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颖

(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儿子和女儿的角色有着很大的差异。儿子承担着家庭血脉绵延和社会关系延续的双重功能，而女儿作为家庭中的一份子，被认为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1]。但是笔者在实地调研中发现，女儿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体现在其不仅与儿子一样承担家庭养老的义务，还享有获得家庭资源、参与送终等原本只有儿子才有的权利。那么，女儿在原生家庭的角色变迁样态是什么？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什么？这一现象背后对家庭组织方式会造成什么影响是本文想要回应的问题。

当前，学界已经关注到女性角色变迁，婚姻方式的变化、当家权的变化以及婆媳关系的变化等都体现了女性角色的变化。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部分地方开始出现如“并家婚”“两头走”等不同于传统“从夫居”的特殊婚居模式。“不嫁不娶”的现代婚姻模式从家庭制度上赋予了女儿继嗣权和家产继承权，从而对传统父权制产生了冲击[2]。于是，以偏重男性单系的社会基础被打破，双系并重、男女平等的婚配现象也使得男女双方在家庭中逐渐处于平权状态[3]，随之影响了家庭关系的转变，媳妇在新体制中的独立性、自主性使得其在代际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婆婆开始用赠权的方式主动讨好媳妇，以求未来有人赡养[4]。

围绕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转变，学界既有研究主要从性别政治和家庭政治两种视角来分析。其一是性别政治视角。杜若松[5]认为中国女性解放离不开国家制度的变革，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锻造出“女权”思想，而女性意识的觉醒最早来源于“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通过“半边天”这一新词汇来标榜女性在社会、文化以及公共领域的位置转变，尤其是在经济领域[6]。参与生产劳动、实现经济独立是女性得以解放的物质基础，妇女只有参与劳动实现经济独立，才能改变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地位，从而推动女性平等、独立的意识[7]。女性既可以自由地选择爱情，又可以选择离开那些“恶婆婆”与“坏丈夫”，进而从不平等、不对等的婆媳关系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8]。其二是家庭政治视角。传统时期以生产为导向的家庭政治，强调男性作为劳动力在家庭各项事务中的主导权，女性则在家庭中处于“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依附性地位[9]。但是，随着女性在婚姻市场的优势地位以及参与务工市场，其经济地位的提高也让她们在家庭权力竞争中掌握着主导权[10]。一方面，女性在家庭发展目标之下要求男性参与家庭内部生活事务的分工，并通过离婚这一策略向男性传导压力[11]；另一方面，女方通过婚姻“退出权”降低男方及男方父母的谈判能力，建立父辈讨好子辈、婆婆讨好媳妇的新型家庭权力秩序[12]。

综上，既有研究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和地位转变，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其一，性别政治视角探讨的是女性作为女子本身与男性之间的两性关系，并基于此来讨论女性在原生家庭当中的地位；其二，家庭政治视角探究了女性作为妻子的角色，通过夫妻双方权利博弈来确定横向的夫妻关系形态，从而研究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与地位。但是以上两种视角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即女性作为女儿角色与原生家庭的关系。女性在家庭中扮演了包括女儿、妻子、母亲在内的多重角色，而女儿角色是女性在原生家庭中的基础性角色，其角色规范与家庭制度、家庭伦理等家庭基本要素相关，因而非常值得学界研究。由此，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女儿与娘家的关系互动。其一是以女儿在婆家的归属来衡量其在娘家的角色，即女儿能够在婆家安身、顺从夫家，就是对娘家最好的回馈[13]。其二是将女儿与娘家的互动放在现代家庭再生产或者城镇化等其他家庭问题中来考虑。比如，在独生子女政策的背景下，女儿通过“两头走”的婚居模式来满足娘家父母家庭继替、养老等社会性功能，同时，女儿也能在父代的支持下顺利实现城镇化，甚至是达到城市中产阶级的目标[14]。然而，以上这两种视角没有对焦于女儿在原生家庭的角色变化，以及揭示这一现象对家庭结构的影响。虽然“不嫁不娶”的现代婚姻模式将家庭扩大化为两个直系家庭的联结，强化双方直系家庭的关系[15]，强调家庭内部关系得到了自我调整和重构，代际关系将朝向均等化方向发展[16]。但是没有深入考察和阐释家庭内部父、子、女三方的代际互动关系，以及这一家庭关系背后的家庭组织形态变迁。

