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爱和, 孙军鸿

(河南大学 文学院，开封 475001)

黄遵宪(1849—1905)，字公度，广东梅州人。祖父黄际升，经营当铺。父亲黄鸿藻，1856年中举，曾任户部主事，广西思恩府知府。黄遵宪少有经世之志，但科场蹉跎。1876年(二十九岁)中举，出资加五品衔。次年随首任驻日本大使何如璋出使东邻，之后相继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新加坡总领事等职。1894年底被张之洞调任回国，奉命办结江南五省教案，与日本交涉苏州开埠事宜。1895年加入强学会，参与《时务报》创办。1897年7月，补湖南长宝盐法道、署理按察使，成为湖南新政的重要推动者和实施者。戊戌政变后，被放归故里，七年后病卒于梅州。

黄遵宪是晚清第一代走出国门的外交家之一。十二年的海外任职，“半世浮槎梦里过”(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人境庐之邻有屋数间》，载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中华书局，2005，第152页。，“百年过半洲游四”(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载《黄遵宪全集》，第153页。的独特经历，使他对中国、对世界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感受和眼光。其走出国门看世界的经历和经验，对20世纪之交逐步融入世界体系的中国，是弥足珍贵的。黄遵宪是晚清戊戌变法的亲历者。怀抱“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3)同上书，第158页。政治理想的一代维新士人，经历了“我自横刀向天笑”(4)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梁启超全集》第三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第174页。，“劫馀惊抚好头颅”(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仰天》，载《黄遵宪全集》，第153页。的牺牲与险境。他们的人生，显现出晚清政治变法的种种艰难和步步惊心。黄遵宪是一位抱有“别创诗界”理想的诗人，他以“我手写我口”(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杂感》，载《黄遵宪全集》，第75页。，“诗中有人，诗外有事”(7)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自序》，载《黄遵宪全集》，第68页。的努力，写作了十一卷的《人境庐诗草》，二百首《日本杂事诗》和五十余万字的《日本国志》。这些诗文，留下了诗人丰富的情感经历，也留下了晚清“游东西洋者”艰难的思想跋涉历程。

“吟到中华以外天”

黄遵宪生活的时代，梅州尚属粤东北较为偏僻的地方。黄遵宪对广东黄氏来源，持三代遗民、中原旧族、过江入闽、沿海而主粤之说。因不同于土著，故名“客家”。这种见解，愈到晚年而愈为坚定。黄遵宪晚年《己亥杂诗》中有“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8)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115页。之句，即体现出浓烈的中原文化认同意识。客家迁居山国，土瘠田薄。18世纪以来，客家人在耕读传家的传统外，多出了一个到南洋谋生的生活选择。黄遵宪《己亥杂诗》“海国能医山国贫”(9)同上书，第157页。之句，即描述这一人口流动趋向。此诗作者自注：“海道既通，趋南洋谋生者，凡岁以万计。”“总计南洋华商，客人居十之三。”(10)同上。客家人的生存理念，为黄遵宪中举后毅然选择外交官生涯埋下伏笔。

晚清社会，某省某籍观念广泛流行。同籍同年的盘根错节，成为读书求仕者重要的人设条件。1902年5月，放归梅州后的黄遵宪，致信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的梁启超，自述人生遭际与学术选择：

平生最不幸者，生于僻陋下邑，无师无友，踽踽独行。中国旧学，初亦涉猎，然不喜宋学，又不喜汉学，故无一成就。于文字中略喜为诗，谓可以言志 ……然又谓晋宋以后，词人浅薄狭隘，失比兴之义，无兴观群怨之旨，均不足学。意欲扫词章家一切陈陈相因之语，用今人所见之理，所用之器，所遭之时势，一寓之于诗。务使诗中有人，诗外有事，不能施之于他日，移之于他人，而其用以感人为主。(11)黄遵宪著，吴振清等编：《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第490页。

无师无友、独行无助的孤独成长，鄙薄汉宋两学、独喜为诗的学术兴趣，以及鸦片战争之后内忧外患、战争频仍的家仇国恨，构成黄遵宪未出国门之前诗歌创作的基本情感。黄遵宪的早年诗歌主要收集在《人境庐诗草》一、二卷中，呈现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抒写“国耻诚难雪，何仇到匹夫”(1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三《大狱》，载《黄遵宪全集》，第90页。的家国忧患和“频番缘木妄求鱼”(13)黄遵宪：《将应顺天乡试仍用前韵呈霭人樵野丈》，载《黄遵宪全集》，第89页。的科考焦虑，二是初步构建“我手写我口”,“诗中有人，诗外有事”的诗学理想。

黄遵宪早年的乡居读书生活，处在两次鸦片战争之间。中国被强力打破国家门户，随着《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开始以粗暴的方式影响中国。太平天国1853年建都南京，在清王朝的围剿与太平军的反围剿过程中，南方进入战乱频仍时期。连年的战乱动荡使黄家家道中落，日常生活也甚受惊扰。1865年，黄遵宪十八岁，新娶同乡叶氏。太平军攻陷嘉应州城，黄氏全家乘舟逃往潮州。诗人有《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虚题安南寺壁》(四首)、《拔自贼中述所闻》(四首)、《潮州行》《乱后归家》(四首)记其事。其《潮州行》云“人生乱离中，所谋动乖忤。一夕辄三迁，踪迹无定所……虎口脱馀生，惊喜泣相语。回看诸弟妹，僵伏尚如鼠。”(14)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72页。作者数年后与朋友说起乙丑冬月避乱潮州、兵退乃返的经历，尚有“回首六年离乱事，梦馀犹觉客心惊”(15)黄遵宪：《将至潮州又寄诗(五)》，载《黄遵宪全集》，第79页。的余悸。

两次鸦片战争后，侵略者的霸凌在中国无处不在。黄遵宪二十岁中秀才，之后三次到广州应试，也曾路经香港。1870年有《香港感怀》(十首)，1873年有《羊城感赋》(六首)，抒写对香港、广州两个城市的感受。“弹指楼台现，飞来何处峰？为谁刈藜藿，遍地出芙蓉。”(1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香港感怀》，载《黄遵宪全集》，第77页。言香港割让，始于鸦片肇祸。割让后，鸦片进口益多，百里之地的香港成为英国鸦片进入中国的重镇。“虎穴人雄据，鸿沟界未明。传闻哀痛诏，犹洒泪纵横。”(17)同①书，第78页。言香港割让，海界争端频起。道光皇帝因为失去香港，引以为耻，遗诏不入太庙。“遣使初求地，高皇全盛时。六州谁铸错，一恸失燕脂。”(18)同上。痛定思痛，忆及清帝国全盛之时，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求地而被拒绝。早知今日恸失燕脂，何必当初居高临下？作者拈出马戛尔尼求地事件之“前踞”，对比道光时期因失地而不入太庙之“后恭”，其对割让香港问题的历史追问和反思高度，几乎接近现代人认知水平。对于广州，黄遵宪感觉她是一个百物辐辏、风气迥异于中原的城市：“早潮晚汐打城门，玉漏声催铜鼓喧。百货均输成剧邑，五方风气异中原。”(1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羊城感赋》，载《黄遵宪全集》，第81页。其对鸦片战争中清王朝战和不定、首鼠两端的行为记忆深刻：“慷慨争挥壮士戈，洗兵竞欲挽天河……纷纷和战都非策，聚铁虽坚奈错何！”(20)同①书，第82页。香港被割让后，广州便成为驱鳄伏波的前沿城市：“骑羊漫诩仙人鹤，驱鳄难除海大鱼。独有十三行外柳，重重深护画楼居。”(21)同上。对广州这一家乡的首善之区，作者寄寓了深深的感情。

