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念

（湘潭大学，湖南湘潭，411105）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担任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的叶名琛，其最为世人熟知的名号无疑是“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六不”始见于晚清名士薛福成的《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一文，谓盖因“时人……憾其（叶名琛，笔者注）玩敌误国之咎”[1]233，于是以“六不”语之。《清史稿》亦以“六不”为叶名琛盖棺定论[2]。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六不”与史实不合，叶氏实为清政府的替罪羊①相关研究对“六不”之辩见于：伯钧，世博.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叶名琛评价管见[J].天津师大学报,1984(3)：64-68.李毅.再评叶名琛的不战不和不守[J].广州研究，1987(1)：51-54.韩世海.叶名琛在广东[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1)：86-91.李贵录.第二次鸦片战争与叶名琛的悲剧[J].韶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1)：72-78.陈双燕.论叶名琛的对外交涉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系[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103-109.黄宇和.两广总督叶名琛[M].区鉷，译.修订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63-212.。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叶名琛残忍嗜血、杀人如麻的“恶魔”（monster）形象广为流传。已有研究对此稍有涉及，认为这是以时任英国首相巴麦尊为首的主战派将叶名琛大量处决洪兵起义俘虏和悬赏英国人性命相勾连，为扩大对华侵略提供借口②参见马亦男.西方人眼中的叶名琛[J].阴山学刊,2009(5):62-67.舒小昀，马亦男.从“广州屠夫”到“六不总督”——英国人眼中的叶名琛形象[J].英国研究，2011(00):236-262.黄清娟.法场旧事——叶名琛“杀人魔王”称谓存疑[J].文教资料，2011(28):88-90.诸荣会.原来如此:叶名琛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100-101.，但对“恶魔”形象的源流、依据和成因未作详细考证。本文以19世纪中叶英国最具影响的报刊报道和议会辩论记录为主，辅以英国外交档案、时人游记、回忆录及相关英中史料，对当时英国舆论中叶名琛的“恶魔”形象作一考辨。

一、叶名琛“恶魔”说之源流考

1856年10月8日的“亚罗号”事件及其后英军炮轰广州的消息于同年12月传到英国本土，随即“在英国统治集团朝野两派中，在议会上下两院中，都引起困惑、怀疑和混乱。”[3]。英国议会上下院分别于1857年2月24日至26日和2月26日至3月3日展开关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辩论。尽管叶名琛因1852年广州“入城”问题、1854年“修约”问题③“入城”即英国人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要求进入广州城;“修约”即修订鸦片战争后英、法、美与清政府签订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参见茅海建.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M]//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40-173.令英国驻华公使包令（John Bowring）等外交人员积怨颇深，但在“亚罗号”事件之后他才引起了英国舆论的普遍关注，频频以残忍嗜血的“恶魔”形象出现在议会辩论和报刊报道之中。

在1857年2月26日上议院辩论中，为英国在华官员辩护的格兰维尔伯爵（Earl Granville）首先对叶名琛冠以“恶魔”之称，认为“亚罗号”事件中的中方证人“在这样一个恶魔的束缚下”[4]1367，不可能提供自由和独立的证据。巴麦尊于3月3日下议院投票之前的“慷慨陈词”更是将叶名琛定性为“残暴的恶魔”（inhuman monster）[5]1821，说他是“使一个国家蒙羞的最野蛮的野蛮人之一”，“犯下了一切可以损害和贬低人性的罪行”[5]1811。正如《泰晤士报》所论，英国人“对事务的兴趣源于它们在议会中的重要性。去年（1857年），整个国家都为中国而震惊，每个人都在说叶（名琛）的名字。”[6]尽管叶名琛的“恶魔”称谓在议会辩论中仅出现了两次，但它却在英国公众舆论中“一石激起千层浪”。

