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白 静

1995年，中国载人航天“921”工程开始之后第三年，开始从符合基本条件的空军飞行员中初选航天员。1998年，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等14 人被选出来，正式成为中国第一批航天员。

但在已经退休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医务监督研究室研究员王德汉手里，还有另外一份20 人的预备航天员名单：董小海、方国俊、王全博、胡占孜、孟森林、王福全、邵志坚……王德汉全程参与了这20 名预备航天员的选拔。那是1970年，中国曾轰轰烈烈地上马过一次“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工程，但这批先行者最终没能等来集训通知。

胡占孜后来说，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能够得到的外部资料太少，许多事情要靠自身来摸索。我们参加的体检，虽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但却为有关方面提供了真实的数据，为中国选拔航天员确立了一个参数，我们这一代就是奉献的一代。

回望中国载人航天事业一路走来的历程，正是由于无数个像王德汉、胡占孜们一样的人们一代一代的接续努力，才有了今天遨游太空的中国天宫号空间站。

狗、猴子与锻炼员

王德汉自1950年代开始投身于航天领域，一直工作到千禧年之初，见证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

1956年，王德汉从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做了一年多的临床医生后，于1958年调至由劳动生理学家蔡翘领导下的军事医学科学院三所，即军事劳动生理研究所工作。该所当时主要关注海、空、陆三军有关的医学问题，研究人在高温、低寒、不同压力、噪声等环境下的工作与生活的医学方案，1964年改建为航空医学研究所。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苏联第三颗卫星上天，这是好事……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1958年8月份，中国科学院成立了“581”任务组，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和卫一清任副组长，开始制订中国人造卫星发展的计划。

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旋即成立，所长贝时璋担任探空火箭生物试验组组长，负责“宇宙生物学”研究。“581”任务定下不久，劳动生理研究所的蔡翘负责航空医学研究，主要是以人体试验为主，进行生物舱生命保证系统的预研工作。“火箭飞行中的生物（狗）生保系统研制与训练”课题，被列入当年“苏联帮助中国重大技术项目”。

先打上去的是老鼠。1964年，三批大白鼠先后飞到70 千米的高空，又活着回来。1966年，祖孙两只小狗“小豹”和“珊珊”先后乘坐高空生物火箭，到了距离地面100 公里的高空，生物舱内的测量记录仪记下了它们的心电、血压、呼吸和体温几项指标。这些早期试验，为载人航天积累了一手资料。

安全返回的“小豹”。1966年7月15日，中国成功发射第二枚T-7A生物火箭，搭载一只名叫小豹的小狗上天并安全返回地面。

动物试验过后没几天，就开始筹备“和平一号”任务，计划在1967-1968年，用中型运载火箭“和平一号”将两条狗、一只猴子和76 只大、小白鼠送上太空，因为猴子的生理特性更接近人类。但到了1966年4月，受“文革”影响，计划戛然而止。

就在那一时期，17 岁的何瑞琴因为根正苗红、学习好、身体好，被选中成为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锻炼员。一辆大卡车将他拉到北京西郊，与上过天的那些小白鼠、花狗们住在一个大院里。

在这里的8年，何瑞琴每天的生活内容是参加各种地面模拟实验。在超重实验中，人的脸都会变形。如果蒙着眼睛做电动秋千实验，要忍受极大的恶心和眩晕，在耐寒实验中，锻炼员要在零下40 ℃的小屋子里，待上8 小时。虽然当时来看宇航员上天似乎还很遥远，但他们已经模拟过无数遍了。

在实验进行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与他一起的另一个锻炼员浑身疼痛，实在难以坚持，说什么也不想做了，因此提前出舱。何瑞琴最后坚持了40 天。据统计，前后共有数百名服役战士参加了数万人次的人体试验。在试验结束后，何瑞琴与其他锻炼员们陆续回到地方，重新分配了工作。

“没二话，我们就干”

1958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物理学系的范剑峰被分配到上海机电设计院，跟着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王希季搞探空火箭，每天跟进美苏载人飞船的进展。1961年4月12日，苏联发射了世界第一艘载人飞船。加加林上天的消息传来那天，范剑峰正在火箭试验现场，也许是饥饿，也许是激动，他当即晕倒。范剑峰睁开浮肿的双眼时，第一句话就是：苏联人真的上天了？

