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 圻 濮玉慧

一、哲学的定义：从苏格拉底出发 [见英文版第61页，下同]

人们常说：“人是万物之灵。”这个“灵”，即心灵，也就是人的“智慧”。关于“人”的界定可以有许多的说法，但把人说成是“智慧的存在”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人的存在，也就是人区别于、超越于一般动物的一个最大特征，正是人拥有智慧，即具有抽象概括、分析综合、归纳演绎、判断辨识、想象联想、直觉顿悟、灵感爆发、发明创造、价值评估、审美判断等等先天的或后天的禀赋和能力。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于“智慧”“思考”“求索”的范畴，或广义的“理智”“理性”“理解”的范畴。合理的思考，就是智慧，或者说，就是理性（rationality）。17世纪法国伟大哲学家笛卡尔有一个著名的命题：“我思故我在。”①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反驳和答辩》，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66页。怎么证明我的存在？因为我拥有思想，能够进行合理的思考，这个禀赋或功能是天赋的、无须证明的；除此之外的一切，不管是物质世界（包括我的身体），还是精神世界，以及上帝，都不能从中归纳或解析出“我”的存在。

唯其如此，人的智慧，包括思考、思想、思索，就是根本性的存在。有了这个存在，就有了人类文明，有了一个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人的精神世界；而如果没有智慧，人就不成其为人，这个世界就很简单、很平面、很无趣。每一种人类精神现 象，都构成了它独特的文化景观、文化内涵、文化世界。就此而言，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或创造的常识、神话、艺术、宗教、道德、审美、科学、哲学等等，就各自构成了常识的世界、神话的世界、艺术的世界、宗教的世界、伦理的世界、美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哲学的世界。实际上，文明的根就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在人类智慧的发展过程中。人类没有合理的思考、思索，没有对事物来龙去脉、原因结果的追究，那么吃、穿、住、行、娱，以及满足需要、发明创造、自我完善、文化进步等等，怎么可能想得出来，又怎么可能得以实现？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融通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人类智慧的进步史、发展史。

在人类所有精神现象中，哲学居于最高的位置，哲学是人类智慧的最深、最远处，也是最好的体现。笛卡尔“我思故我在”中的“思”，就是哲思，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形而上学的沉思”。黑格尔在叙述人类精神现象发展史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艺术；第二阶段是宗教；第三阶段是哲学。①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324页。哲学是最高也是最后的文化形态，是文明的结晶。

显然，哲学是一种高端智慧，但是智慧并不等于哲学。有人喜欢把哲学说成智慧的代名词，说有智慧的人就是懂哲学的人，那是不对的。还有人说：学哲学的人更聪明、更深刻、更有办法。这也不见得。哲学在西方近代以前，曾经扮演了“包医百病”的角色，也就是“科学的科学”这样的角色（直到今天，国外很多科学学科的博士学位，仍然冠名为“哲学博士”，即PhD）。现在看来，这都是不恰当的学科定位。哲学的确站位高、视野远、覆盖广、关注深，是所有人类文化形态中智慧程度最高的。但是，要说哲学最能洞察问题、针对问题、解决问题，那就错了，恰恰相反，哲学的解题能力是比较差的，尤其从近代以后，特别是在今天，哲学的式微与科学的强盛是同时的。

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还是应当回到它的原点，回溯到古希腊雅典城邦的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在雅典城里有一个自称为“智者”（sophist）的职业知识分子团体（教师、演说家、作家等），在公共场合答疑释惑、教授学生、替人打官司、帮人处理公务，以此收费谋生。他们在雅典的大街小巷发表演讲、广收门徒，进行“有偿服务”。最有名的智者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在职业形式上，苏格拉底与智者学派是相似的，也招收学生，也喜欢游历于雅典的大街小巷，主动寻找不同的人讨论各种各样的人生问题，在对话、辩论过程中达成一致意见，从而帮助他的对话者明晰人生哲理。但是苏格拉底从来不以此赚钱，他的兴趣是讨论人生问题本身。因此他十分瞧不起智者派那些贩卖知识的人。苏格拉底认为自身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也从不以“智者”自诩，但是他比智者们强的地方在于：我知道我没有智慧（“自知自己无知”），但我对智慧充满了热爱，并且决心终生追求智慧，我是一个“爱智者”。

