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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文化理念与中华儿女大团结

2022-12-31王延中宁亚芳

关键词:中华民族理念民族

王延中 宁亚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在2022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发挥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和谐,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是“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基本任务”[1]。围绕中华儿女大团结问题,笔者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角度,进行简要的论述。

中华民族共同体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宝贵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之核心要义,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文明绵延持续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辉煌,贡献了促进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中国智慧。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和发展中,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文化基因性质的文化理念,如“大一统”“以民为本”“尊异求和”“多元一体”“天下大同”等。这些文化理念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形塑的思维模式和处世智慧,成为加强中华女儿大团结、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宝贵精神标识。

一、“大一统”的文化理念

维护团结、追求统一是中华文化最显著的标志,也是印刻在中华儿女心底里的情结。早在五帝时代,当时在中原地区就结成了“族邦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3],“族邦联盟”在走向夏、商、周的王朝国家阶段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与之相匹配的“联盟一体”的思想观念,为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提出“大一统”思想奠定了基础。“大一统”作为一个固定词语,初见于儒家经典《公羊传》中的“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中“大一统”的本意是“尊崇一个以时间开端为标志的统绪”[4],东汉何休注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5]由此可知,“大一统”原意是要求大家遵照国家颁布的“正月”这样一个时间点,尊重和维护新生政权的权威性与合法性。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始皇为了巩固国家统一,实行郡县制,推行“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秦汉广泛推行郡县制,地缘因素取代了血缘因素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组织力;确保地理空间上的统一和政令畅通,也成为国家治理实现中央集权和有效治理的现实需要。自秦汉始,原本强调时间维度的“大一统”思想扩展为包含国家地理空间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以适应秦汉以来国家形态结构和政治运行规则的变化。值得一提的是,西汉儒家学者运用“五德终始说”建构新生政权合法性的实践,也进一步强化了后世政权在意识形态上强调自身是上一个政权合法继承者的趋向。“五德始终说”在帮助新生政权建构和强化其政权合法性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历代政权继承“大一统”思想的意愿。

随着“大一统”思想和以郡县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国家治理模式在维护国家统一强盛方面所展现出的效能,后世的一些朝代虽出现过国家分裂,但总体保持着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循环。秦朝统一六国之后,历代王朝都把国家统一作为政治成就的最高目标。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势力往往把自身说成是正统,把国家统一作为奋斗目标。以元朝为例,《元史·文宗本纪》中有“世祖皇帝既大一统,即建储贰”[6]737的记载。《元史·伯颜列传》中有“国家之业大一统,海岳必明主之归”[6]3111的记载。这两处记载中提及的“大一统”,均指元代实现了国家统一。

直至近代,西方列强侵略引发了强烈的国家存亡、民族独立危机,“大一统”思想在中华民族抵御外国列强入侵和谋求救亡图存中再次发挥了凝聚团结的积极作用。近代以来,知识精英阶层对于实现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性最为敏感,因此,在实现国家完整统一的基础上广泛发展了“大一统”思想中“一统”的维度,也衍生出了许多“大一统”的相关概念。例如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7]。1935年,傅斯年刊文强调,“我们中华民族,说一种话,写一种字,据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伦理,俨然是一个家族”[8]。郭沫若在1942年创作的《屈原》第二幕中,也将“大一统”理解为“大统一”[9]。钱穆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就空间讲,能完成而统治此广大的国土。以时间言,能绵延此一大一统规模达于几千年之久而不坠”[10]。

纵观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史,“大一统”思想对于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直发挥着深远而积极的影响,并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从执政者和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发展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深深地内嵌于中华女儿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认同之中。正因为如此,追求统一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各族人民最核心的观念,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线。各民族在“大一统”理念下,不断扩大和巩固统一的政治与治理格局,使得中国历史长期处于“政治的统一和建立统一的国家”的连续发展趋向之中,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根基。

二、“以民为本”的文化理念

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先哲始终弘扬并发展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将满足人民的发展需要摆在国家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实现中华民族每个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发展规律和人创造历史的主体性被广泛尊重。这一文化理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绵延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为了应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纷争混战及其导致的民不聊生,诸子百家提出了各自的施政方案。例如,孔子编撰的《尚书·夏书》中就主张“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并提出了“仁政”的思想,“仁者,莫大于爱民”。从孔子到孟子再到荀子,“以民为本”的理念不断演绎发展。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观点。至荀子,提出“君舟民水”的理念:“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除儒家以外,道家、墨家、法家、兵家等也对“以民为本”思想有所发挥。例如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等观点。

