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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老人住房改造困境及对策研究
——基于山东三个村庄的实地调研

2023-01-03吴存玉

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 2022年11期
关键词:住房子女养老

吴存玉,陈 戈,张 敏

(山东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人口发展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就已开始探索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解决方案。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中国在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并逐步进入中度老龄化国家行列。老龄人口基数大、老龄化发展速度快、老龄人口城乡倒置成为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典型特征。根据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显示,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已达1.9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3.5%,其中接近半数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同日本、俄罗斯等大多数国家一样,中国未来将面临严重的老龄人口城乡倒置问题,即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市[1]。因此,解决农村老龄人口日常生产生活问题,满足农村老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成为新时代党和国家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义。

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完善农村老人的居住环境,满足老年人特殊的居住需求,不仅有利于提高农村老人的生活质量,提升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有利于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为此,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以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总体规划,不仅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而且要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完善医疗保险制度,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等。2022年2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提出在“十四五”时期,推动老龄事业和产业协调发展,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行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构建和完善兜底性、普惠型、多样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基于此,本研究将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以农村老人为研究对象,从住房环境角度切入,深入了解其住房现状及其所存在的问题,探索解决方案,以期为全面提升农村老人生活质量建言献策。

1 文献回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农村青壮年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的快速发展进程,这使得当下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较之城市更为严重[2]。“趋城性”人口流动引起的农村家庭结构变迁亦使老人独居的家庭结构比例升高,进而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产生巨大冲击[3-4]。家庭结构转变引致的家庭养老功能弱化,以及农村地区社会公共服务和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等因素使得农村老年人成为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5]。既有调查发现,居住环境和居住安排模式是农村老人这一弱势群体物质剥夺比例最高的维度,与能获得更多日常照料的、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相比,独居老人遭遇包括住房在内的物质剥夺的比例往往更高[6]。

近年来,有关农村老人居住环境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存在的问题和改造建设两方面。首先,部分研究者认为我国农村居住环境主要存在养老服务体系不健全、适老化改造滞后等困境。尤其是在农村居住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方面,包福存[7]从农村老人不同层面的需求角度切入,论证了农村住宅及其周边公共服务设施的适老化改造滞后、农村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不完善等问题。伍小兰、曲嘉瑶[8]和刘茹等[9]则深入剖析了我国居家养老政策、公共环境、资金来源、服务人员、宣传力度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具体困境。然后,部分研究者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展开了农村老人居住环境整治方案的研究。例如,刘慧君[10]在硬件和软件环境的构建上,探讨老年友好型家庭和社区环境的优化路径;刘茹等[11]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现状出发,在政府、社区、家庭层面提出了完善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具体措施。

与此同时,部分研究者基于生态宜居发展理念,提出了老年宜居社区建设理念。黄建[12]在厘清宜居社区建设内涵的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了建设原则并明确了内容框架。伍小兰、曲嘉瑶[13]从老年宜居环境的起源及概念界定角度出发,探究了我国老年宜居环境建设问题。王羽等[14]则围绕老人行为特征及其对居家养老环境的需求,就如何优化老人居住环境展开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空间全覆盖、多主体共同参与、强化服务和科技支撑的三项建设原则,进而就如何提升老人居家适老宜居水平和加快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和可行措施。此外,部分研究者关注到老年人身心健康与居住环境之间的密切关联,如蒋炜康、孙鹃娟[15]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剖析了居住方式、居住环境对城乡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总体而言,不同学者从理论解释与界定、政策规划与落实、老人需求层次等不同角度对农村居住环境进行研究,或从宏观层面对农村居环境改善进行顶层设计或政策执行优化等创新性研究,或从微观层面对农村老人居住环境进行实地调查并因地制宜提出优化建议。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念基础与现实参考,尤其是农村老年群体的宜居优居生活理念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性意义。但关于不同主体在农村老人住房改造上的作用发挥的系统性梳理仍较为匮乏。基于此,借以“国家——社会——家庭”三维分析框架,本研究将通过对山东省内三个村庄的实地调研,探寻不同参与主体在农村老人住房改造方面存在的现实困境及形成逻辑,进而提出有效的对策建议。

2 田野概况

2.1 研究方法

2022年1月,研究团队选取山东省济南市X村、Y村和滨州市Z村为调研地点,在村内熟人的引荐下,分别对每个村的10户老人家庭进行了深入访谈。三个村落均以老年留守人口居多,村民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Z村经济状况较X村、Y村更差,村中多户村民于2020年进行了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危房改造,修建了统一样式、统一黄色外墙的30平米房屋。X村、Y村未进行政府主导的统一性的危房改造,每村仅两三户村民自发地申请完成了危房改造。因此,本次访谈对象中,X村10户老人和Y村10户老人均未进行危房改造,Z村10户老人均已完成危房改造且已搬进新房。访谈员对每户研究对象中语言表达更清晰的1名老人进行了深入访谈,共计访谈30名老人。被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见表1。

