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苗大雷 周 贝

“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最早由约翰·洛克菲勒在1969年提出，将其视作采用风险手段投资于非主流社会事业的投资形式，但受当时经济环境限制并未引起广泛重视。[1]20世纪90年代以后，公益创投实践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腾飞异军突起，它作为“一种将经济领域中风险投资理念引用到公益领域，以投资思维全面支持公益组织的能力发展，提升其社会影响力的新型资助方式”，成为欧美国家推动公益组织管理创新和发展的重要方式。[2]2009年，首届“上海社区公益创投大赛”开启我国公益创投发展的浪潮。2009年至2012年是我国公益创投的萌芽发展期，2012年至2014年为缓慢增长期，2015年以后进入快速扩展期。[3]

不过，中国的公益创投在实践上与欧美国家有很大不同，它并非主要由公益创投协会、基金会等非政府组织主导，而更多由政府部门发起和组织实施，通常由政府部门（往往是民政部门）直接调配资金，采取彩票公益金与财政预算并行的方式，将公益创投纳入政府部门财政支出范畴。[4]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异？政府重视公益创投的原因何在？公益创投表现出怎样的运行机制？产生了怎样的成效？对以上问题的回答，不仅有益于深化对公益创投的认识，也有助于推动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

一 视角转换：公益创投的微观机制

目前我国的公益创投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主题展开。第一，注重概念介绍和经验引进，梳理公益创投在欧美的发展历程，并与商业创投加以比较。[5]公益创投更注重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企业等社会目标组织进行“主动造血”能力的培养，它包含多元的公益投资者、符合公益创投使命的公益组织和高效的社会目标等重要的新特征。[6]第二，注重总结公益创投的地方实践模式，各地既表现出相似之处，也存在一定差异，可以依据不同标准加以区分。比如，根据资助主体可以区分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主导模式、基金会主导模式和多元主体参与模式，其中政府主导模式是目前国内的主流模式。[7]第三，关注公益创投面临的困境，概括出资金来源比较单一、绩效评估工具单一且标准模糊、公益组织过度依附政府而偏离自身价值目标等问题，[8]提出拓宽筹资渠道、完善评估和退出机制、加强组织内部治理与能力建设等改进建议。

已有研究注重从宏观层面关注公益创投的整体发展状况，却忽略其微观运作过程和机制，以致存在两方面缺憾。其一，重制度而忽视人，关注各地公益创投的政策引进过程，却较少关注其中的具体行动者。引入公益创投并负责实施的政府部门领导以及公益组织及其员工，如何认识公益创投，他们有怎样的期许和评价？目前对这些问题知之甚少。其二，缺乏对公益创投运行过程的呈现和分析，以致对各地公益创投的正式制度文本和做法有较多了解，却对其具体实施过程和深层运行机制认识有限。

本文致力于考察公益创投的运作过程，跟踪行动者的行动过程，剖析隐藏在运行过程背后的深层机制，分析公益创投的实际成效。本文选取C市“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开展案例研究（地名和大赛名称已按学术惯例进行技术处理）。C市是中部地区大型城市，其辖区W区民政局在2013年举办首届区级公益创投大赛，这是中部地区首次引入公益创投。此后，这种方式逐渐在全市扩散，产生广泛影响。2018年起，C市团市委联合市民政局举办“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至2020年底连续举办三届。笔者自2018年起以合作者和志愿者的身份对大赛进行持续跟踪调研，深入观察公益创投的运行过程，并访谈政府部门主要决策者和关键工作人员、第三方评估机构和参赛组织工作人员等各类相关行动者。

二 公益创投大赛的“项目制”外形

自2009年上海市举办首次公益创投大赛起，这种方式通过模仿和学习借鉴的传播机制扩散到许多城市。目前公益创投大赛大多采取类似于项目制的方式举办，包括申报、审核和评审、资金分配与执行、检查、评估等环节。[9]“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由C市团市委发起，与市民政局联合主办，民政局主要负责参赛组织的资质审查和服务活动指导，团市委负责各项具体工作。①目前大赛已形成稳定模式，历经动员与申报、预审与初赛、培训与决赛、实施与督导、评估与结项等流程。