基于此，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从代际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女性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并以此来理解中国家庭的发展形态。既有研究较多关注了女性作为社会成员、妻子的角色所出现的平等化趋势，从家庭权力政治以及女性与婆家之间的互动来研究女性的角色变化。本文则是研究女性作为女儿在娘家地位的变化及其对家庭结构带来的影响，对女儿从与儿子角色有别到与儿子角色趋同这一变迁过程进行梳理，分析女儿在原生家庭角色转变的原因，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新型家庭结构与关系形态，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家庭现代性的走向和变化。

笔者及团队于2020年10月10—30日在陕西省眉县田村进行了为期20天的田野调研。田村是位于陕西省眉县中部的城郊农村，全村总人口2019人、498户，下辖七个村民小组，该村以种植猕猴桃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对村庄的普通村民、村庄精英以及村干部等群体进行深度访谈是本研究的实证基础。

二、从儿女有别到儿女趋同：女儿角色的变迁形态

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家庭伦理既作为家庭成员的行为准则，又受到社会结构的保护，以“继”和“养”为核心的家庭伦理观为农民家庭的基本行为提供了规范。“继”是祖先的祭祀与家庭财产的继承；“养”包括父代对子女的养育和子女对父母的养老，并以父母的养老为核心[17]。继承财产、祭祀和养老都是家庭中最重要的大事件，也是女儿和儿子角色区别之所在。因此，本文沿用这三个角色差异的维度来探讨女儿角色的变迁形态。

(一)儿女有别与儿子为重

1.家庭财产的儿子继承

代际资源的向下输入既是父代对子代的伦理责任，也是子代家庭再生产顺利进行的必需品，尤其在城市化的压力下更需要两代人的合力才能应对[18]。而代际资源主要表现为物质资源和家庭劳动力资源。一方面，父代需要输送彩礼、房子、车子等各类不同的物质资源以支持子代完成家庭再生产任务，在一些代际压力较重的地区，父代甚至还要支付儿子进城生活的费用和孙辈的教养费用，这种逆向的代际剥削也让传统的代际关系走向失衡。另一方面，父代还有帮子代带孙子的义务，尤其是面对城市化的家庭发展任务，年轻人需要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源以实现这一目标，于是市场竞争力弱、市场机会少、收入相对较低的父代就承担了带孙子的责任和压力。而家庭的代际资源只有具有继承权的儿子有权利和资格享受，女儿则没有资格参与家庭资源的分配，即使娘家给女性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也是借的，最后还需要返还。“女儿当时买树苗向我借了2万块钱，到时候还是需要还给儿子的。”(20201015TXZ)

2.家庭延续的儿子继替

养老、送终是农村家庭极为重要的性别权力景观，尤其是丧葬仪式具有很强的象征性意义，旨在确立儿子的继嗣权和家长权[19]。而男性作为家族中的继承人，需要通过丧葬仪式来确认死者和生者之间的联系，同时确立家族血脉延续的事实。因此，儿子在丧葬仪式的相关事项中具有决定权和主导权。基于此，不但与父代丧葬相关的报丧、守墓等仪式皆由儿子负责，而且丧礼所需的费用和所收的礼金也都由儿子来支付和支配，儿子在丧葬仪式上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关中地区是一个极为重视丧葬仪式的地方，对于丧葬仪式的举办有很强的规则性，包括为死者沐浴更衣、请阴阳先生、成殓、开追悼会等十个环节。被誉为具有标准动作的“礼”，礼的社会性实践则凸显其丧葬仪式的伦理之维[20]。尽管女儿可以参与哭丧等环节，但其主要的功能和作用还是受到宗祧这一继替身份的限制，很多环节只能让儿子参与。