19世纪中叶的英国民众了解议会辩论详情的途径有两个。其一为伦敦出版商T·C·汉萨德（T C Hansard）出版的《英国议会议事录档案》。但在1878年之前，它对议会辩论的记录具有选择性，并主要依赖于报纸的报道[7]，在时间上也存在滞后性。其二，报纸期刊的及时报道，这是了解议会辩论的最佳渠道。在19世纪50年代，伦敦及外省的主要报刊已形成了严肃风格。它们对英国本土和海外新闻非常关注，配备了职业记者，拥有独家信息来源，成为时人了解国内外时事的主要媒介[8]。其中，《泰晤士报》在日报业中独占鳌头，另有《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纪事晨报》（The Morning Chronicle）、《晨邮报》（The Morning Post）、《环球报》（The Globe）等具有较大影响；图文周刊中，《伦敦新闻画报》（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作为19世纪中叶英国发行量最高、影响力最大，开启了“英国插图报刊史上一个新时代”[9]的周刊一枝独秀；就周日报纸而言，《劳埃德伦敦新闻周报》（Lloyd’s Weekly London Newspaper）、《雷诺兹新闻报》（Reynolds’s Newspaper）的发展势头也非常迅猛。《泰晤士报》对1857年2月底至3月初的议会辩论进行了密切跟踪报道，每日全文刊载前一天的辩论发言④见Parliamentary Intelligence:House of Lords,Tuesday Feb,24.-Hostilities Against China[N].The Times,1857-02-25(5-7).Parliamentary Intelligence:House of Lords,Thursday Feb 26.-The War with China(Adjourned Debate)[N].The Times,1857-02-27(5-7).House of Commons,Thursday Feb 26.-Hostilities Against China[N].The Times,1857-02-27(8-10).Parliamentary Intelligence:House of Commons,Friday Feb 27.-Hostilities Against China(Adjourned Debate)[N].The Times,1857-02-28(6-8).Parliamentary Intelligence: House of Commons,Monday March 2.-Hostilities Against China (Adjourned Debate)[N].The Times,1857-03-03(5-8).House of Commons,Tuesday,March 3.-The War in China (The Adjourned Debate)[N].The Times,1857-03-04(7-10).；《伦敦新闻画报》于每周六发行，因时间和篇幅所限，2月28日仅刊登了两院辩论的摘要，但在3月7日则既登载了3月2日下议院辩论摘要，又在增刊中用4个版面全文刊出3月3日的辩论记录及表决结果⑤见Imperial Parliament: House of Lords -Tuesday.The Chinese War[N].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57-02-28(193).Imperial Parliament(continued from page 193):House of Lords -Thursday: The War in China[N].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57-02-28(177).House of Commons-Thursday.The Chinese War[N].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57-02-28(177).Imperial Parliament: House of Commons -Monday.Adjourned Debate on China[N].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57-03-07(211-212).Imperial Parliament(Continued from Page 212):House of Commons-Tuesday.The War in China:Adjourned Debate[N].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1857-03-07(224-227).。叶名琛的“恶魔”之名由此从上下议院进入公众视野。

