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钰，廖小琴

（东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传播媒介始终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共进共存，媒介技术创新形塑着全新的社会景观。数据化、泛在化、非线性和沉浸性成为融媒体时代社会生产生活的关键词。人类生存秩序、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等均不同程度地接受着媒介的重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始终高度重视传播手段的建设和创新，不断推动媒体融合发展，针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指明了正确工作路向。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强调“党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1]（45）。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程度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同时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决定性因素。在与融合媒介的深度链接中，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后真相秩序逻辑不可避免地影响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甚至诱发一系列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风险[2]。因此，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具有强烈现实性和极端重要性。

学界对于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问题始终关注有加，并针对相关问题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综观已有成果，学者们均在把握时代脉搏的基础上，探讨了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现状和发展方向。例如，有学者指出，媒介生成的拟态环境是建构青年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场域和有效途径，应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具象化处理，建构一个符合青年特征、满足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需求的拟态环境，以增进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3]。亦有学者以意识形态文本创制为切入点，提出应实现文本的日常生活嵌入，利用网络文本与视觉文本，以意识形态文本与青年话语体系的融通促进青年意识形态认同[4]。然而，自融媒体元年（2014 年）以来，关于融媒体时代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关于其实践逻辑的体系性研究较为缺乏。鉴于此，应在时代引领中寻求新机遇，从理论依循、价值生产、技术变革三个方面对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予以审视，构建三位一体的实践图示，激发其理论生长与现实发展的内在张力，为当下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提供指导。

一、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理论依循

面临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以及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针对如何做好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判断和新论断，并作出方法论指导，勾勒出基本实践路向，为当下做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重要理论依循。“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5]（273），“依据青年工作生活方式新变化新特点”[5]（276）是任何时代做好青年工作的原则遵循。作为媒介场最活跃的群体，当代青年凭借融媒体赋能的泛在交往链实现了自身主体性的大幅跃升，形成了自在、自主和自由的生存特点。部分西方媒体更是利用这一点，通过沉浸式媒介“大显神通”，隐秘而渗透式地开启了青年群体的媒介意识形态争夺战。因此，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指南，在“以青年为中心”的价值勘定中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形塑谋好篇、布好局。

其一，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战略意义的深刻阐发。面对互联网超越时空的强大聚合力及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层次影响，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通过互联网关卡在长期执政中的重要性[6]（317）。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32 亿，较2020 年12 月新增网民4 296 万，互联网普及率达73.0%，较2020 年12 月提升 2.6 个百分点”，“20—29 岁、30—39 岁、40—49 岁网民占比分别为 17.3%、19.9%和 18.4%，高于其他年龄段群体”[7]。能够看到，互联网在客观上形构着意识形态工作的庞大受众空间，同时青年群体作为互联网的最大受众，不免成为意识形态工作重点关注的对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那就也应该成为我们党凝聚共识的新空间。”[6]（318）在此境遇下，社会舆论场也已顺利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融合性变迁，“人人都有麦克风”的信息互动格局不可避免地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设置了一系列新关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对网络传播规律的认识，在用网治网环节下力气，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6]（311）。习近平总书记对互联网及新型传播结构在我们党的执政全局、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新局中的关键地位给予了明确指认。无论是从青年群体自身特征来看，还是从青年之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意义来看，新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其二，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价值原则的基本规定。党性与人民性的辩证统一必须置于基本准则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方面，要明确“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8]（124）；另一方面，要注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9]（25~26）。确立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基点以后，为确保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取得显著实效，需要收获人民群众的现实认同、完成好“聚民心”这一根本任务。亦即在探求意识形态认同的具体实践中，要自觉深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世界，在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注重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习近平总书记对此进行了具体阐述，“要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6]（314）。如此才能紧扣“代表人民意志”这一贯穿意识形态工作始终的生命线，构建好网上网下同心圆。青年意识形态工作的价值原则同样如此。“以青年为中心”应成为这一工作的基本价值内核，在把握新时代青年成长规律中“主动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急”[5]（275），并实现主流价值引领，是其基本规定。