1872年底，黄遵宪考取拔贡生，有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1874年起，黄遵宪的科举考试地点改在北京。其行走路线是先到广州，从海道到天津，再至北京。在天津，黄遵宪有《由轮舟抵天津作》(四首)，述写到北京应试的心情：“无穷离合悲欢事，从此东西南北人。”(2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出门》，载《黄遵宪全集》，第84页。对天津这一京都门户，留下“华夷万国无分土，人鬼浮生共转轮”(2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由轮舟抵天津作》，载《黄遵宪全集》，第84页。，“东西市舶无分界，南北藩封此要津”(2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水滨》，载《黄遵宪全集》，第84页。的印象。第一次廷试未售，黄遵宪留居京城。其时，黄遵宪的父亲黄鸿藻任户部主事。在父亲的帮助下，结识同乡先辈何如璋、邓承修、钟梦鸿。1875年，随父到天津、烟台。在天津，黄遵宪有《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诗》(八首)，再次表达对天津这座城市的感受。其诗最后一首云：“东西南北走舟车，虎穴惊看插邑闾。七万里戎来集此，五千年史未闻诸。《考工》述物搜奇字，鬼谷尊师发秘书。教训十年民力盛，倘排犀手射鲸鱼。”(25)黄遵宪：《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诗》，载《黄遵宪全集》，第88页。诗人对充当京师门户的天津所蕴含和交集的风云之气，有着大胆的预测：如有五千年文明史上中国未尝有的事情发生，天津就可能成为风暴之眼。烟台时为南北通商要区。黄遵宪在烟台结识任职莱青道的广东南海人张荫恒，并在同乡郑藻如的引见下，拜谒了处理云南马嘉理事件和参与中英谈判的李鸿章，被李鸿章誉为“霸才”。黄遵宪流连北京、天津和烟台的两年，研究曾国藩处理的“天津教案”，关心李鸿章签订的《烟台条约》，既是他走出家乡、广结人设、摆脱无师无友困境的两年，又是开阔眼界、关心时务、了解国计民生大势的两年。

越是充分感受到世界与中国的巨大变化，越是体会到积弱不振的中国亟需内政与外交方面的有识之士，越是痛恨中国的选士抡才制度。内忧外患频仍下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依旧沿袭八股制艺方式，扼杀着无数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对此，黄遵宪有着深刻的体会。自1867年在嘉应州考中秀才后，他三次广州乡试，一次北京廷试，均告失利。个人情绪处在既极度厌恶科举考试，又急于敲开科举考试之门的矛盾与紧张之中。其写于烟台的《将应顺天试仍用前韵呈霭人樵野丈》《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三首)吐露了对科举考试的愤懑与无奈：

平生揽辔澄清志，足迹殊难出里闾。万一铅刀堪小试，可容韫椟便藏诸。觚棱魏阙宵来梦，简练《阴符》夜半书。一第区区何足道，频番缘木妄求鱼。(2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载《黄遵宪全集》，第89页。

两汉举贤良，六朝贵门第。设科不分目，我朝重进士。孔孟生今日，必就有司试。岂能无斧柯，皇皇行仁义。宪也少年时，谓芥拾青紫。五岳填心胸，往往矜爪嘴。三战复三北，马齿加长矣。破剑破后衣，年年来侮耻。下争鸡鹜食，担囊走千里。时时发狂疾，痛洒忧天泪。群书杂然陈，所志非所事。枘凿殊方圆，如何可尝试……(27)同上书，第90页。

诗题中的“霭人樵野丈”是张荫恒。诗人把科举取士看作缘木求鱼，讥讽特重进士出身的当朝：即使孔孟再生，可能也要通过有司之试。重经训八股的科举考试，与士人救国救民、揽辔澄清之志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自己十年间破剑破衣，担囊千里，三战三北，处在“时时发狂疾，痛洒忧天泪”(2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人》，载《黄遵宪全集》，第89页。的崩溃与痛苦之中。

在制艺八股需代圣人立言、诗歌与古文写作走不出宗唐宗宋迷雾的时代，说当下的话，说自己的话，便成为黄遵宪诗歌写作理想的最初起点和最强动力：

世儒诵《诗》《书》，往往矜爪嘴。昂头道皇古，抵掌说平治。上言三代隆，下言百世俟，中言今日乱，痛哭继流涕。摹写车战图，胼胝过百纸。手持《井田谱》，画地期一试。古人岂我欺，今昔奈势异。儒生不出门，勿论当世事。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卓哉千古贤，独能救时弊。贾生《治安策》，江统《徙戎议》。(2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感怀》，载《黄遵宪全集》，第70页。

大块凿混沌，浑浑旋大圜。隶首不能算，知有几万年。羲轩造书契，今始岁五千。以我视后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黄土同抟人，今古何愚贤？即今忽已古，断自何代前？明窗敝流离，高炉燕香烟。左陈端溪砚，右列薛涛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斓斑。(30)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杂感》，载《黄遵宪全集》，第75页。

两诗均为黄遵宪二十岁时作品。前诗是《感怀》三首中的第一首，后诗是《杂感》五首中的第二首。“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均是黄遵宪最超越时俗与众人的见解。以通达的眼光看待今事与古事、今人与古人、今语与古语，其诗学主张让人耳目一新。说当下时代的话，写自己想说的话，以流俗之语入诗，便成为黄遵宪最简单朴素的诗文创新主张。

1872年考取拔贡生时，黄遵宪得识广东学政何廷谦的幕僚周琨。《人境庐诗草》中有与周琨唱和之作。周不久北归。黄遵宪有《致周朗山函》，讨论“有我之诗”的理念：“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不能率其真，而舍我以从人……我已忘我，而吾心声皆他人之声，又乌有所谓诗者在耶？”(31)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291页。“有我之诗”的理念，与“识时贵知今”“我手写我口”的创新口号，共同成为黄遵宪早期诗学理想的基石。

1876年9月，黄遵宪在顺天乡试中举，之后便面临人生第一次重大转机。李鸿章签署《中英烟台条约》后，郭嵩焘因马嘉理案赴英国道歉，此行也成为清政府在海外设立使馆的开端。随后，向美、法、德、俄、日本设馆派使事宜相继进入操作阶段。12月，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驻日本大使。在征得黄遵宪同意后，何如璋奏保黄遵宪为参赞。黄遵宪幸运地成为中国第一代使者，有同乡前辈的举荐，也有自己果敢决绝的选择：“如此头颅如此腹，此行万里亦奇哉！诸公未见靴尖趯，待我扶桑濯足来。”(3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载《黄遵宪全集》，第91页。因此，黄遵宪《将之日本题半身写真寄诸友》一诗，充满着求仁得仁的欢欣。

