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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创新实践

2023-01-02蔡志强

新视野 2022年5期
关键词:一体斗争从严治党

文/徐 黎 蔡志强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简称“三不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结百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实践形成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的创新发展。一体推进“三不腐”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约束和监督的鲜明时代特征,回应了人民对廉洁政治和美好生活的期待,是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方针,也是全面从严治党重要方略。一体推进“三不腐”始终贯彻自我革命战略思想,在反腐败标本兼治中推动党的革命性锻造和历史性发展。

一 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脉络与科学内涵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形态,从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政治高度,构建起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脉络。

(一)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形成过程

早在1989年,时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就高度警惕腐败对党的地位的危害。7月20日,他在寿宁现场办公会上强调“思想教育一定要加强,处理要从严,不能失之于宽,处理问题要果断,要有组织纪律性,不能软绵绵的。仅有思想教育是不够的,要坚持思想教育、铁的纪律、行政命令相结合。”2004年,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就明确提出:“要不断强化‘不能为’的制度建设、‘不敢为’的惩戒警示和‘不想为’的素质教育,努力把反腐倡廉的工作抓实抓细。”[1]他指出“事前教育很重要,让人不愿腐败;事后有处理也很重要,让人不敢腐败;全过程监督更重要,使人不能腐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对“三不腐”机制建设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2]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形成不想腐、不能腐、不敢腐的有效机制”。这一论断将“不易腐”改为“不想腐”并置于首位,既强调了高压惩治和制度约束,又突出了权力主体的思想自觉,明确了通过思想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来克服腐败贪欲,提高党的机体免疫力。同时将标本兼治落实到一体推进的系统逻辑里,凸显了建设权威高效体制机制的要求。其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反腐败斗争形成压倒性态势,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的科学论断,并明确要求“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三不腐”一体推进的基本框架形成。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指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不是三个阶段的划分,也不是三个环节的割裂。这一论述科学把握和运用权力监督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阐明了反腐败斗争的新理念和政策执行的新标准,明确了标本兼治的政治性、一体性、系统性要求,以及监督执纪执法机制运行的方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结合正风肃纪反腐新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这一理论,指出一体推进“三不腐”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2021年4月,他在广西考察时又提出要始终抓好党风廉政建设,使“三不腐”一体化推进有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将“三不腐”一体推进的政治目标落在“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上,明确了“三不腐”一体推进在全面从严治党、在党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中的地位作用。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强调,“要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2022年6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总结了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显著成就和重要经验,进一步强调要“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科学内涵、战略目标、制度安排、实践路径、价值理念逐渐成熟定型。

(二)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思想内涵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变局”和“全局”,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和建党学说,使其与中华传统廉政文化、监督思想有机结合,在反腐败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反腐败理论创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深化了对全面从严治党的规律性认识。这一理论直指人类社会腐败治理和政党实现自我监督政治难题,牢牢把握公权力运行的监督要求和党性原则,抓住党员干部和其他行使公权力人员这一拒腐防变的核心要素,在主体上强调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效参与,明确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委监督专责;在原则上突出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的有机统一;在策略上明晰了惩治监督教育、“关键少数”与“绝大多数”的协同并重;在方针上强化了高线引导和底线约束、激励与惩戒相统一的要求;在地位功能上确证了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反腐败斗争的方针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在实践中重树了科学的权力观、政绩观并作为监督标准,推动了党内政治文化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和浸润。

这一科学理论既强化了权力规范和监督,又突出了思想教育和信仰,首先要求党以自我革命精神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维护肌体健康,增强组织战斗力生命力,提供反腐败斗争不竭动力。其次要求改善权力运行的外部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加强权力监督的意识和能力。第三要求将反腐败斗争和党践行初心使命、维护党性宗旨、实现发展目标一体推进,从而逐步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换言之,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党的自我革命的高质量保障社会革命的高质量。这一政治逻辑同时保证并提升了“三不腐”一体推进的运行质效,阐明了正风肃纪反腐、管党治党强党的价值目标、运行机制、工作体制、方法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的历史性成就,印证了这一马克思主义反腐败创新理论对中国传统监督思想和“委托—代理”“设租—寻租”等反腐败理论的吸纳与超越,为我们党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走好具有中国特色反腐败新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实践遵循,也为人类治理腐败贡献了中国智慧。