上海机电设计院于1965年迁往北京，更名为七机部第八研究院，简称508 所，主要负责导弹、卫星和飞船研制。1967年3月，范剑峰叫了一些专家一起开过一次有关载人飞船的座谈会。这不是官方会议，更像是飞船爱好者们的“自嗨”。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向上级建言，以尽快促进启动飞船工程。

会后，范剑峰找到七机部副部长钱学森汇报工作，对方态度积极，让他们抓紧做。当钱学森问到有什么困难时，范剑峰说，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乱。钱学森的意思是，不管怎样，“先把载人航天的锣鼓敲起来”。

“文革”开始后，航天领域也受到影响。1966年8月，刘华清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随后开始组织相关专家，就卫星、飞船的体制方案和组建问题展开专题讨论。1968年1月，为成立空间技术研究院而设的“651 筹备处”，召开了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设想论证会。当时的设想比较大胆，其中一项是按照5 名航天员上天的计划，让各分系统提出方案。

1968年2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简称“五院”，钱学森任院长，由国防科委直管，“651 筹备处”撤销。这个原本打算叫“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研究院”的机构组建没多久，其下属空间飞行器总体设计部就成立了载人飞船总体设计室，由范剑峰任主任。

在此期间，中国计划中的第一艘飞船得到了一个名字——“曙光一号”。据国防科工委历史资料丛书之《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曙光一号”最早出现在1968年4月8日。这一天，该所向五院汇报“曙光一号”工作进展情况，提出关于补充科技人员、设备研制和航天员训练问题。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也称为507 所，它的主要前身，即是王德汉所在的航空医学研究所。

五院载人飞船总体设计室成立后，就迅速展开了关于飞船设计方案的论证。遇到的第一个大分歧，是究竟应该上几个航天员。一个、两个、三个、五个，都有人提。

一种想法是，在人数上不能输，既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重量超过美苏法日第一颗卫星的总和，那么“曙光一号”飞船也要多载几个人，超过外国。如果是五人方案，钱学森解释说，那就一个人是指令长，一个是航天员，一个是随船工程师，一个是随船医生，再加上一个政委。钱学森当时的意见是，只制定了一个5 人方案还不够，还需再提出3 人或2 人方案，进行比较。

担任载人飞船任务生命保障系统总技术负责人的，是507 所生命保障医学研究室主任贾司光。一开始要解决的，是飞行员的高空缺氧、防护和供氧问题。1958年，贾司光跟随一个中国军事科学技术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因此有机会走进苏联航空医学研究所，受到了高空生理研究室主任的热情接待。在那里，他看到了保密的博士论文，并想办法购买下两套米格-21 飞行员全套供氧装备，这些都成为中国后来开展载人航天医学工程的基础。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上天之后，“两弹一星”任务完成。1999年，参与“两弹一星”工程研制的23 位科学家获得表彰。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王大珩、任新民、钱学森等，后来都成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的重要推动者。

就在“东方红一号”发射这天，400 多名专家汇聚在京西宾馆，参加“曙光一号”载人飞船总体方案讨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上，参会人员还品尝了航天食品。

508 所的研究员李颐黎回忆，航天食品种类很多，有巧克力、压缩饼干、牙膏状的鸡蛋炒米饭等。范剑峰所在的飞船总体设计室当时已经加班加点把飞船模型赶制出来了，外形有点像美国第二代飞船“双子星座号”。一种欢欣鼓舞的气氛在参会者们之间传开。

507 所的尚传勋回忆说，这种形势下，载人飞船的步子当然就加快了。“上级提出来，要在1973年就把第一艘载人飞船送上天，这个计划让我们感到非常紧张，因为507 所刚组建不久，也没有固定的地址，生产加工的条件也不具备”。在1986年研究所主体建筑落成之前，507 所员工有5年时间都是在临时搭起的33 顶帐篷中工作的。

“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党中央、毛主席一声号令，没二话，我们就干。”钱学森曾在回忆往事时说，“那时中央专委的决定，要哪一个单位办什么事，那是没有二话的……有时候铁路运输要车辆，一道命令，车就发出来了，没这套怎么行呢？”中央专委是当时中央专门负责重大科技项目的一个特殊机构。