第一，动员与申报阶段。主办方发布公益创投大赛公告，动员目标组织参赛。参赛组织须是在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注册的非公有制企业或在民政部门核准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已成立或已申请成立团组织；关心青少年发展，有相关服务经历。主办方要求参赛组织主要围绕青少年思想引导服务、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服务、青年就业创业支持服务、青少年社会融入与社会参与支持服务等主题设计服务项目，填报申请书。

第二，预审与初赛阶段。主办方在收到申请书后进行资格审查，筛选50家参赛组织及其服务项目进入决赛环节。初赛采取两种方式：其一，在市青少年宫举办“公益集市”活动，参赛组织进行服务项目宣讲，由青少年进行投票，得票前十名的项目直接进入决赛。其二，邀请基层团干部、高校教师、大学生和社会组织负责人等组成评审团，对参赛组织的项目申报书和项目宣讲进行打分。主办方根据现场投票和评审团打分，确定前50个项目进入决赛。

第三，培训与决赛阶段。主办方对进入决赛的50个项目的负责人开展培训，主要包括：参观开展项目服务活动的共青团活动阵地；与青少年群体交流互动，了解和把握青少年的现实需求；组织专家授课，讲授项目设计与管理、财务管理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知识。决赛包括路演展示、现场答辩和评审团打分等环节，其中评审团包括专家评审组和大众评审组。在此阶段，主办方根据得分情况评选出“十佳公益项目”和“优秀公益项目”（第一届为10个，此后均为20个）。

第四，实施与督导阶段。决赛之后，团市委与入选组织签订协议，约定资助额度、服务活动和期限、时间进度等内容。在时间进度上，历届大赛都要求“当年启动，当年实施，当年见效”。在资助资金方面，2019年以来“十佳优秀项目”和“优秀公益项目”的资助额度通常为3万元和1万元（2018年分别为5万元和3万元），合同签署后先拨付50%，项目结束并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的50%。另外，主办方建立跟踪工作制度，委托第三方评估机构开展线上监督和线下督导，线上监督指主办方专门开发“C青年之家”微信小程序，督促受资助组织每月报送活动实施计划、实施进度、经费使用明细等信息；线下督导指主办方和第三方评估机构派人到现场了解和查看服务活动。

第五，评估与结项阶段，第三方评估机构受主办方委托对受资助组织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终期评估。终期评估采取百分制方式，大体流程为：首先，受资助组织根据评估指标进行自评估，并提交自评结果；其次，第三方评估机构组织评估团队开展评估，采取现场答辩、项目数据查阅、在线问卷调查和随机电话访谈的方式进行；最后，评估机构汇总得分情况，形成评估结果，向主办方提交综合评估报告。

纵观公益创投大赛的流程，它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发起，设置了主要议题，要求参赛组织进行自下而上的申报与实施，还设计了自上而下的评审和评估等环节，其中包含资金专项拨付和定向使用等要素，体现出项目制具有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两种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10]从这些要素看，公益创投大赛体现出项目制运作的特点。

三 行政吸纳项目：公益创投的运行机制

尽管公益创投大赛表面上采取了项目制的运行方式，但它的运行过程贯穿着行政主导的逻辑，其中行政科层制作为主要推动力量主导着大赛各个环节，而项目制更多作为行政科层制采用的一种工作方式而存在，项目制因此被吸纳进行政科层制中，而不像一些研究发现的那样冲击和重塑原有科层制的组织结构。[11]政府工作人员把这种方式表述为“以项目带工作”，也就是“政府提需求，公益组织用他们的专业性来完成”。在此，行政科层制与项目制表现出明显的主从关系，因而可以概括为“行政吸纳项目”，它体现在公益创投大赛的整体设计和具体运作方式等多方面。

（一）常规工作成为大赛的主要内容

公益创投兴起于欧美国家，它主要追求增强公益组织自身的“造血能力”，促进公益组织发展。[12]而在“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中，团市委作为主要主办方和具体承办方主要考虑的是推动本部门工作，因此将常规工作和大赛紧密结合起来。