(三)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要求

一体推进“三不腐”理论蕴含着党对反腐败斗争严峻复杂形势和变化规律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体现了内因和外因、自律与他律、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构建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的反腐败行动逻辑和政策策略。一是实现反腐败斗争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必须立足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实际,把握权力运行规律,注重提升公权力主体素质能力。二是保证反腐败在法治框架内运行。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是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重要制度保障。要通过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廓清权力边界,规范约束权力;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解决权力滥用和溢出问题,并保证权力运行的廉洁廉价。三是保障权力运行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和政治目标,满足人民幸福期待。而要实现“不想”,既包含着腐败成本高企、腐败惩治严厉带来的因不敢、不能而不想,也包含着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公权力主体思想素质,坚定理想信念而拥有的政治自觉。四是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保持先进性、纯洁性,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必由之路,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也不可能畏难踯蹰、“静待花开”,必须综合施治、整体推进。这一进程深蕴着中国共产党立足千秋伟业,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和国家自我监督的必然性、长期性和艰巨性。

实现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敢腐是前提和底线,解决的是腐败成本问题,需通过严明铁的纪律,坚持高压惩治,提升震慑效能以保证“后墙”不松。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同时,突出惩治重点,紧盯关键环节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系统治理群众身边、民生领域、风险背后的腐败问题,确保对腐败分子有纪法严惩,使其无藏身之地,为“不能腐、不想腐”创造条件。不能腐是关键,解决的是纪法完善、权力规范、监督到位问题。没有监督,国家治理以及决策执行都无从保障。要增强制度刚性,以高效运行的制度体系消除权力监督的真空和死角,形成既精准监督约束权力又保护干部干净用权勇于创新的体制机制。不想腐是根本,体现了党性淬炼尤其是党的宗旨、理想信念教育所能达到的水平。只有党的核心价值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贪腐之欲,实现“不敢”“不能”的升华。为此,必须立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力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完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规纪法贯通机制。

用一体推进“三不腐”理论指导和推动监督工作,重在把握监督方向,立足发现的政治问题和暴露出的制度机制积弊并督促整改,确保在“国之大者”上不出现任何偏差,在制度完善和问题整改上避免虎头蛇尾,确保发挥监督长效、治本功能,增强党的团结统一,提升战斗力凝聚力。

二 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运行机理和创新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三不腐”一体推进、同向发力,推动了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反腐败理论,构建了系统集成、科学规范、执行有力的反腐败运行机制,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一)在深化理想信念教育中筑牢思想堤坝

一体推进“三不腐”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而是贯彻党的指导思想、落实党的先进文化、筑牢思想堤坝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好,马克思主义的行,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密不可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坚定了人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仰,也坚定了全党全国人民的“五个自信”。但也要看到,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共产主义渺茫论”一度让有的人迷失方向。理想滑坡、信仰缺失逐渐侵蚀党的肌体,膨胀个人私欲。大量腐败案件表明,腐败常与私欲相伴,理想信念缺失监督缺位必然导致权力滥用、损公肥私。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就曾指出,“干部素质低,思想意识不好,不但是产生腐败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惩治腐败的障碍之一。”一体推进“三不腐”,要求发挥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生命线作用,强化党的理论武装。这也是唤醒党员干部信仰信念的过程。理想信念是维护党的精神纽带,是党员的政治灵魂。党员干部深学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对党中央精神和决策部署的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和政治执行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是党的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也是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根本要求。同样,党在革命性锻造中凝成的核心价值理念和先进政治文化,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内化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遵循,乃至变成共有习惯。离开了价值引导和理想信念教育,“三不腐”一体推进就没有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土壤。