3.家庭养老的养儿防老

家庭养老是中国农村家庭传统的养老习惯，养儿防老则是家庭养老的首选。一方面，儿子养老具有很强的伦理意义，费孝通[21]认为中国传统代际关系呈现出抚养-赡养的反馈关系，父母抚养孩子长大、孩子照顾父母终老是家庭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互动准则，这种反馈机制将女儿排斥在外，因为女儿在家庭中不是后人，既没有继承家产的权利，也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这印证了在家庭养老的行为选择上，儿子是责任，但女儿只是情感和自愿。另一方面，儿子的养老行为还通过分家仪式来确认和保证。传统的分家仪式不仅只是财产的分配，还是养老责任的划分[22]。在分家仪式中，不仅父子皆要到场商议，还需要邀请家族中的长辈或者村社德高望重的人来见证和参与分家的全过程，并通过书写分家单的形式来确定儿子在家庭中的责任分配。于是，儿子的养老行为受到家庭和村庄社会双重力量的认证与保护，一旦违背规则就会受到家庭和村庄社会的谴责和排斥。而女儿本身就没有参与分家仪式的权利，更不用说承担养老义务的责任。

(二)儿女趋同与女儿崛起

1.家庭财产的平等分配

在现代性要素的影响下，家庭内部资源的分配不只局限于儿子，也开始向女儿转移。对于田村的父母而言，女儿也是家庭的一份子，她们有权利获得家庭的经济资源，而这种经济资源分为日常性的支持和成家立业等大事的支持。其一是日常经济支持的均等化。由于本地以种植猕猴桃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收入来源，从2016年起该地就通过微商销售猕猴桃，于是父代+子女的组合销售方式成为本地极为普遍的现象，全村有四分之三的家庭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对外销售的。而在销售的过程中，子女的销售收入都归子女所有。女儿通过销售猕猴桃的方式来获取家庭经济资源，已成为田村每个家庭的常态和规定。

其二是重大事件的平等支持。父代为儿子的家庭再生产提供经济支持是常态，因为儿子的再生产任务实现与父代的人生任务实现有关，但现在女儿的家庭再生产也成为父代的任务。一组的孙某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结婚的时候，他们给儿子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两个女儿结婚的时候，他们也分别给了女儿10万元和8万元用于房子首付或者装修。二女儿想开一家美容院，父亲立即给了她5万元在县城盘下一个店铺。“女儿只要做的是正经事，那我们肯定支持，不然她会觉得我们偏心。”(20201028STQ)由此可见，本地的父代对于女儿的经济支持较大，只要是有助于子代发展的，父代在有能力的情况下都会给予支持。除此之外，父代在照顾孙子、接送孙辈上学、帮忙做家务等劳动力资源分配上也能做到一视同仁。在本地，女儿和儿子都一样重要，外婆进城帮忙带外孙、到女儿家小住都是常事，甚至有的母亲还会去照顾怀孕的女儿，毕竟母亲比婆婆更亲，照顾起来也更方便。

2.祭祀仪式的共同参与

近年来，田村出现了儿女都能参与相应祭祀仪式的现象。一方面，女儿可以参与分配丧葬仪式中的礼金。女儿会支付丧葬费，也会获得礼金。一般都是兄弟姊妹平分礼金，即使不能平分，也会给女儿一部分礼金。据一个刚办完白事的家庭反映，父亲去世时，姐弟两人共支付包括吊唁、酒席等8万元的丧葬费用；其中，弟弟承担了5万元的费用开支，姐姐承担了3万元的费用开支。另一方面，女儿可以参与的祭祀仪式环节增多。比如，女儿在老人过世时可以直接去联系村里的阴阳先生来确定安葬的地点和时间，并与儿子一同参与守灵，等等。而这些仪式以前只有儿子能参与，女儿只是帮忙的角色。现在村里对这些仪式的参与对象没有很强的性别限制，虽然整个过程还是以儿子为主导，但是女儿能够参与的环节也在不断增多。