在伦敦和外省的其他报刊的推波助澜之下，叶名琛的“恶魔”形象流传渐广甚至变本加厉。例如，《晨邮报》称“残暴的叶大人”为“凶残的歹徒和恶魔”[10]，是“造成所有生命和财产损失的真正原因”[11]；《劳埃德伦敦新闻周报》称叶氏为“恶魔总督”，是“中国叛乱的大刽子手”[12]；《晚邮报》（Evening Mail）、《不列颠旗报》（The British Standard）、《利兹情报员》（The Leeds Intelligencer）、《康沃尔电讯报》（The Cornish Telegraph）等在巴麦尊对叶氏的评价之上进一步夸大，称其为“使人类蒙羞的最大恶魔之一”⑥Postscript[N].Evening Mail,1857-03-02(8).China and the Chinese[N].The British Standard,1857-03-06(80).The Chinese Question[N].The Leeds Intelligencer,1857-03-07(9).Foreign and Colonial[N].The Cornish Telegraph,1857-03-18(2).。《巴斯纪事报》（The Bath Chronicle）、《谢菲尔德每日电讯报》（The Sheffield Daily Telegraph）则更夸张地将叶名琛斥为“有史以来使地球变形的最大恶魔”[13]、“整个地球表面最大的杀人犯和恶魔”[14]。到了1858年，报道中已无需用“叶总督”（Governor Yeh）或“叶大臣”（Commissioner Yeh）来指称他——仅用“恶魔叶氏”（monster Yeh）便能让英国公众理解无碍。例如《泰晤士报》特派中国记者柯克于1858年3月的通讯中写道：“就是在这个院子里，恶魔叶氏在两年内毁灭了70,000名他同胞的生命。”[15]相关部分被多家报纸节选转载，也均未多做说明⑦China[N].The British Standard,1858-04-02(106).The Execution Ground of Canton[N].The Tablet,1858-04-03(213).The Execution Ground[N].Bell’s Family Newspaper,1858-04-03(3).The English at Canton[N].The Surrey Comet,1858-04-03(10).The Execution Ground[N].Lloyd’s London Weekly Newspaper,1858-04-04(2).。

二、叶名琛“恶魔”形象之事据考

在1857年2月底至3月初的英国议会辩论及之后的报刊报道中，频繁出现对叶名琛处决中国起义者的描述，着重强调行刑者手段之残忍，受害者人数之巨大。这便是他被称为“恶魔”的最直接原因。关于叶名琛下令处决的中国人人数，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报纸上曾有60,000、70,000、100,000之说。例如，《伦敦新闻画报》于1857年1月10日刊登的通讯《炮轰广州》中曾有“叶氏以残暴著称，在叛乱的约六个月内，仅在这个城市（广州）就有超过100,000人被他处决。”[16]1858年2月27日的社论提及被俘的叶名琛时回顾了其“暴虐统治”：“他被指控处死了60,000人。”[17]1859年6月11日，在叶名琛的死讯中提及他“将其100,000同胞斩首”[18]。《泰晤士报》1857年8月17日刊登的特派记者报道中也提到“1855年和1856年，100,000人在广州的行刑场上被处死”[19]。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是70,000这个数据。它使叶名琛的暴虐嗜杀具体化，为建构其“恶魔”形象提供了直接依据。

在1857年2月底至3月初英国议会两院的辩论中，无论是支持或是谴责政府的一方，均提及叶总督处死70,000中国人的暴行。格兰维尔伯爵在发言中指出，“据说叶氏曾吹嘘自己处死了70,000名同胞”[4]1367；反对派阵营中的牛津主教（The Bishop of Oxford）亦用叶总督“自己已经杀了70,000名中国人”说明他的顽固、残忍，佐证他绝不会屈从于英国人对中国人的进一步杀戮[4]1383。在3月2日下议院的辩论中，支持政府的罗伯森先生（Mr.Robertson）两次提到70,000多人在6个月内于广州被处决，借此说明以叶总督为首的清政府对“自己的人民施以过度的暴行。”[20]1627,1628同一阵营的科利尔先生（Mr.Collier）亦讽刺反对派将叶总督这个“杀害了70,000名他自己的人民”的“无情的杀戮者”捧为“基督教总督的典范、内阁大臣的榜样”[20]1651。巴麦尊更是呵斥，“在短短几个月内，有70,000颗中国人的头颅被野蛮叶氏的刽子手砍掉了”[5]1822。极言叶名琛治理广州之暴虐自然是要引出他对英国人更为残酷，从而鼓动爱国情绪、煽动民族仇恨：“叶氏在争端（即“亚罗号”事件，笔者注）爆发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悬赏英国人的首级，然后他又发布公告宣布已采取了秘密手段来将这个令人痛恨的民族斩草除根。”[5]1823在刊登议会辩论记录的同时，报纸的相关社论也未对“叶氏屠杀70,000中国人”之说加以考证，而是直接将其作为“事实”来佐证叶氏的暴虐嗜杀，支持政府扩大对华战争。例如，《伦敦新闻画报》在1857年3月7日发表社论——《中国辩论》，忿忿不平地对提出反对政府对华战争决议的科布登（Richard Cobden）等人大加嘲讽，讥刺他们将叶总督想象为“正直、能干、仁慈的地方官”——“哪怕叶总督不时下令，在他管辖的广州城内屠杀了70,000名中国人”[21]。结the合以巴麦尊为首的辉格党于同年3月底的议会改选中⑧1857 年3 月4 日凌晨，下议院投票通过了对巴麦尊内阁的不信任案。巴麦尊于3 月5 日宣布解散议会，并于3 月28 日开始投票改选议会。1854 年，广东天地会以广州附近为中心发动“洪兵”起义。以绝对多数票再次掌权这个结果，可以推断，该说已被英国公众广泛认同。