(二)在强化纪法刚性约束中改善了制度执行环境

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个相辅相成、递进互补的系统,是全面从严治党内外要素协同增益的过程,凸显了政治与法治的有机统一,思想引导和纪律约束的有机统一,组织推动和制度运行的有机统一。党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标志和要求之一,是依纪依法设定权力、规范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权力,不断增强反腐败斗争的规范化和法治化水平,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党内法规体系建设纳入依法治国战略,不断健全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统计显示,截至2021年7月,全党现行有效的党内法规共3615部,其中党中央制定的中央党内法规211部。这些法规连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反腐败精神和重大决策部署中制定的监督执纪执法制度体系,极大提高了反腐败法治化水平,增强了全党全社会的纪法意识和法治思维。高压惩治的“不敢腐”和完善制度的“不能腐”,都致力于制度刚性约束和法治环境的改善,并由此推动了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的系统完备、成熟定型。

一体推进“三不腐”的纪法实践是党以自我革命精神强化自我约束,自觉接受监督,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深刻展现了党内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统一的本质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障并落实人民当家做主。这种一体性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巩固发展的。正如从2012年年底开始,党中央以“八项规定”作为作风建设的突破口和动员令,通过加强党内监督,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断激发并提高党员群众监督意识和制度化监督能力,逐渐让党员干部习惯在受约束和监督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同样,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深化中,各级党委必须主动吸纳群众监督公权力运行和公共事务,包括对党员干部践行“三不腐”的监督,从而在严格执纪执法和教育管理实践中形成对党内法规体系和纪律规矩的自觉尊崇,放大治理效能。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体推进“三不腐”必然会是反腐败标本兼治极具创造性和实效性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也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败制度的鲜明特征。其有效贯彻执行将持久有力地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塑造中国的反腐败文化。而“三不腐”一体推进的不竭动力,始终来自于党的全面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化参与,来自于这一先进反腐败理念变成科学制度和具体可操作的措施。

(三)在强化系统思维中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恩格斯指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党的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入整体推进的新发展阶段,尤其需要结合复杂形势用好系统思维,补足腐败治理短板。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是一个有机整体。一体推进“三不腐”要取得实效,必然要求增强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的系统性,推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三者同时同向综合发力,优势融于一体,使反腐败斗争与党的各项建设贯通起来,打好总体战,并在其中强化党员领导干部的系统思维和全局意识。曾经,一些干部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在站位和认识上存在偏差,认为“三不腐”是反腐败斗争必须经过的三个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及时纠正了这种观点和做法,科学阐明了“三不腐”一体推进的本质要求和运行规律,提高了全党认识,保证了反腐败斗争决策部署的有效落实,避免了执行上的畸轻畸重。实践证明,一体推进“三不腐”既是全面从严治党顶层设计的重要成果,也为顶层设计科学化提供支撑。它从实践层面固化和强化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定位和布局,细化了反腐败斗争的战略举措和实践要求。一方面,激励和倒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维护纪律监督权威,加强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注重“一把手”和班子成员监督,从而使全面从严治党抓在日常、严在全程的要求渗透到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中。另一方面,对推动形成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融合、增强合力的监督格局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和实践功能,发挥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四)在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对利益的不同态度和占有方式,构成了不同阶级的利益观和利益实现模式。资本主义国家基于其剥削本质形成的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特殊利益群体结党营私的制度性腐败。而在我国,权力滥用和损公肥私的法律界定是以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维护和发展为逻辑起点的。党的反腐败斗争首先是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5]这一阶级特性是党践行自我革命战略思想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基础,也是党能够解决腐败问题保持肌体健康的根本。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推动生产发展的重要目标在于改善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其中既包含对人民群众包括党员干部劳动创造和自觉奉献应得利益的肯定,也包含着对于特权现象和特权问题、资本泛滥和权力贪婪深度结合的高度警惕和坚决惩治。早在1886年,恩格斯就深刻剖析了社会革命的政治指向:“单个人的封建特权被废除了,但是与这种特权密不可分的绝对权力却转到了整个阶级手里。”[6]为此,“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一切阶级统治。”[7]换言之,消灭私有制和剥削阶级是克服制度性腐败的根本,而更多占有私利的特权同样是腐败的又一渊薮。这一理论与实践上的彻底性决定了共产党人不仅不能享受特权,还要承当更多责任和义务。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一切公职人员像公社委员一样,其工作报酬只能相当于工人的工资……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8]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党脱离群众和权力遭受腐蚀的危险,毛泽东强调:“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警惕并坚决惩治这一顽症,强调“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尖锐指出一个时期党内“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问题并作出整治规定。这一政治要求贯穿一体推进“三不腐”,并使其拥有了最为深刻的阶级意向和价值目标,确保了反腐败斗争和全面从严治党既有高线目标也有底线标准,既有制度安排也有文化动力,既有惩戒震慑也有激励保障。