表1 被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2.2 农村老人住房情况

调研发现,30户老人的住房在保暖和防雨方面均存在较大问题。在X村和Y村的20户调查对象中,10户老人住房为砖木结构,10户老人住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而Z村10户老人家庭均已完成危房改造,住房均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但不论何种住房结构,他们都面临着冬天室内温度较低和夏天房顶漏雨的情况。在取暖方面,老人的房屋保温作用较差、取暖设施欠缺或使用率过低,从而导致秋冬季节室内温度过低,老人正常的取暖需求无法满足。一是,由于农村房屋墙体、房顶的建造和门窗的安装等结构较为简单,因此住房的保温作用相对较差。Z村10户老人住房为一年前新建住房,建造技术和程序均较为完善,且门窗密封性优良,房屋保温效果较好。但是X村、Y村20户老人住房墙体和房顶均以砖块、水泥或木头堆砌而成,使用材料和建造程序较为简单,并且,其中18户老人房屋的门窗仅为一块薄玻璃,极容易透风,所以房屋保温作用较差。据其讲述,“冬天刮风时,经常容易听到寒风穿过门窗缝隙的嗖嗖声”。二是,农村老人主要以煤炉为取暖设施,取暖效果较差。虽然相比砖木结构的住房不具备安装暖气的条件而言,钢筋混凝土结构住房已具备安装暖气的条件,但是在30户被调查对象中,仅有2户安装暖气,其他28户均以煤炉为主要取暖方式。三是,部分老人使用取暖设施的时间不长,进而导致室内温度持续过低。经调查,在冬天26户老人会经常点燃煤炉或开暖气,另外4户老人则为了省钱,只在做饭、来客人或者天气过冷等情况下才会点燃煤炉,其他时候都是靠外出遛弯晒太阳的方式取暖。

在防雨方面,部分农村老人房顶漏雨现象严重,这不仅会损坏木制家具,而且容易造成室内用电安全隐患,极大影响老人的居住安全。而房屋漏雨频频发生的原因主要为房屋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老人的维修方案不完善。在30户被调查对象中,8户老人的房屋存在严重漏雨的问题。其中5户老人住房建造于30年前,余下3户住房建造也超过了10年。显然,住房建造时间过久使其性能下降,与此同时,部分房屋还存在建造技术缺陷问题等。针对房顶漏雨问题,这8户老人均使用补漏膏进行补缝。对于存在知识缺陷、子女帮助不足的老人而言,这是唯一比较简单且易操作的解决方案。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雨的效果,但往往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法彻底解决漏雨问题,最终致使老人陷入“漏雨、维修、漏雨”的反复循环中,劳心费神、孤独无助,极大地影响着老人的居住环境,降低老人的生活水平。

3 农村老人住房改造的阻碍因素

本文主要从“国家——社会——家庭”三方视角,深入探析三者在住房功能和品质等方面作用发挥的不足和缺失,进而从多方面多角度对我国农村老人住房改造的阻碍因素进行深层解析,为提出解决方案奠定基础。

3.1 农村住房制度设计“适老性”不强

针对农村住房问题,近20年我国相继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关于2009年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农房和村庄建设现代化的指导意见》等多部法律法规,从而逐步建立起相对健全、完善的农村住房保障体系。然而,当前农村住房制度在设计层面,尚缺乏与老年人自身特征和需求相适应的个性化设计,政策针对性仍有待提高。在人口老龄化加剧背景下,随着农村青壮年的不断外流,作为农村主体的老年人,在养老、医疗、住房等领域困境迭生,逐渐沦为较为庞大的弱势群体[16],原有的住房制度设计在覆盖面上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我国关于农村的住房制度,主要停留在危房改造政策,但该政策并不适应农村老人这一弱势群体。譬如,按照是否为4类重点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贫困残疾人家庭)等标准来瞄准住房改造对象的政策设计,导致部分具有住房改造迫切需求但无力改造的农村老人因在政策门槛外而无法享受政策福祉。因此,目前我国亟需专门针对农村老人住房改造方面的制度体系和顶层设计,使得老年人老有所居、老有优居。