1.结合职责定位，将服务青少年作为主要目标

团市委的职责是“在市委和团省委的领导下按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和团的代表大会决议，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团市委在筹办大赛时强调“有效服务广大团员青年、青少年群体，促进青年成长和发展”。为此，历届大赛明确要求参赛组织围绕共青团的常规工作来设计服务项目。团市委领导表示：“我们会把需要完成的一些工作，或者说我们调研掌握到的需求和我们的一些绩效工作目标打包进来，让申请参与公益创投大赛的项目团队来申报和承接。”除此，团市委也会根据市委中心工作的变化做一些调整，比如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大赛特意增加了青少年心理疏导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内容。

2.结合工作需要，把“两新组织”纳入资助范围

团市委强调大赛的一个亮点是，把社会组织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这些“两新组织”都纳入大赛资助范围。从表面上看，这与欧美的公益创投既资助社会组织又资助社会企业的理念更加契合。[13]不过，团市委这么做主要是因为这些组织属于他们的工作范围。2018年共青团十八大报告提出“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团建覆盖”和“大力加强对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服务、引导”，为此团市委在筹办公益创投大赛时考虑把它们都作为资助对象，“引导两新组织精准对接政府、社会和广大团员青年、青少年的需求”。

团市委对参赛组织的筛选条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他们的工作考虑。主办方要求参赛组织“成立1年以上”，却没有设置上限。参赛组织成立时间长短、是否需要扶持和资助，并不是主办方主要考虑的，主办方更关注它们能否较好服务青少年，因此更青睐非公企业，因为“他们设计的项目特别的多样化、特别的吸引人，就比如说今年的大赛里面有很多科学实验的项目，都是青少年特别喜欢的”。历届大赛中非公企业的数量和比例不断提高，2018年至2020年分别为5家、13家和17家，占当年总资助数的25%、43.3%和56.7%，其中7家非公企业的成立时间在7年以上，4家超过10年，最长的达26年，他们早已是成熟的大型企业。

3.结合重点工作，加强参赛组织的团组织建设

按照共青团的章程，具有3名以上团员的组织都应建立团支部。新世纪以来，“两新组织”获得快速发展，但他们的团组织建设工作一直是难点。针对这种情况，团市委领导提出，希望通过本次大赛，探索通过先建立公益活动联系、再适时建立团组织的方式实现工作突破，促进各级团组织强化有效覆盖的工作理念，把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有机结合起来。为此，团市委专门对已建团（2018年）和新建团（2019年以后）的受资助组织额外增加2000元专项经费，要求它们按照规范化流程设计并开展团组织建设活动。

（二）常规财政支出作为大赛的资金来源

与欧美国家主要依靠非营利组织、公司、私募股权机构、基金会等投资不同，[14]“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的经费主要来自体制内财政资金，从常规的青少年教育经费中拿出一部分举办大赛。2018年和2019年的财务决算报告显示，大赛每年投入约70万元，占当年青少年教育经费的40%左右。

由于经费来自常规工作经费，受资助组织在获得资金后需遵照政府部门的财务管理规定，并接受相应审计。因此，参赛组织需按政府财务管理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制度建设和管理，所有项目经费都需经过完整的财务审批流程并存档，以备检查和审计之用。其中用于人员经费的开支不得超过10%，这与国内其他地方公益创投大赛的要求基本一致，它是体制内财政资金管理方式向公益领域的延伸。[15]

（三）通过科层体系进行动员和管理

团市委注重调用体制内力量，动员全市各级共青团系统的工作力量参与其中，推动大赛各项工作的落实。首先，在动员和申报环节，团市委规定“参赛组织须联合市直属团组织申报公益项目，并全程接受该团组织的指导”，这既要求各城区和街道的团委动员本辖区内的“两新组织”参赛，也要求各级团委在大赛各个环节参与一定的管理工作。其次，在服务项目的设计及实施环节，团市委要求参赛组织结合团系统已有的工作阵地设计和开展活动，在隶属于团市委的青年之家和各区、街道的青少年空间实施项目服务，以提高这些工作阵地的使用率，提升青少年服务水平。为此，大赛培训环节会组织参赛组织负责人到这些阵地参观，要求他们根据阵地的特点优化服务项目。

