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庆文，骆世明，曹幸穗，苑利，成升魁，杨庆文，孙庆忠，李先德，孙业红，赵立军0，张红榛，吴敏芳2

（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3.华南农业大学，广州 510642；4.中国农业博物馆，北京 100026；5.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 100029；6.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7.中国农业大学，北京 100194；8.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北京 100081；9.北京联合大学，北京 100101；10.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北京 100125；11.红河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12.浙江省青田县农业农村局，浙江 青田 323000）

访谈主持人闵庆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岗位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农业文化遗产分会主任委员，曾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主席、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访谈主题

2002 年，在庆祝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10 周年活动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GIAHS）”保护倡议，并将其定义为：农村与其所处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所形成的独特的土地利用系统和农业景观，这种系统与景观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可以满足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1]。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遗产类型正式出现[2]。随后，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支持下，“GIAHS 动态保护与适应性管理”项目启动。该项目旨在建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及其相关景观、生物多样性、知识和文化保护体系，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与保护，进而成为可持续管理的基础。该项目将努力发掘当地农民和少数民族关于自然和环境的传统知识与管理经验，并运用这些知识和经验来应对当代发展所面临的挑战，特别是促进可持续农业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3]。2005年，第一批GIAHS保护试点确定，2015年6月6—13日，在罗马召开的FAO第39次大会正式将GIAHS列入常规工作。

经过20 年的发展，GIAHS 的概念和保护理念逐步获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共识。截至2022 年7 月底，已有23 个国家和地区的67 项传统农业系统被列入GIAHS 保护名录。GIAHS 在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和农村生态环境、复兴与传承乡村文化、应用与推广传统生态农业技术、实现生态与文化价值转换、推动多功能农业发展与产业融合、提高农民文化自觉与自信、促进乡村振兴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等方面，表现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加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之一。2005年，在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共同努力下，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第一个正式授牌的GIAHS保护试点项目，目前中国以18 个项目数量位居各国之首。2015 年，农业部发布了《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管理办法》，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以及2021 年6 月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均将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写入其中。随着相关文件的发布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已经成为促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业绿色发展、多功能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抓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逐渐凸显，农民文化自觉性与保护积极性显著增强，科学研究不断深入，有效支撑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动了学科发展与人才培养，初步形成了一支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队伍[4]。

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而且在食物与农业系统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5]。农业文化遗产是一个新的遗产类型，其保护工作需要探索新的机制，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许多工作需要进一步推进。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提出20周年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与保护工作启动10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了11位来自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和遗产保护实践者，就农业文化遗产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方面价值，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现代生态农业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等方面的意义，以及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路径和实践经验等进行访谈，旨在更加深刻地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和保护重要性，更好促进农业文化遗产学科体系建设和保护事业发展。

1.农业文化遗产是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智慧源泉

嘉宾:骆世明

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学会副会长、中国生态学学会副理事长、农业生态专业委员会主任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生态学与生态农业。

主持人：

生态农业是未来农业的发展方向，农业生态化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途径。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人地和谐”与“天人合一”理念和传统农业技术，请问从当前生态农业和农业绿色发展角度看，农业文化遗产有什么重要价值？如何从生态农业角度提升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力？

嘉宾：

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以人畜力为主的传统农业阶段和以工业品投入为主的工业化农业阶段，传统农业往往由于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商品率低而被认为是落后的。然而，在工业化农业风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人们发现随着化肥、农药、激素、抗生素等被大量使用，不仅出现了食品质量问题，而且产生了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最初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局部的，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地下水位下降、水体富营养化、酸雨等，后来与社会工业化过程产生的问题堆积在一起，演变为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例如全球变暖、气象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危及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人们迫切寻求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并终于认识到农业必须走资源匹配、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的生态农业之路，实现农业的生态转型。

如何才能够实现农业的生态转型呢？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些被我们视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优秀传统农业，能够协调农耕田园与自然环境在流域景观上的合理布局，构建起农业生态系统水平的物质循环体系，巧妙利用品种、物种、种群和景观上互利共生的多样性关系。例如，2010年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在景观上精心保护了位于农田上方的大片森林作为“绿色水库”，通过秸秆还田、堆肥还田、粪肥与灌水一起冲肥入田等方式实现了循环体系构建，传统水稻生产还获得了抗性基因丰富、适应高海拔气候条件的水稻品种，通过稻田养鱼、养鸭和林中采集获得了营养丰富的多样产品[6]。

以FAO 为代表的国际社会终于认识到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有上千年传统的高畦深沟农业系统和基塘农业系统，至今还在珠江三角洲运行，并先后成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更是被列入GIAHS 名录。有几千年历史的作物轮、间、套作技术，至今仍为广大农民所钟爱。2022 年国家鼓励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间套作传统技术体系在新的历史阶段重新获得重视。农业部1994年就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稻田养鱼、促进粮食稳定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意见》，2005 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第一个GIAHS 保护项目，有近2 000年历史的稻田养鱼得到迅速发展。

发展生态农业是提升农业文化遗产活力的有效途径。FAO 在2018 年第二届国际生态农业研讨会期间展示了典型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并认为其与生态农业有着共同特点，即通过建立知识密集型体系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在于维系和重新建立起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两者都是基于因地制宜的农业实践。这些实践重视维系宝贵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关系到饮食文化和景观，都尽力获得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优秀传统农业实践的形成靠的是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广泛深入的思考，是长期不懈的试错、调整和整合过程，因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因此，发展生态农业将更好地展现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力和魅力。