黄遵宪是一个时代感很强而又勤奋敬业的诗人。读书养望的年轻时代如此，十二年海外生涯更是如此。1877年9月25日，年届三十岁的黄遵宪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到1882年2月，奉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在日本五年有余。作为政务中的大事，黄遵宪协助何如璋参与琉球与朝鲜事务的处理。琉球问题、朝鲜问题是与中日甲午战争有着相互联系的日本在亚洲扩张行为的后果。黄遵宪替何如璋上书总署提出的解决琉球争端的上中下三策、《朝鲜策略》中替朝鲜筹划的开放自强的五项国策，均体现出维护清朝作为宗主国的基本利益和从亚洲全局着眼的外交家胸怀。黄遵宪“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的警告，并没有被中国当政者所充分领会。之后是琉球、朝鲜、台湾的相继失去。对琉球、朝鲜事，黄遵宪的《流求歌》有诗云：“北辰太远天不闻，东海虽枯国难复。毡裘大长来调处，空言无施竟何补？”(3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三，载《黄遵宪全集》，第104页。叹息北辰太远，空言无补，而琉球不再。其《朝鲜叹》有句云：“土崩瓦解纵难料，不为天竺终波兰。吁嗟乎朝鲜！朝鲜吾忍言？”(34)黄遵宪：《人境庐诗辑补》，载《黄遵宪全集》，第216页。担心众国觊觎下的朝鲜如不能自保其身，则难免重蹈天竺、波兰国灭之覆辙。在琉球、朝鲜事务的处理中，黄遵宪体会到国际交往中知己知彼的重要与艰难。他在这一时期写给王韬的信中感叹中国“通商以来，既三十馀年，无事之日，失每在柔；有事之时，失每在刚”(35)黄遵宪：《致王韬函》，载《黄遵宪全集》，第315页。，实为对中国外交的痛切之语。

关于黄遵宪与日本人士的交往情况，林振武等2019年出版的《黄遵宪年谱长编》中有如下记述：“黄遵宪广泛接触日本人士，或笔谈，或招饮，或出游，殆无虚日，有名可据者达八十多人。过从尤密者，有源桂阁、宫岛诚一郎、增田贡、冈千仞、石川鸿斋、青山延寿、龟谷省轩、松井强哉、关义臣、重野安绎、小森泽、副岛种臣、三浦安、加藤樱老等人。”(36)林振武：《黄遵宪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19，第116页。因语言不通，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的谈话是以笔谈方式进行的。1965年前后，日本学者实藤惠秀与新加坡华裔学者郑子瑜合作，将这批笔谈遗稿中与黄遵宪有关的部分特别择出，予以抄录、标点、整理、校订，编成《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以下简称《遗稿》)一书。《遗稿》及黄遵宪与其他日本、朝鲜朋友的笔谈，均被收入陈铮编辑的《黄遵宪全集》。从笔谈的内容看，日本朋友更关心中国经学经典的阅读与诗文写作，中国朋友更有兴趣于日本民族地理习俗与明治维新。在谈文论道与游宴之乐的交往中，黄遵宪有感于“中土士夫，闻见狭陋，于外事向不措意”(37)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载《黄遵宪全集》，第6页。，而有著述《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的计划。

《日本杂事诗》成书于1879年，《日本国志》成书于1887年，两书是互有侧重、形成犄角之势的联璧之作。1891年，黄遵宪在英国使馆修订《日本杂事诗》，于结尾处的注中自述两书写作缘起与两书之区别道：

日本与我仅隔衣带水，彼述我事，积屋充栋；而我所记载彼，第以供一噱，余甚惜之。今从大使后，择其大要，草《日本志》，成十四卷。复举杂事，以国势、天文、地理、政治、文学、风俗、服饰、技艺、物产为次，衍为小注，串之以诗。余虽不文，然考于书，征于士大夫，误则又改，胡非向壁揣摩之谭也。(38)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66页。

两书共同的写作宗旨，是让中国对日本有更多的了解。《日本国志》为正史，《日本杂事诗》“复举杂事”，为正史的补充与衍生物。《日本杂事诗》的记叙门类与《日本国志》稍有不同，可以与《日本国志》互见发明。一诗一史，相得益彰。黄遵宪自信，诗与史的写作，有亲读其书的文献基础，有与其国士大夫互相质难的切磋过程，有多次修改、以求其是的苦心孤诣，自与向壁而构者不同。

1879年，《日本杂事诗》首次由同文馆印行，凡两卷，一百五十四首。诗体均为七绝，每诗下有注，注文长短不一，其对日本历史、政治、文化、风俗的描写为国人所喜读：

立国扶桑近日边，外称帝国内称天。

纵横八十三州地，上下二千五百年。(39)同上书，第7页。(一)

避秦男女渡三千，海外蓬瀛别有天。

镜玺永传笠缝殿，倘疑世系出神仙。(40)同③书，第9页。(五)

这两首诗言日本的地理与历史：日本因近于扶桑之地而有国名；立国二千余年，内称曰天皇，外称曰帝国；中国所传徐福避秦东渡而有日本之说，恐为儒者拘虚之见，非史家纪实之词。

化书奇器问新编，航海遥寻鬼谷贤。

学得黎鞬归善眩，逢人鼓掌快谈天。(41)同③书，第23页。(五五)

欲争齐楚连横势，要读孙吴未著书。

缩地补天皆有术，火轮舟外又飞车。(42)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24页。(五七)

前诗言明治维新后日本广学他国，以求新学，渐成风气；后诗言日本的军事教育，因火轮飞车参与，缩地补天有术。在黄遵宪看来，日本现在的进步，正是中国需要见贤思齐、迎头赶上的地方。

诗歌配注释的《日本杂事诗》是一种特殊的文体。它重在记事，以诗破题，以注明事。1879年同文馆初版，洪士伟序，以“特变诗人之例，为史氏之书。事纪以诗，诗详以注”(43)同上书，第4页。之语概括《日本杂事诗》的文体特点。1880年，王韬为香港版《日本杂事诗》作序，以为杂事诗是”政事之暇，问俗采风”之作，其表现内容及诗体特点是：“叙述风土，纪载方言，错综事迹，感慨古今；或一诗但纪一事，或数事合为一诗，皆足以资考证。大抵意主纪事，不在修词，其间寓劝惩，明美刺，存微惽；而采据浩博，搜辑详明，方诸古人，实未多让。”(44)同①书，第5页。王韬所言“意主纪事，间寓劝惩”的诗旨宏义，与黄遵宪“诗外有事，诗中有人”的诗学主张暗合。黄遵宪1885年梧州版自序云：“余在外九年，友朋贻书询外事者，邮筒络绎。余倦于酬答，辄以此卷应之。”(45)同①书，第6页。自序从特殊的角度道出此集翻印数版的原因。《日本杂事诗》的受读面，远远大于《日本国志》。

黄遵宪在日本的诗歌写作，主要收入《人境庐诗草》卷三中，约五十首。有些诗歌如《樱花歌》《游箱根》《都踊歌》等，简易明快。还有一些诗记录了西京街头的民间舞蹈与节奏：“长袖飘飘兮髻峨峨，荷荷！裙紧束兮带斜拖，荷荷！分行逐队兮舞傞傞，荷荷！往复还兮如掷梭，荷荷！回黄转绿兮挼莎，荷荷！”(46)同①书，第96页。诗人将街头歌舞“译而录之”，是因为有感于“其风俗犹之唐人《合生歌》，其音节则汉人《董逃行》也”(47)同上。。