（四）开展全方位过程监管

团市委全程参与大赛各个环节的组织和管理工作，开展全方位过程监管，这种工作方式体现出明显的行政主导逻辑。在大赛的动员与申报、预审与初赛、专题培训等环节，主要管理工作都由团市委负责。从决赛到项目实施及督导、评估与结项等环节，团市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来负责设计评估评标、现场检查和指导项目活动、开展终期评估等工作。不过，第三方评估机构要在团市委指导下工作开展，贯彻主办方的决定。第一，在评估指标的设计上，团市委要求第三方机构先拿出初稿，再共同讨论确定，但团市委具有决定权——“我们有一些要求会让他们加进去，让他们调整一下评估指标比例等等，最后终稿由我们审然后确定。”第二，在活动检查和督导上，团市委专门开发了微信小程序，由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运营，要求参赛组织填报活动计划和效果等各种信息，进行线上督导。同时团市委也派人线上跟踪和查看，督促参赛组织及时开展项目服务活动。第三，在现场督导和终期评估环节，团市委也会积极跟踪现场活动，重点关注团组织建设活动是否按计划展开，以及活动开展过程中是否遵循规范化要求，一旦发现问题就会要求参赛组织及时改正。

四 公益创投的成效分析

目前对国内公益创投的成效呈现出不同评价。一种观点认为公益创投是培育公益组织的重要方式，它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种观点却提出公益创投面临许多困境，难以有效发挥培育和发展壮大公益组织的作用。[16]实际上这两种情况不仅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在同一个城市，甚至同一个公益创投活动中也存在，这是“行政吸纳项目”运行机制所带来的必然结果。类似情形在“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中有着清晰的体现。

（一）政府部门的积极评价：实现了既定目标

主办方对“花样年华”大赛比较满意，认为较好实现了举办大赛的目标，在四个方面取得了成效。

第一，有效推动了常规工作落实，充实了共青团的工作阵地。根据自身工作职责，团市委考虑将大赛与常规工作结合起来，动员“两新组织”围绕青少年服务开展项目设计，并依托既有工作阵地开展活动。从实际效果看，这些目标都较好实现了，2018年和2019年两届公益创投大赛的50家受资助组织累计开展600多场青少年服务活动，覆盖全市100多个青年之家、青少年空间和大学生人才公寓，服务近3 万人次。②

第二，加强了“两新组织”的团组织建设。推动团组织建设是团市委举办公益创投大赛的重要考虑，因此多个环节都设置了具体指标，包括活动次数、活动人数、团旗的规范化使用等，约占15%的权重，而且，特别追加2000元专项经费进行团组织建设。从实施效果看，不仅所有受资助组织都建立了团支部，而且团支部活动的规范性有很大提升，多家被确定为市、区两级示范团组织。以2019年大赛为例，30家获奖参赛组织全部成立了团组织，整个项目活动期间开展48场规范的团组织建设活动，这些组织的团支部都被评为“两新组织”团建示范点，占当年全市示范点总数约30%。

第三，拓展了共青团的人力资源和工作力量。行政资源紧张一直是基层政府面临的问题，C市团市委只有78名工作人员，其中负责大赛的基层组织建设部仅2名正式工作人员。为此，团市委希望通过大赛拓展工作力量。实践表明，团市委通过大赛积累了大量储备工作力量。工作人员表示：“通过公益创投大赛认识了很多组织，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资源池的累积。如果手头上有一项临时的工作来了，我就从中挑一下我觉得好的就行了。”

第四，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扩大了大赛的影响。媒体关注和社会影响是“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非常关注的，终期评估指标设计了相关内容，占约10%权重。2018年以来，公益创投大赛成了团市委对外宣传的重头戏，每年都通过当地媒体大力宣传，且积极在共青团系统内部向上推介。2019年以来，大赛先后获得《中国共青团》《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媒体关注，不仅总结和突出了大赛的举办经验，还积极宣传和推介了一些表现突出的组织。

