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宇萍，邹文杰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福建福州 350108）

一、引言

伴随对外开放带来的发展红利，我国经济创造了长期高速增长的奇迹。然而，过度依赖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的增长模式也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2》显示，202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占全球一次能源总消费的26.5%，碳排放总量在全球碳排放总量中的份额达30.7%，是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1]。可见，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巨大挑战，可谓任重而道远。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宣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进一步明确了我国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的决心。因此，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如何降低污染排放、提高我国绿色发展水平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当前，学术界试图从财政分权体制、技术创新、环境规制、对外开放等方面破解绿色经济增长之谜。而随着服务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但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作为新时期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业开放作为我国全面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成为未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重心，这也为审视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开放政策背景。那么，服务业开放对环境绩效究竟会产生什么影响，其内在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在服务业开放有限政策情境下，应如何优化服务业开放所产生的环境效应，实现对外开放和绿色发展的双重红利？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目前，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服务业开放对企业生产率和制造业出口的影响。众多研究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2]。陈明等[3]的研究指出，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有利于提高服务业的生产率，而且生产性服务业“走出去”对生产率的影响更大。孙浦阳等[4]通过量化外资参股的政策变化对服务业开放影响企业出口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显著提高了下游制造业的出口额，而且这种积极作用在管理效率高的制造业企业中表现更明显。此外，服务业开放对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也具有重要作用。张丽等[5]认为，服务业开放会促进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从而推动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二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环境污染的关系，形成了“污染天堂”和“污染光环”两大对立观点。一方面，“污染天堂”效应强调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东道国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这一结论得到大量文献的证实。为降低污染治理成本，跨国企业倾向于将污染密集程度高的生产活动转移到环境规制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使东道国成为污染避难所，导致东道国环境质量恶化[6]。而且，发展中国家为扩大产出规模，通过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外资，这种“竞争到底线”的引资行为加剧地区环境污染问题[7]。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研究支持“污染光环”效应，认为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会带来先进环保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理念，并通过知识技术溢出效应减少污染物排放，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环境质量。盛斌等[8]的研究发现，尽管外资流入会通过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东道国环境产生负向影响，但其带来的正向技术引进和扩散效应更大，从而有利于降低东道国工业污染排放水平。此外，还有学者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视角关注环境污染问题，认为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9]。服务业开放能够促进各国的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重新配置，有助于提高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进而作用于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多数学者的研究证实，不合理的资本配置会导致地区经济效率和生态福利的损失[10-11]。而随着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深化，未来国际分工和贸易投资的焦点将转向服务行业，那么服务业开放能否通过优化资本配置进而推动环境效率的提升？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相关研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第一，现有文献主要从外资开放的总体层面或围绕工业和制造业外资来分析环境问题，未能对服务业开放所产生的环境效应进行分析。与这些本身带有高污染属性的产业相比，服务业能够提供具备知识、技术等高级要素的绿色环保产品，这使服务业开放对环境的影响可能存在较大差异[9]。而且，多数研究关注服务业开放对企业生产率、制造业出口附加值和出口规模的影响，忽略了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第二，少数相关研究仅仅考虑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或服务业开放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未能揭示服务业开放的绿色增长效应或其内在影响机制。但是，如果剥离了经济发展进程单纯研究环境污染问题则缺乏现实意义。第三，鲜有文献关注制度因素在服务业开放影响环境表现中的作用。服务业开放作用于绿色发展效率是一个动态复杂的过程，容易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干扰，而忽视制度背景则难以深刻解释服务业开放所产生的环境效应。鉴于此，本文从资本要素配置视角出发，对服务业开放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剖析。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服务业开放的环境效应进行检验，试图解答服务业开放和绿色发展效率关系的新命题，从而为现有文献提供有益补充。第二，从资本要素配置视角出发，以资本错配指数衡量资本要素的配置水平，进而剖析服务业开放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具体路径，更全面地反映服务业开放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第三，进一步考察制度质量在研究模型中的调节效应，完善以往文献在刻画二者关系时的不足，为提升服务业开放的绿色增长效应提供制度方面的解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服务业开放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