其三，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具体进路的引领擘画。面对传播媒介的迅速变革对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产生的多重机遇，习近平总书记高屋建瓴地指出，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通过媒体融合发展引领强劲高昂的正能量与主旋律传播[6]（317）。将融媒体建设发展融入主流思想宣传及意识形态建设全局，不仅为新时代融媒体发展的具体环节制定了鲜明的指向标，更涵盖了当代中国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核心要义，但是融媒体的复合叠加式影响力明显超越了旧有的媒介格局，如若不加以监管引导，则有可能造成无法预控的舆论局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主流媒体守土有责，更要守土尽责，及时提供更多真实客观、观点鲜明的信息内容，牢牢掌握舆论场主动权和主导权。”[6]（319）要采取措施不断挤压负面舆论信息的生存空间，通过构建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确保积极向上的主流舆论场的充足发展空间，切实确保党在网络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10]。面对网络逐渐成为青年的生存场域并建构青年的生存方式这一客观现实，更应在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的引领擘画中探寻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具体进路，在保证青年风清气正网络空间的同时，以价值生产丰富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供给侧”，以技术变革建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延伸体”。

二、以价值生产丰富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供给侧”

认同的生发来源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而非“权力”。融媒体时代，有效保障青年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精准供给，不断提升其价值生产能力，是引导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根本路径。

（一）价值内容：强化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理论建设

主流意识形态的效用生成依赖于其理论表达的有效性。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1]（9~10）主流意识形态这一价值观理论体系要收获青年群体的内在认同，依靠的正是其理论权威的形塑。这一理论权威体现为“依托其自身的理论魅力令人信服的能力”[12]。具体来看，其可表现为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生产的内容革新以及知识流通的手段创新。在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迁的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必须主动顺“势”而为，吸收时代元素、回应时代关切，以此不断推进知识体系的革新；否则，将会导致出现对社会问题的解释力、回应力不足的尴尬状态，使青年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认同度大打折扣。同时，融媒体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流通手段创新提供了良性契机。传播媒介发展与运作逻辑嬗变为文化生态与知识场域的形成和发展带来深刻影响[13]。从知识形态、思维方式以及接受方式的变化来看，意识形态的知识生产与流通受制于传播媒介。融媒体场域中，泛在化信息的非线性流动使得知识生产超文本化，知识流通也通过打破技术壁垒而愈加便捷。在此基础上，主流意识形态在青年群体中的“输入—流通”过程能够得到进一步优化。

据此，应当从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生产的革新维度以及知识流通的创新维度出发，展开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权威形塑路径的考察。其一，主动求变，以时代性和价值性内容完善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体系。一种意识形态能否取得认同，关键在于其能否有效指导人们认识世界和改变世界[14]。意识形态获得认同的关键在于其对青年群体的价值性。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知识体系的更新必须立足当代社会现实，注重知识话语体系的适度转变，同时避免为迎合群体喜好而丧失应有的客观性和导向性。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富有价值性、阐释性的理论观点观照其现实成长，为其答疑解惑。同时，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知识生产与青年精神文化生产的有效耦合，在两者的互动中满足青年精神需求，使其获得明显的精神满足感与幸福感。其二，积极应变，充分发挥融媒体的传播优势，干预并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流通环节。狭窄的流通将导致信息覆盖主体的局限。融媒体传播呈现出鲜明的去中心化、关系化、场景化特征，它创设了一个非线性存在、能够从特定端口进入且充分参与其中的拟态环境[15]（24）。这一点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流通提供了充分且完美的技术契机。一篇文章、一个二维码、一段视频、一条弹幕均可成为其知识“在场”流通的便捷化、碎片化载体。如此，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内容能够在青年群体中更为广泛且多样地、更具实效性地生产与流通，促使其进一步发挥理论魅力与理论权威。