3.家庭养老的协同赡养

本地女儿养老的情况极为普遍，几乎所有家庭都认为女儿在养老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般而言，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包括经济支持、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等方面[23]，简单而言就是经济上有反馈，生活上有陪伴和照顾。女儿无论家庭情况好坏都会为父母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住院医药费。尤其是父母住院时，女儿与儿子都会为父代承担一定的经济费用。比如，三组韩女士的母亲去年由于心脏问题在西安住院治疗，哥哥、嫂子比较忙，韩女士全程在医院陪护，还支付了1万元的治疗费；等到母亲第二次住院的时候，她又给了2000元的住院费用。“虽然每次给他们钱，他们都说不要，但是我们也不会真的不给。”(20201019HXM)除此之外，女儿在照顾父母方面更加尽心尽力。每逢种植和采摘猕猴桃的农忙时节，女儿都会回家帮忙，有时还直接到娘家买菜、做饭。尤其当父母身体不好住院时，常去照顾的也都是女儿。由于本地的女儿不外嫁，她们基本上每周都会回家和父母一起吃饭、聊天。很多家庭在访谈时都表示，女儿比儿子更亲，对老人也更贴心和孝顺。

儿女趋同化作为当前家庭关系变迁的新现象与趋势，其本质是家庭内部女儿和儿子行动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转变。女儿在家庭中的角色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她们不但可以享受娘家的权利，而且也承担相应的义务。女儿在出嫁之后依旧保持着和娘家的联系，同样娘家也摆脱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想法。即使女儿出嫁了，父母还是会赋予她们相应的财产权利，也要求她们履行相应的养老责任，甚至是死后的丧葬仪式也都有女儿参与。由此可见，女儿和儿子在与父代的互动关系中逐渐趋同化。

三、儿女趋同化的形成原因

在现代性的发展洪流下，女儿逐渐从原有的结构枷锁中被解放出来，她们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发生了一系列变迁，而与父代的互动意愿、自身的互动能力以及两代人之间的互动空间是影响女儿在娘家角色和地位提高的重要因素。

(一)生育观念转变改变了父代对女儿的情感依赖

父代对子女的角色期待、功能定位等方面的差异会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从而影响其对子女的互动动机。“儿子满月红，女儿一场空”是本地传统生育观念的写照，也是家庭本体性价值的表达。儿子是家庭的继嗣，是香火绵延的关键；而女儿是外人，无法光宗耀祖，因而过去很多家庭极为排斥生女儿，并尽可能减少与女儿的互动。然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儿女平等的性别观念逐渐被村民接受，改变了父代对女儿的态度。很多村民都表示生儿生女都一样，不会产生“生儿子就高人一等、生女儿就是低贱”的观念。据统计，很多80后或者90后都是独生女或者双女家庭，比如一组共有36户，其中有14户是独生女户或者双女户。这也从侧面证明村民对于生女儿并不排斥。

于是，在生育观念的转变下，父代与女儿之间的互动减少了伦理上的束缚，相反还增加了情感的依赖性，尤其是情感支持的功能。女儿与父母先天的血缘联系，再加上后天日常化、及时化的情感互动，丰富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体验。在家里陪伴父母、照顾父母最多的人往往是女儿。这种高频次、日常性陪伴也让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情感升温，女儿成了父代的贴心小棉袄。较为紧密的情感互动也让父代对女儿有了较强的支持意愿，父代不但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上对女儿尽可能的关爱和上心，而且还会在女儿有需求的时候给予帮助。尤其当她们面临城市化的压力时，父代也会尽力支持女儿，从而形成了合力向上的新联合家庭结构[24]。可见，生育观念的变化改变了代际之间的互动对象，儿女都一样的观念也成了父代愿意与女儿频繁互动的推动力。