1970年8月9日，国防科委通知，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办事组已经在7月14日批准，“即着手载人飞船的研制工作，并开始选拔、训练航天员”。中国载人航天史中著名的“714任务”，就是由此批示开始。

这一年10月初，选拔航天员的工作也正式启动，黄治平担任选拔训练组长，王德汉担任医监医保组长。早期选拔标准如何定，主要是跟美国、苏联学习。标准定下来，就开始在沈阳、南京、广州等各个军区的空军部队里，尤其是歼击机部队的飞行员里挑选航天员。因为当时任务严格保密，所以不能像美国那样，由候选人自己报名，而是去到各军区，从档案着手，通过政审、飞行技术检查、初步体检，初筛了88 名合格者。

1970年11月，就在黄治平、王德汉等人在全国忙着选拔航天员的时候，200 多名航天专家在北京开了一场研制载人飞船方案的论证会。范剑峰报告了《“曙光号”飞船总体方案》，内容包括技术方案、技术指标及各系统的构成等。他主张上两个航天员，这既符合技术与科学的现实，也是对上一人还是上五人这些方案的折中。这场会议简称“11· 9”会议，在早期载人航天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1·9”会议之后，各就各位，很快不少装备就研制出来了，比如弹射椅、航天员手动控制系统、给飞船供电的氢氧电池……在航天服的研制上，当时的一个带头人是来自山东的葛申然。他没有上过学，裁缝出身，看几眼别人身材就能做出合身衣服，经常给军委领导做出国穿的西装。当时，他可借鉴的只有几张公开的美国航天服照片，还现去玩具娃娃厂学习了手模制作工艺，一点点琢磨出了达标的航天服。

1960年，科研人员利用打气筒为中国首枚自行研制的液体燃料探空火箭加压。

短暂的“曙光”

1971年1月11日-5月28日，通过初选的航天员候选者来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开始进行进一步的身体检查。合格的人再去507 所，去进行航天员的特异性体检。

方国俊是其中一员，他回忆，当时一来北京，就被安排住在医院一栋单独小楼，楼下有人把守，每天早上6 点起床、晚上9 点睡觉，不能与外界和家人联系。他们被告知是来做体检的，别的没有多说。

进行特殊选拔时，需要做一些专项检查，以测试候选者在低压、失重等特殊条件下的身体反应。让方国俊印象最深的，是离心机检查，这项检查是看人耐受重力载荷的能力，每次增加负荷。最终，20 个人过关，成为首批待训宇航员。这一年7月，王德汉等人也已制定出宇航员的训练方案。原本，宇航员需要两三年进行训练，正好能赶上在1973年底发射“曙光一号”。但过了几个月，这些预备宇航员却接到命令各回各的单位，随时听候新的指令。

“当时以为两三年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当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比较肤浅，觉得可以了，实际上里面很多具体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再加上经济困难，就下马了。”王德汉谈到。对于“714”任务的下马，曾参与过“曙光号”飞船论证的刘济生总结说，飞船的研制虽然有了雏形，但要想发射出去，运载火箭的难题还没完全解决。

1975年3月，国防科委正式宣布“曙光一号”工程暂停，只保留核心技术的跟踪研究。据李颐黎介绍，这个核心技术主要就是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工作。范剑峰手下的人陆续离开了飞船总体设计室，飞船结构室主任戚发轫等骨干，转行去做了卫星。

载人航天领域几乎涉及当今世界所有的基础科学和理论技术，需要最先进的试验、材料、工艺设备和尖端技术的支持，是航天领域的一座高峰。但与当时的航天人急于改变落后面貌的高涨热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中国在资金与技术方面都缺乏实力。

后来担任神舟一号至神舟五号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轫曾解释过载人与不载人航天的差别。技术上的复杂性自不必说，此外，搞载人航天必须把安全和质量放在第一位。一般来讲，航天产品可靠性为0.97。比如火箭发射100 次，允许3 次失败。载人航天因为有人，安全性指标为0.997，也就是3‰的失败率。两个合在一起，就是每天发一次，30年都不能出事。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把所有可靠性措施都用上。

据李颐黎介绍，1960年代和后来1990年代中国再次开启载人航天时的情况大不相同。1971年，中国返回式卫星还在研制中，没有发射过。直到1975年，中国才成功发射并回收了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为世界上继美国和苏联之后第三个掌握该技术的国家。

