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玉，张胜璋

(闽江学院 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庆历新政，发生在庆历三年(1043)，是北宋变法的开端，庆历新政虽然失败，却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拉开了序幕。“‘庆历新政’在北宋‘变法’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巨大意义，它是‘煕宁变法’的序幕和准备。”[1]范仲淹、富弼、杜衍、韩琦、欧阳修、蔡襄等是庆历新政的核心人物，改革以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开始，主要针对宋朝自开国以来形成的内忧外患：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危机局面，范仲淹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仁宗皇帝采纳了大部分意见，施行新政。但由于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阻挠，仅仅经过两年时间，于庆历五年(1045)初，随着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各项改革也被废止。虽然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但却对北宋中央集权统治一体化起了一定的调节和完善的作用，是历史上著名的改革事件。

曾巩虽未直接参与改革，但他却时刻关注着这场革新运动，他和改革核心人物范仲淹、杜衍、欧阳修、蔡襄等都有书信往来。关于庆历新政，学术界多有研究，例如：范仲淹和庆历新政、欧阳修和庆历新政、韩琦和庆历新政、包拯和庆历新政等，但曾巩和庆历新政目前尚无专门的研究，这可能因为曾巩在庆历新政发生时并不在政坛要位，容易被研究界忽略。本研究通过曾巩与庆历新政核心人物的书信，论述曾巩和庆历新政的关系，表明曾巩的政治思想在北宋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

1 为庆历新政出谋划策

庆历新政发生在庆历三年(1043)到庆历五年(1045)间。时曾巩虽身居乡间，却时时关注着这场自庆历三年开始的、关系国计民生的改革。他于庆历三年写给谏知官王素《上王转运》，庆历四年分别写给谏知蔡襄及欧阳修重要书信《上蔡学士书》《上欧阳舍人书》。在给欧阳修的《上欧阳舍人书》里，其提出了重要的新政策略：“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2]235这和范仲淹的“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推恩信、重命令”10条，韩琦的“清政本、念边计、擢材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7事，相比较而言，虽难免理论书生气，但也真正触及了改革事件的本质，提法颇有见识。

首先，举荐贤能，倾听贤者之音。“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夫主之于贤，知之未可以已也，进之未可以已也”[2]235。国家治理离不开贤者，帝王为政离不开贤者，不但需要知道这个道理，而且要进用贤人；不但要听其言，而且要按照贤者所说去作为。为了保证皇帝身边的人是贤人，而非邪人、庸人，就需要谏官“朝夕出入在左右”，这是“侍臣之任也”[2]235。作者反复强调只有贤者的存在和听贤者之言才能保证“道”的实行，否则“道未可望行于天下也”[2]236。举贤授能，绳墨不颇，人才是国家大业、改革进行的关键所在。曾巩的谏言深中肯綮，抓住了革新的关键，将人才问题列为首要，以此为庆历新政出谋划策。

其次，民富且安，急兴裕民之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治国就是治民。民富且安，就不会作乱，国家动乱的主要原因在于民贫且不安，“靡靡然食民之食者，兵佛老也”[2]236。所以，他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让军队耕种，不食民之食，军队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二是对于佛老，停止拓展，使不务生产的僧道信徒慢慢减少。减少食民之食者，即减轻了百姓负担。两个方法都侧重于节流，通过减轻百姓负担安抚民众。方法虽然有所局限和偏颇，却是针对当时“国用殚竭，民力空虚”[3]的社会状况而提出的切实对策。

最后，洽之于心，急民力行之事。“三曰急力行之为事”， 曾巩提出，从官员到士人，然后到民众，都要落实到办事的根本之处。“不如是，未见适于时也。”[2]236当务之急的、确实有效的就是从内心化导百姓，使之内心臣服，从而实现治国的根本。曾巩反复强调“此三务，是其最急”[2]238，这是治理的根本，是必须实行的，也是变法的关键所在。

曾巩是纯粹的儒者，对孟子以来所提倡的民贵民心有深刻的认识，列民众民心为改革的最急，这也是贯穿曾巩为庆历新政出谋划策的始终，无论是举荐贤能还是民富且安，最后都落到民生上来，在最后曾巩又进一步强调这方面的重要性和紧急性，是希望化策略为行为，实践这场改革，实现为民谋事谋利的目标，从而利于国计民生。曾巩对庆历新政之献策可谓“顺应规律，精耕细作”[4]，是站在“知时之变，循常之理”[4]的历史高度的见解。

