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小静

一、引言

河西宝卷是流行于我国河西走廊各地宝卷的俗称。学界对其的搜集、整理及研究均始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近40年，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综合来看，这些成果解决了一些具体问题，但也存在很多不足，本文将从经验、问题两方面谈谈对此问题的基本看法。

二、经验

河西宝卷研究成果集中在论文、著作、卷本资料出版方面，这些对我们认识河西宝卷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解决了河西宝卷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主要涉及河西宝卷的渊源脉络考证，功能价值阐释，音乐、方言、音韵问题研究，以及传承保护探索等方面，下面将具体阐述。

（一）河西宝卷的渊源脉络研究

河西宝卷发源于敦煌变文的观点由段平、谢生宝等先生较早提出，以后的研究者对此基本持赞同态度，并有发挥、扩展与补充。[1]长期致力于河西走廊民间文学研究的李贵生先生撰有系列文著，考证过敦煌变文向河西宝卷演变的过程。他认为从唐代开始，具有讲唱文学的结构演化，经历了敦煌变文的两段式、佛教宝卷的五段式、教派宝卷的六段式，以及民间宝卷的四段式、三段式和两段式等阶段。敦煌变文的结构是中印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果，佛教宝卷的结构源于《销释金刚科仪》，教派宝卷在佛教宝卷的基础上加入了时兴小曲等内容。康熙年间教派宝卷衰微，民间宝卷盛行，并且宝卷的娱乐功能增强。河西宝卷的结构演变脉络清晰，其中六段式结构源于康熙及其前的教派宝卷，五段式、四段式、三段式、两段式结构均由六段式嬗变而来，大致完成于清末。河西宝卷中以十字句为主的四段式、三段式结构是中国宝卷结构嬗变后在河西走廊形成的说唱结构类型。[2]该观点首次从卷本结构角度对敦煌变文向各地宝卷（包括河西宝卷）的演化做了推理，论证严谨，观点新颖，为宝卷及说唱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思路。

当然，尚有从微观视角讨论敦煌变文与河西宝卷等其他文艺形式渊源关系的文章，[3]也有观点认为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圣谕宣讲等有源流关系，[4]还有观点认为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无直接传承关系，应该源于明清以来的民间经卷。[5]这些观点对我们认识河西宝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以笔者的研究来看，河西宝卷的直接来源尚需论证，对于此问题目前易存诸家观点。

（二）河西宝卷的功能价值阐释

自本世纪初以来，使用民俗学、民族学、人类学相关理论与方法研究河西宝卷的成果逐渐增多。这类成果依据田野资料与卷本资料，从内容、表演程式、故事原型等视角出发，对河西宝卷的思想、功能、价值等问题有较深入的阐释。此类研究论域多元，视角多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河西宝卷能满足流行地民众的信仰、教化与娱乐需求，这也是它至今能够存在的主要原因。[6]念卷仪式是脱离了宗教性的世俗文化，具有神圣与世俗双重属性。[7]河西宝卷中渗透的因果报应、求善免灾、劝人为善等思想体现了流行地民众自行教育的传承习俗和自我维系、延传的生存智慧。[8]历史建构形成了河西走廊多元的文化环境，河西宝卷对河西文化的思想等传承有延伸意义。[9]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都是当地民间信仰的载体，体现了流行地民众的精神追求，是河西文化多元包容的体现。[10]河西宝卷卷本记录的河西民间礼俗，体现了儒释道融合的多元文化特征，[11]抄卷在河西民众生活中具有神圣性，民众认为其对抄卷者能起到仪式治疗作用。[12]河西宝卷中的部分卷本包含儿童文学与儿童形象。[13]河西宝卷卷本通过二元对立和狂欢性的结构，张扬了女性的自我价值，这是对以儒家文化为中心的精英文化的颠覆与反叛。[14]河西宝卷中二郎神、秦始皇、包公形象对儒家文化背景下塑造的传统人物形象有颠覆现象。[15]河西宝卷中的婚姻故事有悔婚型、休妻型、人仙婚型三类，孝类故事可细分为孝妇型与孝子型，以上均能提炼出叙事母题。[16]

