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哲学部，北京 100732）

一

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曰：“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现在新作古人年谱的流行，即证明着已经有许多人省悟了此中的消息。”[1]有的时候，历史的真相往往隐藏在细节中。因此，研究一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首先要从他的年谱、交游等史实考证做起，熟读他的全部著作，然后回到他所处的时代。研究一部重要的著作，也要从这部书的版本流传做起，继而掌握作者的全部资料，最终还是要关注到作者的时代。研究一个领域，一个专题，也是如此，都要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入手。总之，学术研究就是要从根本做起，由点及面，从具体到抽象，这样才能走进中国历史的宏大叙事中，才能从细枝末节中发现历史的某些真相。

潘定武、朱宏胜、张庆伟合著《戴震年谱长编》就是这样一部既注重细节、又有宏阔视野的学术著作。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是清代乾嘉时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著述颇丰，影响极远。据梁启超《东原著述纂校书目》及“安徽丛书”《戴东原先生全集》所附《戴先生所著书》著录，戴震的著作约有五十余种，涉及天算、地理、声韵、训诂、哲学、文学等方面。其弟子亦多为当时著名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等，可以说代表了清代学术的最高水平。戴震的学术不仅影响于当时，近现代以来更是超越了国界，成为清代学术史研究的热门话题。《戴震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充分占有文献资料，以谱主生平为主线，不仅对戴震生平、著述及相关史实材料进行全面整理，还将当时学界重要人物的学术活动，重要著作撰写情况，逐年编排资料，全景式地展现了乾嘉时期的学术盛况。

全书由上编（1723—1753）、下编（1754—1777）、附编（1778—1815）及附录（戴震著作简编、人名索引）等四个部分组成。《长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上下两编中。

上编梳理了休宁隆阜戴氏世系，考察了戴震赴京之前在徽州的交游、读书和著述等情况，重点关注到戴震与程恂、江永等师辈交往和不疏园时期的学术活动，涉及程恂的生平著述及江永容像上题名戴震题赞的真伪等问题，是上编的独到之处。《长编》作者结合江永《善馀堂集》、戴震《江慎修先生七十寿序》和《江慎修先生年谱》等文献，推断戴震拜师应在乾隆十年（1745）。江永、戴震虽有师弟之谊，但他们在学术方面相互问难，彼此启发，实在师友之间。戴震视江永为一代硕儒，江永则以戴震为暮年知己。

戴震得以拜识江永，程恂实为关键的引荐人。关于程恂的生平资料不多，学术界也较少关注。《长编》作者从《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中搜寻出一则重要的程恂履历资料，得以确考其生年；又从《畿辅通志》及《世宗宪皇帝朱批御旨》等文献中查得程恂的仕宦经历。在此基础上，《长编》作者遍检程恂同年诸锦《绛跗阁诗稿》、杭世骏《道古堂集》、沈廷芳《隐拙斋集》、齐召南《宝纶堂集》等文集，对程恂的生平事迹做了钩沉索隐的工作，发现程恂虽不以诗文见称，但是他的礼学成就出类拔萃，这对戴震礼学研究有着莫大的影响。

黄山市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收藏一幅江永容像，上面有署名戴震的一则题赞。当地学者多称其为戴震手迹。《长编》作者从题赞时间（乾隆七年，时戴震二十岁，尚未拜师江永）和书写习惯等方面予以甄别，认为这篇题赞并非戴震所作，尤其从所钤“壬辰翰林”之印，更可以证明这则题赞实为他人伪托之作。《长编》作者还考察了戴震的其他行迹，如对于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戴震难师一节，《长编》作者引《朱子语类》所录朱熹疑古的一段文字，起到了不辩之辩的效果。

《长编》下编始于乾隆十九年（1754），终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为全书重点所在。乾隆十九年，戴震三十二岁。那年春天，他离乡赴京，得以结识新科进士钱大昕。又经钱大昕引荐，戴震的学术交流愈加广泛，开始了他全新的学术人生，直至乾隆四十二年在京逝世。