发掘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于现代生态农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因为农业文化遗产是在“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引导下，经过长期探索保留至今的那些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借鉴自然为特色的方法，这些方法与今天国际社会乐意采纳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NbS）”[7]在原则和思路上不谋而合。二是农业文化遗产是在获取资源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发展出的生态循环型农业体系，这些体系可以为后工业化社会面临的全球资源不足条件下必须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生态农业提供案例和思路。三是农业文化遗产是在没有化石能源驱动条件下的低碳方法，可以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所期待的低碳生态农业提供模式与技术原型。

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传统农业的物质形态，在其基础上孕育的文化形态、社会形态甚至精神形态都值得深入研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就能古为今用，推动社会稳健与可持续发展。只有这样，农业文化遗产才能够得以保护和深入发掘，并继续发扬光大。

2.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的，还是现代的，更是未来的

嘉宾：曹幸穗

中国农业博物馆研究员，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史、农业文化遗产。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断发展演化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联合国粮农组织明确提出“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请问农业文化遗产与农业历史学研究有怎样的区别和联系？从农业历史角度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有什么现实意义？

嘉宾：

农业文化遗产是历史时期形成并不断发展演化的传统农业生产系统。任何“遗产”都有历史属性，农业历史涉及的研究对象非常广泛，农业文化遗产特指那些至今仍然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优质农产品、富有传承价值的农史精华。

一是农业文化遗产承载着历史记忆。古农书记载，我国从西汉时代就发明了“一穗传”的选种方法。我们今天常说“选拔干部”“选拔人才”，这里的“选拔”就是汉代“一穗传”的选种步骤。平时在田里观察，如果发现了长势好的穗子，就“选拔”出来，每年都“单种别藏”，经过连续几年的定向“选拔”，选优去劣，一个好穗子就变成了一个好品种。已被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北京京西稻作文化系统，所种植的历史上有名的早熟品种“康熙御稻”就是康熙皇帝采用这种方法选育成功的。传承发展至今，京西稻已成为海淀特有的文化符号。水稻的矮化变异、抗病变异、香味变异、多粒变异等，都可以“选拔”出来，培育成特异的良种。其他的作物品种，家畜家禽品种，也都是这样选育、传承下来的。可以说，农业文化遗产地里的动植物品种，都蕴藏着历史的智慧、刻写着历史的记忆。

二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早在2 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认识到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汉书·食货志》说：“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意思就是农业生产要同时播种多种作物，利用作物的环境差异性，有种有收，可以防备发生灾害灾荒。利用三种途径做到“必杂五种”：首先是从变异后代中选育出各具特色的品种，实现品种多样性；其次通过驯化稻、粟、豆以及瓜果蔬菜、桑麻油药等栽培作物，积极引进外国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从而实现物种多样性；第三是建立生物保护思想，保障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利用。例如，《吕氏春秋》中的“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荀子》中的“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以及《孟子》中的“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都是典型的代表，在今天依然放射出睿智的光芒。可以说，农业文化遗产传承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文化基因，有着坚实的生物多样性的资源基础。

三是农业文化遗产富含顺应自然的生态智慧。农业文化遗产中适应不同环境的农业布局和技术取向，使得我国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类型最多、分布最广、适应性最强的特点。中华农耕文明遵循“天人合一”“敬天顺时”的自然法则。比如，在土地利用方面，有南方的稻作梯田，北方的石堰梯田，水乡的垛田、圩田等土地利用模式；在生态适应方面，有草原游牧、农林牧复合、林菇共育、稻鱼鸭共生等生产体系。这些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保护自然的成功范例，也正是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最为珍贵的精华。

四是农业文化遗产具有继往开来的使命。应当特别强调，农业文化遗产不是过时的“古董”或落后的农业，而是世代繁衍、不断发展的活态农业系统，是历史长河中积淀并得以传承的人类智慧结晶。这种繁衍和发展，为现代农业所倡导的生态农业、绿色农业、有机农业、循环农业、可持续农业提供了智慧和经验。注入农业文化遗产的元素，开辟新的农业发展道路，将有助于应对农业面源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生态环境恶化、食品安全隐患、品种单一化趋向加速等农业弊端和环境威胁。

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继承农业文化遗产的思想理念、技术传统以及与时俱进、协同演变的机制，创造出更加高效、环保、安全的新型农业发展体系，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农业文明，这就是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所在。

3.农业文化遗产中的非物质要素不应忽视

嘉宾：苑利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会民族遗产专业委员会主任，曾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副会长兼中国分会会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系统中包含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的侗族大歌、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的哈尼古歌、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鱼灯舞等。请问农业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怎样的关系？两种遗产类型在保护与发展中应当如何相互促进？

嘉宾：

从某种角度说，许多学科都与农业文化遗产有关，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是离农业文化遗产最近的那门学科，这是因为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农耕社会和农耕时代所产生的农耕文化。所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视域更大，而农业文化遗产只涉及到农业，其视域要小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侧重技术，而农业文化遗产则注重与遗产保护有关的所有层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民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传统工艺美术、传统工艺技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以及传统农业生产技术等七个门类。农业生产技术与农业文化遗产的关系密切，但两者的区别还是十分明显的。农业文化遗产更注重生态的系统性，涉及到农耕生产技术、农业生产制度、农业生产品种、农业生产用地以及农业生产设施等方方面面，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则更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中技术层面的挖掘和保护。