（三）河西宝卷的传承保护研究

河西宝卷如何保护，如何传承传播，不仅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也是当下地方文化部门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传播方面，有专家认为河西宝卷的传统传播传承以刊本、借抄、口传为主，笔者以为此说公允。[17]保护方面各位专家论点不一，有专家认为应强调河西宝卷的存在价值，保护不应取决于经济实用性，应侧重其对民众心理的作用。[18]有专家认为可以通过全面搜集整理卷本，加大研究力度，利用现代传媒加大对传承人的培养，扩大宣传，唤起人们的保护意识，实现河西宝卷的传承。[19]有专家认为可以探讨河西宝卷借助互联网平台直播传播的可行性。有专家认为将河西宝卷作为文旅资源进行整合，有助于其传承保护。这些观点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为河西宝卷保护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当然口传文艺的保护传承是当下我国各地均面临的问题，针对不同艺术形式，不同地区有不同处理方法，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建立在主观想象中，需要细致研究，科学论证。

（四）河西宝卷的音乐问题研究

河西宝卷的音乐研究方面成果相对较少，未解决的问题较多。首先，各专家搜集到的曲牌数量就不尽相同；其次，各观点之间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联系。有专家认为河西宝卷的音乐曲调兼有抒情、叙事两种功能，具有程式化特征，在一曲多用的同时又有专曲专用现象。有专家统计，截至2010年，河西宝卷曲牌有78个，又有专家认为有147个，已消亡39个，其余有流传，调式以七、五声为主，徵、宫、商三音在调式中更为重要。有专家认为河西宝卷中的音乐可分为主曲、词（杂）曲、小曲三类，主曲可追溯至唐代俗讲，词（杂）曲为南北曲曲牌及明清俗曲，小曲以当地民间音乐为主体，兼有外来音乐元素，河西宝卷的音乐是以课诵音调为核心、传统曲牌为基础、民间音调为外围的杂糅的复杂体系。

（五）其他方面的研究

河西宝卷研究在方言音韵问题研究、艺人调查、卷本结构分析、内容分类、卷本翻译、抄本特征分析等方面均开拓出了新的研究方向。有研究者认为，河西宝卷反映了西北官话区，甘青两地的方言、词汇特征，保留了一些明清以来的西北方音，其语音属兰银官话，且含有大量的韵文和别字，口语化强，用韵比《广韵》宽泛，在对唐五代、宋代西北方音继承的基础上，又有新特点，能反映明清时期西北方音概貌。这为讨论河西宝卷的流行时间提供了可靠而直接的论据。艺人方面有两篇硕士学位论文，涉及甘多盘、赵旭峰两人。结构方面，除上文提到的李贵生先生的观点外，尚有其他观点，有专家认为河西宝卷卷本具有叙事性、叙事的程式化、卷本构成形式的综合性三个基本特征，融合了古典话本叙事、韵文叙事，以及诗、词、曲、令、诸宫调等演唱调式。内容分类方面，演义志怪类、劝喻类、乞施类等四分法，有专家认为可以采用宗教类与民间类两分法，有专家认为车锡伦先生在《中国宝卷研究》中将“女性修行”题材单列为一类，而这种情况河西宝卷中也有，反映了女性在精神生活方面的突破。翻译问题探讨方面成果较多。河西宝卷的卷本抄写方面，李贵生先生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抄本用字情况较为复杂，繁体字、异体字、简化字、俗写字等并用错别字较多，反映了不同时期汉字的规范、推广等问题，为研究汉字的形体相关问题提供了资料。

三、问题

就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河西宝卷研究存在诸多不足。限于篇幅，这里仅讨论两个基础问题，一是河西宝卷概念的定义与其属性问题，二是河西宝卷的存目搜集与卷本整理问题。

（一）河西宝卷概念定义、属性判断方面存在的问题

与河西宝卷概念相关的定义等有以下几种。1986年，段平先生在《用河西宝卷透视当前的俗文学》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河西宝卷”这个概念，之后在《河西宝卷选》一书中讲道：“河西宝卷，就是当今流行在甘肃河西一带（包括武威、张掖和酒泉三个地区的二十多个县）的一种说唱文学，即我国历史上盛行于明清两代的民间宝卷。”此后该概念基本为学术界接受，使用极多。1998年出版的《中国曲艺音乐集成·甘肃卷》讲：“宝卷在甘肃各地区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目前陇中只在岷县（昔称岷州）流行。唯有在河西的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等延绵千余里的古丝绸之路要道上却世代不绝如缕，相沿成俗，至今尚有延续。”2008年出版的《中国曲艺志·甘肃卷》讲：“念卷，亦称唱宝传、宣卷、劝善书、友善书。流布于甘肃境内的酒泉、张掖、武威、定西、兰州、天水、平凉、陇南等地。念卷的卷本称为宝卷。”很明显，这两部著作未使用“河西宝卷”概念，而仅是在标题中用了“甘肃宝卷”“念卷”。2006年，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项目中收有“河西宝卷”，涉及地区为武威市凉州区、酒泉市肃州区；2008年，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文学项目收有“宝卷（河西宝卷）”，涉及地区为张掖市甘州区。