2 为庆历新政推荐人才

曾巩在庆历四年(1044)给当时的谏官蔡襄、欧阳修的书信中都有提到人才的问题，认为人才可助天子行圣贤之道。

给谏知蔡襄《上蔡学士书》写于庆历四年(1044)五月，当时曾巩26岁。蔡襄于庆历三年起知谏院，曾巩这封书信向蔡学士论述了谏官的职责：“朝廷自更两府谏官来，言事者皆为天下贺得人而已。”[2]238有了谏官，天下人才就可以被举荐得用。“以天子而行圣贤之道，不古圣贤然者否也。”[2]239圣贤之人才能辅佐天子行圣贤之道，但是总有两类人阻挠圣贤之道的实行，一是邪人，“邪人以不己利也，则怨”；二是庸人，“庸人以己不及也，则忌”。邪恶的人和平庸的人，所产生的怨和忌，阻碍着圣贤之道的推行和圣贤大业的实现。而且他们“造饰以行其间”，以一种伪装的方式存在，不易被觉察，所以“人主不寤其然”，君主无法识别贤愚，那么“则贤者必疏而殆矣”“故圣贤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最后导致圣贤不能被启用，圣贤之道不能实行。曾巩站在儒家正统大道的高度，条分缕析了人才易被埋没的状况。就此，水到渠成地提出谏官的重要性：谏官在人主身边，时时可以帮助人主识别人才，防止邪人、庸人，“成此美者，其不在于谏官乎！”[2]239谏官是替朝廷选拔人才的关键人物，是天子行圣贤之道的关键人物，是国家兴盛强大的关键人物，依其成此美者。在这封信中曾巩除了毛遂自荐，还向蔡襄学士竭尽全力推荐王安石，说他是“古今不常有”的人才，“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执事倘进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2]239。曾巩极力向当时的执政者如蔡襄、欧阳修等推荐王安石，体现了他惜才爱才，希望天下贤能之人可被重用。

写于庆历四年的《上欧阳舍人书》，曾巩除了提出“当世之急有三”外，也向当时的欧阳舍人推荐了王安石。在信中他谈及自己虽闲居江南，但仍有所待，希望有所作为，但是“亲在忧患中，祖母日愈老，细弟妹多，无以资衣食”[2]237，因为家族的承担，自己为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竭力推荐友人兼同乡王安石，在这封信中他对王安石的荐词肯定且一如既往：“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先生倘言焉，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2]239

王安石能被朝廷重用，领导煕宁变法，和曾巩三番五次不遗余力地推荐不无关系。除了在《上蔡学士书》《上欧阳舍人书》中推荐王安石外，曾巩在《再与欧阳舍人书》中，再次提出这一荐人之请，强调王安石是国家不可失的人才。在这封书信中，曾巩还推荐了王回、王向两位有道君子，认为他们有德有才，文章也写得好——魁闳绝特，是不可多得的天下之才：“而巩汲汲言者，非为三子者计也，盖喜得天下之材，而任圣人之道，与世之务。”[2]248。在曾巩的影响下，曾巩家族的曾布也参与了“王安石变法”，曾巩的异母弟、世称“南丰七曾”之一的曾肇指出其兄曾巩为国荐才的初衷在于“止于仁义”[5]，是一种大仁大义。

3 为庆历新政道义传世

庆历新政于庆历五年(1045)以改革人士纷纷被贬谪而结束。这场改革虽然因为触动了保守贵族势力而招致失败，但其改革的道义却是成功的。“在曾巩看来，圣人之道是他立身行事的最高原则”[6]，这种原则细致地渗透在他对待庆历新政的观念中，并在历史上闪耀着不朽的光辉。“庆历新政为士人确立的致学方向就是‘明体达用’……此‘明体达用’又可谓之‘内圣外王’。‘内圣’者，即范仲淹所谓‘必明理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苟求功名富贵，心忧天下，而又有‘道义之乐’；‘外王’者，即‘一旦仁宗大用之，即做出许多事业’。”[7]庆历新政立足于儒家的根本“明体内圣”，曾巩在庆历五年、七年，在写给改革者的信件中，充分肯定了新政道义，对新政符合天下大道精神高度赞颂。