民间文学摆脱不了其服务农业的本质。在苗族、哈尼族、纳西族等西南少数民族民间故事中，有许多家犬盗取稻种的故事。这些民族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来自遥远的西北，是典型的南迁民族。如果我们通过考古能弄清当地稻作文化产生的时间，就很容易推断这些民族迁入的时间。许多农业生产知识也是通过民间文学传播的。譬如“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四伏种荞麦”，讲的就是不误农时的道理，否则就会“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在湖南、湖北、四川、重庆等广大农村地区，流传着田间地头唱《薅草锣鼓》的习俗，这也成为提高劳动效率的有效手段。

传统表演艺术中的传统戏曲，本身就是因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一旦遇有旱灾、蝗灾、水灾，特别是当人力所不能及时，人们头脑中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给“龙王”“虫王”唱上三天三夜的大戏。所以，即便到了今天，农村的大戏仍然以庙会演出为主。

传统工艺技术大多与农业生产或农民生活相关。4 000 年前，小麦已经从西域传入我国，但由于缺乏大型水利工程作为依托，需要大水漫灌的小麦种植并没有快速传播开来。此外相关农产品加工技术，特别是面粉加工技术的匮乏，也影响了小麦种植技术的快速推广。之后随重大水利工程的建成和石磨研磨技术的出现，麦粉加工技术难题彻底解决，面食才得以大范围推广。同时，西域传入的烤制技术、中原本土的蒸制技术，都很好地解决了面食的加工问题。这些面食加工技术也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另外，泡菜腌制工艺、卤制品加工工艺、腊肉制作工艺、风干肉制作工艺，都很好地解决了肉制品储存问题，这些传统工艺技术反过来也很好地促进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

传统节日仪式是农耕社会因农业生产而生的节日仪式。云南红河的哈尼族每年春季举行的“昂玛突”仪式，目的就是祈求山林不会滑坡，村落、梯田不会遭殃。福建尤溪联合梯田地区举行的伏虎岩庙会，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耕牛不受袭扰，以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传统节日更是应农业生产节律而生的一种历时性文化现象。春季的传统节日多与播种和生命繁衍有关，如春节庙会上的“唱春”、立春的“鞭打春牛”等，都是为了农业的丰收。秋冬季的传统节日主题主要是感恩，感谢土地带来一年的收获。

传统工艺美术是很多地方人们重要的收入来源，通过编筐织篓、纺织刺绣来补充农业生产的不足，是传统社会中人们常用的一种生计模式，也是农业生产的重要补充。

4.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粮食与食物安全观

嘉宾：成升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理事长、中国农学会常务理事、《自然资源学报》副主编，曾任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项目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生态、粮食安全与食物浪费。

主持人：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蕴涵着丰富的可持续农业思想和节俭消费的观念。请从“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和反对食物浪费行动方面，分析一下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意义。

嘉宾：

国家粮食安全内涵和外延因时而异。在延续数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粮食安全就是“民以食为天”“洪范八政，食为首政”。今天的粮食安全，已不再仅指数量安全，更包含质量安全、结构安全、营养安全、资源环境与生态安全；粮食安全不再局限在生产端，也包括运输、储藏、加工、零售甚至消费等全供应链安全。特别是针对当今普遍的食物浪费现象，我国2021 年已正式立法，减少粮食损失与浪费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举措。

国家粮食安全的实质：一要保障农业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环境生态的不断改善，建立在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系统功能基础之上的粮食安全不可持续，水土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以及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是粮食安全的自然基础和生命基础；二要保障能够生产足够数量粮食的生产能力，即充足的技术储备和先进的农业设备装置水平，以及先进的管理水平与组织能力等；三要保障生产出来的多样化的粮食和食物在各个环节能够尽量减少损失和浪费，特别是在消费环节能够得到所有消费者的珍惜，既满足人类对食物的生理需求，也满足饮食营养与饮食文化的多样化需求。这三者是构成“中国饭碗”和“主要盛上中国粮”的核心和关键。所以，当今国家粮食安全的本质是能够产得出（产能）、供得上（储能）、调得快（运能）、吃得好（节能），四者连续贯通，缺一不可。

农业文化遗产是我国劳动人民在数千年农耕实践中形成并积淀传承下来的完整的农业文化思想体系和技艺实操体系及模式体系，一方面支撑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另一方面有效解决了人口增长和资源短缺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农业文化遗产是覆盖中国传统农业生产中所形成各种系统和文化的完整体系，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系统、技艺（农艺）体系和模式体系，以及食养食疗文化和节俭消费文化等。