(二)经济自主性提高增加了女儿对父代的经济反馈

女儿与父代之间的互动不仅是父代能动性的体现，还与女儿能够互动的能力相关，而女儿的经济独立作为其重要的互动资本，打破了传统代际之间的互动内容。中国传统的两性社会角色和分工准则是“男人养家、女人治家”，男主外、女主内是婚姻家庭制度下的性别划分结果，家庭主妇是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期待[25]。因此，女性没有机会获得经济来源，在缺乏经济自主权的情况下，女性在家庭中没有经济支配权和使用权，每笔钱怎么花是由丈夫等家庭中的掌权人确定，更不用说为娘家提供经济支持了。

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开放使得女性能够参与劳动就业，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家庭经济秩序，为女儿与娘家父母的互动提供了经济基础。在本地，很多女性都有自己的事业，她们要么在城里的小超市或者小餐馆打工，可获得每月2000～3000元的收入；要么在城里的公司做文员，每月有4000～5000元的收入；独立且富裕的经济收入也为其经营家庭生活提供了底气。“家里面的事情都是老公和我一起商量决定的，毕竟我也有收入，有权力决定钱怎么花，老公也会听取和尊重我的想法。”(20201023WZ)可见，经济收入意味着女性在小家庭中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和主动权。很多年轻女性都认为给娘家父母养老、出钱看病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她们与娘家父母的经济互动从以前给少量的零花钱、购买衣物等简单的经济补充，到现在提供日常性生活用品开支、住院费用、过年过节近千元的心意红包等多元化的经济反馈。当女儿有了更强的经济能力能够与娘家进行频繁互动时，互动的内容也不只是生分的节日问候了。

(三)居住空间变化再造了父女之间的互动空间

代际互动不光要有双方的参与意愿和能力，还要具备能够互动的机会，而时空互动成本为女儿与父代的日常互动提供了空间。传统时期，绝大多数的父代与儿子共同居住。儿子成家之后依然和父母一同吃饭、一同生活；而女儿成家之后会嫁到夫家，自然与父代产生了空间上的区隔。父代有什么突发疾病，女儿也很难及时回家照顾。所以，父代的养老需求只能由居住空间更近、回应速度更及时的儿子来满足，儿子既具有赡养的伦理义务，又有空间优势。

但是，城市化进程改变了女儿和儿子的居住场域。在城市化的目标下，儿子和女儿各自的小家庭都选择到城里买房居住，田村有70%的年轻人都已经在县城安家、居住，由此原来父子同居的格局被打破。而居住空间的转变则对子代赡养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26]，其改变了父女之间的情感互动，为父代与女儿的互动提供空间和机会。对于城市化的子代而言，其与父代家庭互动的半径距离相同，父代想去找儿子或者女儿都只能到城里。“我女儿和儿子都在西安买了房，我每个月去儿子家住一个星期，再去女儿家住一个星期。平时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们开个车就回来了，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回家一趟比以前快多了。”(20201016TMZ)因此，周末或者节假日一大家子聚餐、外出旅游，父代生病儿女轮流照顾的家庭互动样态屡见不鲜。儿子和女儿都可以回家陪父母吃饭，在父母需要的时候都可以提供帮忙。可见，城市化目标重构了代际之间的互动模式，整体的家庭互动模式由父代和儿子的单系互动向父代与儿子、女儿的双系互动转变。

综上，女儿在原生家庭中的角色、地位变迁是父女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儿女趋同化背后更深层次的意涵是家庭秩序的转变。生育观念引发的伦理秩序、城市化带来的居住秩序以及打工经济产生的经济秩序等三重新家庭秩序为女儿与娘家父母的新代际关系互动提供了基础，同时也让女儿摆脱了结构性束缚，有了参与家庭互动的空间、动力和能力。父代与女儿之间拥有了深入互动的合法性，从而使女儿从原生家庭关系中被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了女儿从外人到主体的角色变迁，以及从边缘向中心的地位转变。