（二）价值主体：活化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队伍建设

人才队伍是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实践中的关键要素。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11]（179），当精神劳动与物质劳动这一分工在统治阶级内部出现，就会形成这一局面，“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11]（179）。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意识形态家”概念，指出这一群体的任务就是为完成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而进行思想生产与分配。安东尼奥·葛兰西（Gramsci Antonio）在阐发其“文化领导权”思想的过程中，基于人的本质及其在社会关系体系中的基本功能，提出了“有机的知识分子”[16]（2）这一概念范畴。同时，通过比较和剖析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之间的区别，葛兰西指出“有机知识分子”在社会功能上超越了“思想的生产者”，在其社会职能上，他们还肩负着积极参与现实社会生活的“建设者”“组织者”“坚持不懈的劝说者”的任务[16]（5）。在此基础上，葛兰西进一步论证了“有机知识分子”在维护阶级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即作为统治集团“代理人”的身份存在，通过紧密联系、组织、引导群众，积极传播主流思想，形塑大众对本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可和认同。在他看来，“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构造和建设得越有效，意识形态“同化”和“征服”程度就越显著。

培养无产阶级的“有机知识分子”队伍是事关意识形态工作全局的关键任务。在融媒体时代最大程度地争取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仍然需要做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其一，对人才队伍的吸纳标准。这并不拘泥于其是否拥有政治专业背景或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而是充分吸纳社会“部分基本活动的‘专业人员’”[16]（2），即社会各领域中拥有高级技术技能的优秀专业型人才。同时，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广泛吸纳精通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媒体专业技术人才，确保整支队伍能够积极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充分运用并渗透融媒体，深入走进并洞察融媒体，从而更好地开展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培育工作。其二，对人才队伍思想政治工作素养的培育。“有机知识分子”之所以“有机”，就在于其能够紧密联系群众、融入群众，进而组织群众、引导群众。青年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队伍建设必须注重思想政治工作素养的综合提升。在这里，需要重点强化两类素养：一是联系青年、融入青年的亲和能力素养；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也就是说，要注重人才队伍亲和能力的提升，能够成为“言”之有效的意见领袖，能够在融媒体时代精准洞悉青年思想动态情况，同时也要注重提升人才队伍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紧抓这一项基础性、核心性工作不放松，定期开设理论知识培训，把握好主导者、培育者这一政治角色定位。

（三）价值规约：优化融媒体时代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制度建设

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不仅需要保障理论供给与人才队伍供给，同样需要有效保障制度供给。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17]（23）。制度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成员普遍遵守的、按一定秩序办事的一套行为规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等方面的体系[18]。主流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观念体系，因而在形塑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过程中，仍然需要以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与认同实践形成良性互动并提供有力保障。它能够以最小的资源成本塑造一个稳定程度最大化的预期，促成主体围绕一定目标开展积极行动[19]（272）。在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培育环节中，优化其制度供给是认同培育的创新性、稳定性手段，也是认同培育的持久性、权威性保障。

“意识形态的制度性规定一般不是单一的孤立地存在，相反，往往是结构化、体系化的。”[20]在融媒体语境中，形塑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需要注重系统性、结构性原则，同时需要在整体上保持刚柔并济。具体而言，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建立分众化、差异化媒介议题设置制度。只有在议题设置与受众的现实关切、兴趣偏好相吻合时，才能实现“已设议题”向“热点议题”的转变。在议题设置过程中，应当充分观照青年群体的层次化需求与多元化兴趣方向。与此同时，需要警惕媒介平台为吸引流量而一味迎合“去理性化”和“去高雅化”的审美偏好，传播负能量信息甚至是违纪违法信息。需要完善、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以此形成对议题设置的监督监管，对这一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规制，最大程度上避免由议题设置而带来的负面情况。二是优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联动的育人制度。对青年展开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教育，始终要发挥好高校这一主阵地、主平台的重要作用。事实上，由于学科和学生思维特点的差异，不同专业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情况存在差异。应当明确意识形态认同引导的责任主体并不囿于高校思政课教师或辅导员，专业课教师同样肩负着意识形态教育和引导的重要使命。应在优化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联动育人格局中明晰各类课程教师的主体责任，完善构建两者协同育人体制机制，使其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三是建立认同“反馈—评估—完善”迭代更新制度。认同活动是主体基于自身情感和实践经历而进行的一种主观性活动，波动性、起伏性、阶段性、动态性是其主要特征。为此，对青年意识形态认同的阶段性状态和结果进行迭代性、动态性评估尤为必要。应积极利用泛在网、大数据技术对青年的阶段性意识形态认同情况进行调查，在数据反馈中进行程度评估，为方案设计的完善与优化服务，循环往复、迭代更新，达成对青年思想动态实际的精准掌握，以便落实调整性工作。