因此，除了人们较为关注的农业生产环节和农事、农艺本身以外，还应该包括古代先贤们从农业生产、生活中总结凝练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对“处天地之和，得天地之利”的规律的系统性认知。比如“二十四节气”“食哉唯时”“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土脉论”“土宜论”“用养结合，使地力常新”“物质循环”，等等。更重要地是，这些农业文化不仅局限于农事活动和粮食等食物的生产过程，而且更拓展至食物消费的生活层面。比如《黄帝内经》中《素问·脏气法时论》饮食总纲有言：“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谷肉果菜，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伤其正也”[8]；针对现代人食物浪费的毛病，“俭以养德”“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古训名言，犹警在耳。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对保障当前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价值[9]。应当特别关注其理论与实践研究：一是借鉴传统农业原理与技术保护并高效利用土地、水和生物资源，如保护地方品种、依据天时地利布局农业作物、发展间作套种轮作以及施用有机粪肥，使“地力常新”、资源持续利用、产品多样；二是依据生态循环原理，重构“人-地-粮-畜-肥-地”复合生态系统，加大系统中的物质循环与能量利用效率，使“系统常新”；三是根据当今城乡居民对食物营养与健康的多元化消费需求，依据传统农业多样化、多种经营理论，在农业文化遗产地设计并示范包括主粮、杂粮、饲料粮、养殖业、果菜等在内的营养导向型生态农业系统，同时包括优质特色农产品生产、营销、营养膳食配套等模式，发展多功能农业；四是拓展农业文化遗产内涵和外延，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食养与食疗文化纳入农业文化遗产研究和实践中，以“美其食、甘其味、养其身、康其体”；五是把弘扬勤俭节约、俭以养德、珍惜粮食、反对浪费等传统文化理念和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融入农业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框架。

5.农业文化遗产地是重要的种质资源库

嘉宾：杨庆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农业科学院领军人才，院创新工程优异水稻种质资源创新利用团队首席科学家，中国野生植物保护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生态学学会民族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遗传资源分会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主持人：

种业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种质资源是种业发展的“芯片”，种质资源保护至关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请从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种源安全角度，分析一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的重要性。

嘉宾：

农业生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所有栽培或养殖的动植物及其野生近缘种以及与之相互作用的授粉者、共生成分、害虫、寄生植物、肉食动物和竞争者，涵盖从品种（种内）、半栽培和采集管理种（物种层次），到具有多物种的农业生态系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农地景观和相关技术、文化、政策等。农业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起源300 万年以来的文明成就和遗产，人类的农业生产活动不是简单的体力付出，创造与发明伴随着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刀耕火种驯化作物，筑堤挖渠兴修水利，扶犁耕作打造工具，等等，一步步推动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同时，驯化了延续数千年满足人类食物需要和适应当地气候、环境的物种，选育了丰富的动植物种质资源。

农业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发生与发展均与文化多样性息息相关，且受民族文化与传统知识的深刻影响[10]。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同时也是众多民族的聚集地，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和习俗又进一步丰富了农业生物多样性。大量研究表明，农作物品种的多样性与文化习俗有关，甚至与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或口味偏好有关，品种多样性保持的重要原因是满足当地的传统饮食文化需求。

我国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培育了大量的农作物地方品种资源，极大地丰富了种质资源多样性，并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特的食用、药用等传统习俗，保护和延续了农作物地方品种。少数民族人口越多，民族传统文化保留越好，在农作物品种多样性形成与保持中的作用就越突出。例如，云南澜沧县哈尼族、傣族、佤族、拉祜族等少数民族丰富的传统知识，对陆稻品种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1]；在黔东南黎平县双江镇黄岗村的调查发现，当地不仅侗族传统文化保留完好，而且在约100 hm2的土地上同时种植几十种传统糯稻品种，很好地证明了传统文化与地方品种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2]。各民族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驯化的物种和选育的品种不仅丰富了适合当地生态系统的生物资源，蕴含了适合本民族习惯的饮食文化，还融入了民族习俗、宗教信仰、知识体系等，创造并传承了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具有农业文化遗产的显著特征。

农业文化遗产地既是民族文化富集地，也是农业生物多样性富集地，特别是各具特色的种质资源。既是世界文化遗产也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云南元阳哈尼梯田，其水稻品种多样性与高度异质的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习俗密切相关，15 个少数民族保持稻、麦和玉米等地方品种多样性的主要驱动力是满足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习俗的生活需求[13]。在海南，长期生活在高山上的黎族居民，利用刀耕火种方式沿袭传统农业几千年，其长期种植的水稻品种俗称“山兰稻”，是海南独特的旱稻类型。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是黎族重要节日“三月三”节，用农家自种的红米、黑米、白米等做成的五色饭，以及采用黎族特有工艺酿造的“山兰酒”，已成为这一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食品。因此，山兰稻品种不仅类型多，而且作为传承黎族文化的典型象征被一代又一代保留至今，海南琼中山兰稻作文化系统也被列为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种质资源是农业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种业发展和食物安全的“芯片”，然而，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业生物多样性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急剧减少，导致长期传承下来的种质资源也濒临灭绝。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对于保护包括种质资源在内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承农业文化、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拓展农业功能，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农民通过农事活动，促进了种质资源随着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变化而不断适应和进化，使其多样性得以不断丰富[14]。

6.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文化振兴之路

嘉宾：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首席专家，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发展。

主持人：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凋敝是不争的事实，传统的乡村文化面临着消失的危险。乡村振兴是一项重大战略，乡村文化振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请从乡村文化振兴角度分析一下农业文化遗产的现实价值，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如何实现乡村文化振兴。

嘉宾：

农业文化遗产是中国上万年农耕文明的集中体现和活态展演。从精神层面上说，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其具有丰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完善的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独特的生态与人文景观。这些传承久远的生存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也是乡村振兴的文化源泉。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意在留住那些与农业生产和生活一脉相承的文化记忆，从而建立起子孙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从现实层面来讲，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只是对传统的刻意存留，还必须考虑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因此，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就是对农业特性和乡村价值的再评估，是对人类未来生存和发展机会的战略性保护，其终极指向是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建设。我们在遗产地社区扎根的实践证明，从乡土文化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入手，为乡村强基固本，是村落凝聚的情感基础和乡村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以文化复育乡村的行动表面上看是柔性的，但是它所发挥的社会效应却是刚性的。