这项技术是开展载人航天的重要技术基础。因为载人飞船发上去之后，必须保证航天员平安返回。返回，就是回收人造地球卫星或者飞船里的回收舱，而飞船的回收舱里有航天员、试验动物等。

1991年3月，时任航天部科技委主任的任新民向中央汇报中国研制载人飞船的技术基础时说道：我们这一代人虽然很快就要退下来了，却积累了三十多年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我国既有搞“曙光一号”飞船的经验，又有搞返回式卫星的经验，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如生命保障技术、环境控制技术、返回防热技术等。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苏联的一些成功经验。

重拾载人航天梦

1986年6月的一天，一直默默追踪国外载人飞船进展的范剑峰突然被时任航天部五院科技委副主任的杨嘉墀叫到办公室。对方跟他说：“老范，上天的事又有戏了。”范忙问：“是真的吗？”杨嘉墀回答：“那还有假！你先组织五六个人干起来。”

这一年初，时任国防科工委委员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上说道：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我国的经济实力不允许全面发展高科技，但我们在一些优势领域首先实现突破却是完全可能的。

几个月后，1986年3月，陈芳允、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四名科学家将联名信《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送至中央最高领导人。同年10月，中国启动了简称为“863 计划”的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涉及七大领域，其中航天技术列入第二领域，拨款50 亿元。

1987年，“863”航天专家委员会成立，屠善澄为首席科学家，下设两个专业组，一个是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组，另一个是空间站及其应用组。

王大珩后来解释说，当时会有这个联名建议，是感到国际形势咄咄逼人。1983年3月，美国总统里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多国纷纷响应，西欧有了“尤里卡计划”，希望在太空建造一个军事、科技、经济的运作系统。戈尔巴乔夫也提出了苏联的战略防御计划。太空竞赛进入新的热潮。

“863 计划”启动的同时，中科院召开了“中国载人航天发展规划方案设想”大会。范剑峰在这场会上说，我们国家的载人航天，从1966年到1986年，沉寂了20年，“曙光号”已经消失了，“863 计划”可能会使中国的载人航天起死回生。

在“863”计划启动之前的1985年7月，针对美国“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航天未来的发展，航天部科技委已经在河北省秦皇岛召开了一场太空站问题讨论会，对发展载人航天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经济可行性探讨。会后出版了《太空站讨论会文集》，任新民在序言中写道：太空站迟早是要搞的，但等到人家都成了常规的东西，我们才开始设想，到时候就晚了。所以，从现在起就应有一个长远规划，对其中的某些单项关键技术应立即着手研究。一旦国家下决心发展载人航天，就能及时起步。

“863”之后，王德汉回忆，大的论证会就有三次，载人航天该不该上、该怎么上、投入多大，非常全面、系统。他和所长也参与了论证工作，各个单位要把自己的情况写出来。他起草了所里的论证报告，“因为开展‘714’任务到现在，还是有技术基础、人员和基本设备，还是可以搞。”

当时，从国外载人航天历史上看，按照所占GDP 百分比计算，载人航天是有史以来花费最大的工程，超过了金字塔、长城、大教堂以及各时代的奇迹工程。缺钱也一直是中国载人航天早期无法回避的问题。

与“714”任务相比，这一次，载人航天工程的论证更加详细，也更稳扎稳打。据曾任航天部科技委办公室主任兼任新民秘书的谭邦治说，1980年代初期，开始（在大项目中）提出技术经济可行性论证的问题。关于采用航天飞机还是宇宙飞船的论证，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走一段路，保持发言权”

当时，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方案，苏联的路是发射载人飞船，然后发展永久空间站，开展空间实验；美国的路，是用航天飞机把人送上天，利用航天飞机发展空间站。

“863”航天专家委员会下设的大型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运输系统组首席科学家是钱振业。在这之前，载人飞船还是航天飞机？钱振业之前已经和同事偷偷跑了全国各地的飞机设计所、制造厂、发动机设计所等单位。调研的结论是：中国目前没有能力研制航天飞机。