戴震的后半生游历范围非常广泛，交游复杂，著述亦丰，存在的疑难问题也相对颇多。譬如戴震被迫离乡赴京的原因及由京师而扬州，返乡后复至京师并再下扬州的经历；在京师、江宁两次参加乡试，先后六次会试不售的不顺；在保定与修《直隶河渠书》、在山西等地纂修诸种方志；在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应召进入四库馆阁等，涉及戴震后半生二十多年的生平事迹。此外，戴震的重要著作也多完成于这个时期，也牵扯出一些论争。譬如《屈原赋注》之《音义》三卷撰者问题、戴震江南乡试制艺三篇和《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颂》等佚文、《直隶河渠书》问题、《水经注》公案问题、戴震与章学诚史志之争及戴震与钱载等争执及交恶问题、《古经解钩沉序》作年问题、《原善》《绪言》《孟子私淑录》《孟子字义疏证》先后关系问题等，《长编》作者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辨析原委，融汇众说，逐年编排，用心探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二

关于戴震赴京的原因，当地学者提出一种说法，认为戴震得罪了乡里奸商，奸商遂勾结官府，欲割裂戴震文章，罗织罪名，以其语涉狂悖之罪予以拘拿。在此情况下，戴震被迫离乡北上。其实，这是似是而非之说。戴震早期的著述，均为文字考据之类，基本不涉义理，更无狂悖之语，欲以其著述治罪，事实上并非易事。《长编》作者引卢文弨乾隆二十三年（1758）《与程致堂以道进士书》[2]，充分说明戴震背井离乡的真实原因。原来，戴氏家族的不肖子某私自将戴氏祖坟出售给程氏以渔其利，戴震获知后据理相争，极力予以阻止，致程氏讼于官府，县令或因受贿而枉法，欲治戴震之罪，戴震为避免无端之祸而孑然赴京。至于赴京时间，当时学者的记载已有分歧，有乾隆十九年、二十年两说。《长编》作者根据两则材料推断戴震赴京应在乾隆十九年。第一条材料是王文治的《梦楼诗集·送别戴东原》[3]，第二条材料是钱大昕作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移寓珠曹街与礼堂夜话五首》[4]。

乾隆二十七年（1762），戴震赴江南乡试中举，有三篇乡试应试之文。这三篇作品，微波榭本《东原文集》、经韵楼本《戴东原先生文集》、民国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及近年所编《戴震全集》《戴震全书》等均未收录，《长编》作者专门赴温州市图书馆抄录出来，并作了深入的考订。作者认为，这三篇制艺文字，既突出了戴震的礼制思想和仁政民本思想，也体现了戴震以本贯末、枝叶并茂的文章观念，是对《戴震文集》文献整理的重要补充。

魏建功先生《戴东原年谱》乾隆十五年（1750）条云：“《凤仪书院碑文》一篇，段刻《文集》卷十一，孔刻卷九载之。按碑文言，凤仪书院乃瑞州太守杨公筠阳书院改新的。杨公不知何人。此文颇以为先生在南丰、邵武间游后居徽时所作，因为先生的文名也是此时才闻于世，故附于此。”[5]杨应芹先生《戴东原先生年谱订补》赞同魏谱之说，并没有提供新的资料线索。从碑文内容推测，这篇碑文不应作于乾隆十五年，而是作于戴震中举取得功名之后。《长编》作者从《瑞州府志》发现了一条重要的资料，确定凤仪书院的迁建时间是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为时任太守杨仲兴所迁建。既然如此，碑文肯定作于该年或稍后。再结合戴震行迹，《长编》作者认为《凤仪书院碑》应作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据《瑞州府志》，杨仲兴无疑就是《凤仪书院碑》所称的“太守杨公”。因此，《魏谱》所谓“杨公不知何人”的问题也得以解决。