在与日本友人交往时，黄遵宪有着诗人与外交官的双重身份。“东人喜读中人之诗，中人又喜闻东国之事。”(48)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载《黄遵宪全集》，第5页。这是黄遵宪1885年在梧州时对两国人民不同交流需求的经典概括。在美国，他感到“碧眼红髯，非我族类”，因此“不欲郁郁久居此地也”(49)黄遵宪：《致宫岛诚一郎函》，载《黄遵宪全集》，第338页。。在伦敦也感到甚为不适。在湿冷的天气中，肺部不好的黄遵宪未曾脱下棉衣，因此有“雾重城如漆，寒深火不红”(50)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六《重雾》，载《黄遵宪全集》，第120页。的诗句。1885年从美国归国后，黄遵宪殚精竭虑，在家乡用一年半的时间，于1887年完成十二卷五十万字的《日本国志》，抄写四份。除一份自留外，分别送总理衙门、外相李鸿章、两广总督张之洞，结果却如明珠暗投，杳无音信。1890年以参赞身份派驻伦敦，在使馆中负责秘书之类的差事，这使雄心勃勃的黄遵宪不免产生“虎头燕颔非吾事，何用眉头郁不申”(5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六《在伦敦写真志感》，载《黄遵宪全集》，第121页。之类的牢骚。在伦敦使馆的黄遵宪做了两件诗人分内的事情:一是删改增写《日本杂事诗》，一是着手收集整理《人境庐诗草》。

黄遵宪因“使事多暇，偶翻旧编，颇悔少作，点窜增损”(52)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自序》，载《黄遵宪全集》，第6页。，将《日本杂事诗》增改为二百首。其增改后所写自序中谈及“颇悔少作”的原因：初到日本时，所交多旧学家，其对明治维新的看法偏于保守。“久而游美洲，见欧人，其政治学术，竟与日本无大异。今年日本已开议院矣，进步之速，为古今万国所未有。”(53)同上。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多有改变。加上《日本国志》已完成，《日本杂事诗》需要与《日本国志》的认识一致，因此便有了这次“点窜增损”的行为。《日本杂事诗》1898年在长沙富文堂出版时，黄遵宪后记中声明：“此乃定稿”，“其他皆拉杂摧烧之可也”。(54)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后记》，载《黄遵宪全集》，第7页。

关于《日本杂事诗》原本和定本的比照研究，周作人、钱仲联等学者均有重要的成果。钟叔河1985年对照多个版本，取材《日本国志》和《人境庐诗草》作《日本杂事诗》(广注)，为读者提供了对比阅读的方便。据王飚统计，定本与初本，诗与注保留未改的约一百零四首，诗和注全新增写的四十六首，其余五十首增删、分合、诗与注改写的情况甚为复杂。(55)王飚：《从日本杂事诗的修改看黄遵宪思想发展》，载张永芳辑《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2，第757页。新增与修订后的定稿本，显现着诗人思想认识的新变化。如初本中第六首写明治维新的诗与注，在定本中继续保留，定本为明治维新增写了第七首诗与注：

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

方戴上枝归一日，纷纷民又唱共和。(六)

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始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而近来西学大行，乃有倡美利坚合众国民权自由之说者。(56)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载《黄遵宪全集》，第9页。

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

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七)

至三年七月，竞废藩为县。各藩士族亦还禄秩，遂有创设议院之请。而藩士东西奔走，各树党羽，曰自由党，曰共和党，曰立宪党，曰改进党，纷然竞起矣。(57)同上。

增写日本议会之设，将最新动态和最新的评论补充到日本书写中，给国人提供政治改革的镜鉴。

至于偶有颠覆性认知，则索性推倒重写。如初本中写报刊诗与注：

一纸新闻出帝城，传来今甲更文明。

曝檐父老私相语，未敢雌黄信口评。(五十)

新闻纸，山陬海澨无所不至，以识时务，以公是非，善矣。然西人一切事皆藉以达，故又有诽谤朝政、诋毁人过之律，以防其纵，轻则罚锾，重则监禁，日本皆仿行之。新闻纸中述时政者，不曰文明，必曰开化。(58)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载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第三册，岳麓书社，1985，第642页。

至定本中，则完全删除而重写：

欲言古事读旧史，欲知今事看新闻。

九流百家无不有，六合之内同此文。(五三)

新闻纸，以讲求时务，以周知四国，无不登载。五洲万国，如有新事，朝甫飞电，夕既上板，可谓不出户庭而能知天下事矣。其源出邸报，其体类乎丛书，而体大、而用博，则远过之也。(59)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载《黄遵宪全集》，第22页。

对报刊作用认知的飞跃，是黄遵宪删除原诗原注、重写新诗新注的原因。这也是黄遵宪维新变法时期积极筹备《时务报》的认识基础。

黄遵宪在英国使馆期间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开始着手编辑自己的诗稿《人境庐诗草》。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载：“黄公度尝语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诗，多随手散佚。庚辛之交，随使欧洲，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荟萃成编，借以自娱。”(60)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260页。黄遵宪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任职前与日本朋友留别，有诗五首，第三首有“吟到中华以外天”(61)黄遵宪：《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载《黄遵宪全集》，第105页。之句 。黄遵宪对“吟到中华以外天”是颇为自豪的。“吟到中华以外天”之诗波谲云诡、五光十色，叙写的是国人所不曾见过的外部世界，心仪的是中华所未曾遇到的异域文明。黄遵宪从美国乘船经太平洋回国，有《八月十五夜太平洋舟中望月作歌》。中秋之夜，太平洋上，轮船之中，诗人在时空的转换不定中叙写今夕何夕之感：“嗟我身世犹转蓬，纵游所至如凿空。禹迹不到夏时变，我游所历殊未穷。九州脚底大球背，天胡置我于此中？异时汗漫安所抵，搔头我欲问苍穹。”(6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五，载《黄遵宪全集》，第111页。在从香港到欧洲的途中，诗人有《今别离》，以“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安得如电光，一闪至君旁”，“对面不解语，若隔山万重”，“相去三万里，昼夜相背驰”等语(6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六，载《黄遵宪全集》，第121页。，歌咏轮船、电报、相片等最新工业文明成果和跨州旅行才能充分体会到的经验，以及昼夜相反一类的奇特感受。走出中国，才知道日本及欧洲国家求富求强目标下的日新月异，才觉察到老大帝国故步自封状态中的危机四伏。黄遵宪这一时期的《感事》(三首)写在欧洲国家葡萄美酒、杯盘交错的社交活动中，诗人“问我何为独不乐，侧身东望三咨嗟”的特殊感受。诗人不乐的原因在“东西隔绝旷千载，列国崛兴强百倍”，“吁嗟乎！芒芒九有古禹域，南北东西尽戎狄。岂知七万馀里大九洲，竟有二千年来诸大国。”不知禹域之外的西方国家，缘于长期的闭关锁国。而故步自封的自大心态，导致胶柱鼓瑟的行为方式：“世人已识地球圆，更探增冰南北极。”而中国尚在“堂堂大国称支那，文物久冠亚细亚。流沙被德广所及，却特威远蔑以加。宋明诸儒骛虚论，徒诩汉大夸皇华”的春秋大梦之中。中国沉缅于宋明虚论、汉大皇华迷梦时，已处四面强敌之中：“鄂罗英法联翩起，四邻逼处环相伺。着鞭空让他人先，卧榻一任旁侧睡。”(64)同上书，第123页。诗人希望以自己的忧患与呼喊惊醒国人，认识到东方文明古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遭遇觊觎、危机四伏。

黄遵宪“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诗，自然与未出国门时的诗在思想、意境与书写方面大有不同。在十余年东、西洋的出使过程中，黄遵宪已经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能站在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比较东西方文明的优劣，从自强、富足、进步的角度思考国家与民族命运的知识分子。未出国门前的黄遵宪，对古与今、雅与俗的问题，有着超越流俗的见解。这些见解在走出国门后更趋深化。黄遵宪在英国使馆编辑《人境庐诗草》时，已收集个人之作约二三百篇，作《人境庐诗草序》云：