服务业开放意味着服务贸易壁垒和限制的减少，包括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是提升经济效率和增加环境福利的关键因素。多数学者的研究指出，服务业开放会通过市场竞争效应、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前后向关联效应等提升东道国服务业的生产效率，从而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第一，服务业开放会打破原有市场的均衡，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国内服务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水平。而企业生产效率的改进则会减少要素投入，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从而促进区域绿色经济的发展[9]。许冬兰等[12]指出，服务贸易会带来更先进、高效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外溢作用促进制造业企业的技术学习、吸收和模仿，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进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资源消耗，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而且，跨国企业先进技术应用的成功经验也会降低国内企业研发成本和风险，提高企业参与研发活动的动力，为实现绿色发展转型提供内生动力。第二，随着服务业领域准入限制的不断放开，必然会吸引更多国外先进企业把资本投入国内服务业，带动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和新兴服务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本地产业向价值链上游攀升，进而提升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苏丹妮等[9]认为，服务业外资开放增加企业对绿色、清洁服务等中间要素的投入，改变污染程度较高的制造业中间品投入的生产模式，推动企业生产向污染排放减少的前沿方向移动，从而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此外，由于跨国服务企业拥有较好的绿色生产工艺、清洁设备和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服务业外资的引入可以发挥产业链前后向关联效应，带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实现绿色化、低碳化的产业发展模式[13]。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服务业开放有利于提升绿色发展效率。

（二）服务业开放、资本要素配置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

在完善的市场中，要素会以均衡价格在各需求主体之间进行合理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4]。但当要素受到外部因素干扰时，失真的价格信号会使要素的实际价格偏离均衡价格，导致要素错配问题的产生，其中资本错配现象在中国尤为严重[15]。而在服务业开放背景下，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有助于实现资本的优化配置。第一，相比于国有企业，我国市场化程度高的非国有企业往往面临更高的信贷歧视和融资约束，而金融业的开放能够改善企业融资环境，有效填补企业的资金缺口，从而优化企业间的资源配置[14]。这是因为，资本的趋利性使外资银行在进入国内市场后，更偏好于向盈利状况良好、会计信息透明度高的非国有企业提供信贷支持[16]，这有助于缓解非国有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使其将更多资金用于技术研发，提高资金利用效率，矫正资本错配问题。第二，服务贸易自由化降低了国外先进服务供应商的进入门槛，这不仅降低国内制造业企业获得服务产品的价格，同时也提供更多高质量的服务产品，有助于国内制造业企业将更多资本投入高效率的制造生产流程，从而改善制造业企业内部的资源配置[17]。第三，外资开放会加剧市场竞争，一些边际产出低的企业被市场淘汰，促使生产资源向边际产出高的企业转移，进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18]。申明浩等[17]指出，服务业开放能够扩大当地资本市场的开放，打破地方金融的长期垄断状况，吸引更多民间资本进入相应领域，促进资本市场的公平竞争。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促使资金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生产部门，提高资本市场的运作效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19]。此外，服务业开放也会推动市场化改革，降低资本要素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提升资本在不同所有制企业或行业中的配置效率。

而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是影响绿色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一方面，在地区资本错配背景下，资本无法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合理配置，高效率企业无法获得创新所需的资金，企业进行研发活动的动力减弱[20]，不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而且，高额的融资成本也会挤出企业的研发资金，阻碍绿色技术水平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影响地区绿色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在任期内追逐高GDP 增长率，通过干预资本要素配置来获取地区经济收益，而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环境等公共服务往往成为被牺牲的职能[21]。地方政府往往通过干预资本价格吸引高税收产业，导致大量资本流向高能耗、高污染产业，造成资源的过度浪费和污染排放的增加，影响地区的生态效率。而一些环境友好型产业则由于价格管制和融资成本过高等难以进入市场，严重阻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加剧地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22]。可见，不合理的资本配置会降低环境质量，不利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而服务业开放则会提高资本配置的市场化水平，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促进区域经济的绿色发展。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服务业开放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提升绿色发展效率。

（三）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

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离不开良好的制度环境。扎卡里亚（Zakaria）等[23]认为，较高的制度质量能够降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制度失灵会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使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知识、技术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24]，更好地发挥知识技术的外溢作用，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促进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制度质量的优化和行政效率的提高能够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减少污染物排放，改善区域环境质量[25]。制度质量的提升主要体现为信用体系、营商环境和司法体系的不断改善。良好的制度质量通过营造较好的市场环境，减少企业的寻租行为[24]，改变高污染、高能耗产业的生产模式，推动更多资源流向高效率产业，强化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绿色增长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中存在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

