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裔婷，刘向晖

(1.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2.上海联创设计集团重庆公司，重庆 400030)

引言

都市马克思主义肇始于对近代西方空间概念以及空间与社会关系的反思和重构。马克思认为，城市是资本生产与交换赖以集中与扩张的价值形式的地理场所表现，因此从城市研究的途径来说，不用“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理论”而用“都市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原因在于重点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城市问题，而是从城市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将城市作为思考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体。

都市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城市发展中遇到的新情况有关，与城市研究中的空间转向有关。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中引入了城市空间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了空间的生产与三元空间辩证法以及城市栖居、城市权力等思想，至此，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不再是一般地分析城市中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而是通过对城市的形式分析来理解社会的发展与变革，重建本应具有空间性内涵的历史唯物主义。从以社会生产方式理解城市生活经验到以都市的构成形式来解释社会历史发展，是列斐伏尔实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范式的原创性理论贡献。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仅是生产活动的被动界面，也充满了社会意义和权力关系，允许商品交易和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空间的生产类似于任何商品的生产，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种体现统治阶级或精英阶层意志的政治实现。例如，资本主义关系象征着城市地区的建筑物，城市中心被商业和商业空间占据，居住空间被驱逐到城市边缘等。列斐伏尔将城市空间的框架分为三种类型：感知空间、构思空间和生活空间。其中，构思形成的空间应该被批判性地审查，以更好地理解国家引导的空间规划和发展。同时，由于抽象空间面临解体，空间的表征开始与人类的所有需求脱节，城市成为“控制消费的官僚社会”，空间的表现被简化和同质化，从而从空间中产生更多的经济资本。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研究总体起步较晚，是中国城市社会建设实践的呼唤与西方城市社会理论思想之接纳和冲击共同促成的结果。当代中国正见证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列斐伏尔所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或许可以启发并阐释中国的城市空间是如何被生产与塑造的。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与西方及其他南半球国家都有所不同，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政治经济背景不同于西方经验，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关注政治经济过程的重要性，是描绘和识别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重要驱动力的有效理论方法。这一理论方法在国际、国家、区域和地方等不同空间尺度上充实了快速城市化和有争议的城市空间发展研究。综上，本文将从城市规划理论的思想溯源和城市的空间规划实践案例来展示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是如何产生、使用以及如何实现的。

一、都市马克思主义与近现代城市规划的思想和实践

1844年，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郊区环境优美的田园乡村变成了农场，拥挤但尺度宜人的中世纪城市变成了工业城镇。24岁的恩格斯在英国管理了两年家族工厂回到德国，他深入了解工业城镇曼彻斯特工人的生活后写下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和阶级关系作了全面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本质及其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还论述了现代无产阶级随着产业革命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实地调查的大量事实，详尽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悲惨生活，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了严厉的控诉。其中描述了市政设施和公共卫生制度不完善，没有传染病防治制度，没有劳资谈判机制和劳动保护制度，城市公共配套匮乏的英国工人阶级，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相对消极。面对这样的“悲惨世界”，执政者们将目光瞄准了城镇空间，这之后连续150年的现代主义时期，出现了无数与城市规划有关的乌托邦计划，有四种类型对于今天中国的城市规划来说特别重要，它们是：君主制的乌托邦、平民的乌托邦、青春激进的乌托邦和技术中产阶级的乌托邦。

君主制的乌托邦提供了顶层设计、结构，分区和总体形象问题的解决方案；平民的乌托邦设计了田园城市的分区单元模型，给广大群众营造了一个现世安稳的社会生活环境；青春激进的乌托邦则完美构想了从机器化的建筑生产单元到整个系统骨架的全新时代；而中产阶级技术宅式的乌托邦计划试图在汽车时代设计出完美的人车分流的街区。这四种类型的乌托邦造城计划有些在某个局部某种程度上实施，有些只是夸张大胆的构想。

这些规划拼图满足了顶层设计、形象建设、社会导向和宣传，用最简洁绿色的口号，超快速的发展完成原始积累，使得空间产品化、资本化，市场化价值观简明化。它们适应了集中管控和高速发展，初步解决了全部阶层的各种倾向问题，最终影响并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城市建设机制和空间生产机制，格式化并覆盖了绝大部分中国的城市土地，塑造了包括几代人全新的生活世界，是都市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在城市规划理论上的投射。

二、都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四个城市规划思想溯源

(一)奥斯曼的巴黎城市改造计划

1851年，巴黎的城市规划从顶层设计入手。他们的造城计划简单直接：拆掉了60%的老巴黎，管制所有城市空间，打造欧洲的客厅。老巴黎原来是个汉堡包的形状，南北是左岸右岸，中间是巴黎母城西岱岛，环城有一部分城墙，城墙外有零散的居民区。他们拆掉城墙，做了两层环道，拉直了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形成十字交叉结构，并用笔直的大道连结重要的标志性建筑。又以这些建筑和广场为中心，星形放射出多条30米宽的干道，星星点灯连续在一起，宛若围绕一环一条美丽的蕾丝花边。最后将所有的主干道都种上大树，形成林荫大道，沿线重新统一设计建筑立面。