余年十五六，即学为诗。后以奔走四方，东西南北，驰驱少暇，几几束之高阁。然以笃好深嗜之故，亦每以馀事及之，虽一行作吏，未遽废也。士生古人之后，古人之诗号专门名家者，无虑百数十家，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诚戛戛乎其难。虽然，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诚如是，未必遽跻古人，其亦足以自立矣。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诗》有之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聊书于此，以俟他日。(65)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69页。

此序历来为研究者所看重，因为它全面阐发了维新变法前，人至中年的黄遵宪的诗学理想。细绎《人境庐诗草序》所描述的诗境、可以到达的路径、可以借鉴的诗材，以及“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的主张，其思考的重点仍是“欲弃去古人之糟粕，而不为古人所束缚”这一古今继承脱化问题，这些与晚清流行的诗派如同光体、汉魏六朝诗派所面临的问题并无不同。古典诗歌在明清时期和晚清时期发展的瓶颈问题即是复古与创新的矛盾。古典诗歌已经创造的盛世辉煌、已经形成的审美规范和难以逾越的名师大家，压迫着生于古人之后的今人。黄遵宪在一片懵懂迷茫之中，得以突出重围、别创诗界的奥妙无他，即在对“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诗学观念的执着。

如果说“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是黄遵宪早年的诗学理想；“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便是诗人走出国门，有了若干“吟到中华以外天”诗歌实践的中年觉悟。1902年黄遵宪进入生命的晚期，与梁启超的信中讨论“诗界革命”，仍以“诗外有事，诗中有人”为宗旨。对任职英国使馆以后的黄遵宪来说，“诗外有事”，就是走《日本杂事诗》的路子，以诗纪史；“诗中有人”，就是在诗中真实表达个人情感，以及对时代重大事件的参与和感受。

英国使馆任职之后，黄遵宪被派至新加坡，然后回国。回国后，在上海、苏州、南京公干期间，黄遵宪曾将抄本的《人境庐诗草》送朋友阅读。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记曰：“丙申、丁酉间，其《人境庐诗草》稿本留余家者两月余，余读之数过。”(66)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附录”，第1257页。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考曰：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所见《人境庐诗草》抄本一至四卷，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人境庐诗草》五至八卷抄本，黄遵宪门人杨徽五有藏，黄遵宪从弟黄遵楷曾寄予钱仲联，卷末附有陈三立、俆仁铸、丘逢甲、梁启超等人的评语识跋。(67)同上书，第1294页。1897年，黄遵宪有诗两首赠与曾国藩孙子曾广钧，其第二首谓：“废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6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载《黄遵宪全集》第149页。在朋友诗友之间称自己的诗为“新派诗”，是一种自信和自许，其底气自然来自 “吟到中华以外天”的诗所呈现出的新阅历、新情景、新词语和新境界。

“胸中块垒当告谁”

1897年是黄遵宪职业与政治生涯的关键年头。1894年黄遵宪被张之洞以“筹防需人”的理由奏调回国。最早在南京办理江南五省堆积教案，《马关条约》签订后主持苏杭两地与日商的谈判。维新变法运动初起，黄遵宪列名上海强学会，认捐资金一千元作为《时务报》举办费用，并积极奔走，为《时务报》筹资。黄遵宪参与《时务报》的事务，亲自制定办报章程，遴选汪康年为总经理、梁启超为主笔。《时务报》是维新变法的重要喉舌。黄遵宪作为《时务报》的实际创办人之一，主动投入维新变法事业，并得以与许多维新变法者结识熟悉。黄遵宪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曾被直隶总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时看好，竞相表达聘用办理洋务的意向。1896年11月，光绪皇帝两次召见黄遵宪，也使其身价大增。清政府计划派黄遵宪出任驻英、驻德大使，均因出使国不同意而未能实现。半年后的1897年7月，黄遵宪被授湖南盐法道兼署理按察使。在湖南任职的短短一年一个月期间，黄遵宪参与湖南的实业兴办与创办时务学堂、创办《湘报》、组织南学会等维新变法活动，与陈三立、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等人成为维新变法的同道与壮怀激烈的诗友。

陈三立是湖南新政时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1891年成为进士后，任武昌张之洞两湖书院教职。其时，张之洞在武昌的幕府聚集了梁鼎芬、易顺鼎、郑孝胥、陈衍、汪康年、钱恂等一批文人，文酒诗会，颇具声名。黄遵宪1895年在上海与陈三立结识，黄遵宪曾将《人境庐诗草》五至八卷抄本送阅陈三立，陈三立也将自己早年的诗作送阅黄遵宪。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记陈三立1895年读黄遵宪诗后的跋语云：“驰域外之观，写心上之语，才思横轶，风格浑转，出其余技，乃近大家。此之谓天下健者。”(69)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083页。黄遵宪读陈三立诗，以“自辟境界，自撑门户，以我之力量，洗人之尘腐”之语与陈共勉。又以为：“义理无穷，探索靡尽，公有此才识，再勉力为之，遵宪当率后世文人百拜敬谢也。”(70)陈三立著，潘益民辑：《散原精舍诗文集补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第120页。黄遵宪在湖南新政时期，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关系甚为融洽，对维新变法也抱有极大的期望与热情。其《致陈三立函》云：

光绪乙酉，遵宪从美利坚归，尔时居海外十年矣，辄谓中国非除旧布新不能自立，妄草一规模，谓某事当因，某事当革，某事期以三年，某事期以五年，计二三十年可以有成，尝与二三友人纵谈极论。既而又自笑曰：此屠龙之技，竟安所施，遂拉杂废之。嗟乎！不意今日耳中竟闻此变法变法云云也，恨不得与吾伯严纵论其事也。(71)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417页。

不料写作此函一月之后，风云突变。戊戌政变爆发，陈氏父子被革职，黄遵宪被放归。遭遇横祸厄运，黄遵宪与陈氏父子的友情诗谊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黄遵宪归乡后所写的《己亥续怀人诗》分别怀念陈家父子。怀念陈三立的诗为：“文如腹中所欲语，诗是别后相思资。三载心头不曾去，有人白皙好须眉。”(7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载《黄遵宪全集》，第163页。对小自己五岁的陈三立继续保持敬重倾慕之情。

黄遵宪敬重倾慕的人中还有比他小二十五岁的梁启超。《时务报》初办时，聘梁启超为主笔，黄遵宪是支持者。第一期印出，黄遵宪在《致朱之榛》中称赞梁，“年甫廿二岁，博识通才，并世无两”(73)同①书，第382页。。又在《致王秉恩》中称梁为“海内通才”，“眼中得此人，平生一快事也”。(74)同①书，第387页。1897年10月，《时务报》第40期发表梁启超《知耻学会叙》，因有反清的锋芒引起张之洞不满，要求缓发。自此之后，《时务报》社中汪康年、梁启超的矛盾逐渐升级。黄遵宪在协调汪、梁冲突期间，湖南官绅界有聘梁启超到长沙任诗文学堂总教习的想法，黄遵宪便力促此事。梁启超到长沙后，与汪康年做一去一留《时务报》的摊牌。张之洞是汪康年的支持者，于是《时务报》便有了汪留梁去的格局。梁启超1897年秋到长沙，1898年2月离开，在时务学堂任教时间约四个月。时务学堂包括蔡锷在内的学生虽然只有四十人，但梁启超、韩文举等康门弟子在课堂上传播民权革命论及康有为立教改制学说，在风气较为闭塞的湖南还是引发不小的震动。梁启超不久被康有为召至北京，一是参加当年的会试，二是襄助变法事务。梁启超走了，其留在湖南的震动还在继续。这些震动自然引起张之洞及湘绅的注意和不满。陈氏父子在学理上并不认同康有为学说，但对湖南的变法成果，却又是精心维护的。黄遵宪作为湖南行政要员，对梁启超持积极回护的态度，也得到陈氏父子的理解。稍后，黄遵宪处理《时务报》转官办这一事件，其做法引发张之洞对他由支持到不满、再到憎恨态度的变化。