农业文化遗产地如何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呢？

首先，需要开展农业文化遗产地村落文化资源的挖掘与整理工作，编撰乡土教材和科普读本，引导强化农耕文化的代际传承机制，从而筑牢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的根基。作为中华优秀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农业文化遗产地蕴藏着丰厚的农耕文化资源，深入挖掘是传承、保护和弘扬的基点，也是迫在眉睫的抢救性工作。同时，让传统的农耕智慧以最亲和的图像和文字等形式呈现，让科普知识与可触可感的农业景观成为“活”教材，使年轻一代能在家乡发现古老的农耕智慧，并成为保护和宣传农耕文化的守望者和自愿者，这是当务之急，也是长远之策。以此为路径，既可以培育农民的保护意识和热爱家乡的情感，加快地方农耕文化研究队伍的成长，又可以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提供丰沛的地域文化资源。

其次，打造优质特色的农耕文化博物馆，与天然的农业生态系统“博物馆”相得益彰，使之成为传播农耕智慧、开展乡土社会教育的重要基地。作为展示农业文化、培育文明乡风、促进乡土文化复育的重要载体之一，农耕文化博物馆近年来受到一定重视。根据农业农村部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司乡村文化指导处采集的信息，全国已建有1 600多家各种类型的农耕文化博物馆，但普遍缺乏精准的扶持和规范的管理，主动开展面向社会大众的农耕文化教育活动较少。鉴于此，农业农村部应联合相关部门，制定管理条例，设立专门资金，修缮和充实已有博物馆，确保其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利用农业文化遗产地“天然博物馆”的优势，将科普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这既是传播农耕文明不可或缺的路径，也是推动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多功能农业发展的文化阵地和展演平台。

最后，实施农耕文化传承和保护带头人培训工程，打造高校服务乡村的人才培养模式，大力培育、扶持服务乡村的社会公益组织，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多方参与保护机制。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是老人、妇女和少数创业青年，他们普遍综合能力欠缺、个人力量单薄，难以承担起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性作用，特别需要外在力量的扶持和帮助。近年来，在地方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民间社会力量支持下，建立了一些以传承和保护地方农耕文化为目标的自愿性公益组织，在村落文化资源挖掘、传统手工艺传承、良种保育、农耕技术传承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建议农业农村部联合民政部等相关部门，一方面积极培育以传承农耕文化为核心内容的公益性组织，重点推动当地农民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精准定点服务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建设。通过在农业文化遗产地的深耕式探索，使之成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经典案例和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样板。

7.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乡村产业振兴之路

嘉宾：李先德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国际农业经济与贸易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联合国粮食安全领域高级别专家组委员（2017—2021）、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科学咨询小组副主席、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全球粮食安全。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地大多处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的多重任务。请从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经济发展角度分析一下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以及农业文化遗产地如何实现乡村产业振兴和乡村经济发展。

嘉宾：

乡村产业振兴，资源是基础。经济价值高低决定于资源的独特性和稀缺性以及市场对其的需求。农业文化遗产是经过严格评审筛选出来的，每个遗产地都具有各自独特而又稀缺的资源。农业文化遗产所包含的以下资源具有重要的开发利用价值：一是特色农畜品种。来自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农畜品种在外观、营养成分、风味口感上优势明显，经济价值较高。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贵州从江的特有稻米“香禾糯”，气味香醇、糯而不腻、营养丰富；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安徽铜陵的白姜，状如佛手、色白鲜嫩汁多、辣而不呛，价格高于普通产品几倍。二是优良生态环境。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理念已从追求“吃得饱”“吃得好”转向“吃得健康”，优良的农田环境已成为遗产地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如我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因少施或不施化肥和农药，稻、鱼产品生态价值被市场广泛认可，产品价格较高[15]。三是独特传统技艺。与工厂化的流水线生产相比，传统工艺生产出来的产品更具个性化和特色风味，如新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福建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不仅铁观音茶因复杂精细的传统制作工艺形成了其独有的“兰花香、观音韵”，而且不同大师制作的茶口味也各具特色。四是传统农耕文化。人类在适应自然以及管理水土资源过程中不断传承的农耕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智慧创造，具有极大的经济开发价值，如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江西万年稻作文化系统，依托其“稻作起源地”的定位打造稻米区域品牌，带动了稻米产业从种植向深加工、旅游观光、科普教育等产业不断延伸。五是壮丽优美景观。走进乡间田野的观光旅游一直是大众旅游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云南红河哈尼梯田、江苏兴化垛田、甘肃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等在内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规模宏大、景观优美、特色鲜明，已成为国内外游客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有效地带动了当地农民就业和增收。