“哲学”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哲学”的英文是Philosophy（起源于拉丁文，拉丁文又来源于希腊文，字形有变化）是由两个词构成的。Philo的意思是“爱”，sophy（sophia）的意思是“智慧”，于是，“哲学”的含义就是“爱智”了。由此可见，哲学不仅仅代表了智慧，而且代表了一种态度。什么态度呢？就是对智慧本身的一种挚爱与追求，这是苏格拉底在2500年前给哲学下的一个不算定义的定义：哲学就是“爱智之学”。这个概念及其含义，一直沿用到今天：哲学这门学科的最大特征，是对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知识的爱与追索，是一种“无尽的追问”，是思想或智慧行为本身；至于追索、追问、思考的结果怎样，反倒是次要的。

二、星空的敬畏与人生的困惑 [63]

18世纪德国伟大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创者伊曼努尔·康德说过一段著名的话（这段话最后还做了康德的墓志铭）：“有两种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律。”①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8页。这段话，还有一个由钱坤强先生翻译的文言文版本：“有二事焉，恒然于心。敬而畏之，日念日甚。外者璀璨星空，内者道德律令。”康德这段话，实际上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哲学，或者说，告诉了我们哲学的对象是什么。无非是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客观世界”，或“外部世界”“浩瀚宇宙”“终极存在”，这叫“头上的星空”；第二个是我们的“内心世界”，即“内在”于我们心中的道德规范、价值依据、人生意义。按照康德这两个“终极关切”，哲学的对象也好，目的也好，本质也好，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世界观”，一个是“人生观”；一个探究“世界的根本”（关于“世界的形而上学”），一个追索“人生的根本”（关于“道德的形而上学”）。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曾经都说过这样的话：“哲学开始于惊疑。”这个“惊疑”分为两层意思，一个是惊，一个是疑。“惊”就是惊讶、惊奇；“疑”就是疑惑、困惑。惊讶、惊奇是由“世界”（客观世界、浩瀚宇宙）引发的一种心理感受；而疑惑、困惑是人的生命，特别是生命历程中遇到的难题而带来的情绪。由惊讶、惊奇而导致“求知”“求解”，想要弄清楚世界的“本质”或“真相”，于是就有了我们称之为“世界观”“本体论”这样一个哲学的分支。哲学是一定要讲世界观的：我们这个世界究竟怎么回事？本性如何？从哪儿来？到哪儿去？这就是早期希腊哲学家面对那个星空、那片大海、那个大地时，在惊讶、赞叹之余发出的问题。

而疑惑、困惑所导致的，是对人的生命意义、目的、价值的追问。人的一生，或长或短，最后都会死去。那么，人活着的意义、价值何在？人都会死，那为什么活着？这就是疑惑或困惑。这种焦虑在每个民族那里都有，只不过希腊人最较真，一定要问一个“为什么”。由此就出现了我们称之为“人生观”“价值论”、广义的“伦理学”（即“道德形而上学”）这样一个哲学的分支，重点探讨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生与死的关系，这是一种关于人生的终极关切。

因此，把哲学归之于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两大类，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经常讲“三观”一致或“三观”不同，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同或异，那属于社会生活领域里的价值判断。我们这里讨论的世界观、人生观，更有深度、更具思辨性。哲学领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一种根本性、终极性、本源性的追问，要探究世界和人生的本质、本性、本源，以及来龙去脉、因果联系等等。

人的一生，一般有两次哲学性质的启蒙：一是仰望星空，二是直面死亡。先说第一个启蒙。一个人在他一生的某个时候，多半是在青少年时代，一般是在夏天的夜晚，在旷野下、大海边、高山上，他远望大地或仰望星空，这个时候，人显得何其渺小！宇宙、苍穹至大无外。这个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在空间上真是无边无际，在时间上则是无始无终，甚至会发出感叹：世界真奇妙！前面我们说到的“惊讶、惊奇”就是这种感觉：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人发出这个惊叹、这种疑问的时候，就已经很有哲学意味了。这种感叹和关切并非只是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才能有，其实每个人都有。