1898年7月17日，在京的康有为以御史宋伯鲁出面上奏由其代拟的“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试图通过改《时务报》为官办而让梁启超重新执掌报馆。光绪帝交孙家鼐议复后，孙顺势提出《时务报》改为官办、派康有为离京到沪督办其事的提议，光绪照此明发谕旨。孙家鼐的提议可谓一石二鸟：既将康有为赶出北京，又阻止梁启超在《时务报》上位。汪康年与张之洞沟通后，做出“将《时务报》三字空名归官”的对策，谋划另出《昌言报》与之对抗。刘坤一发电总理衙门，言汪康年抗旨不交报之事；光绪此时正拟命黄遵宪接任驻日本公使，通过张之洞、刘坤一转送，命黄遵宪在进京召见途中“查明”“核议”此事。黄遵宪8月27日抱病离开长沙，路经武昌、南京，分别拜见张之洞、刘坤一，9月7日到达上海。一年前在《时务报》梁、汪去留之争中，黄遵宪是偏袒梁启超的。这次奉命在上海处理纠纷，在听取各方意见后，9月17日以出使日本大使的署衔发电给总理衙门，报告其处理意见：《时务报》非私报，改为公报，理正势顺；《时务报》现存财产，应交官报。这个意见是张之洞、汪康年所不愿接受的。三天后，戊戌政变爆发。在康、梁被严拿后，张之洞指黄遵宪为康党，张之洞死党梁鼎芬也公开对黄发难。10月4日，黄遵宪致电总理衙门，以病要求“请开差使”。10月9日，因疑康有为藏匿，黄遵宪在上海的公寓被围。10月11日在日本等国的外交援救下，清廷命黄遵宪“即行回籍”。

《人境庐诗草》卷九之后是黄遵宪放归回籍后的作品。《放归》诗云：“绛帕焚香读道书，屡烦促报讯何如。佛前影怖栖枝鸽，海外波惊涸辙鱼。此地可能容复壁，无人肯就问箯舆。玉关杨柳辽河月，却载春风到旧庐。”(7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载《黄遵宪全集》，第151页。诗的夹注中叙公寓被围、旋得放归的过程。《感事》(八首)咏戊戌政变：“谁知高后垂帘事，又见成王负扆时。” 此讥慈禧垂帘听政。“九死一生仍脱走，头颅声价重天亡。”此谓康有为命运。 “芝焚蕙叹嗟僚友，李代桃僵泣弟兄。”此叹六君子之死。“可怜时俊才无几，瓜蔓抄来摘更稀。” 此写陈三立父子被免。“五洲变法都流血，先累维新案尽翻。”“忍言赤县神州祸，更觉黄人捧日难。”(76)同上书，第152页。黄遵宪作为维新变法的亲历者，希望冤案得雪，“黄人”崛起。其《仰天》诗云：“仰天击缶唱乌乌，拍遍阑干碎唾壶。病久忍摩新髀肉，劫馀惊抚好头颅。箧藏名士株连箱，壁挂群雄豆剖图。敢托鸩媒从凤驾，自排阊阖拨云呼。”(77)同①书，第153页。这是一首壮怀激烈的诗，国内名士杀尽，国外群雄觊觎，被迫蛰居于家乡“人境庐”的诗人救国无门，只能仰天击缶、拍遍阑干。

被放归的次年是农历己亥年，距龚自珍写作著名的《己亥杂诗》正好一个甲子。黄遵宪作《己亥杂诗》八十九首，均为七绝诗体，写尽半世记忆、平生风波：

五十年前事未忘，白头诸母说家常。

指渠堕地呱呱处，老屋西头第四房。(78)同①书，第157页。(四一)

筚路桃弧展转迁，南来远过一千年。

方言足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79)同①书，第155页。(二四)

自携蜡屐自扶筇，偶亦偕行挈小童。

积习未除官样俗，袖中藏得歙烟筒。(80)同①书，第153页。(三)

听诸母说出生处，证客家之中原根，不经意外露官样旧俗……避开祸端、回到家乡之后的诗人，经历的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百姓生活。回顾走出家乡的日子，却仍是感慨无限、步步惊心：

尧天到此日方中，万国强由法变通。

惊喜天颜微一笑，百年前亦与华同。(81)同①书，第161页。(七○)

御屏丹笔记名新，天语殷殷到小臣。

九牧盛名吾岂敢，知非牛李党中人。(82)同①书，第160页。(六八)

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号风波民。

百年过半洲游四，留得家园五十春。(8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载《黄遵宪全集》，第153页。(一)

第七十首记光绪帝召见一事，以变法劝帝，帝表示赞同。第六十八首记自己经多人保荐，旨交军机处记存十数次，却久困闲曹。如黄某是党中之人，何至于官场蹉跎至此？官场虽不如意，却得以周游四洲，这种阅历不是人人能够实现的。“我是东西南北人”，是诗人藏在心底的自豪。可惜黄遵宪“留得家园五十春”的愿望没能实现。他放归后，生命历程只有短短的七年。七年间，黄遵宪心中最具圣光的理想世界仍是变法维新、世界大同：

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

后二十年言定验，手书《心史》井函中。(84)同①书，第158页。(四七)

蜡馀忽梦大同时，酒醒衾寒自叹衰。

与我周旋最亲我，关门还读自家诗。(85)同①书，第163页。(八九)

“关门还读自家诗” ，自然是黄遵宪放归后最重要的情感活动。乡居七年，成为黄遵宪诗歌创作的高光时期。

首先看纪事之作。《人境庐诗草》十一卷，为黄遵宪亲自手定，初版印于1911年。按每卷所标明的写作时间，卷九之后应是放归后的作品。而实际上放归后补作的不少作品，因所记是放归前的事件而被编入前几卷中。补作是研究黄遵宪作品必须注意的问题。乡居补作的诗作主要有两类：一是海外游历补作，一是甲午战争事件补作。

