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安印 曹颖 梁文娟

(1.兰州大学经济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00；2.金川集团热电有限公司，甘肃 金昌 737100)

引言

中国的城镇化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流动[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创造了高速增长的奇迹,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19年的60.60%,年均增速达到1.02%,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44.38%,约16%的人口“被城镇化”。因此,在城镇人口数量迅速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的发展问题和矛盾,如城市建设规模过于扩张、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城乡差距扩大以及环境污染严重等,城镇化发展质量问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思考[2]。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破解我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重“量”轻“质”问题,加快构建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未来一段时期,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将成为我国的城市发展目标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助推剂。立足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方向,也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关键选择,因此,研究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性将为解决西部地区发展困境提出破解路径,同时也与国家的战略安排具有目标的一致性和内容的共融性。那么,何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我国当前及今后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将如何演变,如何评价新型城镇化演变中各维度间的协调度,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之间有什么关系。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为西部地区城乡融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前瞻思路,同时也为西部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与参考。

1 文献综述

新型城镇化是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中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与注重城镇化速度和规模的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更加注重内涵和质量的提升,具体体现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区域发展协调能力、生态环境治理状况、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程以及城乡居民生活环境宜居性等。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城镇化质量逐步成为研究热点,国内最早由叶裕民[3]提出,其认为城镇化质量应为城市现代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朱鹏华等[4]认为,城市现代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只体现了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结果,而新型城镇化强调发展过程中各方面协调共进式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方创琳等[5]认为,城镇化发展质量还应将农村发展质量、人的全面发展等纳入考虑范围。这不仅可以丰富城镇化内涵,而且为合理地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奠定了基础。如孙长青[6]、王新越等[7]基于新型城镇化内涵,从多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认为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处于缓慢上升阶段。张士杰等[8]通过研究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发现有逐年增长且趋同的态势。

现有研究除了关注城镇化质量测度外,还有部分学者关注城镇化质量和人口、生态环境等要素的耦合协调研究。李江苏等[9]、张春梅等[10]发现特定区域的城镇化规模与质量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且存在区域间差异。陈肖飞等[11]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域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度,认为二者处于拮抗和磨合阶段的过渡期。杨亮洁等[12]以成渝城市群来研究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发现协调程度较高且呈现上升趋势,以成都、重庆为高值向四周辐射。李秋颖等[13]通过研究发现,山东省的人口城镇化水平慢于空间城镇化水平。张亨溢等[14]认为,重庆各县域城镇化质量和产业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低西高”的分布格局,与主体功能区划分有较高的一致性。蒋正云等[15]通过测度中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耦合协调度发现,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农业现代化程度,存在一定的短板,且关联机制在时空格局上也显现出强烈的动态性和异质性特征。

纵观以上研究,目前学者们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内涵和测度的研究已有丰硕的成果,这对本文的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关于新型城镇化质量的内涵以及如何准确地构建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标体系并未形成统一的见解,就目前的研究对象选取来看,鲜有针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度的研究。面对新理念、新阶段、新格局的叠加时代的来临,现有研究尚未有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界定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研究文献。此外,随着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融合发展将对新型城镇化发展提出新要求。国家在西部地区实施的区域性、流域内的重大战略,以及对高质量发展的特别要求,明确了该地域新型城镇化努力方向。因此,研究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机制,对于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优化农业供给侧结构以及稳定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利用2008—2018年西部地区省份数据,重构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新型城镇化质量及其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特征和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协调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撑。

2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

2.1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发展理念为主旨的,目的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发展,同时也是对“化地不化人”的传统城镇化的革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文件从国家政策指导的角度选取了18项具体指标来测度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由于部分指标数据很难获取,因此仅作为本文选取指标的参考。秉承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遵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参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的指导思想,同时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构建一种能够客观反映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本文认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主要体现在民生共享、开放共赢、协调共进、创新共建以及绿色共保5个方面。