乾隆三十三年（1768），戴震参与编修《直隶河渠书》。这部官修之书由直隶总督方观承领衔主编并署其名，赵一清、余萧客、戴震等均为与修者。关于余、戴二人孰先孰后参与其事，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对此，胡适、陈鸿森等学者有比较详尽的介绍。余萧客是江藩的老师，江藩《汉学师承记》记载余萧客与修《直隶河渠书》时称：“间游京师，与朱学士笥河先生、纪文达公昀、胡文恪公高望相友善。”[6]纪昀在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典试江南，赴金陵，不久即因牵入两淮盐案被革职充发乌鲁木齐。据此，《长编》作者推知余萧客应在乾隆三十三年前参与修纂，段玉裁所谓戴震推荐余萧客接任之说显系不实。同时作者又对胡适、陈鸿森的考论文字进行辨析，认为胡、陈等学者所论亦得失参半。戴震为余萧客撰有《古经解钩沉序》，多数研究者将此文写作时间系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长编》作者不以为然。序文称：“前有天台齐宗伯、太仓王光禄二序，既为之导其意，嘉其存古之功，文游复语余曰：‘二公于子廿数年之知，二公之所称许，是以余子又欲得子之一言也。’”朱文斿称齐召南、王鸣盛等人与戴震有“廿数年之知”，则戴震与齐、王等人交往应始于乾隆十九年（1754）。以此下推，此序应作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之后，即戴震任四库馆臣时期。

乾隆五十一年（1786），段玉裁质疑赵一清《水经注释》刻本参考了戴震主纂殿本《水经注》，因而引发了赵、戴《水经注》的公案。道光时期的张穆、魏源等反疑戴震袭用了赵一清的成果，这桩公案引起了学术界的更大关注，到后来，很多人认为戴震抄袭赵一清的著作，似成定案。这是清代学术史上不能回避的问题。《四库全书》总裁于敏中致总纂陆锡熊书札，其中有“顷接李少司空（李友棠）札，以《水经注》尚有可商者，不可不酌，求其是。愚学殖浅薄，不敢轻议，且相隔甚远，尤难彼此折中，此事知东园（即东原）深费苦心，且向曾探讨及此。自当有所依据，其中或尚有应行酌定者，不妨再为复核。大农处亦有札致李公原书并希于便中检阅。圣主稽古右文，凡事集思广益，今访求遗书，嘉惠后学，往往一字一义，询及刍荛。我辈钦承恩命，岂可不仰体圣衷，虚公斟酌，以期无负委任，尚敢稍存成见乎？此意并希与东园言之”[7]云云，《长编》作者据此推断说，当时关于《水经注》的校勘，四库馆中的意见分歧较大，且一度引起矛盾，致使总裁于敏中不得不出面调停。又据庞鸿书《读〈水经注〉小识》所引戴震同郡后辈程恩泽语，考知殿本《水经注》主要纂修人虽为戴震，但校录文字实际上杂出四库馆臣众人之手，他并不能左右其他人的意见，有时身不由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但又不得不勉力为之。关于《水经注》的这桩公案比较复杂，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往的论争，多过于简单化，使得这场《水经注》研究史上的公案持续了二百年而未熄。《长编》作者折衷诸说，对包括为戴震大力辩护的胡适在内的诸多论断，是其是，非其非，肯定中有补充、有分析，否定中注意其合理成分。

戴震好友、歙县西溪不疏园主人汪梧凤年寿四十七，向无异议。但关于汪梧凤生卒年份则有歧说。程瑶田《汪在湘与余同日生今年四十矣为诗祝之且致相勖之意焉》一诗及程瑶田《芋华图题识》“乾隆五十九年甲寅岁也，八月廿五日余七十初度”[8]之语，确切考出汪梧凤出生年月日。汪梧凤之子汪灼《渔村文集》卷一《与刘海峰先生书》曰：“辛卯仲春既望，奉严命拜送于庭，忽忽弥岁。……灼罪重，卒遘先严之变，自去腊迄今日，昏迷颠倒，诸情事不敢缕陈。”[9]《渔村文集》卷六《梅山墓碣》：“先考妣既卜葬于梅山之二十有九年，不肖子灼前与兄煇弟炘共视窀穸，负土而加封矣。……嘉庆四年四月望前五日男灼述。”[9]嘉庆四年（1799）前二十九年亦即乾隆辛卯。《长编》作者从这些材料考订，汪梧凤的卒年为乾隆三十六年（1771），解决了一个历史疑难问题。

洪榜（字汝登）为戴震同郡后学，也是戴学的坚定维护者。洪榜、洪朴为孪生兄弟，学界多以为洪榜是洪朴之兄，年寿三十五岁。《长编》作者据洪氏三兄弟之幼弟洪梧《初堂遗稿序》“先仲兄汝登先生号初堂”之语，推知洪朴为伯，洪榜为仲；又据孔广森《骈俪文》卷三《洪舍人诔》：“维乾隆四十有四年夏五月戊申，候补内阁中书歙县洪君榜卒。”[10]可以确定洪榜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卒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享年三十四岁，厘清了一则史实。