据以上引文可知，目前所谓的“河西宝卷”指的是流行于武威、张掖、酒泉三地的一种口传艺术的卷本，这是毫无疑问的。笔者认为这个概念过于随意，所指模糊，有待商榷。

首先，与“河西宝卷”相关的各类宝卷的命名极为混乱，未形成统一的命名标准。

如果从行政区划来看，上文引《中国曲艺志·甘肃卷》讲到的甘肃地区流行的宝卷，除了在地处河西走廊的酒泉、张掖、武威三地流行外，尚在定西、兰州、平凉、陇南等市有流行，那甘肃境内除河西之外的地域流行的宝卷，与河西宝卷之间的联系程度如何？至今也无专门文著论述。如果从地缘关系来看，与河西走廊仅一山（祁连山）之隔的青海东部地区也有宝卷流行。长期致力于宝卷研究的刘永红先生讲：“在青海东部农业地区的明和、乐都、互助、湟源、湟中等县，至今还保留着宣唱宝卷的传统。”“河湟宝卷的念卷活动主要分布在青海东部农业区的汉族、土族和少量藏族民众中。”那么，河西宝卷与河湟宝卷之间的联系程度如何？

笔者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两地之间的距离相对较小时，宝卷之间的差距就小，因为较短距离有利于传播。所以河湟宝卷与河西宝卷相互流播更为便捷，而河西宝卷与河西之外的甘肃省其他各地的宝卷之间联系较远。按照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传播的一般理论，地域距离决定了它们在文化特征方面必定有相似性。第二种可能，用于比较的两地宝卷之间存在较大差别，其中某地宝卷以飞地形式存在，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因为据笔者研究，宝卷的三种传播方式中，刊本传播与抄本传播是主要方式，存在跨区域性。

按常理来说，甘肃省内河东各地流行的宝卷念唱，与青海河湟谷地流行的宝卷念唱，及河西地区流行的所谓“河西宝卷”念唱，在曲目、卷本、音乐、表演程式等方面存在联系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们都同属于“宝卷”这个大概念之下，有研究者亦在建构“宝卷学”，同时它们也都属于西北这个大的文化区域。但笔者的疑惑是，这种联系到了何种程度？它们之间到底是同源异流关系，是流传散布关系，还是毫无关系，截至当下，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具体答案。笔者认为，在对流行于同一个大的文化区域内部的各类、各种宝卷之间关系尚未研究清楚的情况下，诸如“河西宝卷”“河湟宝卷”等概念，或冠以市、县、区等行政单位名称的，如“张掖宝卷”“酒泉宝卷”“凉州宝卷”“凉州小宝卷”等概念所指的对象之间，是具有诸多共性特征的一类宝卷的不同种属，还是个性较强，关系不紧密的不同类别，需要进一步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答案。如果研究的结果是后者，这样的概念称谓虽造成了一些混乱，但也说得过去，如果是前者，对这种流行于甘肃、青海等地的卷本恐怕在学理上需要重新论证与定义了。

其次，讨论与“河西宝卷”相关的各类宝卷之间的关系以及源流的考证，不应该忽视音乐问题。

河西宝卷是流行于河西地区的宝卷无疑，那各地流行的宝卷在念唱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音乐方面的诸如曲牌、旋律等特征，以及各地宝卷的念唱，与河西走廊内部诸如凉州贤孝等其他各类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如何，也很有必要重新讨论。因为音乐形态的差异是区分乐种、曲种、剧种的主要依据，很显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非常薄弱的。当然，这些问题通过田野调查就能发现，而河西宝卷的源流问题论证可能更为麻烦。

《凉州贤孝渊源初探》一文认为：“这些事实证明：凉州贤孝是敦煌变文的‘子孙’、河西宝卷的‘分支’。”很明显，该文将凉州贤孝视为河西宝卷流变而成的下级分类项目。《同源异流下的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一文讲：“（河西宝卷和敦煌变文）继承了敦煌变文的说唱传统，又承载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品格，在传承中变异，创造中发展，进而演变成两种同源异形的说唱文学样式。”很明显，该文将河西宝卷与凉州贤孝视为同级文艺事项，源于变文，这三者的关系为，变文是源，凉州贤孝与河西宝卷是流。其实就唐代变文目前研究的程度来看，对于它的演化方面的研究，诸家观点基本一致，其整体的演化脉络也比较清晰，即唐代变文的流变，一直属于曲艺范畴，是代言体，与戏曲形成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脉络，在唐之后的各个时代均有较具影响的文艺形式产生。同时，变文影响的不仅是凉州贤孝与河西宝卷，而是其后的多类曲种，甚至剧种。《中国戏曲音乐集成·陕西卷》讲：“（秦腔）唱词继承了唐代变文七言齐字句、上下句押韵的基本格式。”笔者认为，要在变文、河西宝卷、凉州贤孝之间建立演化的逻辑关系，涉及的不仅是唱词，还有曲牌与音调等的具体演化，而从音乐的角度来看，变文与河西宝卷或凉州贤孝之间的直接演化关系是无法论证的。