民生共享。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随着产业的规模集聚而引起人口在空间范围内集聚的过程,走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道路,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养的现代化城镇；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从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向多层次多元化的全面生活需求转变,改善民生水平,重点在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率,促进空间资源和财富的均衡性分配,进一步将城镇建设成适宜人民生活居住的家园[16]；重点把转变人民生活方式放在首位,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人们高品质生活相结合,既要追求经济增长,更要追求全民全时全域的幸福指数,使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开放共赢。构建开放共赢的市场环境,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间自由流动,有助于实现更广范围内、更深层次上的资源优化配置,也会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作用；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的数字经济可以降低社会总成本,同时也为生产生活突破时空约束提供便利；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将西部地区由开放的末端转变为前沿阵地,使得生产要素在空间上实现更深层次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要素市场化水平；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推动知识密集型以及生产生活型服务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业集聚化水平。创新共建。以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提高科技创新产出质量,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使创新成为拉动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新动能；西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食储备区和能源基地,应培育符合区域性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集约型产业,促进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打造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紧密衔接的城镇空间形态。绿色共保。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过程始终,加强生态空间共保,推动环境协同治理,加大美丽西部建设力度,牢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是新时代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要求；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同时也是破解西部地区传统城镇化环境问题的关键；通过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引导人民以更加高效、集约、生态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构造人力、物质和社会资本以及自然资源相互支撑和制约的体系,是促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实现绿色共保的主要实现方式。协调共进。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公共服务不均等、区域发展不协调等问题制约着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的提升,缩小收入消费差距,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区域经济协调共进发展,是推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

表1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续表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2.2 研究方法

本文以BP神经网络法来确定评价指标体系下的指标权重,与其他评价方法相比,BP神经网络法能够更好地揭示数据中所蕴含的非线性关系,可以对多个未知数进行灵活地建模,并且更能突出指标的时间动态性,可以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所得结果更加科学合理。

本文运用三层神经网络构建评价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结构模型,如图1。

图1 BP神经网络结构模型

输入层:将评价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50个指标输入输入层,故输入层的节点数是50。

输出层:因为评价的输出结果只有一个,因此在这里输出层的节点数是1。

2.3 样本数据选取及训练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是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样本年份为2008—2018年。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各省市区统计年鉴。其中部分数据由相关指标计算得出,为避免个别年份数据缺失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线性回归拟合补充。本文选取西部地区四川、陕西、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贵州2008—2018年的数据作为训练样本,重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及甘肃2008—2018年的数据作为测试数据。

3 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测度结果

2008—2018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维度指数大体上稳步提升,年均增长率为4.21%。具体而言,创新共建维度指数由0.558上升至1.078,年均增长率为6.17%,11a间创新共建指数有了很大提升；民生共享指数由0.523上升至0.915,年均增长率为5.22%；绿色共保维度指数由0.698上升至0.992,年均增长率为3.25%；协调共进维度指数由0.544上升至0.670,年均增长率为1.57%；开放共赢维度指数由0.467上升至0.522,年均增长率为1.02%。由此可见,自2008年以来,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创新共建维度指数提升最快,民生共享维度指数次之,绿色共享维度和协调共进维度指数增速分别位列第3名和第4名,开放共赢维度指数提升速度较慢。

图2 2008—2018年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维度指数的变动情况

4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研究

4.1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维度之间的耦合度

根据本文的界定,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由民生共享、开放共赢、创新共建、绿色共保和协调共进5个维度组成,且之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各维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表现的变化特征也有所不同。那么,各维度之间是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为了揭示不同维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引入耦合协调模型,对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维度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度。

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个维度的耦合协调度由2008年的0.333上升至2018年的0.513,平均值低至0.441,说明这5个维度之间互动不足,低水平相互制约。与此同时,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不断上升,依次经历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以及勉强协调3种耦合协调度等级。具体而言,在2008—2011年的第1阶段,耦合协调度呈现出稳定上升的趋势,5个维度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379,并于2011年突破0.4,由原来的轻度失调转变为濒临失调,总体耦合协调水平低下,表明各维度之间发展不平衡,彼此之间的协调发展态势很弱。在2012—2018年的第2阶段,5个维度间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71,总体水平依然不高,并于2018年进入勉强协调等级。表明在该阶段,5个维度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在不断增强,但与简新华等基于新发展理念测度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5个子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高耦合,高水平相互促进”的趋势相比[17],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低耦合,低水平相互制约”的态势,这同时说明了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水平与全国水平相比严重滞后,5个维度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动力机制处于失衡状态。但是,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维度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高水平相互促进、低水平相互制约的关系,推动各维度之间协调水平的提升是实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