任兆麟《有竹居集》卷十录有《戴东原先生墓表》一文[11]，《戴震全书》等载录此文时均署名任兆麟。《长编》作者认为，戴震病逝时，任兆麟（1752—1833）年方二十六岁，未获功名，且不在京师，按照当时习惯，戴震之子不可能请其撰写墓表。此墓表中又载：“先生既殁，中立将以七月某日归葬休宁县由山乡之原，以状来请志。基振与先生同乡举，忝长一岁，雅以兄事，义不获辞。惟著作文章具本集，故不胪载，兹特举出处著述大概以表其墓，俾来者式焉。”这已明确记载这篇文字的作者是任基振，而非任兆麟。任基振、任兆麟虽年岁相差较多，但为同宗昆弟，时人称任基振、任大椿、任兆麟为“三任”。任基振仅有《松斋诗抄》，并无文集，应是后人纂任兆麟《有竹居集》时，误将此《戴东原先生墓表》辑入其中，遂使学界误为任兆麟所作。《长编》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任基振与戴震同年中江南乡试，实为相知好友。乾隆三十七年（1772），戴震曾为任基振作《尔雅注疏笺补序》。这又订正了文章作者的讹误。

戴震《序剑》一文乃为方友璜而作，但因写作背景不甚明了，以致写作时间及方友璜其人均难以考定。方友璜字黄山，有学者据此推测其为徽州人，并认为此文为戴震早期在乡时所作。《长编》作者据《读画辑略》等文献记载，考定方友璜实为浙江人，乾隆南巡时，方友璜随其师张宗仓进入清廷，为乾隆后期著名宫廷画家。又据《序剑》内容，《长编》作者认为此文亦非戴震早期之作，而是晚年所作。

《长编》中还辑录了现行戴震文集中未收的佚文。除前面介绍的戴震三篇乡试制艺文外，《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颂》最引人瞩目。平定大、小金川之役，在乾隆十大武功中极为突出，其耗时最长、耗资最多，因而也最为乾隆所重视。乾隆四十一年（1776）春，历时六年的两金川之役终于告捷，一时朝野欢腾，文臣武将纷纷奏贺，蔚为壮观。戴震于上年受赐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是时两金川平定，受四库馆同僚委托，戴震欣然作此贺颂之文。文章写成后上奏，就留置宫中，没有在世间流传，因而各种戴震文集均无收录。《长编》作者在国家图书馆中检索得之，并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整理与深入的考察，认为戴震善于独立思考，敢于怀疑，但“绝非盲目自大、恃才傲物之流，其早年求学于程恂、江永等师辈，切磋于程瑶田、金榜等友朋，师友之间相互影响、相得甚欢。戴震第一个学术圈无疑是其下一个范围更大、层次更高学术圈之坚实基础。入京之后，因其精博学识与‘孤介’性格，戴震一方面赢得了众多京师学人之青睐，一方面也与部分学者形成了摩擦甚至较深之矛盾。无论如何，戴震积极融入并立足京师高级学术圈之愿望可谓不言而喻。但是，既无正规出身（入京时仅为县学生）又无家族势力之一介贫儒，想要立足京师谈何容易。如果说戴震入京之前未必热衷于科举仕进，入京后之经历无疑向他传达了科举之重要性。主要因为无正规出身而难以立足京师，更无法进入权力政治圈中，因此，对戴震来说，学术圈之扩大、文化空间之开放，一方面是其一次重要之自我提升，另一方面也给其带来空前之内外压力。中国传统学者文人，只要不是真正遗世独立之极少数，几乎没有不愿意与权力政治发生关系。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学术与权力之间并非只有矛盾而无一致。经过近廿年游走，戴震终于名正言顺地被召入京之时，其积极把握时机并企图获得进身之努力可谓显而易见，其精心结撰、欣然进奏《平定两金川大功告成颂》和热烈颂美总裁于敏中也就完全可以理解”。《年谱》作者不仅考察了颂文的撰作背景，而且从戴震曲折艰辛的人生历程和清廷特殊的文化环境考察了这篇文章的意义和价值，避免就事论事的局限。可以说，这样的论述是平实而深刻的。

