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颖

（湖南省博物馆，湖南 长沙 410005）

毛泽民，1896 年4 月3 日生于湘潭县韶山冲。1921 年初，在兄长毛泽东的教育启发下，毛泽民走出韶山，踏上了革命道路。1921-1922 年，毛泽民在长沙工作学习，接触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参与领导工人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底受组织委派赴安源，领导开展工人运动；1923 年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盘活安源工人俱乐部的经济市场；1931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被任命为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1934 年，带领中央银行参加长征，转战陕北发展经济，保障供给；1936 年，任中共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1938 年，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负责新疆省财政、民政等工作。毛泽民一生的革命工作大多与财经相关，他开创性的一系列举措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财政金融工作贡献了智慧与经验，是当之无愧的党的早期金融事业的“开路者”“探索者”。

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毛泽民参与领导了多次财经工作。他参与创办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发行“第一支红色股票”，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中央苏区货币、公债券，统一苏区货币与财政等。这些红色金融举措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对于革命金融事业的勇敢尝试与科学探索，以及以毛泽民为代表的中共早期财经事业领导人的重大贡献，对于研究中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如何稳定政权、扩大财源、进行经济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一、初到安源，初显金融创新才干（1922-1924年）

1922 年7 月，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创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经济实体，被誉为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合作社经济、金融事业的开端。[1]231922 年冬，毛泽民结束了在长沙的工作学习，在初次领导工人运动取得胜利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被党组织派往安源。毛泽民在安源期间，深入矿井、工棚、夜校宣传革命真理，团结带领工人开展各种革命斗争。1923 年7 月，因总经理易礼容被组织调往水口山，毛泽民继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

毛泽民是边干边学的实干家，凭借当初帮父亲打理义顺堂，以及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与湖南自修大学担任庶务工作的经验，在安源，毛泽民显示出了独当一面的经济才能。上任后他积极宣传消费合作社为工人服务的宗旨，采取增设店面、扩大规模、提高服务、便利工人的一系列措施，为了缓解合作社资金不足的问题，毛泽民动员工人投资入股，将合作社自行设计的股票作为凭证，发给每一位认股者，由于信用可靠，工人们踊跃认购股票，开办资金由最初的五百元增至一万八千六百多元。[2]2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尝试融资工具，是中国第一支红色股票，也正是这一举措，迈出了中国共产党探索金融工具的第一步。[3]

据考，这支红色股票的招股简章如下：

一、本社暂定股颇光洋贰万元，连同俱乐部基金收足一万元。开办以五角为一股，分为二万股；

二、凡本部部员每月薪金在九元以下者，劝认一股；九元以上者，劝认二股；多认者听；

三、俱乐部基金由本社按照股份发给股票；

四、股息每年以八分四计算；

五、本社每年红利平均分作十分：以四分摊分于各股；三分留为扩充社会之基金；二分为俱乐部基金；一分为社内办事员酬劳；

六、年息及红利均于年终账务结算后二星期内发给；

七、股金均由本社发给股票。若股票有遗失时,须由本人具留报告本社方可更换；

八、凡部员辞职或因别故须离去本地、得有俱乐部证明者，可向本社请求退股，但不能发给股息分摊红利，其自愿将股金存集本社作为俱乐部基金者听；

九、本章程经俱乐部最高代表会通过后发生效力。

从招股简章上可以看出，初试金融工具的中国共产党，既体恤社员矿工的实际认购能力，又十分具有经济头脑，既解决了合作社资金短缺的问题，又在不给社员造成沉重负担的基础上（月收入九元以下者，劝认一股；九元以上者，劝认二股），调动了社员的参与意识与主人翁意识，让广大社员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合作社经营。股票的正面，一般印有持股人姓名，两边空白处盖有“民国** 年股息付讫”的印章，说明在持股期间持股人领取股息的次数。消费合作社通过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一部分用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充实合作社商品，并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给社员工友，为他们谋取切实利益，另一部分则是充当合作社的运营资金。

不仅如此，毛泽民还创新灵活的交换方式，从工农群众的角度考虑，允许土特产兑换商品。一系列创造性举措，有效改变了安源路矿消费合作社社员“干得多、挣得少、买得贵”的生活窘境，打破了资本家与工头合伙压榨矿工的局面，也使得安源路矿工人更加团结齐心。特别是在1923 年“二·七”惨案之后，即全国工人运动进入低潮阶段之时，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仍能保持“较好的斗争形势，成为全国‘硕果仅存’的工会组织，有力地鼓舞了全国工人的革命斗志”。[4]据罗章龙回忆，“1923 年党的三大（1923 年 6月）以后，除共产国际定期拨给一部分党的活动经费外，安源工人俱乐部一直是全国党的活动经费的少数几个储备点之一，积累了比较雄厚的工会基金，除自己举办了颇具规模的工人消费合作社和工人教育事业外，常给各地提供经费援助”。[3]可以说，这与毛泽民出任合作社总经理之后的妥善经营有很大关系。毛泽民将安源作为试点，营造对工农群众公平友好的商业金融环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此外，合作社借助与工人直接接触的机会，注意发现和培养其中的先进分子，并考察吸收入党，代售《向导》等革命书刊，使消费合作社不仅是个商业金融机构，更是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堡垒。