再次，“河西宝卷”的属性实为民间文学概念，不是活动本身。

对河西宝卷属性的研究，结合各家研究结论与笔者调查的结果可知，河西一带的宝卷，指的仅是卷本，即以纸为载体而存在的具体文本，是静态的，不是活态的。而通过讲、念、唱等形式将静态的此类文本以口述形式呈现出来的活动，一般称为“念卷”或“念宝卷”。《张掖市志》讲：“宝卷在张掖历史悠久……念宝卷有一定的仪式。”《酒泉市志》讲：“宝卷是流传在河西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民间文学作品。酒泉农村一向有念宝卷、听宝卷的传统。每当秋收完毕或逢年过节，夜来无事男女老少围坐一处，请识字者讲唱宝卷。”刘永红先生讲：“宝卷是民间‘念卷’或‘宣卷’宗教信仰活动中一种集信仰、教化和娱乐为一体的民间讲唱文艺的底本。”很显然，非遗保护名录中的所谓“河西宝卷”是卷本无疑，其在非遗名录中隶属于民间文学项目的分类就可说明此问题。但从该艺术形式存在的实际情况看，河西走廊各地非遗保护中的“河西宝卷”，指的不仅是卷本，而是一个活态存在的“文艺表演形式（或过程）”。因此，无论学理中的宝卷内涵如何，目前通用的“河西宝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卷本，其二是活动。但笔者以为，研究视角与研究成果的民间文学取向并不能改变河西宝卷是传统曲艺的本质属性，用一个静态的概念指一种活态存在的文艺活动，显然不是很准确。这是以往学术研究、非遗保护中被忽略的问题。对此长期致力于河西走廊音乐文化研究的王文仁先生讲：“（河西宝卷）无论是‘敦煌俗文学的分支’，还是‘变文的嫡系子孙’等相关‘敦煌俗文学’‘民间文学’等的学科属性界定，都只是凸显了其‘文言’‘文辞’的内容特征及‘说’的表现形式，而淡化了‘唱’的一面，这是片面的，不够合理的。”很明显，他很早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作为一种集音乐、文学、表演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对其的研究应该考虑其本质属性，这一点在学术研究方面明显未受到重视。当然，“河西宝卷”贴上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签，成了一个文化品牌，而学界、民间四十余年来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习惯，本文也只能笼统地采用这个概念了。但是，在与其相关的其他宝卷的命名方面，是否应该考虑这种文艺事项具有的这些属性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

（二）河西宝卷曲目搜录与卷本整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以上谈到河西宝卷是综合性艺术，按我国对文艺形式的分类应属于曲艺。但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观念所影响，学界基本将它以民间俗文学对待，这就导致对其音乐问题的研究历来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而对其曲目的搜集、卷本的整理历来是河西宝卷研究的主要方面，因此，河西宝卷在曲目搜录与卷本整理方面确实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河西宝卷到底有多少曲目流行，到底有多少卷本存世，各著所载不一，且差别较大。朱瑜章先生曾撰长文，对此问题有详细考证。他通过对车锡伦、段平、王学斌、王文仁、宋进林与唐国增诸家编目的分析与比较，通过对已出版的河西宝卷卷本的整理与对比，认为除去重复，河西宝卷现存曲目有210种，刊行的卷本虽有361部之多，但除去重复与同卷异名的刊本，仅有110部。笔者分析各家观点后认为此论最为公允。

作为传统的口传艺术，曲目与卷本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资料，也是这种艺术形式赖以发展、传承的物质载体，因此曲目搜集与卷本整理在学术研究、非遗保护、区域文化创新发展等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就笔者的研究情况来看，曲目与卷本方面至少有三个问题未被研究者重视。