三

综观全书，我认为《长编》具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学术贡献。

第一，《长编》作者恪守文献为本的原则，尽力搜罗与戴震生平、交游、著述相关的文献，巨细不遗，辨伪存真。在细读文本基础上，《长编》作者详细考察了这些文献的撰写背景及其在戴震生平思想研究方面的重要意义，发疑正读，必中肯綮。《长编》开篇即引证资料，说明徽州当地关于戴震的种种传说故事大抵属于附会而难以采信，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无疑是年谱著作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前所述，关于休宁隆阜戴氏族谱的文献价值，程恂的礼学对戴震的影响，戴震与江永亦师亦友的关系，《凤仪书院碑》写作时间，《序剑》写作背景，《古经解钩沉序》的写作年代，戴震编纂《直隶河渠书》《水经注》（殿本）所涉问题的分析等，《长编》都有详尽的考察、论析，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所得结论大都可以信据。

第二，《长编》体例编排很有特点。正编之外，特设附编，始于戴震逝世的次年（1778），迄于戴震弟子段玉裁逝世之年（1815），进一步反映了戴震学术的传承和影响。段玉裁是戴震最忠实的弟子，对戴震可谓推崇备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段玉裁二十九岁时结识戴震，即欲拜师，为戴震婉拒。直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戴震始接受段玉裁为其入室弟子。四年后，戴震入四库馆任编修。段玉裁曾想将自己的著作列入其中，但因《四库》体例规定不录存者，所以戴震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正月还与段玉裁书信有所说明：“《四库全书》例于现在人撰述不录，仆之《考工记图》《屈原赋注》，巳年江南巡抚曾取以进馆中，依例去之。今大著亦不得抄入。”①刘盼遂《段玉裁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二年下引戴震书，见《经韵楼集》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页。戴震事实上婉言回绝了段玉裁的非分之请②作为总纂官的纪昀却将自己的著作《玉台新咏考异》换上其父亲的名字收录《四库全书》中，此事已经为学界发覆。详见拙著《玉台新咏研究》，中华书局2000年版。。好在段玉裁并未记恨在心，他晚年在曲阜孔继涵微波榭刻《戴震文集》十卷本基础上重新编刻《东原文集》十二卷，尽心搜罗戴震生平材料及其著述文字，撰成《戴东原先生年谱》约三万字。这篇《年谱》因段氏晚年记忆模糊，或因资料的限制，不免有误，但此《年谱》无疑是研究戴震极为重要的基础文献。段玉裁晚于戴震十二年，而后死三十八年。姚鼐与段玉裁卒于同年（1815），与戴震有重要交往的学者纪昀、王昶、卢文弨、钱大昕、王鸣盛、金榜、程瑶田等则均卒于本年之前，且江藩《汉学师承记》也已大致完稿。附编延至段玉裁辞世，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中“皖学”传承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附编中还有一些论文，辨析了与戴震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如段氏经韵楼本《东原文集》与曲阜孔氏微波榭本《戴震文集》的异同问题，戴震、钱大昕孰为“第一人”的问题，戴震与顾广圻是否有学术交争等问题等。附录部分之戴震著作简编，旨在使读者明晰戴震著作及其主要版本。附录部分之戴震交游人名索引，是为读者提供了与戴震学术交游人物检索的便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部年谱具有乾嘉学术编年史的价值。