从秦汉至今,“以民为本”理念贯穿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部历史,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拥有如此丰富深厚的“以民为本”的传统。“以民为本”塑造了中华民族鲜明的精神品格和个性,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一个重要特色。“以民为本”思想作为一种观念,长期以来被中华民族主体所掌握,使之具备实践性和自觉能动性,演变成为绵延千古的德法并行并重的治国传统。历代贤明君主将“重民爱民”作为巩固统治的重要举措,形成历史上的繁荣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以民为本”理念也深深地影响了一些官员士大夫,使他们具有可贵的忧民为民情怀。贾谊《新书》鉴于秦亡教训,强调爱民,须施仁义、行仁政,因为“王者有易政而无易国,有易吏而无易民”。苏轼在《荔支叹》中写道:“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黄宗羲在《原臣》中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中说:“尽民之情曰察。地大民众而不得民之情,民必不附。”他由此主张“宽以养民”。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一大批思想精英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富国强民而进行的实践探索从未停止过,“以民为本”的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更是将“以民为本”推向高峰,成为“以民为本”理念的集大成。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属性,实现了对传统“以民为本”理念的历史性超越。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坚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始终坚信“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强调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毛泽东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1]。邓小平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江泽民强调,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12]。胡锦涛提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是判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全面推进了“以民为本”文化理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重大论断,成为新时代“以民为本”文化理念的集中体现。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14]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5]。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16]

三、“尊异求和”的文化理念

“和”文化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是中华民族先民看待世界和处理各类关系的基本准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基础性和支撑引领作用的核心理念。在悠久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处处充满着贵和、重和的思想。“和”字出现得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有了“和”字。西周末年的史伯最早阐释了“和”的内涵。《国语·郑语》记载,史伯在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就是承认任何事物有矛盾有差别,是在承认有矛盾有差别基础上的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是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关系的重要原则。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都论述过“和”的相关含义,尤其是儒家和道家对“和”这一理念的阐释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孔子把“和”作为一种道德要求,用“和”思想来衡量和评判君子和小人,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强调君子在为人处事方面,既坚持原则又不排斥不同意见,不是否认矛盾差别,而是求同存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把音乐中的“和”引申为礼乐制度的基础,以此来表明维护和巩固群体既定秩序和谐稳定的重要性。

道家也十分强调“和”的重要性,在强调自然之道、天人相合之道的基础上阐释了其对于“和”的理解。《老子》一书中多处提到“和”、论述“和”。如:“音声相和,前后相随”;“和其光,同其尘”;“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等等。在老子眼中,“和”是人存在于世界中的最重要的一种生存状态,要求人们不受外界与自我意识的干扰,达到平和如水、天人合一。老子关于“和”的思想最重要的解释就是“和谐”,或是与“和谐”相关的“和解”、“平和”等含义。

梳理儒家和道家关于“和”文化理念可以发现,“和”有四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是整体中的平衡,二是差异中的协调,三是纷繁中的有序,四是多样性的统一[17]。

“和”的精神贯穿于中国文化的始终,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成为极为重要和宝贵的中华民族思想遗产。“和”文化理念不仅闪烁着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而且在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进步、推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例如,儒家《论语·学而》中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尚书·虞书·尧典》提出了“协和万邦”的政治理念;《周易·乾·彖》提出了“万国咸宁”的思想;《周礼·天官·大宰》提出了“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的思想。这些理念成为春秋战国以后处理政治事务的基本准则。现在人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涵着和以处众、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和”文化理念的核心就是追求一种和谐平衡的状态,它所追求的就是“天人和谐”“人我和谐”“身心和谐”“世界和谐”。主张邦族、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反对用武力征伐他国,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处理邦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协和万邦”“四海一家”等思想就是传统“和”文化理念在处理民族关系、国家关系方面的重要表现。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时候,承认和尊重差异性、增进和发展共同性也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确定的重要原则。

“和”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基因,“和”文化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组成部分,是几千年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动力之一。追求人际相处乃至国际关系的和合、和睦、和谐,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之一。