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古希腊伊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城邦，出现了一位最早的追问者、求索者——泰勒斯。这个人是西方世界最早的天文学家、气象学家，也是第一个哲学家。面对苍穹，一般人是感叹、惊讶，泰勒斯则是发出“天问”，而且是灵魂发问、思想解答。他说水是万物的始基。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6页。什么意思呢？面对这个千差万别、森罗万象的世界，他在想：这一切究竟从哪里来，最终又要到哪里去？构成这一切的根本和要素（也就是他所谓的“始基”）是什么？泰勒斯给出了他的答案：“水”，水就是那个根本的存在。这句话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命题或结论，是泰勒斯追索“世界”“宇宙”的来龙去脉时给出的第一个哲学解答。

三、灵魂发问与理性解答 [63]

哲学的第二个大领域即关于生命意义的追索，表现为对人生的另一次启蒙：发现死亡。大部分人，在其一生当中的某个时候，一般是在青少年时期，会经历一次对自己人生的重大困惑，或者说觉醒，那就是发现了“死亡”。当一个十来岁的青少年确凿无疑地得知：自己总有一天会不可避免地死去的时候，他除了震撼、惊慌、害怕之外，还会对生命本身及其意义产生某种疑虑、困惑，并发出追问：既然死亡不可避免，那活着是为了什么？人是唯一清醒地、理性地认识到自己必然要死去的动物，这是很冷峻也是很无奈的一个事实。其他动物都没有这样的意识，比如说大象，大象将死时就会离开群体，自己走向生命终点，这是一种本能。人的高级之处，也是无奈之处，恰恰是从他懂事的时候就明白：自己其实从生下来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倒计时”地活着，就在走向死亡。

意识死亡、思考死亡，这是人生哲学的第一步。这里说的当然主要是西方哲学。至于中国哲学，虽然不是完全不谈死亡问题，却往往是回避这件事情的。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活着的事情还没有弄明白，就别去琢磨死亡的事了。中国道教修行的目的是长生不老、羽化成仙，也就是不死。《西游记》里的妖怪都想吃唐僧肉，吃上一块就长生不老了，这就是道教的思维。儒、道两家都体现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精神特点。

西方哲学则很不一样，从来不回避死亡问题，甚至直面这个问题。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说过，学习哲学就是“预习死亡”。这是一种把人逼到墙根底下、没有退路的思考方式，十分严酷、十分冷峻。这么一来，许多事情也就豁然开朗了：连死的事情都敢想，而且想透彻了，那还有什么事情想不通呢？这么一想，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等等问题就跟着出来了，人生哲学、价值哲学、道德形而上学也就立论了。肉体生命消亡之外、之后是什么？当然就是灵魂。灵魂是人的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或形态；也就是说，肉体消亡了，灵魂却没有跟着消亡，它继续存在，继续展现意义和价值。这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宗教的“终极关切”的重要内容。

前面说了，关于世界本质的追问，关于人生根本意义的追问，不可能有最终的、完备的答案，那是一种“无尽的、永恒的”追问。那么哲学的价值在哪里？魅力何在？我们认为，它的价值和魅力就是它始终能够通过那些至大至深、历久弥新的问题来引发我们对世界本质和人生意义的兴趣、惊疑和追问，同时历练、提升人类的思辨能力、智力水平、情感深度。

有些人选择学哲学是为了达到现实的目的，我们要说，可别抱太大的希望。学哲学对现实人生有指导意义，这是肯定的，但必须加以限定：指的是根本性、原则性、大方向，也就是“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框架内的指导意义。想通过学习哲学，直接获得一个很具体、很实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途径、手段，那是不现实的，千万别把哲学实用化、万能化。现在人们经常谈论哲学处于“贫困”的状态，其实这并不奇怪；如果从“实用”这个意义来看哲学，“贫困”，也就是比较冷清、孤独，不那么红火、时髦，就应该是它的常态。哲学是爱智之学，学了哲学，人变得比较聪明、深刻、具有批判意识，那是确定无疑的。从这个角度讲，哲学对一切精神领域几乎都是“有用”的，至少是“无碍”的。