第三，《长编》充分论述了戴震在清代学术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上的意义。人们在探究乾嘉学术高度发达的原因时，总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推动乾嘉学派的根本动因是什么？是形而下的方法，还是形而上的思想？其实，作为个案，深入解剖戴震的思想与学术，是可以很好地阐明这个问题的。这是因为，戴震不仅为乾嘉学术界的领袖，同时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戴震自叙说，他十七岁时即有志于闻道，而非以文字考据为治学旨归。戴震临终那年春天，《孟子字义疏证》最终完成。戴震著述很多，他的朴学著作尤为学界推崇。但是戴震本人最看重的却是《孟子字义疏证》。他在致段玉裁信中说：“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这部著作有一种强烈的为民请命的精神，这在浓厚的乾嘉朴学氛围中是非常突出的。由此来看，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朴学大师，他们的思考不仅仅局限于文献考据本身，还有着深邃的思想。戴震在从事专精学术研究的同时，更是将义理之学视为自己治学的终极目标。他试图破除所谓汉学、宋学的壁垒，以宋学的发明精神改造汉学琐碎之弊，以汉学的实证方法革除宋学空疏之病，二而一之，融会贯通，将二千年学术推向新的境界。这是他的学术抱负所在，也是他最看重《孟子字义疏证》的原因所在。以《孟子字义疏证》为标志，戴震也由朴学家进入思想家行列。

四

戴震的朴学成就固然举世公认，同样，戴震的哲学思想也影响深远。《长编》作者梳理了大量的资料，展现了戴震在这两个方面的贡献。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各有所长，相比较而言，《长编》作者更倾心于皖派，认为吴派反对宋学，倡导复古，不免有佞古过甚的倾向。皖派注重原原本本，提纲挈领，但更重视“求是”，更能纵横条贯而撷其菁华。《长编》特别指出，戴震虽批驳宋明理学，但其治学方向更加宽广，实为建立一种新的义理之学。在戴震心目中，并无所谓汉学、宋学的严格畛域。戴震在其《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对当时流行的“有汉儒之学，有宋儒之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之学，持明确的否定态度，而认为义理、考据本不可分。在此基础上，《长编》作者指出：“戴震于本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表彰惠栋重求故训之经学，然其对‘学有汉、宋’及故训、义理二分之论显然提出批评。戴震治学重故训，更重义理，其以故训为基础，‘故训明则古经明’；故训又仅为手段，而非目的，戴震治学宗旨在求道、闻道，即在义理。故训、义理虽有区别，然故训以义理为目的，义理非故训不得，二者实不可偏废。所谓‘学有汉、宋’，实各执一偏，非戴震之思想。戴震曾以‘轿夫’与‘轿中人’分别喻训诂考据与义理，论者往往执其一偏，以为戴震仅推重义理而不重训诂考据，实则戴震多半精力正在训诂考据。戴震此喻，乃为拨正时人仅视其为训诂考据大家，并提醒学者不可以训诂考据为指归而已。”

《长编》作者力求知人论世，对戴震的性格、为人优劣和科举功名的困境等作了实事求是的述论，对戴震治学思想方面的困境也作了较为深入的剖析。《长编》作者指出：“戴震所处乾隆一朝，虽号称盛世，而文网最严，文人动辄获罪。乾嘉学人多数潜心于考据，蔚成风气，而戴震治学，仅视考据为方法途径，志在闻道明道，是其高于当时其他学者之处。但在文字狱高发的环境中，戴震不得不选择以重释儒家经典字义的方式阐发其哲学思想，即便如此，其《孟子字义疏证》甫一问世，即遭到彭绍升、朱筠等学者的坚决反对，甚至其至交纪昀也欲‘攘臂扔之，以非清净洁身之士，而长流污之行’。同辈的群起而攻讦，无疑从一侧面折射了戴震发表其哲学思想的巨大困境与无比压力。因此，与这种由外在环境带来的困境与压力相比，更大的还是戴震治学思想的困境。”《长编》作者据此分析了戴震治学的理路，戴震义理之学的内涵特征等问题，认为戴震治学既有高出侪辈之处，同时主要还是受到当时时代特别是乾嘉学术环境的深刻影响，即使优秀的学人也很难完全超越他的时代，摆脱自身的种种局限。《长编》所体现的这种精研文献、摒弃无根之谈和不偏颇、不拔高、实事求是评判谱主的态度，正是对乾嘉学术传统的很好承续。

当然，《戴震年谱长编》并非尽善尽美，仍然还存在若干有待解决、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从目前所取得的成绩看，这是一部注重文献细节、又有宏阔视野的学术力著，不仅是戴震生平与学术思想资料长编，也是一部清代学术思想史资料长编。执此一编，读者不仅仅可以看到乾嘉学术本身成就，还可以考察到这个时期学术思想的演变，感受乾嘉时期文化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冷暖高低。戴震的意义，在此也得到更加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