三、以技术变革建构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延伸体”

融媒体的纵深化发展昭示着我们进入了网络信息技术更新与媒介形态变迁的全新阶段，它引领着“第三媒介时代”①第三媒介时代是指以泛在网络为物理基础、以沉浸传播为特征的泛众传播时代。参见李沁：《沉浸传播：第三媒介时代的传播范式》，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的到来，为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了全新传播介质和呈现方式。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媒介是人的延伸，然而当前媒介生态系统中，人亦是媒介的延伸。从叙事介质转向、内容呈现转化与话语表达转型方面对融媒体的重要价值予以探究，挖掘并运用其在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中的场域性意义，建构一种融媒体场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延伸体”成为可行路径。

（一）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叙事介质的数据转向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抽象观念的集合，要想获得主体认同，必须依赖一定的叙事介质，使自身能够被感知、被接纳、被理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9]（118）当前，第三媒介时代全面开启，“融媒体传播形成的非线性作用关系是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数据化代表了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根本性转变”[15]（154）。以数据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叙事的新介质，能够实现与当下高度媒介化、信息化社会中青年的生存与发展图景相接轨，同时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提供了生活化、时代化、科学化的思维与技术导向。

以非线性为特征的数据作用于人类生存发展空间，使万物皆可链接、皆成媒介。虚实相交的空间成为一种“遍在性”的信息化环境，个体则是其中泛在化的存在。传统意识形态叙事载体的有效性被迫出现迟滞与式微景象。“政治作为一种策略性的行动需要以信息的权力为基础，即需要有生产信息和分配信息的主权。”[21]（29）数据化变革无疑成为其优化和创新的总体方向。数据不仅是对事实的观察和记录，也是一种信息样态或内容，从形态上看，可以包括符号、文字、数字、声音、图像、视频等[22]。叙事介质的数据转向是要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视化、可听化、场景化，使青年主体透过具象的符号文本、动态音频更有效地接收其中的主导价值和意义。在融媒体传播主导的叙事场景中，由于在技术上被赋予了一定的参与能动性，主体更易于实现深度沉浸，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再结构化整合，自觉、自主地进行意义解码，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意识形态信息的被接受程度和现实阐释力。因此，要积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数据化呈现，即积极开发与构建承载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符号化、图像化、视频化、场景化样态，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时空一体化”叙事模式。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讲，就是充分延伸人的感官，进而延伸人的思想意识活动空间。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朗读者”这一文化节目为例，它使文字、声音、图像、场景充分结合，以较强的线性结构与逻辑关系将中国文化、中国精神诉诸数据化叙事体系中，同时各大视频客户端保存“弹幕”这一开放化的场景入口，有效实现了拟态环境中的互动交流与价值传输。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出品的“学习强国”平台亦是如此，数据化意识形态呈现使得每一位用户都能通过强参与、强互动获得新鲜独特的学习体验，生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深刻印象甚至有效记忆。还需要注意的是，在意识形态的数据化叙事过程中，技术赋能使得青年群体在互动交流过程中的“思想痕迹”能够被捕捉和收集，成为输出环节的重要数据信息，以及对青年思想发展实际的阶段性评估结果，这为意识形态认同形塑的后续方案制定提供了参考。