那么，70,000数据的来源是什么？有学者认为，“‘七万’这个数据最早出现在泰晤士报上”，即1857年1月21日刊登的题为《在广州的事件：致〈泰晤士报〉编辑》的读者来信，尔后被用于议会辩论之中[22]。但是，读者来信的主要内容是将冲突归咎于中方，并指出广州官方长期有计划地逃避条约约定，蔑视所有抗议，羞辱英国人。信件在最后一段才提到“那些有朋友在中国的人都知道——被我国为中国战斗的人视为英雄的叶氏，在他担任广州总督的短期内斩首了不下70,000人。”结合语境，作者在末尾抛出这个信息更像是为了补充说明以叶名琛为首的广州当局残忍暴虐，故绝非某些英国舆论所认为的正义之方，绝不值得英国人为之辩护。信件落款为“一位商人，1月20日于伦敦”[23]。作者匿名，身在英国；信中也未提及他与中国的任何渊源，至多不过是“有朋友在中国”故而对叶名琛的“暴行”道听途说而已。综合以上细节，这封信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都值得商榷，若用于议会辩论中必然会予人口实。

在议会辩论中，唯一说明了数据来源的是自称“在中国居住多年并一直与中国有贸易联系”的罗伯森。在他提供的1855年收到的“中国来信”中，记录了“在中国年的前六个月里，据官方公布，于广州商馆一英里范围内处决的人数不少于70,000人。”[20]1627有具体数字，又限定了时间段和空间范围，还说明数据来源为清政府官方——这些细节体现出一定的真实性。结合1855年⑨1854年，广东天地会以广州附近为中心发动“洪兵”起义。1855 年上半年，清政府在广州及周边恢复统治后，大量处决起义者。、广州刑场和70,000这三个要素，则在英文报刊中有新的发现。香港《陆上中国邮报》（Overland China Mail）于1855年9月15日刊登的题为《广州》的新闻中提到，“来自权威人士的报告显示（by a report obtained from good authority），自2月15日暨春节以来，在广州有超过70,000人被公开处决……在肇庆府处死27,000人；另处死在攻占新造（Blenheim Reach）堡垒及附近村庄时的俘虏约25,000人”[24]469。标题下注明“来自我们的通讯员”（From our correspondent）⑩19 世纪英国报纸上标注为“来自通讯员”（From a Correspondent）或“来自我们的通讯员”（From our Correspondent）的报道，一般来源于常驻国外重要城市、从当地政府官员处获取信息，负责让国内公众了解国外政治事件的该报常规通讯员，类似今天的“驻外记者”。须将其与“来自特派通讯员”（From a/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区别开来。特派通讯员具有流动性，随时受报纸派遣前往事件发生地（国）进行报道。参见Waters C.“Doing the Graphic”:Victorian Special Correspondence[M]// Shattock J.Journalism and the Periodical Press in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Cambridge,United Kingdo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165-181.，且香港与广州毗邻，新闻内容中还包括与处决“叛乱分子”相关的其他信息——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其可信性。