农业文化遗产地的发展应当解决好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充分利用当地特色资源，通过产业融合发展等方式实现乡村振兴。特别注意解决好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找准产业发展的定位。保护是农业文化遗产地产业发展的前提，所以产业发展要以农业为基础，立足本地的资源特色，发展高端、小众、差异化产品。由于遗产地多位于丘陵山区，生态脆弱、人均资源少，在满足本地需求之后的产品剩余数量有限，资源限制决定了必须走高端产业发展之路[16]。二是选择合适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不同遗产地的农业系统特征不同，应立足本地特色和资源优势走不同的融合发展道路，景观优势明显的遗产地可走“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如广西龙脊梯田；特色产品优势明显的遗产地，可走“互联网+”模式，如内蒙古敖汉小米；农耕文化优势明显的遗产地可走“传统文化+”模式，如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的桑蚕文化产业。三是建立多方参与、利益共享机制。要协调好多元主体的利益关系，尤其要将农业文化遗产地的主人——农民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资源变产品关键需要政府支持、企业运作、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参加，多方共同合作完成。现实中，因利益关系处理不好难以形成合力去发展产业，或产业建立起来后难以维持的例子不少。龙脊梯田旅游业经历了从政府、企业和农民矛盾冲突激烈到形成利益共享的良性合作关系，证明了建立“企业能盈利、农民能增收、政府有税收”的多元主体参与机制，是农业文化遗产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17]。四是打造区域公共品牌和强化政府监管。乡村产业长远发展需要良好的品牌支撑，树立公共品牌是遗产地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为此，需要政府牵头将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统一起来，形成合力，共建区域公共品牌，关键是要严格产品质量检测，加强公共品牌规范使用和监管。

8.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关键是可持续发展

嘉宾：孙业红

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教授，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旅游开发与规划以及科普研学旅游。

主持人：

农业文化遗产地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研究与实践均表明，发展旅游是实现农业文化遗产地生态与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文化遗产动态保护的重要途径。但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如果管理不善，或发展模式不合理，旅游很可能会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负面扰动因素。请问如何科学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农业文化遗产地如何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

嘉宾：

自2005 年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以来，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就成为一个受到学界和业界关注的话题。关于农业文化遗产地是否应该发展旅游已经得到很多学者的正面支持，但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旅游还在不断讨论中。通过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及其旅游资源特点，并结合在多个农业文化遗产地的研究，我认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要正确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特殊性。一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农业文化遗产是传统农业生产系统，其中的生态、文化、景观等要素是乡村旅游、农业旅游、休闲农业等发展的资源基础，但如果只从乡村旅游的角度来看待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以及开发农业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就会忽视发展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是为了形成农业文化遗产认同从而推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这一终极目的，同时也很难充分发挥农业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用发展一般乡村旅游的思路去对待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更要警惕景区化理念带来的负面影响。二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路径的特殊性。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是基于遗产地社区居民的生产、生活的资源，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长期适应自然所形成的本地文脉性资源，具有系统性、多样性、复合性等特点。游客想系统全面地了解这些资源，必须通过一定的媒介，比如解说媒介、产品媒介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学的旅游解说系统建立是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路径[18]。在浙江青田的研究表明，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社区资源所形成的解说系统，更能够丰富游客的体验，也更有助于提升遗产地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19]。

其次要正确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属性。一是农业文化遗产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性。农业文化遗产地大多是生态相对脆弱的地区，旅游的发展可能是增益型的收入增加，也可能会因为管理不善等而成为破坏性扰动的主要因素。脆弱的农业文化遗产地，会由于其本身承载力有限产生严重的生态问题，同时还应避免高生态与文化附加值资源因大规模旅游发展而造成丧失。二是农业文化遗产地居民参与旅游活动的可持续性。在浙江青田的研究表明，农户适度参与旅游经营不仅可增加生计选择，也能够增强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认同，从而增强其保护农业文化遗产的意愿[20]。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遗产地居民将旅游经营当作唯一的生计来源，将土地流转或转包给其他人，通过购买外来食材作为餐饮产品的供给，对其遗产保护意识的提高则会产生负面影响。三是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有像哈尼梯田那样壮美的景观，但农业文化遗产地作为传统农业地区，从观光的吸引力上来讲相对较弱。因此，需要重视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形象和品牌的建设，通过科学而有趣的解说建立基于农业文化遗产知识的传播路径，并形成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利用信息化技术展示传统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点，从而增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吸引力；重视遗产地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将传统农业的组成要素带入游客的购买范围；基于社区的旅游活动设计和参与性强的旅游产品组合，将社区和游客连接起来以形成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的核心吸引力，使游客形成反复重游意愿，增强农业文化遗产旅游本身的可持续性。

最后要建立农业文化遗产旅游监测评估机制。需要对农业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进行科学评价，对遗产地发展阶段进行正确判断，以旅游凝视理论、认同理论、期望理论等为基础，从社区和游客的双重角度评价旅游产品，结合遗产的本土重要性和全球重要性，建立系统的监测评估体系，综合评判农业文化遗产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9.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将有力支撑履行国际公约

嘉宾：赵立军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对外投资促进处处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对外开放、全球粮农治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

主持人：

今年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提出20 周年，经过20 年的发展，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已经从一个概念发展到一个项目，再到目前的业务化工作，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混合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又一个世界性遗产类型。请问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于一些国际性公约有什么作用？如何进一步加强农业文化遗产国际合作？

嘉宾：

世界各地对农业文化遗产的自觉或不自觉的保护和利用，在事实上促进和支持了许多重要国际公约的实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大量隐形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全球重要性”更是一个突出的特征。