四、追寻本体：难以确知的目标 [64]

不论是个人还是人类，好奇心都是智力觉醒的征兆。当好奇心不仅针对个别事物，而且针对整个世界、整个人生时，就会提出世界的本质（世界的真相、本来面目）是什么，人生的根本意义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来。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世界本质这个问题的答案大体有两种。第一种答案，是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来的，即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某种物质或物质元素，比如说水、火、气、土、原子、物质等等。第二种答案，是另一部分古希腊哲学家提出来的，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于某种精神性的存在，比如数、理念、绝对精神、意志、神等等。恩格斯正是从这个角度，把西方历史上的哲学家或哲学派别划分成“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①张江明：《介绍恩格斯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第15页。

前面提到了泰勒斯，古希腊第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原、始基是“水”。以常识看，这个结论不但幼稚，而且荒谬：普普通通的水怎么可能派生出万事万物来？但不能小看了泰勒斯这个观点。他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这个命题，说明他在公元前7世纪人类智力的启蒙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要在千差万别的事物当中找出一个一般的、普遍的事物来，这个东西既不是“这个”也不是“那个”，但它既可以是“这个”又可以是“那个”。泰勒斯要从“多”当中抽象出“一”来，这个“一”，就是始基，就是本原，就是本体。在当时，把水看作始基是有其道理的：从直观上讲，水与其他事物相比，具有较大的普遍性、一般性、统一性。这个思路很了不起，所以我们说泰勒斯的“水命题”是一个哲学性质的命题，开了西方哲学的先河。当然，以后来科学的标准来看，把水当作万物始基，这个论断太离谱了，所以我们把以泰勒斯为代表的早期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叫作“朴素的唯物主义”。在泰勒斯之后，有人主张气，有人主张火，还有人主张几种物质按比例的混合等等。最后出现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古希腊唯物主义就进入了它的高级阶段——元素论：原子的量变或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的事物。

另外的一批哲学家，则把这个世界的本质，归之于某种精神的存在或力量。比如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中国古人发现了“勾股定理”，西方古人也发现了这个定理，这个人就是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数”。作为开创性的数学家，他发现万事万物都处在数量或比例关系之中，因此这个“数”就是世界的本原或本质。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他当然是错误的，也过于朴素了。不过在当时，他的这个思考实在不简单：从“形形色色”抽象出“多多少少”，这是人类哲学思维的一大进步。后来，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提出世界的本质是“存在”，柏拉图提出了“理念”，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形式”。所有这些作为世界本质的东西，都是精神性、观念性的根本存在。这一派的哲学家，开创了西方哲学的“唯心主义”派别。

不管把世界的本质、本性说成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有站不住脚、说不过去的地方。也就是说，世界的“实际情况”究竟怎样，是一个不能完全确知的终极性问题。唯物主义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图景：世界是一个物质的、实在的、永恒变化的过程；人，包括人的精神，只不过是这个物质过程的偶然产物。这个论点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比较符合我们的常识，也就是说，比较符合我们的感觉。比如说这张桌子，这个茶杯，我们的感官接触它们，获得不同的知觉、表象，由此我们就说：这桌子、这茶杯，是无可置疑的、真实的、物质的存在。推而广之，便得出结论：世界上所有可感的事物都是物质性的真实存在，而作为整体的“世界”，在本质上也就是一个物质的世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述说法太过浅显、浅薄了。

实际上，仅仅通过感觉、知觉、表象，人们永远都证明不了世界是物质的或客观的。有人说，眼前这张桌子，怎么不是物质的呢？“敲”它会发出声音，敲狠了手还会疼，它“看”上去是长方形的，颜色是黑的，如果用鼻子去“嗅”一下，还有一点木头或油漆的味道，用舌头去“舔”它，可能还会有点滋味。通过人的不同感官所得到的这些不同感觉、感受，不就活生生地证明了这张桌子是一个物质的、真实的、客观的存在吗？我们说，恰恰相反：你并没有证明“客观的”“物质的”桌子的存在，只证明了“关于桌子的感觉”这种主观状态的存在。声音、手疼、方形、黑色、气味、滋味，这些东西都是“人的”主观感觉，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客观性”来。这提示我们，传统唯物主义关于“物质实在”的断言并非颠扑不破，常识往往是不可靠的。