自1855年11月3日起，这则新闻陆续被伦敦和外省的报纸转载，地域覆盖了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和爱尔兰：伦敦的《先驱晨报》（The Morning Herald）《晨邮报》《纪事晨报》《圣詹姆斯纪事报》（The St.James’s Chronicle）等；地方性报纸如英格兰的《利兹情报员》、《多塞特郡纪事报及萨默塞特郡公报》（Dorset County Chronicle,Somersetshire Gazette）、《德比郡时报》（The Derbyshire Times）、《兰卡斯特卫报》（The Lancaster Guardian）等，苏格兰的《目击者》（The Witness）、《格拉斯哥信使报》（Glasgow Courier）等，北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信使日报》（The Belfast Daily Mercury）等，爱尔兰的《民族报》（The Nation）、《科克审查员》（The Cork Examiner）等。⑪China[N].The Morning Herald,1855-11-03(5).China [N].The Morning Post,1855-11-05(6).China[N].The Morning Chronicle,1855-11-05(6).China[N].The St.James’s Chronicle,1855-11-03(3).The Chinese Insurrection at Canton Suppressed [N].The Leeds Intelligencer,1855-11-06(1).China[N].Dorset County Chronicle,Somersetshire Gazette,1855-11-08(263).China:Seventy Thousand Men Executed[N].The Derbyshire Times,1855-11-10(4).The Chinese Revolution: Seventy Thousand Men Executed[N].The Lancaster Guardian,1855-11-10(7).China:Horried Cruelties[N].The Witness (Edinburgh),1855-11-07(4).Seventy Thousand Men Executed[N].Glasgow Courier,1855-11-08(1).The Chinese Barbarities[N].The Belfast Daily Mercury,1855-11-07(3).Talk of the Week[N].The Nation,1855-11-17(189).Seventy Thousand Men Executed[N].The Cork Examiner,1855-11-12(3).1855年11月转载此新闻的报纸众多，在此不一一列举。值得注意的是，《伦敦新闻画报》于1855年11月17日刊登了题为《广州的刑场》（The Place of Execution,at Canton）的素描插图，并附“记者来信”——《中国的恐怖暴行》（Horrible Atrocities in China）作为对插图的文字描述。该图以俯瞰视角展示了一处后巷的远景，但画面中未涉及任何行刑场面。信件写于同年9月12日，从广州发回，落款为“W·G·迪克森，医学博士”（Wal.Geo.Dickson,M.D.）。图文结合的报道立刻使《伦敦新闻画报》从一众仅转载文字消息的英国报纸中脱颖而出，既为读者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图像信息，又展现了画报的独家消息来源。文中提到，“自2月以来，在这小块空地上，已有60,000至70,000颗头颅被刽子手砍下”[26]。将此信中的数据与《陆上中国邮报》的消息对比，可发现二者关于多少人于多长时间内在何处被处决的信息是基本一致的，形成了明确的互证关系。

19世纪50年代，从中国到英国的通信若经由半岛东方蒸汽航运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简称P&O）的汽轮，时长约为7周[27]；若采用当时各大通讯社记者传递新闻的路线，即从香港至红海使用汽轮，由陆路到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市（Trieste），再用有线电报发送信息到达伦敦的话，则更快一些[28]。按此推算，《陆上中国邮报》的信息在抵达伦敦之后应是立即被《先驱晨报》等伦敦报纸转载，随后再扩散到外省的地方性报纸上；《伦敦新闻画报》在收到记者来信后也应是以最快速度使之见报。因此，1855年11月的英国新闻界对“70,000人于广州被处决”的信息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该消息经由铺天盖地的传播后，想必也是能被英国公众所注意到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议会辩论双方将“七万”之说当作不证自明的事实予以采用，为坐实叶名琛的“恶魔”形象埋下伏笔。