三、模型、变量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考虑到污染排放是一个连续过程，上一个时期的污染排放会影响当期绿色发展水平[25]，本文将绿色发展效率的一阶滞后项纳入研究模型中，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服务业开放的绿色发展效率，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份；gee表示绿色发展效率；open表示服务业开放程度；α0表示常数项；α1、α2表示变量的估计系数；X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T表示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矩阵；ε为随机扰动项。

为考察服务业开放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影响机制，即服务业开放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绿色发展效率，本文引入资本错配程度这一变量，分析资本要素配置在研究模型中所起的作用，由此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misk表示资本错配程度，λ0、ρ0表示常数项，λ1、λ2、ρ1、ρ2、ρ3表示变量的估计系数。

由于资本配置水平高低反映一个地区制度质量的优劣，为进一步检验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是否因制度质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本文引入服务业开放和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分析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由此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market表示各地区的制度质量，θ0表示常数项，θ1、θ2、θ3、θ4表示变量的估计系数。

（二）变量描述

1.服务业开放程度

现有研究对服务业开放程度的衡量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一是从服务业外资和服务业贸易数量的角度出发考察具体行业或地区服务业的开放程度，包括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服务业贸易规模，或者综合考虑两者。二是从服务业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实际政策出发，通过构建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衡量服务业分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5]。限于各省份服务业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刘斌等[26]的相关研究，使用服务业外资依存度计算服务业开放程度（open），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SFDI表示各地区服务业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TFDI表示各地区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由于个别省份缺少对各行业外商直接投资额的统计，本文参考陈景华等[27]和王晗等[28]的测量方法，采用各省份服务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近似替代。

2.绿色发展效率

鉴于数据包络分析法（DEA）能够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的问题，本文选取涉及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对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η表示效率值，n表示决策单元的数量，g是效率值η最小的决策单元，m、q1、q2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指标的个数，x、y、b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要素，分别表示投入、期望产出、非期望产出的松弛量，λ为权重向量。

结合相关研究，本文选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资本存量和能源消费总量作为投入指标，选取地区生产总值作为期望产出，选取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作为非期望产出，所涉及的具体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绿色发展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

3.资本错配程度

本文采用资本错配指数衡量资本错配程度。在测度资本错配指数前，先对资本产出弹性进行测算。

假设生产函数为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并在模型中加入个体效应和时间趋势项，即：

其中，Y表示地区总产出，L表示劳动力投入，K表示资本投入，A为常数项，β是估计系数，μ表示个体效应，u表示时间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借鉴白俊红等[18]的研究，采用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LSDV）对资本产出弹性进行估计。模型回归结果显示，省份虚拟变量与可变系数之解释变量ln(Kit/Lit)的交互项均显著，可见使用可变系数模型是适宜的，由此可得出各省份的资本产出弹性。

在此基础上，借鉴陈永伟等[29]的相关研究，对不同地区资本错配程度进行衡量，具体如下：

其中，misk为资本错配指数，γ为资本绝对扭曲指数，表示资本相对于没有扭曲的加成情况。鉴于要素价格的相对扭曲程度更能反映要素在行业间的配置水平[29]，在实际测算过程中采用资本相对扭曲指数来代替，如下：

由于资本错配指数有正负两种情况，即存在资本配置过度（misk＜0）和资本配置不足（misk＞0）两种情况，因此对资本错配指数进行绝对值处理。该数值越大，表示资本错配程度越严重，即资本配置水平越低。

4.制度质量

现有文献主要采用经济自由化指数、地区腐败指数、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和政府管制等指标对制度质量进行衡量。其中，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涵盖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治环境等指标，能够较好地反映我国不同地区的制度环境。考虑到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涉及经济、社会和法律等多方面的体制变革，本文采用王小鲁等[30]编制的市场化指数衡量各地区的制度质量①。市场化指数越大，表明该地区的制度质量水平越高。

5.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1）政府支出（gov），采用政府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征。（2）产业结构（industry），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征。（3）基础设施建设（infra），采用公路里程与年末总人口的比值进行衡量。（4）技术创新（tec），采用专利授权数的对数值进行衡量。（5）人口密度（pop），采用各地区年末人口数的对数值进行衡量。