早在古希腊，就已经有很多哲学家对人的感觉表示了质疑。现在科学已经证明了，颜色只不过是不同长度的电磁波在眼睛中的显现，“客观上”是不存在“颜色”这个东西的。比如，在一些动物的眼里就没有红、橙、黄、绿、靛、蓝、紫，它们眼里只有“黑白图像”，因为它们的生物进化水平还不能使它们感知到电磁波的不同“长度”，只能感知它的不同“强度”。还有一些动物比我们人类强，能够感知到“红”之外或“紫”之外的光线（红外线、紫外线）。总而言之：一个东西的“客观存在”“物质存在”，凭着感觉是证明不了的。如果坚持要借助、依赖、相信感觉，并且一直走到底的话，不但不是唯物主义，反而是相当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我论”了。

传统唯物主义还有一个站不住脚、说不通的地方，就是它没有办法真正解释精神现象的本质问题。根据人们都熟知的哲学定义，人的意识、精神、思想与物质世界的关系有三个描述：它们是物质、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们是特殊的物质——人的大脑——的产物，它们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或“摹写”。显然，这是一种进化论的观点，即通过物竞天择、适应性变异和获得性遗传这些过程，人的精神、意识、灵魂得以产生、形成和发展。但这只能解释人的肉体（大脑）与人的理智之间的起源与派生关系，无法解释人的灵魂或精神现象、精神生活的起源、内涵和本质的问题。科学（进化论、人类学）已经证明，智力、理智、理性，是人脑为了人的生存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机能或对外部环境的一种适应、认知能力。但是，人的灵魂、人独有的精神世界、精神生活，就很难说成是为了适应环境和机能的进化而派生出来的产物了，因为人的精神，包括人的道德、宗教、艺术、审美、自我意识、爱心、仇恨、虐待、救赎、内在体验等等精神活动，不能简单地被归结为自然进化的结果，更不能被归结为某种特殊的物质过程。人的精神世界极其复杂，它是一个自在的、自洽的系统，与人的肉体系统虽然关系密切，但它一旦产生就是独立存在、独立运行的。

正因为如此，在很大程度上，唯心主义的产生就是为了解决精神现象的来源问题。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各式各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设定或假定世界上存在着一个精神的本质或“本体”，它是人的精神世界、精神活动、精神生活的来源、支撑和载体，它保证了人类精神追求的永恒价值。而且，它的存在是不会随着人的肉体消亡而消亡的，这一点正是一切宗教的本质。这个东西，就是灵魂或心灵。古希腊唯心主义派别的哲学家关于世界的本质是数、存在、理念、形式、神等等的观点，就是这么产生的，这些东西，都是精神性的“实体”，都是“灵魂”及其变种。

唯心主义的最大困难在于，它无法“证明”精神实体或本体（即灵魂）的存在。如前述，唯物主义不能解释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因为它只能诉诸各种各样的感觉。但不管怎么样，感觉毕竟与人直接相关，在常识的意义下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唯心主义连这个手段都不具有，它只能求助于“形而上”的观念、概念本身，所有的唯心主义理论都只能在概念、范畴、逻辑的框架内论证，从柏拉图一直到黑格尔，都陷入了所谓的“丐词魔术”，即以尚未得到证明的判断作为论据来证明论题、论点的真实性。因此，唯心主义要想成立，只能假定“精神”“灵魂”的存在是无须证明的，这就陷入了独断论。

我们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关于世界本质、宇宙本体的断言所作的质疑，是想说明这样一点：无论说世界的本质、本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困难重重；换句话说，世界“最终”是怎样的，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任何关于世界的论证，作为某种“形而上学”，都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所有“形而上学”理论都是超越于经验之外的，不能付诸任何意义上的检验或证明。哲学关于世界本质的说明，总的来说属于信念或信仰的范畴。这正是我们说哲学根本问题只能是“永恒的追问”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五、介于宗教和科学之间 [66]