编入《人境庐诗草》第五卷的《〈日本国志〉书成志感》为回乡后补作。诗云：“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我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洒泪挑灯自卷舒。”(8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六，载《黄遵宪全集》，第116页。《日本国志》渗透着作者的心血与理想。稿成后写出四份，分送总理衙门、李鸿章、张之洞，一份自留。因为出版原因，迟至1895年才刊刻问世。曾任总理衙门章京的袁昶，对《日本国志》在甲午战前没有引起当局注意甚为遗憾，以为此书早布，偿银二万万可省。诗人抚今追昔，不胜慨叹，这是“洒泪挑灯自卷舒”的由来。编入《人境庐诗草》卷七中的《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番客篇》《养疴杂诗》均为乡居期间的作品，所记为1891至1894年就任新加坡总领事时期的事情。《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87)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七，载《黄遵宪全集》，第132页。记在新加坡借潮州富豪佘家养病时，诗人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时的奇思妙想。莲菊桃李本非一时之花，但在新加坡这一热带地区，却可以“一瓶海水同供养”。当杂花共处一瓶时，诗人感觉如蕃汉龟兹一律、仙佛魔一室、黄白黑种一国一样神奇。诗人因此脑洞大开，想知道“我今安排花愿否”；杂处一瓶的花，会不会产生“非我族类”或“相煎何急”的感觉？想知道此时乘飙轮回中国，花会不会干萎；想知道地球南北倒转、寒暑易位，广州是否可能成为四时之花并有的城市；想知道种花之术发达后，莲是否可变为桃、桃变成菊；想知道动物植物是否可以轮回生死，人变成花，花变成人；如可以互换人生，待花把我供在瓶中时，是否还愿意读一下我今天的诗。这是一首充满穿越想象的诗，有地域穿越、寒暑穿越、物我穿越。穿越的条件是诗人依据物种变异、寒暑变化的自然知识与飙轮便利交通经验的支持，还有诗人长期外交生涯所形成的族类、人群的观念以及庄子“万物与我为一”的思想。《番客篇》为五言古风，长达一千七百字，以文入诗，写流寓南洋的华侨的婚姻繁衍、渔海经商等日常生活。海外谋生的华侨，艰难备尝，虽传衍多代成为化外之人，但仍心念家乡。清朝初年海禁甚严，道咸通商后，朝廷有言无行，致使海外华侨无国可回。更可怕的是随着国势积弱，华人外迁日见加剧：“近来出洋众，更如水赴壑。南洋数十岛，到处便插脚。他人殖民地，日见版图廓。华民三百万，反为丛驱雀。”诗人盼望“谁能招岛民，回来就城郭？群携妻子归，共唱太平乐”(8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七，载《黄遵宪全集》，第133页。一天的到来。《养疴杂诗》共十七首，诗序交代之所以养疴，是因为病虐经年。诗的写作过程是“随意成吟，亦未录草。病起追忆之，尚得数十首”，模糊了是当时所写还是后来补写。病中在热带海岛修养，感受自是不同：“万山山顶树参天，树杪遥飞百道泉。谁信源头最高处，我方跛脚枕书眠。”“高高山月一轮秋，夜半椰阴满画楼。分付驯猿攀摘去，渴茶渴酒正枯喉。”(89)同上书，第136页。轻松惬意，溢于言表。

收入卷八的补作，主要是围绕甲午战争的纪事之作，有《悲平壤》《东沟行》《哀旅顺》《哭威海》《马关纪事》《降将军歌》《台湾行》《度辽将军歌》《书愤》等。1895年3月23日，黄遵宪与同人公祭沈葆桢，有《乙未二月二十七日公祭沈文肃公祠》一诗。沈葆桢在1874年日本犯台事件中，曾作为钦差大臣赴台办理日本撤兵与筹办海防事宜。1879年去世后，谥文肃，各省建专祠。南京沈文肃公祠在龙蟠里。黄遵宪此诗历数甲午战争中大东沟、威海卫等海战的失败，邓世昌、林永升的死难，以及战争中“人船兵甲各糜化，虫沙万数鱼鳖千”的惨烈，祈求沈文肃公在天之灵接引相助，扭转败局：“愿公遣使携葆羽，垂手接引援上天。金戈铁马英灵在，倘借神力旋坤乾。”(90)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载《黄遵宪全集》，第139页。然而，甲午战争的败局已无神可佑。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赔款军费二万万两。作为曾经多次提醒政府要注意日本野心的使官，黄遵宪对甲午战争结局的痛心疾首是与众不同的。黄遵宪乡居后补写甲午战争的过程，是时事记述，也是针砭批判。《悲平壤》写平壤玄武门初战，高州镇总兵左宝贵中炮阵亡后叶志超突竖白旗：“天跳地踔哭声悲，南城早已悬降旗。三十六计莫如走，人马奔腾相践蹂……一夕狂驰三百里，敌军便渡鸭绿水。一将拘囚一将诛，万五千人作降奴。”(91)同上书，第137页。清兵溃败逃过鸭绿江，日军完全占领朝鲜。平壤首败，败不在军力，败在将官的胆识与军队的士气。陆军如此，海军同样如此。9月15日，清舰护送四千余名入朝援军，返航至大东沟附近遭日军阻截，海战由此爆发。《东沟行》记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黄海之战：“敌军四面来环攻，使船使马旋如风，万弹如锥争凿空。地炉煮海海波涌，海鸟绝飞伏蛟恐，人声鼓声噤不动。漫漫昏黑飞劫灰，两军各挟攻船雷。模糊不辨莫敢来。此船桅折彼釜破，万亿金钱纷雨堕，入水化水火化火。水光激水水能飞，红日西斜无还时，两军各唱铙歌归。从此华船匿不出，人言船坚不如疾，有器无人终委敌。”(9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载《黄遵宪全集》，第138页。黄海海战，北洋水师虽损失巨大，但并没有战败。然李鸿章为保存实力，采用“从此华船匿不出”这种龟缩的战术，铸成后来北洋舰队被围剿的大错。诗人认为大东沟海战失利的原因不在器物，而在人谋。其“有器无人”之语，可谓明快沉痛。《哀旅顺》写日军攻旅顺港，先占领大连，然后选择从军港背后陆地发起进攻，使旅顺港天险之守瞬间瓦解。甲午之战的最后一战是威海卫之战。日本海军在海上紧逼对峙的同时，日军陆军分两路，先夺海港南岸炮台，复又进攻威海和北岸炮台。清军炮台被占领后，日军得以居高临下进攻北洋水师，形成黄遵宪诗中所描述的“炮资敌，我杀我”的局面。半月有余的对峙，北洋水师渐入“天盖高，天不闻。四援绝，莫能救”(9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八，载《黄遵宪全集》，第138页。的困境。最后丁汝昌等人自杀，《威海降约》签订，北洋舰队十艘舰船被插上日本旗。北洋水师以屈辱的方式全军覆没。

平壤玄武门陆战、大东沟黄海海战、旅顺港陆海战、威海卫陆海战，是甲午战争重要的节点，黄遵宪均以诗记之。此外还有《降将军歌》《度辽将军歌》讽刺丁汝昌、吴大澂。丁汝昌是北洋水师提督，威海卫之战的总指挥。在战局不可挽回的绝境中吞鸦片自杀，以死殉国。威海卫战役中前后因战事失利自杀的还有刘步蟾等五人。北洋舰队投降后，以身殉国的将领灵柩被运出威海。黄遵宪听信丁汝昌先降后死的传言，对丁汝昌之死语含讥讽。而历史的真实是丁汝昌在“四援绝，莫能救”的绝望中自杀在前，其部下向敌军求降在后，丁汝昌不应背负“降将军”之名。后诗写湖南巡抚吴大澂事。吴因为得到一块刻有“度辽将军”字样的古印，以为是万里封侯的征兆，便请兵出征山海关，驻军牛庄并在营前竖起“投诚免死”之牌，结果是：“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弃官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94)同①书，第142页。国家生死之战，竟成为食国家俸禄者沽名钓誉之器。