3.2 传统村落文化抑制住房改造意愿

具有建构作用的村落文化和社会环境制约或塑造着农村老人的思想和行为。老年群体住房改造困境的出现与持续,除受客观条件制约外,也受传统村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于经济条件差的老年家庭,国家和社会的资金等外源性支持是其改善住房条件的主要驱动力;而对于非贫困家庭来说,其通常既得不到政府扶持,又没有富余资金或不愿意将富余资金用于改善住房条件。此类老人主观上对于住房改造持消极态度,归根结底则是根深蒂固的村落文化在农村老人思想观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7]。那么村落文化又是如何影响老人进行居住环境改造的主观意愿的呢?对于大部分农村老人来说,他们自小吃苦较多,生活条件较差,由此形成了节俭朴素的村落文化。老人更倾向于将闲置资金用于储备,而在安装暖气、点燃煤炭等改善住房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花销上,他们则是能省则省。他们并不追求质量上乘的优质生活,而是“有房住、有饭吃、有衣穿即可”。相反,在农村这一熟人社会,老人如果过于追求个人舒适、不顾及子女的经济压力和负担,会因有悖于其所生活的村落文化环境而受村民诟病。

因此,在倡导“克己”、“苦行”的朴素传统村落文化的影响下,优质生活的低追求、舆论压力的强约束等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老人的活动和行为,最终引致其住房改造困境的逐步形成。

3.3 人口外流下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而言,一定的家庭结构总是执行着一定的家庭功能,家庭结构的变化会作用于家庭功能的变化,促进或阻碍家庭功能的发挥[18]。随着农村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家庭养老功能也日趋弱化。在农村,相较于和儿女共同居住的老人而言,空巢老人的家庭养老功能更容易缺失,空巢老人的致贫效应尤其是住房维度的物质剥夺也更为明显。在30户被调研对象中,仅有3户老人与子女同住,其饮食、人情、医疗等费用基本由子女承担;而其他27户老人的子女均在外务工,老人所获得的经济赡养和情感关怀均处于较低水平。其中,最能直观反映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是空巢老人的赡养费普遍偏低,几近没有。在所有访谈对象中,仅有一位老人能获得每月不超过300元的赡养费。以家庭结构为出发点深度剖析其原因:其一,在道德责任层面,在外务工的子女处于城市陌生人社会场域当中,日渐受到原子化、个体化等思想影响,其道义责任的自我约束慢慢淡化。同时,由于村庄社区的舆论压力约束弱化,其对老人住房、取暖等生活居住条件便表现出漠不关心;其二,在客观环境方面,子女与老人空间相隔甚远,与和老人共同居住的子女相比,由于客观环境和空间条件的限制,子女与空巢老人的日常交流较少,对于老人的居住条件和生活细节不甚了解。不论在主观还是在客观方面,外出务工子女在家庭空间场域中的缺位,导致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日渐失位,进而更易引致空巢老人的住房困境。

从亲情关怀角度分析,农村老人崇尚“恩往下流”的家庭文化,部分老人宁愿自己承受生活不便甚至是苦痛,也不愿主动向子女提出住房改造。大多数被访的老人表示,自己从未主动向子女索求过赡养费,因为“儿女在外讨生活也较辛苦,不想再给他们增负担”。鉴于此,以老人个体为主导的住房改造几乎不可能,若子女再因各种因素而忽视了老人的住房困境,那么老人的住房条件更不可能得到改善。

3.4 农村老人经济压力大无力改造住房

资金和个人劳动能力是影响老人住房改造的两大现实难题。调研得知,28户未安装暖气的被研究对象均表示将来不会安装暖气;在对待房屋漏雨问题上,8户老人表示会对房屋进行临时性的局部维修而不会进行大修大改。一方面是因为年事已高和身体机能下降导致老人收入来源变少,故其没有足够的资金对住房环境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改造;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升高,老人体力精力下降,难以承受房屋改造方面的过度操劳。当然,如果经济条件允许,住房改造工作可以完全承包给专业技术工人完成,因此,经济条件限制往往是农村老人住房改造困难的根本原因。

首先,农村老人经济收入来源极为有限,经济收入水平极低。一方面,受身体健康状况的影响,大多数70岁以上的农村老人已无法从事生产性活动,其生产性经济收入几近为零。被调查对象中仅有2户70岁出头的老人仍在务农,可以获得少数劳动收入。另一方面,仅个别被访谈老人能获得子女赡养费。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农村老人而言,养老保险和个人往年储蓄是其主要的经济来源。除去个人往年储蓄,在30名被访谈老人中,收入最高者为每月700元,其中包括300元的养老金、300元的子女赡养费和100元的土地承包费。其次,农村老人医疗花费和人情消费过大。一方面,在农村,八成以上的老人因身体欠佳或罹患疾病需服用药品[19],因此,高昂的医疗支出使老人生活更加拮据。在与患病老人的访谈中得知,其最大的开销当属药品的购买,每年花费2000元至6000元不等。另一方面,农村老人尤其是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需担负的人情消费过猛,部分老人每年在人情往来方面的消费高达5000元。虽然一定程度上的人情往来能有效深化亲友之间的情谊,但过高的人情消费既会造成农村家庭经济负担,又会削减农村家庭在其他方面的支付能力[20],住房改造方面的预算也必然受此影响。概言之,农村老人经济来源有限、经济收入低,却在医疗、人情等方面花费较高,这在客观上严重降低了其改造住房的可能性。