伯特兰·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里说：“哲学是某种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①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页。他的这个不算定义的定义，揭示了哲学这门学科的内在矛盾和根本特征。

我们先看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哲学和宗教都是人的精神生活方式。宗教和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在性质上高度契合，它们都是终极关切：世界的来龙去脉和本质，生命的终极意义与价值，人的存在与根本使命等等。宗教和哲学一样，要对世界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给出一个完备的、全面的、最终的说明。

但是宗教和哲学用以说明问题的手段或途径是完全不同的。在宗教看来，有关世界和人生的总体、本体究竟如何的问题，人的头脑、人的理性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不可能弄明白，唯有依靠全知全能的神、造物主的启示（“天启”），因此人在上帝面前应该谦卑、仰视，满足于不容置疑的信仰。基督教《圣经》一开篇就是“创世记”。上帝用了7天的时间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人（亚当和夏娃）、赋予了一切存在、本质、属性、关系等等。在《圣经》里，一丁点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的影子都没有。基督教就是要让人笃信上帝创世、耶稣复活、三位一体等等教义。为什么要信？没有理由，信就行了。这很荒谬，也很武断。罗马帝国著名神学家德尔图良说：“正因为荒谬，所以我们才相信”②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7页。，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哲学可不是这样。哲学与宗教最大的区别，就是不愿诉诸神圣的权威，不愿意接受某种关于终极问题的独断的解释。哲学只承认一个权威：理性的权威。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沉思”，通过合理的思考、论证、说明，靠“动脑子”来解释、解答、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终极性的问题。哲学跟宗教一样关心至深至远、至大无外的问题，但是在解决的办法、途径上，宗教靠执迷不悟，哲学靠动脑筋，靠理性思考。因此，哲学就与宗教渐行渐远，而跟科学越来越近了。从这个意义来说，哲学不像宗教，更像科学。换句话说，哲学的追问是宗教性质的，但它寻求的解决办法却是科学性质的。哲学家有一颗宗教的灵魂，却有一颗科学的脑袋。

但是，想要给宗教性质的问题一个科学性质的解答，恰恰是哲学这门学科的一个最大的内在矛盾。牛顿用了大半生精力把天体和地球物理学研究得那么清楚，形成了伟大的理论体系，直到今天仍然是经典物理学的最高权威之一。但是，当他去追究最终问题即宇宙的原始动力问题的时候，他的智力无能为力了。牛顿的解答是：“来自上帝的第一次推动。”这个解答，与他用了大半生从事的以缜密实验、严格逻辑为特征的科学研究相比，显然太简单，也太无力了。他只能如此，因为他这时面临的问题已经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晚年的牛顿已经不做科学研究了，而是思考宗教问题，从一个科学家变成了一个虔诚的神学家。牛顿的故事说明：用科学的手段去解决宗教的问题，是徒劳的。

把这个问题说得再具体一点：宗教是灵魂发出问题，信仰来回答，这是可以打通的，最终导致盲目崇拜、无限信仰；科学是头脑发问，理性来解答，这也可以打通，最终导致科学知识体系。头脑里的问题都是合乎理性的问题，用实验的办法、数学的办法、逻辑的办法，科学都可以解决，至少可以找到解决的思路。哲学怎么样呢？它是由灵魂发问，再由理性来回答，这就麻烦了，必然陷于不能自拔的矛盾之中。牛顿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最终放弃了科学研究。怎么用实验的手段来证明世界的最终来源，或解答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怎么用逻辑的办法来回答人生的根本意义、生活价值的取向问题？这个麻烦，或这个矛盾，康德称之为“二律背反”，也就是自相矛盾：当人们以科学的方法（比如经验和逻辑）来回答那些最大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问题的时候，也就是用科学的手段去回答宗教问题的时候，必定陷入“二律背反”的自相矛盾之中，这时人类的哲学理性就陷入了迷误之中。

