和“文化主权”，前者是中国武术的种姓问题，后者是有效行使文化权利的先决条件，一旦出现文化主权移交，武术将失去自身的民族性。竞技武术作为中国武术的一个发展方向，应避免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传统武术、学校武术等其他武术形式。在国际交流方面，竞技武术要把文化培养放在首位，着重打造一支“文武兼备”的对外传播队伍，通过他们的话语、行为、心理及与受众的交流沟通，实现武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国家间的深度传播[2]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