4 农村老人住房改造的方案对策

基于以上对农村老人住房改造阻碍因素的分析,本文将从“国家——社会——家庭”维度,为解决农村老人住房改造难题提出相应的方案对策。

4.1 完善住房制度设计,聚焦老人住房需求

首先,国家及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老年群体的重视程度,完善相关制度、法律、政策等,适度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满足农村老人住房需求方面的兜底保障功能。其次,基层乡镇政府在村两委的协助下,多深入基层开展实地考察调研,以不同地域和不同老人的真实家庭状况为依据精准推进农村住房改造工程,满足不同家庭情况的老人的住房需求,保证住房改造的公平性,以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再次,各村两委在规划本村住房改造布局时应因地制宜,按照自身实际情况和需要,统筹规划不同住房在村庄中的位置及布局,助力美丽乡村建设。接着,针对遭遇住房困境而老人无法自行解决的情况,规定其子女的相关责任和义务,村两委和乡镇政府监测老人住房情况并督促子女承担相关责任和义务。最后,针对经济困难的农村老人,不能按照以往政策文件中的标准只进行住房补贴或房屋翻盖,而更应关注老人在新盖房屋中的日常取暖等基本生活需求,确保一帮到底。

4.2 重视社会舆论导向,塑造新型村落文化

新型村落文化的塑造需要对不合理的社会舆论和落后的养老观念加以纠正,强化老人自身对其居住环境改造的主体作用。一方面,重视外界社会舆论引导,重塑现存的村落文化,纠正不合理的过分舆论约束[21],代之以为老人提供更好的养老条件的村落文化。政府可以借助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大力宣传新型村落文化,积极引导村落舆论,进而使受缚于传统村落文化的老人得以解脱,真正能够从自身角度出发,完善居住环境以提高个人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改变农村老人传统观念,重新塑造老该有所养、老该有所乐的生活理念,使老人适度关心个人生活品质的提升,在主观上真正重视其住房条件的完善。此外,新型村落文化的塑造还需要加强对农村地区过度人情消费方面的舆论干预。例如,以宣传教育的方式,改变农村人情高消费的理念,逐渐构筑出更为完善和良性的人情消费观念,逐渐降低人情往来方面的消费水平,以此节省出更多资金,为住房改造创造有利条件。

4.3 增强农民经济实力,强化家庭养老功能

完善农村住房条件,就目前来说,仅靠政府和社会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主要作用,才能更好地解决农村老年人的住房改造难题。一方面,整体上提升农民经济收入水平是改善农村老人住房环境和社区居住环境的基础。对绝大多数农村老人而言,子女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是其有意愿改善自身居住环境的基本前提,因此,提高农村家庭整体经济收入水平可以缓解农村老人住房改造的精神负担和经济压力。另一方面,加强住房适老性改造、老年宜居环境建设理念宣传,引导子女关注老人切实的住房需求,推动子女在住房维度帮助老人完善住房品质、提高住房功能。在弘扬传统孝道,培养子女养老意识和责任感的同时,也应鼓励子女与老人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代际关系,形成融洽和谐的代际关系,发挥儿女在空巢老人住房等生活条件改善方面的主动性,从而形成真正的老有所养、老有所居、老有良居的和谐局面。

5 小结

面对我国农村老人住房条件差且改造难的困境,本文以有效的深度访谈为基础,从 “国家——社会——家庭”三方视角出发,指出制度设计的泛化、村落文化的潜在影响、农村家庭经济劣势与养老功能弱化是农村老人住房改善困境的主要影响因素,与此相应,在制度顶层设计的完善、新型村落文化的塑造和老人自身劣势的缩小等方面提出相应解决方案和对策,系统地对老人住房改造困境的表现、影响因素和对策建议作出阐述和分析。推进农村老人住房改造,不仅可以改善农村老人居住环境,还可以帮助美丽乡村建设,增强农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同时提高社会各界对老人生活水平的关切程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公平,进而有力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解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有效满足农村老人美好生活需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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