（二）参赛组织的消极评价：实质性支持有限

公益创投的重要目标是支持和发展公益组织、培养公益组织的主动造血能力，而在现实中，由于公益创投大赛表现出“行政吸纳项目”运行机制，使得公益组织难以得到持续有效支持，导致许多参赛组织做出比较消极的评价。

1.行政主导的财政支持方式难以持续支持公益组织发展

“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的资金主要来自团市委的青少年教育经费，它的管理和使用都需遵循政府部门的管理规定，由此带来两方面结果。第一，公益服务获得的资助周期短，被迫追求短期效应，导致完成项目指标成为主要目标，而忽略组织的长远规划与发展。由于财政资金通常以年度为单位进行预算和决算，大赛明确提出“当年启动，当年实施，当年见效”，而且项目执行周期越来越短。2018年首届大赛规定“最长不超过12个月”，2019年以后缩短为3至6个月，要求在当年11月前结束，以确保资金的及时拨付和使用。在这些规定的约束下，追求短平快的即时效果，根据评估指标完成项目要求成为受资助组织的现实选择，却较少考虑长远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第二，同一个公益组织的服务项目难以获得连续资助，削弱了服务的持续性和有效性。公益服务是个系统的复杂活动，通常需要长期跟踪服务才能产生持续效果。但受财政资金管理方式的限制，通常禁止对同一类项目进行多次投资，这导致许多参赛组织难以结合服务对象特点制定长期服务计划，既影响服务效果，也使它们难以通过公益创投实现有效发展。

2.参赛公益组织获得的实质性支持有限

在“行政吸纳项目”运行机制下，公益创投的主要关注点在项目成效上，[17]导致重评估而轻支持，参赛组织在管理和技术方面能得到的实质性支持比较有限，其组织能力建设难以得到有效提升。在“花样年华”公益创投大赛中，针对参赛组织的培训主要是宣讲大赛的流程和方式，熟悉共青团系统的活动阵地，再辅以少量关于项目设计、财务管理和资料整理规范等知识宣讲，却较少涉及组织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内容。对于一些成立时间较短、组织管理规范化程度较低的组织而言，参加大赛的培训有助于规范财务管理，提高申报技巧，这是对组织成长有利的一面。不过，由于这些知识大多比较程式化，相对容易掌握，学会之后面临边际递减效应，对组织的长远发展影响有限。对那些成立时间稍长、规范化程度较高的组织而言，他们更希望获得组织发展方面的建议，比如有参赛组织希望主办方和评估机构结合服务活动的开展和评估，提供有关服务质量改进、组织长远发展方面的建议。然而，目前的过程监管和终期评估更注重形式而轻视内容，重点检查财务支出和服务活动的台账，检查服务活动的开展方式和完成次数、是否开展了团组织建设活动以及开展次数，而较少关注服务活动的实质内容和实际效果，也很少对组织发展提出建议，导致组织获得的实质性支持有限。

3.指标化管理不利于公益组织长远发展

近年来，伴随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推进，政府部门推行目标责任制，重视量化考核，形成技术治理的逻辑。[18]首先，在申报环节，主办方设计了从初赛到决赛的系列流程，要求参赛组织进行多轮演讲和展示，宣讲其项目设计。主办方认为这样能增强了解，提高选拔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而许多参赛组织却觉得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而且难以筛选出有价值、更合适的服务项目。

其次，在项目实施和督导环节，受资助组织要建立台账、留存纸质记录，还要每月填报活动计划、活动现场情况等众多数据。由于基层政府重视规范操作并强调过程控制，[19]所以主办方认为这种方式既能掌握项目进展，又减轻了现场检查的工作负担。但在参赛组织看来，数据填报不但不是减负，反而形成更重的负担，既增加了他们的工作量和工作压力，又分散了他们投入公益服务活动的精力，从而影响服务质量。因此，一些参赛组织在参加一届后主动退出，他们认为“程序上比较繁琐”，而且“耗精力、资金少，所以不太想再去参加”。