三 新时代一体推进“三不腐”的实践路径

新时代面对反腐败斗争的四个“任重道远”,尤其需要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用“全周期管理方式”把一体推进“三不腐”方针方略贯彻到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各方面,以取得更多的制度性成果和更大的治理成效。

(一)始终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战略思想

某种意义上,任何政治变革都是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党在任何条件下都必须把握“三大规律”,吸纳中华文明中的大同思想和“顺天应人”“鼎新维新”的革命思想,用好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以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但同时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10]他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深刻指出,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为此,他从战略全局上提出反腐败斗争的四个“任重道远”,强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要永远吹冲锋号。党必须通过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才能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这一逻辑既要求党强化自我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坚决同一切弱化党的领导、动摇党的执政基础、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作永不妥协的斗争;也要求党解放思想,以强大的政治担当和历史主动推进生产发展和制度完善,改善民生福祉;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两个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统一;[11]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治标和正心修身、涵养文化的治本之策一体推进,构建体现党的核心价值的廉洁文化、反腐新路。

在党的自我革命中一体推进“三不腐”,需要牢记初心使命,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底线思维和赶考思想,始终坚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党的精神谱系。党在百年奋斗中积淀形成的精神谱系,塑造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精神品格,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也赋予了党的精神谱系新的时代内涵。这其中,我们大力弘扬的革命精神是与拼命精神、奉献精神、自我牺牲精神、敢于胜利精神融为一体的党的政治品质,为革命行动和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不竭滋养。

(二)持续完善反腐败斗争的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逐步成熟定型,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和反腐败法律体系,为一体推进“三不腐”提供了可靠、稳定的制度保障。但也要看到,实现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一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落实党中央反腐败方针方略责任贯通、动力不衰、压力不减,推动反腐败斗争往深处走,往实处落。在加强监督、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发展的一体贯通上绵密发力,久久为功。二是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匹配制度要素,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管党治党和腐败治理体系。比如,探索完善推动党内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四项监督统筹衔接、巡视巡察上下联动、“室组地”联合办案等的制度机制。又比如,增强包括防范和化解廉政风险的研判机制、执纪执法衔接机制和督促检查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等的耦合性、整体性,确保机制顺畅运行,切实把权力牢牢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三是实事求是运用“四种形态”,做到“三个区分开来”。要深刻把握“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和“四种形态”的法治要求,坚持教育挽救、惩戒激励并重,克服重查处腐败,制度跟进、思想提升着力不够问题;加强以案释纪、释法教育功能,推动以案促改制度化。四是着力把握干部违纪违法的深层原因,探究干部蜕化变质轨迹中由风到腐、风腐一体的土壤环境,前移反腐防线,形成防范和克服权力溢出、滥用的节制措施。同时,增强人民群众的监督意识和制度化监督能力来减少监督资源的耗蚀,提供监督动力,避免制度空转失灵,确保“三不腐”体制机制功能发挥。

必须看到,“三不腐”既强调了党员干部和其他公权力主体淬炼党性心性的思想和行动自觉,也进一步明晰了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及其运行举措,确保做到责任贯通、工作贯通、力量贯通。