但当钱振业开始主持论证该用什么工具将航天员送上天时，他的想法是，不能利用手中的权力独断专行，要先当学生，再当先生。他琢磨之后，决定采用招标的方式，让大家把方案拿出来比比。两个多月后，六种方案被认真纳入考虑和决策，其中五种方案都是航天飞机。最具实力的是主张小型航天飞机的火箭技术研究院和主张载人飞船方案的空间技术研究院508 所。两家单位从十多年前开始就分别一直在追踪国外航天飞机与飞船。

1988年7月，专家们在哈尔滨组织了评审。钱振业虽是坚定的飞船方案支持者，但在主持会议时并不发言表态。最后两种方案评审得分只相差0.31 分，钱振业通知双方再回去对各自方案论证一年，再最终决定。

一开始，赞同航天飞机的声音比较多，当时正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航天飞机的黄金时代。风度翩翩、口才出众的王永志是这一派的代表，他当时是航天工业部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1980年曾赴美国现场观看航天飞机发射，对其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9年，火箭技术研究院论证组曾致函航天部，认为搞飞船做一个扔一个，不但不能争光，还给国家抹黑，而航天飞机代表了国际航天发展潮流。航天部请示已退居二线的钱学森，钱写下：应将飞船案也报中央。

钱学森当时倾向于飞船的技术方案。他认为，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飞船是一种经济、技术难度都不很大的运输器，而且中国已经熟练掌握返回式卫星的回收技术，可用于飞船的回收，所以研制飞船符合中国的国情。可以用简单的办法走一段路，以保持中国在载人航天领域的发言权。

这一年，在北京市阜成路8 号的航天大院里，航空航天部召开了飞船与小型航天飞机比较论证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慢慢地，支持飞船方案的方阵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任新民最初倾向于航天飞机，但经过两三年的思考和探讨后，开始倾向于飞船。“航天飞机的造价和运行成本太高了，另外，飞船的安全性更可靠。但主要是钱的问题。”任新民表示。

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传播科学专家庞之浩解释说，当时，好几个国家都在研制航天飞机，但只有美国成功了，研制了6 架、发射了5 架，但损失了2 架、牺牲了14名航天员，耗资2000 亿美元，现在又回归到航天飞船的研究。“所以我们少走了一大段弯路，省了一大笔钱。”

在钱学森90 岁的时候，钱振业曾写过纪念文章《永生难忘的教诲》。他写道，钱学森对待技术方案中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少数人或一个人的意见，也从不轻易否定。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过程中，正因为能够充分听取不同的意见，无论是来自老专家还是年轻的科技人员，经过充分讨论研究后做出决策，从而保证了中国航天事业健康、顺利地发展。

飞船起步

到了1989年底，专家们在科学层面的争论尚没有换来高层的拍板决定。任新民、钱振业、范剑峰等人都想办法用自己的方式，希望向最高领导人递话、吹风，以便载人航天早日走上正轨。

1990年12月，航空航天部成立了载人航天工程领导小组。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是载人航天的重要推动者。他之前就让钱振业带头，在内部做过工程论证，包括研制的经费、周期、技术指标等问题，以这些资料为基础，准备了两份文件。

1991年1月末，在一场“中国航天高技术报告会”上，刘纪原见到了时任二炮副司令员栗前明，便趁机将两份文件递给了他。在其中一份文件上，这样写道：我们认为，上不上载人航天，是政治决策，不是纯科技问题。要靠下面统一认识，是不可能的。3月14日上午，航空航天部的一部专用电话铃声响起。电话是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打来的。3月15日下午3 点至5 点，任新民、钱振业在国务院202 会议厅与相关国家领导人见面。钱振业汇报了为何选择飞船方案，三步走的发展方案，并提出他们思考多年的战略，不可不搞，不可大搞，飞船起步，平稳发展。据当时国家领导人意见，虽然资金上有困难，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飞船项目所需的几十个亿还是可以解决的。但是，飞船工程一定要专款专用。

随后，就是一系列的“绿灯”。1991年4月初，航空航天部的联合论证组突击完成了《载人飞船工程实施方案》。11月，形成了《关于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立项的建议》。1992年9月21日，在中共中央第195 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中国载人飞船工程正式批准立项，代号“921 工程”。

