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内档案”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围绕这批重要档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演绎了一波三折的“伤心剧”……

“大内档案”是指清政府于康熙九年（1670 年）起开始存放于紫禁城里内阁大库内的档案。这些档案包括皇帝诏令、臣僚进呈并经皇帝批阅过的奏章、朱谕；皇帝起居注、官修实录、圣训、会典、历科殿试的卷子等。围绕这批重要档案，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演绎了一波三折的“伤心剧”……

傅斯年

“大内档案”险遭焚烧

溥仪年幼登基，由醇亲王载沣摄政，载沣下令内阁大臣去查看清朝立国之初摄政典礼的旧档，以便给自己的位置找到历史依据。大臣在内阁大库寻找之后，发现里面十分混乱，向载沣报告说里面的无用旧档太多，应当焚毁一部分来减少库存。载沣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从宣统元年（1909 年）八月初一开始，派一些人每天从大库中挑选无用旧档，用时一个月挑出了一万六千余捆，堆在院落中等待焚烧。

对于堆在院中准备焚毁的那些史料，学部参事官罗振玉认为十分有价值。当内务府大臣宝熙等人要执行命令焚毁这些史料时，罗振玉四处呼吁，最终说服张之洞奏报朝廷，将这批档案保护了下来。

张之洞也很明了这批史料的价值，他设法保护下来后，嘱咐参与人不要将此事泄露出去，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争论。

宣统三年（1911 年），溥仪宣布退位，民国政府教育部在国子监成立了“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原藏在学部的这批档案装成八千麻袋堆在了筹备处的敬一亭内。在此期间，已经有工作人员从麻袋中将档案偷出，带到外面去卖钱。此事被博物馆筹备处主任胡玉缙看到了，他担心偷盗太多之后，最终那些人为了销赃灭迹会放火烧掉这些史料，于是将此事报告给了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

胡玉缙希望教育部能迁移这些史料，或者销毁无用之废纸。但夏曾佑不赞同他的建议。当时鲁迅在教育部任佥事，对此写了篇《谈所谓“大内档案”》。文中写道：“他（夏曾佑）是知道中国的一切事万不可‘办’的。即如档案罢，任其自然，烂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于烧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为，一‘办’，那就舆论沸腾，不可开交了。结果是办事的人成为众矢之的，谣言和谗谤，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张是‘这个东西万万动不得’。”

这些档案在敬一亭放了几年后，教育部派鲁迅等人前去查看，此事仍无处理意见。直至1921 年博物馆筹备处将这八千麻袋的史料，以处理废纸的名义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史称八千麻袋“大内档案”事件。

转年2 月，罗振玉在市面上发现了洪承畴揭帖和朝鲜国王贡物表等明代档案，他立即意识到这是内阁大库之物，之后想办法找到了同懋增纸店，与之商议将这批史料买回。纸店老板原本是以4000 元买下这批史料，见到罗振玉很重视，便坐地起价，以13000 元转售给罗振玉。罗振玉立即返回天津，通过筹款将这批档案买了下来。

不幸之中的万幸

因为罗振玉是借钱买下的这批史料，又要租赁存储之地，导致他无力长期保存，日本人听闻此事后准备将之买下。消息传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教授马衡等人提出强烈批评，坚决阻止这批史料运出京津。国民政府闻讯后，立即派农矿部参事李宗侗等人前去了解细节，罗振玉无奈，只好将这批史料卖给了藏书家李盛铎。

然而因为社会动荡，李盛铎也无力保存，想要将其出让。马衡得知后，写信给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傅斯年，请其想办法买下。但因款项太大，傅斯年认为很难将之拿下。之后又传出燕京大学准备买下这批档案的消息，史语所史学组主任陈寅恪闻讯后立即写信给傅斯年：“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陈寅恪努力说服各个学术机构，希望能买下这批无价之宝。后来傅斯年来北京办事，陈寅恪见到他时，力主由他出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申请拨款。傅斯年也觉得如果史语所能够买下这批史料，就具有了极大的资源。于是他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请蔡元培想办法将之买下，后中研院责成历史语言所来整理。

蔡元培接信后，认为傅斯年所言在理，立即发电报给农矿部参事李宗侗和清华的陈寅恪，请他们立即与李盛铎商议收购事宜。此后几经磋商，最终在1929 年3 月，李盛铎将剩余的七千麻袋售予中研院。

此后，这批史料运到了北京。作家岳南在书中写道：“1929 年8 月，在陈寅恪等人的积极努力下，李盛铎转让的档案全部运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合计约6万公斤，其中破烂不堪者约2.5万公斤——这是史语所自成立以来所获得的第一笔宝贵史料和学术研究资源。”

“搬家先生”傅斯年

对于这些档案，傅斯年很看重，希望尽快从中找出重大发现。但是史料的发掘没有那么快。

明清史料到达史语所北海办公处后，由陈寅恪带领一些人员进行整理。岳南在《南渡北归·南渡》一书中写道：“除在清华授课，先生（陈寅恪）大部分时间都在城里北海静心斋带领史语所历史组李光涛等人整理内阁档案。”

经年累积，这些档案上有着厚厚的灰尘，李光涛每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这些灰尘擦掉，然后将拉散的文档尽量地缀合在一起。李光涛在《明清档案与清代开国史料》一文中回忆说：“我们乃是整天8 小时都在字纸堆里爬进爬出，一片片的字纸都要展开细看。而且这些字纸都是几百年的旧物，附带的尘土又特别多，每一麻袋或席包倒在地上时，尘土便腾起多高，室内差不多犹如烟雾一般。不说别的，单说这些麻袋在我们整理结束之后，所装的灰土便有120 袋，堆在午门前端门门洞内，每袋灰土最少以100 斤计算的话，也就共有1.2万斤之多了。”

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往四川。傅斯年十分看重史语所的档案及20 余万册蔵书，他将馆中所藏装了600 多个大箱，指定由管理员那廉君护送。他们先后装运火车、卡车、轮船，最终将这批书完好地运到了四川李庄，抗战胜利后又安全地运到了南京。因为这段经历，傅斯年被人戏称为“搬家先生”。1947 年，档案被运至北平，新中国成立后被移交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