(三)扎实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常态化

政治监督是党的根本性监督,也是实现“三不腐”一体推进带有根本性、导向性的激励与保障过程,二者互为基础和条件。提升政治监督的规范化、专业化、法治化水平也是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塑造“三不腐”体制机制的创新过程。[12]经济腐败必然导致政治腐败,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实践,一体推进“三不腐”突出了政治建设、政治监督在坚定全党政治立场、政治方向和政治定力上的重要引领作用,强化了严明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权威,明晰了机制运行价值、实践、效果的同一性。由此,必须始终坚持“两个确立”“两个维护”,围绕捍卫制度、落实决策、履行责任、行使权力情况进行监督,做到方向明确、内容聚焦、标准科学。首先,把党的政治建设放在首位,从政治上看党的重大决策部署落实中面临的风险挑战。纪检监察机关要不断增强历史主动,把监督融入党的事业发展大局,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到哪里,政治监督跟进到哪里。其次,把政治监督融入党和国家监督制度,推动构建党集中统一领导的“1+9”大监督形态,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体系,统合监督资源,凝聚监督合力。第三,不断创新“三不腐”一体推进的方式方法。以专题整治、完善日常监督机制开展具体化常态化监督,推动党员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意识和纪法意识;以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权威的监督执纪执法实践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的纽带,斩断“前腐后继”的代际传递,清除“七个有之”政治隐患。在“三不腐”一体推进中坚决打赢反腐败这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

(四)坚持严管厚爱,强化干部教育管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党员、干部因敬畏而‘不敢’,因制度而‘不能’,因觉悟而‘不想’。”“三不腐”既是政治要求、纪法要求,也是共产党人的政德要求,由此形成了管权治吏体制机制建设的更高标准更严要求。不敢腐要求提升执纪执法效能,以惩治的严保障监督的权威,以惩治和监督的权威运行保障教育(预防)的有效性。不能腐要求权力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植入制度监督的有效因子。并通过构建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有机统一的监督平台防止干部长期处于不受监督随时被围猎的环境中。不想腐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和公仆身份,以理想信念强基固本,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以高尚道德砥砺品格,始终把党和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最大责任,自觉接受最严格的监督。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决定了党的干部工作要坚持严管厚爱,完善新时代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健全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敢于和善于把对党忠诚、个人干净、勇于担当的好干部用好管好培养好,尤其要避免一些年轻干部刚踏入仕途就走向歧途。为此一方面要形成完善的甄别机制、遴选机制和反馈机制,坚决惩治买官卖官、跑官要官、团团伙伙等吏治腐败,坚决把“两面人”清除出党。另一方面要推进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干部教育机构不断探索干部培养规律,完善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以及教学体系和科研体系,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警示教育,淬炼党性心性。

(五)在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治理全局中一体推进“三不腐”

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不确定性,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社会分配的差异性,不同主体利益诉求的多元性,以及权力运行、纪法执行环境、意识形态斗争的复杂性,构成了复杂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环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许多问题,看起来是风气问题,往深处剖析又往往是体制机制问题。”[13]显然,反腐败斗争和全面深化改革一样,必须通过系统施治、一体推进才能增强腐败治理合力,取得整体效果。所谓的“一体”是由反腐败斗争形势的严峻复杂决定的,既包含着“三不腐”本身的系统性、整体性,也蕴含着党领导各监督主体的协同配合,监督资源的有效整合,监督机制和方式方法的贯通融合。腐败治理现代化强调的“一体”就是要立足对象和环境的复杂性、多样性、迁延性和不确定性,要求进一步解决好原有反腐败斗争存在的系统不健全、措施不配套、制度不衔接、工作不协调等问题,把握好惩治与防范、治标与治本、阶段性与连续性的关系,加强党中央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促进各类监督力量整合、工作融合,通过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同向发力,实现集成效应。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要求党深刻把握反腐败斗争的阶段性特征和变化趋势,保持零容忍的警醒和力度,发挥优势,压实责任,统筹推进各领域反腐败斗争,以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高质量运行落实反腐败斗争标本兼治的目标,以纪检监察工作的高质量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高质量,以党的自我革命的高质量保障社会革命的高质量,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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