（三）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2007—2019 年我国28 个省份（不包括西藏、海南、重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面板数据，通过使用增长率或插值法补齐缺失数据。各项指标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

表2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样本量=364）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系统GMM 法检验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该方法通过引入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有效解决动态面板数据的内生性问题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在使用该方法估计模型前，需要进行Arellano-Bond 序列相关性和Sargan检验，考察研究模型设定的合理性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表3 报告了服务业开放程度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回归结果。从表3 可知，AR（1）和AR（2）值显示残差序列只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与GMM 方法估计的要求相一致。Sargan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回归模型均未能拒绝原假设，说明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即所选择的工具变量是合理且有效的。列（1）回归结果显示，服务业开放程度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显著正相关。逐步引入控制变量后，服务业开放程度和绿色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始终在1%或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服务业开放有利于提升绿色发展效率，即服务业开放程度越高，绿色发展效率也就越高。究其原因，服务业开放带来先进的知识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有利于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且，服务业作为一种绿色清洁的中间要素投入，能够发挥产业链前后向关联效应，促进上下游产业的绿色生产，从而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表3 服务业开放程度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回归结果

（二）影响机制分析

如上述理论分析所述，服务业开放会促进资本的自由流动，降低资本错配程度，提升绿色发展效率。因此，本文从资本错配视角出发，对服务业开放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内在机制进行分析，实证结果如表4所示。

就服务业开放和资本错配的关系而言，表4列（1）结果显示，服务业开放程度对资本错配程度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即服务业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错配的程度。根据表4列（2）结果可知，将服务业开放、资本错配和绿色发展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时，服务业开放程度和绿色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在5%和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资本错配程度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服务业开放显著提高了绿色发展效率，而资本错配则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说明服务业开放可以通过抑制资本错配提升地区的绿色发展水平。究其原因，一方面，服务业开放打破地方金融垄断，缓解高效率企业的融资约束，使企业拥有充足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提高资本要素的使用效率和绿色技术水平，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服务业开放加剧市场竞争，促使资本要素从劣势产业向优势产业转移，降低资本错配程度，推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此外，服务业开放有助于降低制度壁垒，提高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遏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规模的扩大，同时鼓励更多环保型产业进入市场，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

（三）调节效应分析

本文进一步探讨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是否存在优化条件，为深化服务业开放程度、提升绿色发展水平提供新的思路。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制度环境的约束，制度质量的高低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服务业开放的绿色增长效应。因此，本文进一步引入制度质量这一变量，构建服务业开放程度与制度质量的交互项，以此分析制度质量在研究模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表4列（3）报告了制度质量在服务业开放与绿色发展效率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对变量的交互项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实证结果显示，服务业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符号为正，且通过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服务业开放有利于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考察服务业开放程度和制度质量的交互项（如表4 列（3）所示）后，发现其系数的符号为正，且通过了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以上检验结果说明存在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即制度质量越高，服务业开放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效应越强。这是因为，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较低，服务业开放所带来的知识、技术等可以在市场中实现优化配置，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同时也会促进企业增加对清洁、高效中间服务产品的使用，降低环境污染水平。而在制度质量较低的地区，政府往往更注重经济增长，忽视环境保护，将更多生产资源投入高污染产业，导致企业更愿意使用低成本生产要素，锁定粗放式增长模式，使服务业开放带来的高质量服务产品缺乏市场，削弱服务业开放所产生的绿色增长效应。

表4 影响机制和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证明上述结论的稳健性，通过划分样本区域和更换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对研究模型进行重新检验，结果如表5 所示。第一，考虑到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将研究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两组，分别对服务业开放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列（1）和列（2）的实证结果显示通过了AR（2）和Sargan 检验，可以使用系统GMM 法估计研究模型。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开放程度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回归系数均在5%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表3 的结果一致。第二，通过改变服务业开放程度的测度方法对研究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借鉴申明浩等[17]的测度方法，综合考虑服务业贸易出口额（使用各地区国际旅游外汇收入近似替代）和服务业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对各省份服务业开放程度进行重新测算。列（3）报告了相关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服务业开放程度和绿色发展效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模型通过了AR（2）和Sargan 检验，这说明服务业开放显著促进了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划分样本区域和更换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后，相关回归结果仍然和前述结果一致，再一次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服务业开放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领域，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实施。本文基于2007—2019年我国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 模型对28 个省份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对服务业开放、资本配置水平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验证制度质量在研究模型中的调节效应。