四、“新直系家庭”：中国家庭的变迁趋势

由于新家庭秩序的建立，女儿与娘家的互动关系发生了新变化，父代与子代之间不再具有明显的性别区隔和结构束缚，无论男女都可以享受父代的资源，也同样可以为父代提供情感支持，形成儿女相对均衡的代际互动模式。而代际互动模式的转变也映射出中国的家庭组织形式正在发生变化，即从传统的直系家庭向能够容纳女儿参与其中的“新直系家庭”结构转变，这一家庭组织形态的转变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家庭的现代性转向提供了方向。

所谓的直系家庭，是指老人夫妇同一个已婚儿子以及孙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它在传统意义上承担着养老和抚幼的功能，具有很强的继嗣伦理导向[27]。在传统的直系家庭中，家庭的互动对象具有很明确的指向性。因为传统的中国家庭是集生活、社会和宗教等要素为一体的基本单元，其中宗教性是理解中国家庭的关键，子嗣后代寓意着家庭的宗教性实现与生命价值[28]。因此，家庭内部的互动就基于血缘伦理而有章可循。儿子是家庭宗祧的传承，因而父代更倾向于与儿子发生互动；而女儿无法满足传统的宗祧需求，与原生家庭的互动更多呈现出暂时性和客体性的特点。由此，家庭内部就基于继嗣伦理而自发生产出父代与儿子之间的单系互动。然而，儿女趋同化的现象却证明父代与子代的代际互动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儿子与女儿是平权的，女儿与儿子同样具备和父代进行亲密互动的权利；另一方面，父代对儿女情感表达也相同，父代给儿子帮忙的同时也会顾及女儿。于是，就形成了父-儿-女三方紧密的代际互动，笔者将这一新型的家庭组织形态称之为“新直系家庭”，“新直系家庭”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家庭范围的扩大化。家庭是由血缘、婚姻和收养关系联结起来的生活单位，而家庭的规模是理解家庭变迁的重点切口[29]。与父-子一体的传统直系家庭相比，现代化背景下的家庭结构没有走向以“夫妻轴”为主的核心家庭，反而强化了亲子关系的深度介入，父母成为子代家庭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支撑，尤其是父母对女儿小家庭在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第三代抚育上的支持[30]。因此，“新直系家庭”的家庭互动对象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主体结构是由父代-儿子家庭-女儿家庭组成，父代家庭与子代家庭形成了横向延伸的家庭结构。父女与父子之间的情感互动与情感再生产相同，父代去儿子家做客的同时也去女儿家，在儿女有需求的时候都会想办法提供支持；反过来子女双方也同样为父代提供情感、物质反馈和承担养老责任。由此，代际之间的互动主体已经从父子之间扩大到父代、儿子小家庭以及女儿小家庭，这一家庭结构的扩大化，直接影响了家庭资源的配置以及家庭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可见，中国的“家”是在核心家庭基础上扩大的团体，父代和子代在家庭经济、生活中合作的意义增大，由此直系家庭的数量上升，标准核心家庭下降[31]。

其次，家庭组织原则以血缘关系和情感为基础。传统家庭的宗教性强调继嗣伦理对父代的价值与意义，子嗣后代的意义在于让父代在家族序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与归属，香火绵延、家族有后的子嗣继承是家庭宗教性的本质体现，但是“有后”具有很强的性别排斥，于是，以继承者资格建立起来的父系制度就将女儿和儿子进行了区隔，继嗣伦理成为家庭组织的核心要义。而以男性继嗣为主的代际传承也让他们成为代际互动的主体；而女儿因为无法满足传统的宗祧需求，在父系制度中无法处于主体性的位置。但是，以男性血脉延续为中心的家庭秩序正在逐渐发生瓦解，形成了以资源交换与情感交换为主要媒介的亲密型代际关系[32]。这使得父子之间更在乎实际的情感互动，而不是固化的伦理约束。父子之间的关系互动一则基于血缘关联而维持较为亲密的样态；二则也会基于父代资源的输入而产生依赖型的亲密关系。此外，父代和女儿之间的互动关系不再受到强烈的伦理束缚，而会基于血缘基础而不断增加对彼此的情感依赖；同时女儿会根据父代对其的关心和爱护来满足父代的情感需求。在新的家庭结构下，父代的互动不会只偏向于男系血亲的一方，还会接纳女儿这一具备血缘基础却缺少伦理意涵的家庭成员加入，同时，女儿也有与父代进行资源与情感频繁互动的合理性。