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从20 世纪60-70年代开始起步，其间几经周折，终于进入到实质性的实施阶段。按照“921”工程布局，中国载人航天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发射无人飞船和载人飞船，实现载人航天飞行；第二步是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航天员出舱活动，发射了一个8 吨级的太空实验室；第三步，建立有人照料的长期天宫太空站。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飞船返回舱于次日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地区成功着陆。这次发射首次采用了在技术厂房对飞船、火箭联合体垂直总装与测试，整体垂直运输至发射场，进行远距离测试发射控制的新模式。我国在原有的航天测控网基础上新建的符合国际标准体制的陆海基航天测控网首次投入使用。

——2001年1月10日，神舟二号飞船发射升空，在轨飞行7 天后成功返回地面。这是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飞船上进行了微重力环境下的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空间天文和物理等领域的实验，各种仪器设备性能稳定，工作正常，取得了大量数据。飞船的系统结构有了新的扩展，技术性能有了新的提高，飞船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基本一致。

——2002年3月25日，神舟三号飞船发射。飞船搭载了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以及形体假人，能够定量模拟航天员呼吸和血液循环的重要生理活动参数。神舟三号轨道舱在轨运行180 多天，成功进行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

——2002年12月30日，神舟四号飞船成功发射，在完成预定空间科学和技术实验任务后，在内蒙古中部地区准确着陆。飞行中，先后进行了对地观测、材料科学、生命科学实验及空间天文和空间环境探测等。

——2003年秋天，神舟五号飞船载着中国第一位太空人杨利伟飞上太空。

——2005年10月12日，中国再次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神舟六号，并首次进行多人多天太空飞行试验。这次神舟六号的发射成功，使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008年9月25日，神舟七号飞天。航天员乘组指令长翟志刚在太空成功实施出舱活动，顺利完成中国航天员第一次空间出舱。这标志着中国突破和掌握出舱活动相关技术。

——2011年11月1日，神舟八号飞天，升空后2 天，“神八”与此前发射的“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进行了空间交会对接。组合体运行12天后，神舟八号飞船脱离天宫一号并再次与之进行交会对接试验。这是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2012年6月16日，神舟九号升空，并于两天后与天宫一号实施自动交会对接，这是中国首次载人空间交会对接。

——2013年6月11日，神舟十号飞船从大漠深处起飞，升空后再和天宫一号对接，并对其进行短暂的有人照管试验。至此，中国已基本掌握空间飞行器交会对接技术，并为后续空间实验室的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2016年9月15日，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天宫二号”飞向太空。

——2016年10月17日，神舟十一号飞船发射升空，完成中国第六次载人飞行任务。

——2019年1月3日，“嫦娥四号”探测器成功登陆月球，这是人类探测器首次造访月球背面，是航天事业发展的一座里程碑。

——2020年7月23日12 时41分，长征五号遥四运载火箭托举着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于2021年5月15日07 时18 分顺利降落在火星乌托邦平原。

——2021年6月17日，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 遥十二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3 名航天员成为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的首批“入住人员”。他们在轨驻留3 个月，开展舱外维修维护、设备更换、科学应用载荷等操作和再生环控生保等试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全面迈入空间站建设阶段。

——2021年10月16日，搭载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十三运载火箭顺利发射升空，将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三名航天员送到了空间站。这不仅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尝试在太空中驻留长达6 个月的时间，也是首次在太空过年，王亚平也成为了首个入驻我国空间站的女性航天员。2022年4月16日，太空三人组返回地球，这也意味着中国空间站构建第一阶段关键技术验证圆满成功；也标志着工程由关键技术验证阶段正式转入在轨建造阶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022年6月5日，长征二号F 遥十四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将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和航天员陈冬、刘洋、蔡旭哲送入太空。任务期间完成了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

——2022年11月29日，神舟十五号载人飞船搭载费俊龙、邓清明和张陆三名航天员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与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首次实现“太空会师”。

从2003年神舟五号首次将航天员送入太空到如今中国空间站完成在轨建造，我国航天人秉承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思想，历经十余年空间站研制历程，将建造“太空家园”的心中蓝图变成现实，用智慧和汗水铸成国之重器。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航天强国梦想不止。未来，昂首阔步迈向建设航天强国的中华民族，在建设航天强国的道路上洋溢着自信与豪迈，饱含着稳健与从容，必将为世界和平利用太空、推进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