奥斯曼计划的巴黎城市用地为8750公顷，相当于20个小行政区，平均每个分区4.4平方公里。城市人口200万人，人均城市建设用地44平方米。按照人均建筑面积40平方米，总城市建筑面积约为8000万平方米，城市毛容积率约为0.91，净地容积率约为1.8，市中心建筑的平均层数为4层，城市毛覆盖率约为25%，净地覆盖率约为50 %。这是影响后来我国城市规划建设用地比例的参考来源。

(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尽管伟大的巴黎改造计划让世界惊艳，但整个欧洲并没有第二个城市像奥斯曼计划那样，在复辟君主的强力推动下，对城市进行巨大而彻底的改造。1898年，历史的车头进入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各大工业城市都经历了约300年的演化，整个社会大生产处于长跑的前段，积累还不够，社会福利制度还有欠缺。但政治体制和社会公共制度已经比较完善稳定，社会主义离开欧洲，开始在薄弱的链条寻找机会。

当时的产业都是劳动密集型，工作非常辛苦，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环境下，伦敦速记员埃比尼泽·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的规划思想：用同心圆分层分功能区构建城市的空间布局。其基本构想是：从最外侧环城铁路算起，紧邻环城铁路是车站、工厂；往里沿第一环形大道和第二环形大道布置联排住宅，将第三环形大道扩宽为1000米宽的中央林荫大道；往里沿第四、第五大道布置联排住宅；第五大道往里布置连续的玻璃顶室内步道和市场；再往里是中央公园，中央公园分为两层，外层较大，里层布置一圈公共建筑：博物馆、市政厅、图书馆等来围合最中心的公园。

拥挤的城市在卫生、疾病防治、排水和市政条件差的时候既不适合居住又价格昂贵，因此霍华德想把乡村引入城市，适合居住又享受都市便利。奥斯曼在老城里切入了几条几何线性的林荫大道，而霍华德则是在密集的建筑旁边切入了大尺寸的分隔绿带和绿地中心，一层建筑一层绿化带，再一层建筑再一个绿化中心，密集城市被绿地切开，一片一片交叠，像传统都市和田园乡村堆成的三明治。这种城市结构使得普通人可以享受城市便利和田园乡村的风貌，仿佛生活在乡下但又有工作机会和都市文化。

霍华德田园城市的用地为400公顷，约为1个居住区或6个大街区block)，居住用地约占25%，集中绿地约45%，其他用地约30%，外围产业和绿化用地为城市用地160%(640公顷)。整座城市人口30000人，5500户，户均5.45人，户均占地180平方米。人均33平方米净住宅用地，城市的总覆盖率小于13%，但住宅用地的覆盖率大于75%。居住的单元是联排住宅，社会城市被简化为绿心小区，大疏大密结构转化为均匀稀疏。我国现行的规划标准约为人均25平方米净住宅建筑用地和人均50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和田园城市的人均标准相似。

(三)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

1922年一战结束后的巴黎，民主氛围活跃，中央集权开始衰退，法国对外开拓殖民地积累了巨量的财富，伟大的奥斯曼计划形成城市荣光，20年代成为巴黎历史上著名的黄金年代。但表象背后，依然有贫民工人区困扰着城市问题，在民主势力和左派疯长的社会气氛下，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城市保护理论，第三共和国已经无法集中权力完成最后的奥斯曼式城市改造。柯布西耶作为现代建筑运动的激进分子和主将，是功能主义建筑的主要倡导者和机器美学的重要奠基人，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胸怀伟大抱负，他不满足于议会式妥协状态的小范围演化，极其乐观的构想小汽车、工业化，机器对生活从细节到主干全方位的革命性影响，深刻理解大工业生产蕴含的美学，试图塑造全新的时代精神。从1922年起，他绘制了二十多次城市规划方案，构想一种个人主义和平均主义的新生活——光辉城市。

光辉城市的规划理念是先拆除老城，在核心区再造新城。不同功能区之间用绿化带隔开分区，相互之间通过快速公路连接，每个分区本身只占用十分之一的土地建造建筑，剩下的空间全是大块的绿地。为了能住更多的人，需要建造高层塔楼和板楼，想象把住宅简化为极小单元，像生产成工业产品一样，用机器生产的方法生产住宅，然后把这些住宅产品集合在塔楼和板楼里。城市交通全方位依赖小汽车，车道架在二层，建筑一层架空，绿地连在一起，地面几乎全是绿地。