再者，在结项评估环节，主办方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共同设定了细致的量化指标。尽管历届大赛选择了多家不同评估机构，但在主办方的主导下最终评估体系并无实质差别，都包括项目管理、项目成效、项目产出和社会效益等板块，围绕资金使用和财务规范、活动完成场次和比例、服务人数、媒体关注等设计具体指标，更重视外在的、可量化的形式化内容，而较少关注内在的、难以量化的服务质量。这也是当前公益创投采取的主流评估方式，它实质上是技术治理的客观要求。然而，重视外在形式而忽略服务质量的方式对公益组织的发展存在明显弊端，它诱使公益组织注重完成量化指标，却偏离甚至放弃其公益追求，对公益组织的长远发展不利。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微观层面关注公益创投的具体运作过程，重点考察政府、公益组织和第三方机构等参与主体是如何行动的，剖析运行过程背后的深层机制，分析公益创投的实际成效。本文有三个方面的重要发现，从而对公益创投研究有所推进。

第一，深入分析政府引入公益创投的目的及其运行过程，发现政府积极引入公益创投主要在于它为政府推动常规工作提供了新方式，政府将常规行政工作融入公益创投大赛，采取项目制方式动员参赛组织，公益创投的运作借用了项目制的外形。

第二，总结和概括了公益创投的深层运行机制，即“行政吸纳项目”，它是指行政科层制在公益创投中起主导作用，而项目制作为一种具体工作方式，二者表现出主从关系：在项目制运作方式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行政主导逻辑，政府不仅将常规工作纳入公益创投大赛，还使用常规工作经费作为公益创投的资金来源，通过行政科层制对大赛进行全过程动员和管理。

第三，分析了公益创投的实际成效，发现政府和公益组织有不同评价：政府认为公益创投实现了多重目标，有效推动了常规行政工作，也拓展和强化了工作力量，起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而在公益组织看来，公益创投难以支持公益组织长远发展。本文认为，政府和公益组织对公益创投的不同评价，是“行政吸纳项目”运行机制的必然结果。

“行政吸纳项目”重点在于揭示公益创投的运行机制及成效，它受“行政吸纳社会”观点的启发，却有很大不同。“行政吸纳社会”是对新世纪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概括，“行政”指政府或国家及其行为，“社会”指以公民结社为主要代表的社会力量，而“吸纳”指国家通过一系列努力使反抗国家或政府的社会力量无法出现，其中控制和功能替代发挥着重要作用，控制是为了防止社会力量挑战政府权威，而功能替代则通过培育可控的民间力量，支持并利用它们来满足社会需求。[20]本文提出的“行政吸纳项目”中“行政”同样指政府或国家及其行为，但“项目”指项目制的运行方式，它既是一种事本主义的动员或组织方式，也是一种自上而下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使各种国家和社会力量联动的治理方式，“吸纳”指政府并不是采取自上而下的命令方式，而是通过项目制运作的方式来动员公益组织参与公益创投大赛，吸收他们拥有的公共服务资源，使他们为政府所调用，成为政府借助的帮手和工作力量。

“行政吸纳项目”的主要目的不是控制，而是为了支持和调动，其中“支持”指政府为公益组织提供一定资金和技术等资源，而“调动”则是公益组织在政府主导下配合政府的工作，公益组织成了政府调动的对象。“行政吸纳项目”机制的揭示对于完善公益创投，进而促进公益事业和公益组织的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兴办公益事业，满足人民多层次多样化需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积极“培育扶持基层公益性、服务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与这些政策指向相一致，本研究的重要启示在于，公益创投要想真正有效发挥培育和促进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关键在于调整“行政吸纳项目”的运行机制，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益事业，积极引导成立公益创投协会或基金会，有效激发社会自组织的力量，采取符合公益组织自身成长规律的方式和手段，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以及有效的资金和技术等支持，实现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如何更好实现这一目标，还需后续进行深入研究。

注释：

①2006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人事部联合下发第28号文件，规定包括共青团在内的21个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机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管理。从体制机制和社会认知看，共青团都被视作政府机构。

②根据调研材料整理。需要说明的是，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主办方要求参赛组织的服务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主要以线上为主，线下活动数量较少，因此未纳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