安源的革命财政工作经验也使毛泽民意识到，财政金融工作必须要有严格的管理制度作为保障，才能有效堵住腐败、投机钻营的漏洞，为此他主持制定了《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办事公约》，规范了经理职责、物资保管、财会管理、人员聘用等制度，他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经济工作中最重视制度建设的领导同志之一。

二、中央苏区的“红色管家”，彰显财政管理才能（1931-1934 年）

1931 年7 月，毛泽民赴闽粤赣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部长。1931 年11 月，在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民被任命为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央苏区的财政工作。本次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提出了统一货币制度、金融机构体制的要求，《政策》中授予即将成立的国家银行及其分行发行货币的权力：“为着实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这个银行有着发行货币之特权。”[5]105同时中央临时政府决定，由毛泽民负责筹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1932 年2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正式成立，毛泽民出任第一任行长，同时担任国家金库主任。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对中央苏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苏区财政极度困难，人民生活非常艰苦。毛泽东指出，只有找到独立自主的解放财源的方法，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苏联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钳制，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武装革命道路。这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中独立自主理念在党的经济工作中的体现。为集中合理使用有限资金，首任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采取一系列措施夯实苏区财政，巩固发展苏区经济。

第一，统一货币，突破经济封锁。苏区原先使用流通的是杂钞劣币，国民党反动派也用大量钞票套购苏区物资，对各个苏区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企图破坏苏区经济体系。为了稳定苏区金融市场，增强经济自主，为革命斗争提供可靠的经济保障，毛泽民领导的国家银行于1932 年7 月正式发行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纸币，票面为拾元、伍元、一元、伍角、二角、一角、伍分，共七种。1932 年底又建立了中央造币厂，铸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银币和铜币。同时也铸造了一些可在白区流通的银元，以利与白区进行贸易。当时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币值稳定，很受苏区群众欢迎。[2]5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成立和发行货币，对于新生政权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支持了红军作战，另一方面对苏维埃国家的经济、工农业发展都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货币的统一还有利于中央苏区商品货物的流通，以及经济财政环境的稳定。20 世纪30 年代初，不只是中央苏区，其他革命根据地银行也都发行了各自的货币，可以在根据地内部流通。除国家银行外，发行货币的根据地银行还有：湘鄂赣省工农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等。有些根据地银行发行货币的时间甚至早于瑞金国家银行，各革命根据地的货币统一政策，能够互为补充，形成具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特色的财政金融体系，正如纸币背面文字所示“实行革命经济组织，冲破敌人经济封锁”，有效地阻止了敌人对我革命根据地进行金融蚕食的步伐。

第二，统一财政，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统一财政就是要把银行和国库统一起来，分级构建国库银行体系，健全银行组织机构。当时是由苏维埃国家银行代理国库业务。至1932 年末，苏维埃财政体系已初步形成，国家银行分设为总行、分行和支行，并且下辖江西省分行（分金库）、福建省分行（分金库）、瑞金直属支行（支金库），初步形成了独立完整的金融架构体系，并沿袭至今。[1]23毛泽民颁布条例明确规定“一切收入必须上交国库，统一管理……”，规定红军打土豪筹得的款子，除分给群众部分外，其余一律上交国库，统一管理。

毛泽民还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制度的书籍和文件，以及单据、报表、账簿等实物，经过苦心摸索，组织带领人员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国库暂行条例》《统一会计制度》，以及“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相关条例，对各项财政金融工作进行规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他的这些探索即是国家金融财政体系的雏形，彰显着老一辈革命家夯实革命家底的决心，这些努力为苏维埃国家银行和金库的顺利筹建与规范运行，以及红色政权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第三，发行公债，提倡储蓄。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还需要可靠稳定的财税来源，单凭“打土豪”等斗争并不能长期维持苏区经济的良性运转。随着红色政权的发展，财政状况日益吃紧，需要开辟新的财政渠道来发展经济，充盈国库。毛泽民率领国家银行将筹资重点转向发展生产，增加供给，运用财政手段培植财源，在他的正确领导下，国家银行先后发行了两次共三百多万元的经济建设公债。其中三分之一用作红军作战经费，其余三分之二供给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合作社等，作为发展苏区生产和对白区进口贸易之用。[5]121公债的发行，为苏区的经济建设、扩大再生产及持续稳定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财政支持。这种调节经济的财政手段，自1931 年开始探索，在土地革命时期的各根据地持续使用。这些公债券主要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及其分行，以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委员会发行，这其中凝聚着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同志，财政部长、国民经济部长邓子恢同志的心血与努力。