图3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维度协调耦合度

4.2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关系探究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经济发展问题的探讨应从质量和数量2个方面进行,将经济增长水平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和探讨可以更好地理解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真实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反映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各维度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这不足以说明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是高质量的趋势。新型城镇化高质量的增长应是经济增长数量与质量提高的统一,也就是质量的增速至少等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图中描绘了西部地区2008—2018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数量的变动趋势。其中,图4为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指数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扩张指数的变动情况,图5为GDP增长率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增长率的变动情况。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指数是以2008年GDP为基期,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扩张指数是指某一年份(2009—2018年)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与2008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之比,从而可以将2个指数的初始值均设为1,便于比较。可以发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扩张速度竟然明显高于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指数,在初始年份二者完全相等的情况下,2018年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指数为2.20,而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扩张指数为2.76,明显高于前者。与此同时,所有年份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增长速度均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且自2008年以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增长速度呈现出持续下降趋势,而经济增长数量扩张速度在2011年前呈现出短暂的增长态势,在此之后大体上处于下降趋势。这说明了自2008年以来,西部地区已经开始注重城镇化的质量发展,存在质量超前发展的情况。

图4 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指数与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扩张指数的变动情况

图5 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指数与经济增长数量变动趋势对比

分析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开放共赢维度指数一直处于最低水平,且11a间指数基本上未有所增加,一直处于低端水平；2018年协调共进指数相比于2008年略有增加,但大体上也处于低端水平；民生共享指数增长速度较快,处于5个维度的中间水平；绿色共保指数相比其他4个维度起点较高,处于稳步增长阶段；创新共建指数在2008—2018年稳步增长,并于2013年跃居首位。通过以上分析可知,西部地区5个维度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动力机制处于失衡状态,进而导致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数量的低水平,以及2008—2018年新型城镇化质量扩张指数与经济增长数量扩张指数增长率的逐年下降,而且各维度之间的失衡状态对经济增长扩张指数的影响大于新型城镇化质量扩张指数。

5 结论与启示

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推动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构建现代经济体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国内大循环的重要途径,构建科学合理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有助于把握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脉络,找准未来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实现路径,对于推动新时代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2008年以来,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虽然有了大幅度提高,但提升速度较慢,城镇化过程中开放程度低、城乡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协调、传统能源消耗较大等问题制约着高质量发展水平；西部地区2008—2018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5个维度之间具有低耦合、低水平相互制约的关系,耦合协调度呈现低耦合、不协调的态势。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各维度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高水平相互促进、低水平相互制约的关系,推动各维度之间协调水平的提升是实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西部地区2008—2018年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数量总体上都实现了扩张,但新型城镇化扩张程度明显优于经济增长数量扩张程度,且二者的扩张速度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西部地区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树立“质量与数量同步发展”的思想,在推动经济数量增长的前提下,妥善处理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经济数量增长之间的不同步关系,以新型城镇化为载体促进产业高效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以解决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问题,最终实现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高质量协调发展。

为了适应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城乡融合的现实需求,本文根据以上研究结果,针对存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坚持新发展理念,准确把握新时代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内涵。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推动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秉承新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为根本目的,着力破解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城乡发展不协调、创新动力不足等问题。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国家战略在西部地区落实,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人口产业向优势地区集中,催生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以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强化创新引领,为产业发展赋能提效。产业发展是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短板和不足。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选择,运用新技术提升改造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着力培核心领域,完善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创新体系。充分依托资源禀赋优势和产业基础,推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增强发展活力,以产业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完善治理空间,着力营造城乡宜居环境。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根本路径。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发挥农产品加工业带动引领作用,提升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园区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