许多国际公约都与农业文化遗产密切相关。一是政治类，如联合国最重要的国际人权文书之一《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ICESCR），其明确指出各国要充分利用科学的知识、合理的制度和有效的方法等，改进粮食的生产、保存及分配，以此来保障人人享有免于饥饿的基本权利。二是农业类，如FAO 托管的《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TPGRFA），其明确承认世界所有地区的农民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保存、改良及提供这些资源方面的贡献，并指出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措施，包括充分利用当地物种或适应当地的物种，以及提升未充分利用物种的利用度。三是环境类，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其强调要尊重、保存和维持体现传统生活方式且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持久使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做法，并促进其广泛应用；又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其强调要减少人为活动对气候系统的危害，减缓气候变化，增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确保粮食生产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四是贸易类，如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该协定曾深入磋商对传统知识、民间知识和遗传资源的保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也在持续推动传统知识和文化，并就相关内容制定国际文书。五是文化类，关联最密切的当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WHC）。此外，农业文化遗产对于自愿性的国际倡议也有较为广泛的支撑，例如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鉴于农业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和多元价值，尽管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其缔结专门的公约，但可以预见这只是时间问题。

正如国际社会对其他全球公共品所做出的普遍性安排，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也离不开国际合作。尽管相关国家承担主要责任，但国际社会有必要开展各种类型的交流合作来取得全球性目标，以提高各国和全球粮食系统的韧性。在当前多边主义遭受挑战、世界粮食安全形势严峻的大背景下，中国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的支持者和贡献者，有能力也应当发挥关键作用，继续巩固和推动这一重要领域的国际合作，这既是我国实施粮食安全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需要，也是在全球粮农治理领域提升话语权和议程制定能力的需要。

现阶段应聚焦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扩大农业文化遗产国际知名度，尤其是提升遗产覆盖国家和区域的代表性。经过20 年的发展，目前仅有23 个国家和地区的67 个项目进入GIAHS 名录，西方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认可度和参与性仍比较低，迫切需要改善这一局面。二是健全国际农业文化遗产治理。FAO 虽设有专门的GIAHS 秘书处和科学咨商机构，但相关活动缺乏资金保障和透明度，特别是在机制建设方面进展缓慢，成员国难以发挥应有作用，有必要持续推动GIAHS治理的改革，兼顾雄心、务实平衡。三是输出中国方案。中国是农业文化遗产大国，在国际上也是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先行者”和“优等生”，需要继续扮演“领头羊”角色，持续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尤其是将农业文化遗产作为绝佳载体，广泛传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大食物观”等理念，增强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四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挖掘农业文化遗产资源。发展中国家孕育和保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资源，但受自身条件和现实需求的局限，难以采取适当举措，应积极为其提供技术等方面援助，促使其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同步提升。五是加强联合科研攻关。应客观认识农业文化遗产活态性、动态性特征，动员相关领域科学家、管理者和实践者针对遗产价值和保护途径开展研究，并充分应用现代元素促进其保护利用，实现遗产的有效传承和科学发展。

10.哈尼梯田保护的关键是农业可持续发展

嘉宾：张红榛

红河学院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曾任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世界遗产管理局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哈尼梯田保护与利用。

主持人：

哈尼梯田不仅是我国唯一的以民族名字命名的世界文化遗产，还是我国唯一的农业类型的世界文化遗产，也是我国唯一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和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两项荣誉的“双遗产”。请以哈尼梯田为例分析一下两个遗产体系之间的区别。结合哈尼梯田保护工作，您认为存在的困难主要有哪些？您有什么对策和建议？

嘉宾：

红河哈尼梯田是以哈尼族为代表的当地少数民族利用“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地理条件创造的农业类文化景观。千余年来，各族人民在这里同耕共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和谐相处，是悠久灿烂中华文明的精彩篇章。2010 年6 月，红河、元阳、绿春、金平四县域10 大片区红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统成功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2013 年6 月，以元阳为核心申报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目前56 项世界遗产项目中唯一以民族命名、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活态遗产。不仅如此，红河哈尼梯田还先后获批国家湿地公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第二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与实践创新基地，其境内还有红河乐作舞、哈尼多声部民歌等7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一批中国传统村落。

近10 多年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以及有关县高度重视哈尼梯田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组建了专门机构，颁布了保护条例，设置了专项资金，开展了品牌建设，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均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品牌缺乏深入、系统的价值认知，文化、农业、生态、旅游等部门多是从各自角度进行解读，没有形成整体系统的认知。许多干部群众只知道世界遗产而不知道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更不知道国家湿地公园等。认知上的肤浅、片面，造成了管理中的条块分割现象。二是品牌的宣传和利用不够，遗产保护红利远远没有得到释放。由于缺乏公众层面的系统宣传和推广，获得哈尼梯田品牌特许使用权的机构尚不到30 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品牌效应。三是现有的旅游产品设计起点不高，与世界级品牌不相适应。目前的产品更多地流于一般的观光旅游和乡村旅游形式，多元、高端、深度的旅游产品开发严重不足，梯田旅游与遗产保护关联度不大，当地居民参与度不高。