首先，曲目搜集只重视统计，忽视了田野调查中的再验证。

河西宝卷在曲目的收集与整理方面疏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河西宝卷基本流行于社会底层，是口传艺术，因此对已经见于各类文章、著作中的曲目，现已出版的曲目，不仅要使用传统的目录学方法进行系统研究，还应该使用田野方法对它们进行多次的摸排与验证，进而补充校正，显然这点做得不够。就笔者田野调查的情况来看，各地艺人手头掌握的各种抄本数量极多，朱瑜章先生也讲，“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在河西民间的宝卷卷本几乎全是手抄本。”而在各地的抄本中，虽然绝大多数抄本为近代所抄写，但也有个别抄本年代久远，不乏珍贵的清代抄本，以及民国时期的刊印本等。由于多种原因，这些曲目目前尚无具体的统计数字。虽然在河西走廊各地普遍流行的宝卷曲目一定有大致的数量与各自的流行范围，也显示出了一些地域的个性特征，但版本、年代等问题因为原始卷本的缺失而不好判断。朱瑜章先生对河西宝卷存目与刊本研究时，所依据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规出版的卷本，他说：“下面介绍的河西宝卷刊本，非指明清时期的刊印本，而是指当代的宝卷汇辑刊印本。”很明显，这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已出版的卷本质量参差不齐，多数卷本几乎不具备学术研究价值，民间卷本漏收情况普遍。

据朱瑜章先生整理，截至2015年，已经出版的河西宝卷有11部（套），另据王明博先生整理，截至2019年，已经出版的河西宝卷卷本有15部（套）。笔者翻阅手头已有的部分卷本与集子后发现，这批已经出版的河西宝卷卷本质量参差不齐。

如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影印本最具原始资料价值，而校勘本是目前学界公认的最具研究价值的重要文献。很显然，河西宝卷的卷本出版远未达到如此精细、深入的程度。据笔者了解，部分学者因为财力及诸多原因，仅将自己收藏、收录的部分宝卷以校本出版，绝大多数刊本基本为地方文化部门编辑、出版的资料集，整理过程中宝卷来源不详，底本信息不全，版本信息遗漏，修改文本，删减“迷信”类唱词、唱段情况较为普遍，因此这类刊出本整体来看如同鸡肋。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各地艺人私藏的宝卷中有一些版本，甚至曲目未被辑录，这些被遗漏的宝卷版本与曲目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尚需进行细致的调查才能得出答案。

再次，对河西宝卷同名、同版本曲目源流及分布等问题系统的比较整理几乎为空白。

就河西宝卷卷本的民间流播情况来看，基本以抄本居多。而以某一个唱本作为底本，在各地传抄的情况极为普遍，这就造成了河西宝卷曲目版本的多元化特征。据笔者调查，河西一带民间传抄宝卷是有传统的，前文已引证的研究成果也讲到传抄宝卷具有“仪式治疗”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传抄的底本中有刻板刊印本，当然最多的是互抄本，出于信仰等原因，民间传抄时基本不会改变底本，这就形成了几乎相同的版本分布于各地，而通过对各地相同曲目抄本的调查与对比，既能为原始底本的版本考证提供论据，也能显示具体的宝卷曲目在河西走廊内部的流播脉络与分布情况，此中价值不言而喻。

随着河西宝卷辑录本的陆续出版，近年来，各地艺人、爱好者等以这些宝卷为底本进行抄录的情况较为普遍，呈现出源于民间的宝卷反哺民间的现象，但上文已讲，这些刊行本中有一些是经过删减修改而整理的，这种现象对河西宝卷的传承传播意义如何尚需思考。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河西走廊内部，同源的抄本、同源不同版的抄本、同名不同源的抄本、异名同体与同名异体的抄本，念唱时在音乐方面是否也存在相似性，需要严谨的比较研究才能得出。而这些，恰恰能反映河西地区流行的宝卷在河西这个文化区域内部的流播特征。河西宝卷卷本整理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亦是宝卷这个大的口传文艺研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河西宝卷，乃至宝卷的本质属性判断不清所造成的。

综上所述，河西宝卷研究喜忧参半。对此，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对“河西宝卷”这个概念的内涵要有准确的认知，鉴于其目前已经具有了鲜明的民间文学属性与区域文化属性，业已成为贴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标签的地方品牌，同时也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而不好改变。但与其相关的各地宝卷的命名，应该在以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即探究西北各地宝卷在曲目、内容、唱词、曲牌、音调等方面的共性特征与个性差异，梳理源流脉络，应该采用能反映西北各地以相似的文化形态背景的名称，不使用市、县、区等具有鲜明行政区划特征的名称。另外，河西宝卷曲目搜集应该从文献与田野两个角度出发，对河西宝卷现存曲目进行补充与修正。对河西宝卷的稀有卷本，具有地域特征的卷本，应该以影印本与校勘本的形式优先出版。当然，要实现这些，需要地方文化部门、各地宝卷传承人以及各地研究者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