四、“多元一体”的文化理念

“多元一体”文化理念是概括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起源、特征的重要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回溯历史,远古时期的中华民族先民虽然较难意识到中华民族作为一种命运共同体早已客观存在,但以文化来区分华夷的理念,以及中原地区的华夏先民关于东夷、西狄、南蛮、北戎的划分,也反映出先民具备了认知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理念素养。历史上的“大一统”文化理念强化了大家对国家“一体”的认识,但古代先民在中华民族“一体”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深化。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考古事业不断推进,在全国各地先后发现了多处文明遗址,证明了早在远古时代,中国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均在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基础上,或先或后步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形成了南北部族林立、交相辉映的局面。20世纪80年代初,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中国,直至夏商时期,都同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苏先生将之形象地概括为“满天星斗”。

“满天星斗说”打破了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古中原中心”“王朝中心”等传统观念,但是由于其未能对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给出系统回答,学界也围绕多元起源的文化之间属于何种关系进行了探讨。代表性的有严文明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与张光直先生1989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也启发了费孝通先生对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内部结构的思考。1988年,费孝通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创造性地阐释了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对中华民族“一体”的强调,实现了对中华文化“满天星斗”这种客观性描述理念的超越,将各民族的起源和各民族文化交融互鉴都纳入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一体”的历史进程中,对中华民族与各民族的关系给出了合乎历史规律、合乎科学逻辑的回答,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鲜明特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多元一体”文化理念的集中概括。按照费孝通的论述,“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它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18]。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过程和现实民族结构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概括,成为研究中华文化、民族史、民族关系、民族-国家关系等问题的主流理论范式与核心概念。在中国共产党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实践中,“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也成为了具有意识形态内涵的重要社会政治概念和话语,是全国各族人民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与各民族关系、中华文化与各民族关系的基本遵循。

五、“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天下大同”是中华民族如何看待世界并追求人类社会和谐有序的美好理想。

“天下大同”中的“天下”,并非仅是一个属于科学认识的空间概念,而是中华民族先民源于生存体验的对世界的想象,体现着人站立在大地上时对他与万物所共有的生存境域的感受和理解。“天下观”中包含的“天下”概念和“畿服”理论,就是中国人利用“空间”构想出来的世界秩序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一方面,“天下观”体现出了“天下一家”“王者无外”的观念,使“天下观”指导下建立的世界秩序从总体来说具有内敛、“德化”和“非战”特征。另一方面,“天下观”建构下的世界秩序中,中心与外围之间,具有共容和互利的特征[19]。“天下大同”中的“大同”,则体现着中华民族先民对当时社会秩序状态的一种期待。《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代表了古代先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追求。自秦汉至晚清,古代中国的历代王朝执政者继承了中华民族先民的“天下观”和“大同”思想,将“天下一统”和“天下大同”视为执政的最高目标。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社会逐渐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剧烈动荡。摆脱殖民压迫和封建社会的束缚,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和美好和谐的社会成为当时爱国仁人志士的普遍理想。例如,康有为借鉴儒家“大同”思想编著了《大同书》,主张通过改良渐进的方法实现其构想的“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社会。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将使中国重见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趋于大同”[20]的新目标。在近代抗击西方列强的侵略中,虽然借鉴西方民族国家政治逻辑实现救亡图存是不可避免的选择,但爱国仁人志士在救国实践中依然努力延续和弘扬着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和“大同”思想。

“大同”思想集先秦各家理想追求于一体,高度概括和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与传统的大同理想结合起来,并且落脚到为追求“天下为公”的共产主义大同理想而奋斗的社会实践中,实现了大同理想的现代化转型。“天下大同”文化理念被积极运用于治国理政的实践之中,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天下大同”文化理念不仅得到继续弘扬,并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实现了创新发展。

1990年,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观点,把传承数千年的“大同”思想运用到处理人类社会中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上,充分展现了中国人追求社会和谐、美好、有序的文化智慧。这“十六字箴言”前瞻性地为世界提出了一条化解冲突的理念,让不同文化在对话与沟通中取长补短,最终实现“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力求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建立一种包容的和谐[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倡议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创新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天下大同”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充分发扬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基础上,坚持“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原则,对“不同历史和国情”“不同民族和习俗”的“不同文明”表达了充分的尊重,并视之为文化动力与发展源泉。“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关注的是全人类整体福祉,是超越了不同文明文化界限、超越民族国家与意识形态差别的国际观[22],是“天下大同”文化理念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在此基础上,通过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理念,将会进一步团结海内外中华儿女,使之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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