单从空间规划的角度，和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比起来，柯布把建筑带竖立起来，让出了更多的绿地。绿地的上空，是体现新时代精神的现代风格塔楼和高架道路，每一块土地上都竖立着新精神纪念碑的大花园。从上帝视角看，城市是以绿地为背景，人类造物耸立其中、漂浮其上的伟大图腾。柯布西耶为当时的新时代构想了新精神和新世界。

这个计划的实施需要统一规划建设，进行社会再组织。需要建立完善的交通系统，空间分区，道路分级并消除邻里和聚居。这种规划消除了生活本身的差别和质感，去掉了适合步行尺度的街道和小广场，提出住宅作为产品的概念，并希望人民都生活在标准的产品里面。这种工业化思想源头，使得光辉城市理念成为当时最适合快速城市化、最利于产品化空间生产、最迎合政权的城市规划理念，柯布西耶在印度昌迪加尔实践了他的规划，之后又被苏联的城市建设采纳(图1)。

图1 巴黎中心1935 概念模型图片来源：勒·柯布西埃《光辉城市》

(四)邻里单元和雷德伯恩体系

1929年，美国人佩里(Clarence Perry )创建了“邻里单元”(Neighbourhood Unit)。邻里单元理论包括6个要点：根据学校确定邻里的规模；过境交通大道布置在四周形成边界；邻里公共空间；邻里中央位置布置公共设施；交通枢纽地带集中布置邻里商业服务；不与外部衔接的内部道路系统。1930年，48岁的克拉伦斯·斯坦恩和52岁的亨利·赖特在纽约西北郊距离佩里家约40公里的Radburn小镇又设计了一组人车分流的城市空间布局结构，形成了规划历史上著名的雷德伯恩体系。这个体系在佩里的邻里单元原则基础上增加了三条：(1)以十到二十户的规模成组布置联排住宅，每一户住宅设置前门和后门，前门通过私家花园连接中心绿地，后门朝向停车广场和车库；(2)人车完全分流，小汽车从外部道路进入每个小组的停车口袋，并停进车库；家庭成员从后门步行走到中心绿地、运动场、社区机构、商业和学校；(3)人车交叉的地方架桥，人从下面走，车从上面跑，完全分流。在这九条规划原则的加持下，中产阶级和他们的小朋友将远离汽车危险，在自家后院以及后院连着的大草坪、运动场轻松快乐的奔跑，低层住宅是前后院融合，体现了私属领域、家庭文化和公共权利间相互平衡的低层住宅。

佩里邻里单元是800米见方，约60公顷左右用地，以小学和公共服务建筑为核心形成步行主导区，5000个居民，按照人均50平方米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容积率约为0.4，覆盖率约为20%。

雷德伯恩体系入户车道间距300米，主道路间距550米，整个用地1000米见方。约1平方公里，约5000人。按照人均建筑面积5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25万平方米，容积率约为0.25，覆盖率约为0.15。

在这之后，邻里单元和超级街区被标准化为居住小区，居住的单元是独栋住宅和双拼住宅，配套概念，单元尺度，单元平等结构。在中国居住区规划中，低层住宅被替换成了由标准产品集合而成的高层塔楼和多层板楼，私属领域、家庭文化被挤压到这些标准产品里面接受统一审批。在国内的城市规划理论移植中，由于我们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还忽略了平等结构和密度。

三、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城市规划实践——深圳湾超级城市设计

基于城市规划理论所展示的案例实践来自深圳湾超级城市设计，基地为面对南海开放的一块1.17平方公里的土地，城市设计的目标是体现全新的城市精神。前期的意象要求是对着大海开放，大绿轴统率两侧土地，核心布置超高层的经典现代主义纪念性格局。本次规划设计将从对这个经典现代主义纪念性格局的反思开始。

面对这样的场地，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的超级城市？超级城市是大绿地、超高层、超尺度、超级综合体的集聚吗？纽约华尔街不是，东京中城不是，伦敦CBD不是，巴黎拉德芳斯也不是。显然，超高层、大体量、怪造型等抓人眼球的城市设计并不是超级城市的必要条件，延续的历史线索，经济聚集，区位优势，特有的城市文化，才使它们成为超级城市。经济特区，开放口岸，适度的制度试验，对外开放牵引内地等历史原因使深圳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特大城市，中国大陆的一扇窗口。深圳的经济集聚，要吸引全球，最有价值的探索是制度创新和创新后集聚资金、人口和产业的能力。

落到城市建设和规划层面，深圳城市的未来最具先行意义的不是复制各种已有顶级和奇观业态，而是构建价值最高的城市界面，具备自我更新、价值翻新能力，经济生态和空间生态长期繁荣，形成真正宜居的城市空间。基于以上总结，提出了四项空间规划的原则，这一方案很好地诠释了都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空间生产落地实践。