最后，权责关系的双系并重。人是社会角色的产物，社会对于角色都有相应的规范要求[33]。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儿子承担着家族绵延、传宗接代的家族重任，并随之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而女儿没有承祧的角色期待，对娘家不具备工具性意义。因此，儿子相较于女儿而言，有着清晰的权责关系：一方面，在父代支持下完成家庭再生产是其权利；另一方面，也会随之产生为父母养老送终的义务。由此可见，子女双方在家庭内部的权责关系是单系且不平衡的。但在“新直系家庭”中，代际之间不强调完全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互动边界的模糊化使得代际之间的资源与情感互动并非继嗣伦理导向的结果。女儿会出于对父母的感恩频繁回家探望父母、主动承担照顾生病父母的责任；父代会基于血缘和女儿的情感反馈，主动通过带外孙、资助买房和买车等劳动力投入与经济投入为女儿提供支持，父女与父子之间共享一套互动机制，儿子与女儿都可以享受父代的资源，也同样可以为父代提供情感反馈。双系对等的互动也形塑了两条平行的家庭关系，形成以儿子、女儿为核心的子代家庭与父代家庭之间的双向、双系亲密互动。

综上，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中国家庭并没有呈现出家庭核心化、小型化，并逐渐脱离于核心家庭之外亲属关系网络的发展趋势，相反，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反而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弹性[34]。儿女趋同化这一现象成为紧密化亲子关系的佐证，呈现出中国“新直系家庭”的结构特点与属性。与传统的直系家庭相比，“新直系家庭”在组织范围、组织原则、权责关系上都呈现出父母与女儿家庭、儿子家庭双向互动、双向依赖的家庭组织样态，家庭成员的行为选择、关系互动都变得更具有情感化与自主化。在代际互动的过程中，父代与儿子、女儿基于血缘关联而不断增加对彼此的依赖，父代通过为子代提供资源来获取下一代对他们的情感反馈；而子代也基于父代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来加强互动，从而不断满足父代的情感需求。于是，双方的共同期待就推动了情感的双向传递并再生产出新的情感互动。由此可得，中国特色的家庭转型路径并非从传统的直系家庭转向核心家庭，而是从传统的直系家庭走向“新直系家庭”，“新直系家庭”也预示了中国家庭在现代性大潮中的发展方向与结构形态。

五、结论与讨论

女儿在原生家庭的角色一直受男权制度的影响，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权利和义务角色压制了女儿在娘家的角色与功能。但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女儿在娘家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外人的角色向主体的角色转变，从与儿子的角色有别到与儿子的角色趋同，呈现出儿女趋同化的实践样态，具体表现为家庭财产的平等分配、共同承担家庭养老的责任、祭祀仪式的共同参与。这一现象的形成机制是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父子之间的情感依赖，从而增加了父代对女儿的投入；打工经济增加了女性的经济独立，提高了女儿对父代的反馈；城镇化的家庭目标发展带来了家庭居住制度的转变，再造了父女互动的空间。这一家庭秩序的转变就使得女儿具备与父代在情感、资源等方面的互动合法性，随之产生了“新直系家庭”结构与双系代际互动关系。

“新直系家庭”是一场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的双重变革，体现了中国家庭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前的“新直系家庭”会是未来中国家庭的发展趋势，因为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严重、城市化的发展目标等都在不断渗入中国农民家庭的骨髓。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开始通过“并家婚”等策略性选择来应对未来可能存在的挑战，突出女儿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而在很多中西部地区，女儿的地位也正在日益凸显。这也促使我们对中国家庭的未来转型路径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如果说，中国家庭的现代化转型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密切相关，那么“新直系家庭”的发展会一直稳定吗？是否在三胎政策出台、农民城镇化目标完成后又有所改变？这些都是值得学界继续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