由此可见，哲学既像宗教又不是宗教，既像科学又不是科学，哲学就这么处于宗教和科学的“中间地带”。

特别要强调一下“哲学不可能成为科学”这件事。从古希腊开始，哲学追问世界本质、本体的基本思路一直是“二分”或“二元”的模式。把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现象”，一个叫“本质”。任何事物都是这两者的统一体。现象就是呈现于人的感官里的东西即日常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它们多种多样、变动不居、转瞬即逝。关于现象的知识属于常识，是不可靠、不可信的知识。而在现象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决定、支配了现象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本质或本体，或者说，是“世界的真相”。科学或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事物的本质、本体，把真相揭示出来。这个思路默认了一个前提：世界必定有一个“本来的样子”，是它造成了我们日常生活里看见、听见、闻见、尝到、触摸到的那些感觉、表象、常识。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哲学就是要超越或透过“现象”，达到对“本质”的洞悉和认知，所不同者，唯物主义认为本质是物质，唯心主义认为本质是精神。因此自古以来，“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一直是哲学的根本特征、根本宗旨。直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才开始遏制这种“本质主义”的哲学倾向，到了康德，则基本上终止了这种倾向。

问题是，世界到底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本来面目”或“本质”“本体”“一”？按康德的说法，这个问题已经超出了人类理性、理智的范围，是无法解答的，世界的“本来面目”（他称之为“物自身”）究竟如何，这是宗教、道德和美学探讨的问题，而非科学、知识的领域，因此，将哲学（形而上学）问题作为科学知识来追求，是完全不能成立的。从康德以后，西方哲学界开始向“现象主义”（phenomenologism）转向，形而上学遭到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和唾弃，尤其是在英语国家哲学界。20世纪西方哲学普遍认为，世界只有一种存在方式，那就是作为显现在意识或感觉中的那些东西——现象。由此可见，哲学从追问世界本质、本体开始，搞了2000多年，结果却发现并没有什么“本体”，或者说，没有办法证明有什么“本体”，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贫困和悲哀。同时再一次说明：哲学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科学，因此哲学要继续存在下去，它的意义和价值就不在求知方面。因为凡是人们想要确切地加以认识、知晓、掌握、运用的东西，科学（包括技术手段）已经完全够用了，用不着哲学，哲学有它自己独特的功能。

六、哲学的“用处” [68]

20世纪50年代之前，在西方哲学界，尤其是英、美这两个国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拒斥形而上学”的思潮，要完全摒弃、彻底否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理性主义、本质主义哲学。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他们认为，2000多年来的“本质主义”哲学实际上是一种“语言的误用”：2000年来，各种各样的哲学本体论、形而上学既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真的，也没有告诉人们什么是假的；所有哲学的论证、陈述都是“没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哲学的话语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他们认为，如果哲学还有必要保留的话，它的功能就只有一个：语言批判，即通过逻辑或语义的分析，弄清楚人们究竟说了什么。由此，他们开创了英美哲学界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流派。

另一方面，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也推进了传统哲学的转向。关注生命的本来意义、解读人的非理性的心理状态、根据纯粹的“现象”还原事物的本质或本性等等，构成了欧洲大陆以生命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为代表的思潮。这些派别虽然并不拒斥“形而上学”，但它们更注重非理性、非逻辑、神秘体验、文学表达等方式来表达终极关切。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英语国家哲学界，以卡尔·波普尔为代表的批判理性主义，重新举起了本质主义（本体论、形而上学）的旗帜，只不过，作为康德信徒的波普尔一方面承认形而上学作为科学知识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却坚持形而上学可以为科学知识的发生、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心理基础和不言而喻的理论前提。

哲学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我们认为，不在于它能够对关于“天”和“人”的根本性、终极性问题做出解答，而在于那些“大问题”本身。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不会停止对世界和人生的“神秘本性”“本来意义”进行理性的追究和沉思。康德关于“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坚定信仰和终极关切，他那种“恒然于心、敬而畏之、日念日甚”的执着与情怀，体现的是人类共有的、永恒的、普世的追求，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哲学必将继续存在，爱智冲动、终极关切、意义追问永远不会停止。