《上欧蔡书》写于庆历五年，面对改革的失败，曾巩善于站在历史的角度思考原因，他分析历史上贞观太平形成的原因，以及其他时期“其治皆出贞观下”的原因，得出“人人唯一以苟且畏慎阴拱默处为故，未尝有一人见当世事仅若毛发而肯以身任之，不为回避计惜者。况所系安危治乱有未可立睹，计谋有未可立效者，其谁肯奋然迎为之虑而己当之邪？则又谓所欣慕者已矣，数千百年间，不可复及”[2]707。因为世人的自私、封闭、怕担责任，造成社会的安危治乱问题，就是在如此世风之下，改革者奋起改革，“今事虽不合，亦足暴之万世，而使邪者惧，懦者有所树矣，况合乎否，未可必也。不知所谓数百千年已矣，不可复有者，今幸遇而见之，其心欢喜震动，不可比说”[2]707。改革虽然失败，但其精神足以流传后世，撼动世人，曾巩无比“欢喜震动”，并以孔子、孟子等君子不以必得之难而废其肆力者的精神鼓励改革者，“使二公之道行，则天下之嗷嗷者，举被其赐，是亦为天下计，不独于二公发也”。曾巩认为改革事件虽然中断，但道行、道义永存天下、流传后世、泽被后人、熠熠生辉，改革是天下人的幸事。

庆历五年新政失败，范仲淹、欧阳修、杜衍等人相继被排斥出朝廷，宰相杜衍退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范仲淹罢政出知邓州。曾巩在庆历七年和他们都有书信往来。《上杜相公书》是在杜衍宰相“当阁下释衮冕而归，非干名蹈利者所趋走之日”[2]242所上，除去了世俗考量，真正从道义上谈论庆历新政，这篇书信主要论述宰相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作者从古道之理和事来论述这个问题，首先提出“以己之材为天下用，则用天下而不足；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则用天下而有余”[2]240的道理，然后以历史事实：尝为宰相的舜、汉朝宰相陈平、唐朝宰相房玄龄、杜如晦，是“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的“真知宰相体者”，然而“唐以降，天下未尝无宰相也。称良相者，不过有一二大节可道语而已。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其谁哉？”作者感叹现实的不济，虽然人主急于致天下治，主张庆历新政，但“邪者恶之，庸者忌之，亦甚矣”。邪恶的、平庸的人激烈地反对，在这种局面下，“独阁下奋然自信，乐海内之善人用于世，争出其力，以唱而助之，唯恐失其所自立，使豪杰者皆若素由门下以出”。改革者独当一面，选用天下之才，促成各种改革措施的实施。所以曾巩发出感慨“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非阁下其谁哉！”[2]242给予庆历新政充分的肯定和赞颂：有圣人作，救万事之弊。

曾巩也充分肯定和赞颂了范仲淹的豪杰风范。在范仲淹罢政出知邓州时，曾巩写给范仲淹《上范资政书》，信中一开篇就提出：“夫学者之于道，非处其大要之难也。至其晦明消长、弛张用舍之际，而事之有委曲几微，欲其取之于心而无疑，发之于行而无择，推而通之，则万变而不穷。合而言之，则一致而已。”[2]243曾巩认识到范仲淹不仅有居于大要之道，而且懂得灵活运用，万变而不穷。如此能做到的人很少，历史上林林总总的人物也只有孔子、颜回和孟子得此圣人之道，如今只有范公尝履天下之任矣，天下称之为范公之守。在《答范资政书》中，曾巩字里行间论及范仲淹“所施为在于天下”“此盖阁下乐得天下之英才，异于世俗之常见”，称赞其为“当世有大贤德大名位君子”[2]251。正如著名理学家石介曾于庆历三年写赋《庆历圣德颂》，其中对范仲淹大加赞赏：“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实赍予，予其敢忽。”[8]

4 结语

新政虽然以失败结束，“但其所带来的庆历思潮却为之后理学的兴起开辟了道路”[9]，曾巩作为正统的儒学的代表，他对庆历新政的充分肯定，使得这场改革在当时和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和广泛的影响。曾巩为庆历新政出谋划策、推荐人才、传世新政道义，正体现了其“未能与世全无意，起为苍生试一鸣”[10]济世情怀。曾巩在出仕前即表现出来的儒家政治观、人才观、道义观也为学界研究曾巩文学以及其与北宋政治、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