在其他史料中也有与“七万”之说一致的记载。例如，斯卡思于《在华十二年》中记录，“在六个月内，仅在广州城，就有7万人被处决！”[28]我国1992年出版的《广东洪兵起义史料》沿用了此数据：“是年（1855年）春夏，仅广州一地有7万余人被杀”[29]。但是，《叶名琛档案》所保存的谳局⑫叶名琛于1854 年6 月25 日建立的谳局是专门处理押解到广州的洪兵俘虏的特别法庭。相关数据以及1855年5月中旬至7月下旬（即咸丰五年四月中旬至六月中旬）因俘虏数量过多而在广州府加设公堂审讯的数据则与之有较大出入。选取《陆上中国邮报》和《伦敦新闻画报》报道中所涉及的时间段即自1855年2月初（咸丰五年元月上旬）至9月初（七月末），统计可得：在广州共收犯26,613人，其中正法24,298人[30]。此外，即使统一了70,000这个数字，但关于在多长时间内斩杀如此多的人，也是众说纷纭。例如，《泰晤士报》记者柯克在通讯中提及叶名琛在两年内屠杀了70,000人[15]；容闳在自传中则回忆，“我听说在1855年的6、7、8三个月中，有七万五千人被斩首”[31]55。

尽管3个月斩首75,000人是道听途说，但容闳亲眼目睹了广州刑场“血流成池”，无首尸身堆积成山，散发出窒息恶臭的“骇人听闻、令人作呕、凄惨至极”的恐怖场面。他指出，被处决者中“半数以上并非是叛乱者，只不过以叛乱为借口而给他们定罪罢了，实际上是遭到敲诈勒索而拿不出钱财来，则被送上断头台的”[31]54-55。类似解释在清末的史料中亦有呈现。例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九中的“杨从龙呈递广东洋务节畧”提及广东镇压洪兵起义“搜戮四万七千有奇，其中不无冤狱”[32]。李凤翎于《洋务续记》中有书：“初，广东三合会匪倡乱，总督叶名琛，以为‘治乱国，用重典’，不多杀，无以示儆。于是各府州县地方，曾经倡乱者，许绅民擅捉擅杀。于是民间假公报私，杀气四起，计前后共冤斩十余万人”[33]。薛福成在《书汉阳叶相广州之变》中亦持同样说法，“东莞会匪倡乱，合他寇围广州，势张甚……叶相檄诸府州县，凡昔通匪者，吏民格杀勿论；黠悍者皆假捕会匪名相仇杀，前后斩十余万人”[1]228。由“冤狱”“冤斩”“假捕会匪名相仇杀”等语可以推断，谳局和广府分局记载的被处决的24,298人与洪兵起义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更多未进入官方数据的则是那些并未参与“叛乱”却被“冤斩”之人。这便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七万”之说与《叶名琛档案》所载数据之间的差别，也能证明《陆上中国邮报》和《伦敦新闻画报》在1855年的报道确是基于一定事实数据。因此，作为叶名琛“恶魔”形象直接依据的“七万”之说本身是立得住的。

三、叶名琛“恶魔”形象生成之成因考

尽管叶名琛于半年内处决70,000人的消息在英国的扩散途径已经明确，但既然在1855年该消息业已广为人知，为何直到1857年叶氏的“恶魔”形象才在英国舆论中生成和流传呢？概而论之，“恶魔”形象是顺应政治语境的凸显。