（二）创新主流意识形态内容呈现的分众转化

伴随传播媒介的技术变革与格局变迁，“信息受众形成了一个个小众话语圈”[23]。“受众的分化”这一现象逐步进入学者的视野，同时其升级性研究也处于不断深化的状态。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要紧扣机关党建时代特点和党员思想行为特征开展工作”，“积极探索信息化条件下开展工作的新载体新路数”，“要探索分众化、差异化的招数，增强工作有效性”[24]，而面向青年群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形塑亦是如此。尤其在物质条件日趋丰富的新时代，青年群体的多元兴趣需求得到持续满足。要获得不同类型青年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必须注重青年群体的个性化兴趣偏向、差异化发展需求和多元化发展路径，在意识形态内容呈现环节实现分众转型。

在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引导过程中，需要遵循分众化形塑与整合化形塑辩证统一的基本方法。在内容呈现环节实现分众转向，通过对青年主体进行标签化细分、垂直化引导，逐步实现“精准传播—全面覆盖—广泛认同”的层次性目标。分众是为了更有效地合众，因而在实践思路上要准确把握这一辩证逻辑，设计规划好如何对各个分众群体的内容供给进行适当的衔接性处理。其一，通过新兴数据技术对不同群体青年进行“精准画像”，为分众化方案制定提供基本导向。在意识形态叙事环节促进数据化转向已经为青年“精准画像”奠定了技术基础。通过对青年群体线上行为与兴趣偏好进行数据收集，将其思想意识动态予以量化呈现，同时以数据为基础分析描绘出特定群体的思想状态、价值理念、行为偏好，形成群体标签，从而对目标对象展开有的放矢地引导设计。其二，准确预测各类型群体的思想发展和需求变化趋势，对引导教育方案进行前瞻性评估和更新。精准性和预测性是大数据技术的基本功能和作用特性，融媒体语境中，精准定位与定点反馈能够助力形成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预测评估模式。通过类似算法推荐模式，以一种更具确定性、稳定性和严谨性的引导方法给予精准的意识形态内容供给，促进意识形态引导范式向“思辨实证相融合”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阐释力和表现力在特定圈层内得到提升。

（三）促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生动转型

没有表达，思想将无法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1]（151）在这里，“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就囊括了意识形态的生产，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生产是与语言相交织的，没有语言作为载体和依托，意识形态便无以表达和呈现，语言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后现代语境中，话语不仅具有工具性，还具有价值性。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认为，话语不仅作为反映、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的工具而存在，它还具有对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的建构性意义[25]（3）。因此，通过一定的语言符号完成对意识形态内容的陈述，促进语言符号建构功能的发挥，进而影响和改变社会成员的知识信仰体系和意义理解图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一，在融媒体语境中，传播者与接受者形成了一种“主体—主体”的交往关系，也就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所提出的具有共生性、平等性的“主体间性”关系。“数字联网促进了对称性的交流。交流的参与者如今不再只是被动地消费信息，而是主动地生成信息。在这里不存在明确的等级，把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区分开来。”[21]（6~7）从内容来看，在融合媒介亦即共享媒介环境中，需要促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达的共享化，需要添加时代性、大众性话语符号以增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感染力、吸引力，需要把握主流意识形态宏观话语表达与生活化微观话语表达之间的张力结构，通过两者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促进意识形态话语载体的生动性建设。其二，泛在链接使得遍在性与碎片化成为时空融合场域的显性特征，这使得理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直观感性实践的削弱。因此，从形式来看，发展意识形态话语的隐性渗透化与感性直观化尤为必要，将为融媒体语境中青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提供契合性保障。结合上述两点，表情包符号作为话语体系的一种，是当下应当充分关注并发展的生动性载体。例如，以“你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的样子已经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学习雷锋好榜样”“中国领土寸土不让”（来自微信表情包，制作者：南靖北玲），诸如此类幽默诙谐又不乏正能量的表情包符号，以青年喜闻乐见的娱乐化形式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旨趣，可以说是一种符合大众精神生产要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的话语方式，能够通过内容与形式的有效嫁接和转化，增进青年主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