(一)自我更新和价值翻新能力

具体措施为：公权和私权划分清晰；空间政策限定区和空间设计深入区划分清晰；小尺度独立地块和更多独立的地块。

以往的城市设计过多依靠把手伸到单个出让地块，以地块内部设计营造美好蓝图，而土地利用方式并未改变。不但严重侵犯私权，而且往往不能落实。营造优质城市空间要在公权私权清晰，空间政策和空间设计各自起作用的原则下，真正划分出既支持出让土地实现功能，又容纳城市公共生活的公权空间，并把公权空间真正深化到空间设计程度。对私权空间则以空间政策加以管理，而不是相反。深圳湾超级城市设计的目标不是由绿轴和巨型建筑构成的鸟瞰场景幻境，而是由街道、广场、低区建筑立面、开放空间、城市构筑物、公益建筑构成的真实城市空间。

小尺度独立地块以及为地块服务的公共空间网格相互配合，独立地块根据用户功能、资金、文化诉求等各种条件的变化进行建设更新，既拥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又受到空间政策的管理和指引。更多的小尺度独立地块使城市土地承载的建筑物在价值和文化上具有更强的自我更新和翻新能力，同时，小尺寸独立地块有更多机会形成个体和小集体的地方脉络和文化特色。

(二)界面最大价值最高

具体表现在：小网格街区、可达性、容量可变。街区网格越大，城市界面和内部价值区别越大。地块越大，城市可达性越差，封闭性越强。前一代小区模式的城市开发，造成一系列封闭围墙或者街铺围合的超大街区，是把郊区新城模式直接移植到核心城区。每一个超大街区通过少量交通点和城市系统结合，又形成堵点淤积。

街区网格越小，城市界面和内部价值区别越小。小网格用地城市系统转换点增多。疏通淤积的选择支增加。大网格街区靠稀疏的线和点接入，可达性弱；小网格直接接入网络系统，可达性好。小网格进行小地块建筑更新时，建筑容量在进行空间政策管控和邻里沟通以后有余地提升或者降低。

(三)经济生态和空间生态长期繁荣

城市经济有其生态构成，反映到土地上，体现在用地单元尺寸复合，关键在于保护基层经济土壤和生态，提供一定量的小地块和高成本空间，提供一定量大地块和低成本空间；用地单元建筑功能复合则可以适应城市空间功能长期发展中的变化和更新。具体表现在：用地单元尺寸复合，相互搭配；用地单元功能复合，相互搭配。即在城市的经济生态平衡中，不仅仅需要500强这种狮子老虎，也需要茶餐厅这种麻雀兔子。

(四)宜居的城市空间

具体表现在：覆盖率高；连续性好；开放空间融入街区；多元全时态的城市文化。城市空间具有较高覆盖率，利于形成连续的城市界面，进而形成舒适宜人的城市空间体验，过低的覆盖率造成城市空地太多，功能转换之间穿越的动线过长，独立空地过多，交通支持加大，最后形成相互割裂的城市空间。城市开放空间中，自然公园系统应该有足够的尺寸以形成真正的自然生态，城市公园和广场应该尺度适宜，融入街区和城市网格，与街区建筑形成良性互动。

城市文化的形成是个全时态的过程，每个城市都有和其他城市不同的用地条件、发展历程和重要事件，以及因此形成的独特空间格局。珍视历史和具体用地条件，才有可能形成城市个性；多元共存才有可能形成有包容性的当下；留出余地而不是移植奇观，属于每一个城市自身的未来才可能真正达成。

我们借用相邻的香港尺度，综合深圳城中村尺度和纽约尺度，采用150米和50米小网格为理想网格，和地铁线路，地块边界道路这些扰动因素整合，适当合并对公共交通依赖更强的大地块，生成无单一中心的城市网格，把标志性建筑融入街区，并且设置为市民参与和城市旅游的地方。

在空间管制上清晰区分空间政策管制区和空间设计管制区，除了公共服务功能，其他土地都设置为混合功能用地；综合各种交通系统，共享交通占地；地下空间权属和地上一致，不做连续大尺寸地下空间，保证私属地权的完整；将开放空间融入街区；以高容积率为基准，设置社区评议和政府监管的容积率变化机制。

四、结语

都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与我国的国情和发展条件也有差异，虽不可照搬，但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借鉴意义却不容忽视。城市的空间是人们进行生产和生活的主要物质承载基础，列斐伏尔提出了空间是政治性的而非中立的、(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著名论断，在世界范围的城市规划实践中有四种城市规划的理论模式与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有着密切关联，它们在当时“生产”出了不同的城市空间，影响了之后数百年的城市规划思想和实践，包括中国。我国的城市发展也有其具体的道路和特点，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化的都市马克思主义思想吸取和借鉴了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理内容，并以现实问题为基础，促成了当今中国城市空间的产生、使用和规划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