在苏区有限的经济条件下，积极开展储蓄业务也是重要财政手段之一。毛泽民领导国家银行开展储蓄活动，适当提高存款利息，动员群众将散钱存入银行。他在给全国总工会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的一封关于在苏区开展储蓄运动的信中提到：“国家银行要建立与广大工农群众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广泛吸收储蓄，投资于各种生产企业，使苏区工农业快速发展……改善工农生活。”苏区储蓄活动充分合理地用好了为数不多的闲散资金，并投资到粮食、耕地、消费等民生领域。

国家银行的这一系列举措，有力地支援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开展，推动了根据地国民经济的发展。

第四，开辟财源，发展贸易。毛泽民力求稳定维持艰难建立起来的金融财政环境，而环境的稳定是需要货币的信用做基础的，信用又是建立在充足的储备金与实体经济的基础之上。毛泽民起初希望通过银币等贵金属稳定币值，一直想在苏区内找到银矿，以求自足，但赣南并无银矿，却有矿藏丰富的有色金属：钨矿。这让毛泽民积极思考新的出路———他想促成钨的出口，以此开辟新的财源，换购苏区军民生活、生产和斗争所急需的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以进一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32 年初，毛泽民在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主持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钨矿公司”，并兼任总经理，统一组织苏区钨矿开采与管理。钨矿的出口，为苏区开辟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打开了一条苏区经济与外部市场的往来渠道，犹如常取常新的活泉，有利于苏区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丰厚了国家银行的家底。

第五，廉洁自律，坚守共产党员本色。毛泽民身居要职，手握财政大权，但他始终不忘共产党员廉洁自律的本色。他经常说：“我虽是个银行行长，只有管钱的义务，没有用钱的权力。”“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更要带头艰苦奋斗。”[6]他一贯廉洁奉公，从不乱花国家一分钱。即使在艰难困苦的长征途中，毛泽民奉命将秘密金库编入红军第15 大队，组成红军流动银行。一路上历尽艰辛，毛泽民一方面要带领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对抗敌人过程中保存国库命脉，另一方面又得想方设法尽力照顾好部队食宿保障后勤供给。他们不畏饥饿、疾病与死亡，凭借顽强的意志，靠肩挑手提将国库物资运过了雪山草地，冲破了敌人的一道道封锁线。国家银行与国库成功转战陕北的时候，14 名银行干部仅剩下8 名，但两担黄金银元依然原封未动，国库资产保存完好。这为处于危难之际的红军保留了火种，为中国共产党在陕北重新发展壮大保住了革命家底。到达陕北后，毛泽民任中国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毛泽民继续在物资匮乏经济困难的岁月里，当好“红色大管家”，为革命斗争保驾护航。

三、建功边疆，有效整顿新疆财政民政事务（1938—1943 年）

1938 年2 月21 日，毛泽民因积劳成疾，欲往苏联治病，因边境鼠疫，滞留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后按照党中央指示，化名周彬，担任新疆省政府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上任之后，他首先着手整顿新疆财政机构，培训财经干部；再进行币制改革，废除以两为单位的旧银票，改行以元为单位的统一新币，顺利统一了新疆全省的币制；新疆阿勒泰地区盛产黄金，毛泽民在迪化成立金矿局，用黄金夯实新币信用基础，规定金矿局每年收到的黄金须全部上交财政厅，作为财政收入，增加贵金属硬通货储备，以稳定经济，并效仿苏区建置，在伊犁、阿山成立金矿分局；主持制定财政制度条例，强调“财经纪律要胜过军事纪律”，并带头严格遵守；推行税制改革，扩大银行业务和发行建设公债。毛泽民在新疆执行的一系列财政经济政策，对整肃、规范和稳定新疆地区财政金融环境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1941 年7 月，毛泽民因触犯了盛世才等人的利益，改任民政厅厅长。他在任期间，为新疆民众办了许多实事好事，赢得了新疆人民的信任，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新疆作出了突出贡献。[1]22

毛泽民是中共早期财经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在不同历史阶段针对不同斗争环境，开创性地制定了系列财经政策，助力革命事业的发展与壮大。这一系列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经济政策，彰显着以毛泽民烈士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财经领导人攻坚克难，运筹帷幄，带领干部群众集思广益，探索经济发展之路的初心与决心。同时也彰显着中国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宏伟格局，即便是自身处于微时，却胸怀天下、未雨绸缪，以群众的视角想问题，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以正确灵活的方法解决问题，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