关于哲学的“用处”问题。在一般人的眼里，哲学探讨世界的本质、生命的意义，这都属于“大而无当”的问题。在今天这个世俗、功利的时代，哲学确实是没有太大用处的——没有实际用处，解决不了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世界的本质、本性、本原，也许和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地质学有点关联，但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目的在哪里？活着为了什么？这些问题对于常人来说，也过于玄虚、离谱了。

哲学家着迷的是抽象的世界、根本的原因、神秘事物的道理、世界和人的本性等，这些东西都离日常生活太远，老百姓对它们不关心。所以哲学家不同于常人，显得古怪。哲学家当中的怪人的确很多，有时候数学家、科学家也怪，爱钻牛角尖。

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说，在人们心目中，哲学家是怪人，是对城邦无用的人。①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4页。苏格拉底服兵役时，有一天，他站在同一个地方思考问题，一直没有挪动。从清早到中午又到了傍晚，有人搬来了铺盖卷，准备陪着他，看他能站到什么时候。果然，苏格拉底站到了第二天，这就是沉迷于理性思索的结果。泰勒斯在思考问题的时候，心里想着各种各样的“大问题”，结果沉浸太深，一下子掉到井里去了，遭到了在他旁边的女仆的嘲笑。有的哲学家不但思想无忌，而且行为大胆。有一年柏拉图跑到西西里岛一个叫“叙拉古”的城邦，去宣扬自己的“哲学王”思想——他认为做国王的人应该是学哲学的人，或者哲学家应该成为国王。他对这个城邦的暴君统治者狄奥尼修斯灌输他这套思想，开始还行，后来听着听着，狄奥尼修斯给他定了性：一个无聊的老人对无知青年的谈话。②第欧根尼·拉尔修：《古希腊哲学的故事》，王晓丽译，北京：时事出版社，2019年，第123页。于是把柏拉图卖去做了奴隶。幸亏那个买主慧眼识人，把柏拉图放回了雅典。

所有这些，都说明哲学家迂腐，哲学没用。若说实用价值，的确是这样，哲学应该是所有学科当中解题功能最弱的一门学科。

不过话说回来，哲学家虽然考虑的事情离现实比较远，却不等于哲学家就不食人间烟火。前面讲了泰勒斯成天想天上的事，不看脚下，掉到井里去了。有人讥笑他笨，泰勒斯就说：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本事。希腊那个地方盛产橄榄油，泰勒斯是当时最杰出的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他通过观测天象，预测来年橄榄将获得大丰收，他就把米利都那个城邦里所有的榨油器，都租了下来。别人很奇怪，这老先生要干吗？到了第二年橄榄大丰收的时候，泰勒斯用高价把榨油器租了出去，发了一笔财。他要以此证明，哲学家如果想要做一个成功的商人，立即就能够做到。但是讲得很清楚：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一个国家、民族，没有哲学，没有哲学家是不行的。哲学问题的不断提出，表明我们人类的心灵在想象力和洞察力方面是丰富的和深刻的，同时表明，在我们的心灵里不仅有关于“现实”事物的概念，而且还有许多关于“可能”事物的概念，从而一方面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至于陷入教条主义。所以，哲学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活动。如果说求知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标志之一的话，那么追根究底地求知，便使得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区别开来。未开化的民族不可能进行系统的哲学思辨，而历史上最优秀、最伟大的民族无不是最聪明、最智慧的民族，也就是说，他们无不在哲学上大有建树。

任何社会，都非得有那么一些乐于沉思、勤于批判、善于追究的人。如果不对假定的前提和原因进行审视与检验，而将它们束之高阁、不予质疑，社会就会陷入僵化，信念就会变成教条，想象就会变得呆滞，智慧就会流于贫乏。因此，对于一个文明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来说，追求真理、追求实在、追求意义、追求自由、追求美等等，是必要的，尽管我们常常不能把这些东西追求到手，甚至真的到了手，我们可能也不知道。重要的是追求本身，即哲学的省思与反思。哲学的生命力和吸引力正在于它的无视常规和追根究底，在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而哲学家，无论如何都是一些“怪人”，因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恼人的，却又极难应答，而且带有根本性。但正是这样一些为数甚少、站在人类智慧顶峰的人们，通过建设性工作和解构性工作，引导着人类文明的阶段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