第一，从全样本看，服务业开放有利于提升地区绿色发展效率，即服务业开放程度越高，绿色发展效率也就越高。划分样本区域和更换解释变量的测度方法后，相关回归结果仍然具有一致性，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服务业开放带来了先进、高效和环保的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通过溢出效应和示范效应改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矛盾。而且，服务业开放促使企业增加对绿色清洁中间要素的投入，通过前后向关联效应降低上下游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第二，从服务业开放和资本要素错配的关系看，我国服务业开放有助于降低资本错配的程度。从影响机制分析结果看，将服务业开放、资本错配和绿色发展效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时，发现服务业开放显著提高了绿色发展效率，而资本错配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上述结果表明服务业开放能有效缓解资本要素错配，提升绿色发展效率。服务业开放使资本要素可以在市场中自由流动，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有助于改变高污染产业的生产模式，并将更多的资本配置到环境友好型产业中，推动区域绿色经济的不断发展。

第三，从制度质量的调节作用看，服务业开放和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中存在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即制度质量越高的地区，服务业开放提升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越强。在制度质量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较低，服务业开放不仅能优化要素资源的配置，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而且会增加对清洁高效中间服务产品的使用，强化服务业开放所产生的绿色增长效应。

（二）政策建议

第一，以现有开放政策为指引，合理有序地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提高服务业开放的内涵和质量。持续放宽服务业外资准入限制，缩减服务业外资负面清单，吸引绿色、清洁和高效的服务业外资进入，尤其是扩大高技术、高附加值生产性服务业的开放，积极引导外资流向信息技术、金融服务和绿色研发等高端服务业领域。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应因地制宜实施有针对性的服务业开放政策。对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进一步加大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的开放力度，通过税收支持、贷款优惠等措施鼓励更多外资投向绿色、高端服务产业。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中西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扩大资金、技术、人才等高级中间要素的投入，改变低效率产业的生产模式，积极培育符合地区发展特色的服务业新模式，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水平。充分发挥服务业开放引领地区的示范带动效应，地方政府在制定服务业开放政策时要避免与邻近地区的恶性竞争，综合考虑地区间服务资源的互补和共享，通过采取多样化服务业开放措施实现地区间服务业错位发展，带动区域服务业协调发展和有序开放。

第二，加快资本市场化改革进程，提高资金的供给规模和供给效率。一方面，扩大信贷总量，优化资本市场供给结构，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支持力度，将资本优先配置到高成长型、创新型企业，缓解高效率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加快金融产品创新，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科技金融，引导金融资源向环境友好型产业倾斜，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打破地方金融垄断和区域行政壁垒，推进区域要素市场一体化，促进资本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提高资本要素的配置效率。此外，推动资本要素和其他要素协调发展，引导资本加大对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入，促进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并推动其向高端价值链攀升，同时提升传统服务业数字化和绿色化水平。引导资本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促进地区公共服务、交通运输等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吸引更多专业化、高端化劳动力流向相对落后地区，促进地方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并吸引更多高技术产业和节能环保产业集聚，推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第三，加强制度环境建设，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一方面，完善金融市场相关法律，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和信用体系建设，为促进服务业外资进入提供法制保障。建立符合市场原则和对标国际标准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核心技术和产品专利侵权的惩罚力度，明确产权责任关系，不断完善企业专利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机制。同时，完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建立以信用监管为核心的新型市场监管体系，加大市场监管执法力度，健全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建立公开透明的招投标流程，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优化外资进入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应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大力推广企业全程电子化工商登记注册，规范商事流程登记事项，简化外资企业进入审批程序，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宽松平等的营商环境。同时，地方政府应加快建设公共服务信息平台，构建企业信息数据标准，确保企业信息精准传送，实现不同部门之间信息全链条共享、交换和联通。优化商事登记部门管理职能架构，加强监督考核机制建设，提升政府行政服务效率，以制度开放优势吸引更多高质量服务业外资进入，助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由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不同版本的数据存在差异，本文采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21）》，以该版本中的2008—2016年的数据为基准，对照不同版本的差异按比例对其他年份的数据进行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