无论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也无论是国家湿地公园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存在的基础在于哈尼梯田农业生产及其背后所展示的人地和谐的生态智慧。作为农耕文化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相互作用的产物，哈尼梯田的保护一方面有赖于农业生产系统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还要依靠当地居民这些哈尼梯田的创造者、守望者，应千方百计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具体措施：一是进一步加强管理，形成合力，不断提升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管理水平。各部门管理人员要树立整体保护、系统保护、就地保护、动态保护、分类施策的保护理念和原则，对哈尼梯田遗产的组成元素进行全面梳理，统一规划、分别实施、动态调整、分类施策。二是加强合作，深化研究，不断提升遗产保护与利用的科技支撑能力。加强与国内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的合作，深化对哈尼梯田内涵与价值的科学解读和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特别注重哈尼梯田保护与发展研究的跨学科特性，组建包括自然生态、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产业发展等领域的跨学科联合研究中心，以有效支撑哈尼梯田保护与利用。三是强化品牌意识，加大品牌特许使用力度。借鉴国内外经验，深入挖掘世界级、国家级品牌的价值，支持世界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家湿地公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品牌标识在农产品、文创产品、旅游产品开发中的特许使用与监督管理。四是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实施梯田旅游，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际文化旅游宪章》等有关文件指导哈尼梯田旅游规划编制和实施，突破传统观光旅游发展思路，突出哈尼梯田的民族文化、生态环境与农业生产特点，立足可参与性与可持续性，让更多的游客深度认知、体验和分享生物多样、文化多元、和谐共生的哈尼梯田人文、景观及其背后的秘密，实现生态与文化产品的价值转换，从而拉动当地百姓参与保护与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遗产地区乡村全面振兴。

11.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青田经验”

嘉宾：吴敏芳

浙江省青田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和稻鱼共生技术推广。

主持人：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中国第一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认定不仅使我们对稻田养鱼这一生态农业技术的现实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促使我们从生态环境保护、农耕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等角度进行思考。请介绍一下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认定对青田、青田农业与农村发展以及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带来的变化，您认为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嘉宾：

1 300 多年前，智慧的青田先辈开荒拓田，以稻养鱼、以鱼肥田，创造了“稻鱼共生”这一生态农业模式。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认定为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05 年以来，青田坚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理念，探索出一套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价值转化的“青田方案”。

一是开启了保护传承之路。在管理机构上，从建立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到成立青田县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委员会；从依托青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到组建县稻鱼共生产业发展中心，再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青田研究中心、中国田鱼研究中心。在财政支持上，建立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专项基金，每年投入300万元，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区建设以及交流培训、科研合作及核心保护区生态补偿等。在科技支撑上，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合作，开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稻鱼共生系统生态作用机制、青田田鱼种质资源保护等研究。在人才培养上，强化了本土人才的培养思路，吸引华侨回国创业，培养妇女致富带头人，评选农业文化遗产传承师。

二是开辟了价值转化通道。利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金字招牌”，抓好特色农产品生产。“青田田鱼”和“青田稻鱼米”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青田田鱼获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青田稻鱼米连续获“浙江好稻米”和“黑龙江国际稻米节”金奖，带动了全县稻鱼共生种养面积恢复性增长。在重视稻鱼共生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发展再生稻、水旱轮作、稻药轮作等多种种养模式，实现“一亩田万元钱”的收入目标。青田县稻鱼共生模式获全国绿色发展突出贡献奖、全国稻渔综合种养创新模式特等奖。充分挖掘生态与文化潜在价值，不断拓展农业功能，推动产业融合发展。青田“稻鱼之恋”文化节被列为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100 个乡村文化活动之一，龙现村成功入选“浙江省美丽乡村特色精品村”和“全国100 个特色村庄”，并被列为浙江省“110 条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三是开创了共享共富新篇章。以青田稻鱼共生系统为代表的稻田综合种养模式，已经推广到贵州、广西、宁夏、四川等20 多个省份，成为东西部帮扶、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产业。“青田县传承发展稻鱼文化赋能乡村振兴”项目成为浙江省乡村振兴十佳创新实践案例。2021 年由青田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中国）保护与发展联盟成立，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发展、交流、互助提供了新的平台。

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是一项长期的任务，需要久久为功、持续接力，今后的工作宜在“活起来”“火起来”“用起来”上下功夫。一是应对农业从业人员减少、老龄化严重等挑战，加强系统管理人才和传承人的培育，开展稻鱼共生系统保护与发展传承师评定工作，让农业文化遗产“活起来”。二是积极利用传统和新型媒体，加大传播力度和广度，让稻鱼共生系统深入青田人民的心底，提高干部群众文化自信和自主保护意识，更好地让青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农业文化遗产“火起来”。三是坚持农民是稻鱼共生系统保护的主要参与者和真正受益者的理念，下大力气促进更多的农民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更多地享受稻鱼共生系统保护和发展的红利，真正发挥农业文化遗产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让农业文化遗产“用起来”。

结语

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2年发起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倡议，不仅提出了一个新的世界遗产类型，更是为推进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经过20 年的发展，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价值和保护意义已经取得了较为广泛的国际共识。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以系统性、活态性和动态性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文化遗产，不仅是关于过去的更是关乎人类未来的遗产，其发掘与保护对于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作为该倡议的最早响应者、积极参与者、成功实践者、坚定支持者、重要推动者、主要贡献者，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建立了“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动态保护原则，探索了不同的保护与发展模式并取得了显著效果，为世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2022 年7 月18—19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会”在浙江省青田县召开，习近平主席向大会致贺信，信中深刻阐释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和保护意义，为进一步推进保护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需要探索新的研究与保护范式。农业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科技等价值，其价值的挖掘需要多学科共同努力。农业文化遗产涉及农业农村、生态环境、文化旅游、自然资源等领域，其保护需要多个部门协同推进。“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责任”，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以“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