在英国外交档案编号FO17/233的文件中，有包令致外交大臣克拉兰登伯爵（Earl Clarendon）的信件，其中写道：“领事阿礼国先生（Mr.Consul Alcock）在9月11日的信上表示，总的来说他认为清政府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优势——他有理由相信仅在广州一地，被公开处决的受害者就超过了70,000人。他认为该省已经清除了‘活跃的不满分子’——但到目前为止，要恢复广州的古代贸易仍成问题。”[34]阿礼国为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应该算得上是“权威人士”；而他于9月11日向包令报告，恰好在香港《陆上中国邮报》的新闻见报（9月15日）之前，也正好早于《伦敦新闻画报》记者写信的时间（9月12日）。可以合理推测，两家报纸不约而同地在9月中旬前后报道广州大量处决洪兵起义的俘虏之事，应是受到了阿礼国报告的影响。同时，不论是包令致克拉兰登的信件还是《陆上中国邮报》的消息，都重在向关注英国在华利益的决策者和英国国内的工商界资本家提供其最需要了解的信息，即广州贸易的恢复情况。展现清官方用暴虐手段镇压洪兵起义、处决70,000人的最主要目的在于证明前者逐渐占据上风，因而广东地区得以从动荡中逐步平复，贸易也有所复苏。因此，它们并未着重渲染广东执政者的残忍，而是要阐述“一个能以这种方式将其臣民置于死地的政府，很难被称为一个软弱的政府；同样，一场造成此等损失的叛乱，也不能被认为是受欢迎的叛乱”[24]469。

但是，英国因修订《南京条约》问题与叶名琛交涉两年未果，便于1856年9月末开始拉拢法国，并在10月22日说服其共同攻打中国，同时与美俄两国接触，意欲拉它们“入伙”。所以，“亚罗号”事件的消息在1856年12月1日传到伦敦，简直是“适时”地为英国提供了开战借口[35]。如果说事件本身尚存争议且引发了1857年2月底至3月初的议会辩论，那么要树立扩大对华侵略的“正义性”，便须穷尽不得不与中国开战的“正当”理由。在“亚罗号”事件之后的交涉中，反复与英方代表发生龃龉的叶名琛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一个靶子。他在其辖地广州镇压洪兵起义的残酷手段被从“故纸堆”中挖掘出来；他自身被塑造成“恶魔”形象，成为“正义的”和“人道主义的”英国人讨伐的对象。于是，在1857年初，英国主战派和各大报纸一面大肆宣扬叶名琛于广州悬赏英国人性命引发的危机，一面用其处决中国人的惨无人道之说来推波助澜，营造出不对其加以武力制裁便是置粤港的英国同胞生死于不顾的态势，极力煽动民族情绪，激发对华仇恨。非常典型的例子便是《伦敦新闻画报》于1857年3月7日再次刊登了1855年11月17日的《中国的恐怖暴行》一文，并加上了编辑按语，毫不掩饰其目的是要给“在议会内外叶总督的崇拜者”以及“出于派系之争和不爱国的目的”而褒扬中国人的英国人看看，叶名琛是个怎样“血腥的恶魔”[36]。正因为叶氏是“恶魔”，那么但凡为他辩护一句便是善恶不分，便是出于党派之争而罔顾国家利益。正如1857年3月15日刊登在《雷诺兹新闻报》上的读者来信指出，在改选投票前夕，《泰晤士报》等报纸每天都在刊登不同记者的来信，将叶名琛描述成“最为嗜血的人类”；随着选举时间临近，叶氏将在报纸专栏上“呈现出越来越黑暗的一面”。信件还一针见血地戳穿辉格党竞选代理人将叶氏“恶魔”形象作为“王牌”，在需“反对投票和扩大选举权，反对被巴麦尊勋爵否定的其他热门问题”时便亮出它来[37]。不难看出，叶名琛“恶魔”形象的最终指向是在1857年3月底议会改选前引导选民为巴麦尊投票。

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舆论中，叶名琛的“恶魔”形象占据主流并发挥了重要影响。作为“恶魔”形象核心依据的叶氏在广州于6个月内斩杀70,000人之说虽具有一定事实基础，却在史料中莫衷一是。尽管叶氏的“恶魔”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当时英政府对华政策的迫切需要，但在经由政客与媒体的渲染之后，俨然成为了历史真实。这一形象也映射出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报纸媒体是如何借助自身影响力大肆鼓吹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外交决策，毫不遮掩地引导舆论的。在这个意义上，对叶名琛“恶魔”形象溯其源流、辨其真伪，对于正确看待叶名琛这个历史人物并深刻认识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具有较大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