甲午之败有《马关条约》的签订。黄遵宪《马关纪事》(五首)记赔款之巨云：“括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行筹无万数，纳币一千年。恃众忘蜂虿，惊人看雀鹯。伤心偿博进，十掷辄成韃。”“纳币一千年”是指辽金时中原每岁纳币二十万两。而甲午战争的赔款竟高达两万万两，是辽金赔款一千年的数量。又记割地引发瓜分危险云：“竟卖卢龙塞，非徒弃一州。赵方谋六县，楚已会诸侯。地引相牙犬，邻还已夺牛。瓜分倘乘敝，更益后来忧。”(95)同①书，第140页。《马关条约》有割让台湾的内容。黄遵宪《台湾行》记割台消息传来后台湾人民的愤怒情绪：“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当初版图入天府，夫威远及日出处，我高我曾我祖父。”稍后，台人有谋求巡抚唐景崧为大总统的自治行为，但与日军基隆一战便溃不成军。台湾的自立只持续了七天。黄诗不无讥讽评论道：“噫嚱吁！悲乎哉！汝全台，昨何忠勇今何怯，万事反复随转睫。平时战守无预备，曰忠曰义何所恃？”(96)同①书，第142页。自此次割让后，台湾进入命运多舛之途。与甲午战事有关的还有《书愤》(五首)：“一自珠崖弃，纷纷各效尤。瓜分惟客听，薪尽向予求。秦楚纵横日，幽燕十六州。未闻南北海，处处扼咽喉。”“弱肉供强食，人人虎口危。无边画瓯脱，有地尽华离。争问三分鼎，横张十字旗。波兰与天竺，后患更谁知？”(97)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载《黄遵宪全集》，第153页。对甲午战败后中国在弱肉强食世界里的命运深深担忧。归乡之后的事变，让诗人更是感到大清王朝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放归后，黄遵宪诗除纪事写愤之作外，还有数量不少的怀人忆旧之作。《人境庐诗草》卷六有《岁暮怀人诗》三十六首，所忆多为出使英国前后的国内旧好。卷七中有《续怀人诗》十六首，所忆多为日本旧友。而放归后的《己亥续怀人诗》二十四首，主要回忆在维新变法时期所结识的朋友。

白发沧江泪洒衣，别来商榷更寻谁？

闲云野鹤今无事，可要篮舆共扶持。(98)同上书，第163页。义宁陈右铭先生。

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

绛纱坐帐谈名理，胜似麻姑背痒搔。(99)同①书，第164页。福州严又陵。

背负灵囊欲大包，东西游说日譊譊。

冶佣酒保相携去，幸免门生瓜蔓抄。(100)同①书，第165页。顺德麦孺博、南海韩树园、三水徐君勉。

怀人诗写于1899己亥之年。第一首怀陈宝箴，陈次年病逝南昌；第二首怀严复，严的名理之作让人回味；第三首怀康有为三位弟子，党锢之祸中幸免于“瓜蔓抄”。

《三哀诗》(三首)写于1900年，分别哀悼此年去世的袁昶、吴德潚、唐才常。袁昶任总理衙门章京时，曾推荐黄遵宪随黎庶昌出使英国。庚子年因反对用义和团排外被清廷处死。吴德潚任浙江西安县令，参与强学会，支持维新变法。义和团起后，因不许当地人仇杀洋人而被乱民杀害，同死者还有两子一孙。唐才常在汉口谋自立军起义，被张之洞杀害。在戊戌政变之后政治清算的特殊年代，黄遵宪的怀人诗，饱含着一个个血雨腥风的故事。

庚子年大事频仍，有义和团之变，有外国联军入犯京师，有慈禧光绪西狩。每件事都让人惊心动魄，黄遵宪也均有诗记述。其《京师》诗云：“郁郁千年王气旺，中间鼎盛数乾嘉。可怜一炬成焦土，留与东京说梦华。鹦鹆来巢公在野，鸱鹗毁室我无家。登城不见黄旗影，独有斜阳咽暮笳。”(10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十，载《黄遵宪全集》，第176页。写联军抢劫破坏、慈禧母子西狩后的北京，一片凄凉残败。豺狼当道，燕雀在堂，瞻念前途，夜不能寐。其《夜起》云：“千声檐铁百淋铃，雨横风狂暂一停。正望鸡鸣天下白，又惊鹅击海东青。沉阴瞳瞳何多日，残月晖晖尚几星。斗室苍茫吾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102)同上书，第181页。诗人夜不能寐，皆因吾国吾民。

黄遵宪1902年自定《人境庐诗草》，起《感怀》，迄《李肃毅侯挽诗》。今本《人境庐诗草》中《寄题陈氏蜻庐》《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两诗，为堂弟黄遵庚所加。李鸿章1901年11月去世，极尽哀荣。黄遵宪《李肃毅侯挽诗》(四首)，回忆1876年在烟台与李鸿章初识，二十年间，有知己之遇的感叹，也有无力回天的遗憾：“人哭感恩我知己，廿年已慨霸才难。”言烟台拜谒，曾许黄以“霸才”。“老来失计亲豺虎，却道支持二十年。”(10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十一，载《黄遵宪全集》，第183页。指李鸿章晚年联俄，以为可支持大清二十年，而实际是引狼入室的失计之举。黄遵宪放归时，尚与张之洞有书信报告。之后，张之洞对黄遵宪诸种投井下石的作为，乡居中的黄遵宪不一定尽知。《己亥杂诗》第六十七首写张之洞事。黄鹤楼毁后，张曾语宾僚，将来以所炼之铁改造黄鹤楼，庶免火灾；但曾几何时，铁政一局，易官为商，张帅承诺遂无从落实：“擎天铁柱终虚语，空累尚书两鬓丝。”(10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十一，载《黄遵宪全集》，第160页。不无讥讽之意。

“前有古人我为大宗后有来者我为初祖”

黄遵宪1901年《致陈三立函》中描述放归后与外界联系困难的情况道：“所居地电报局均不能通。平生故人以党祸未解，亦无敢寄书慰问者。庚子之春，党狱又作……乱作以来，浮云苍狗，世态奇变，多出意外，而鄙人乃深山高卧，一切无干。”(105)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425页。深山高卧中，黄遵宪第一个有密切交往的诗友是丘逢甲。

丘逢甲是台湾苗栗人，祖籍广东镇平。1889年中进士，授工部主事，不就；返回台湾，讲学台中台南诸书院。《马关条约》签订后，刺血上书，恳请废约抗战。后举义师，倡议台湾自立为民主之国。兵败后内渡回粤，定居潮州，讲学韩山书院等处。因志愿多受阻阏，取号仲阏。1898年冬，丘逢甲到梅州拜见黄遵宪。林振武《黄遵宪年谱长编》记曰：“两人畅谈时局，惺惺相惜。临别前，黄遵宪请丘逢甲为他刚刚修复的书房‘无壁楼’题写对联，丘逢甲欣然命笔，借用屈原遭楚怀王放逐的典故，书一联曰：‘陆沉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黄遵宪甚是赞赏，因足成一诗：‘半世浮槎梦里过，归来随处觅行窝。陆沉欲借舟权住，天问翻无壁受呵。偶引雏孙问初月，且容时辈量汪波。湾湾几曲清溪水，可有人寻到钓蓑？’”(106)林振武：《黄遵宪年谱长编》，第602页。在国事白云苍狗、变幻莫测的情况下，寂寥乡居中有一位可以议论时局、唱和谈诗之人，可谓空谷足音。黄、丘两位诗人的情投意合，成就了晚清诗坛的一段佳话。《人境庐诗草》卷十、卷十一中，有二十余首诗是因丘逢甲而写的。

1900年所写《寄怀丘仲阏逢甲》《感事又寄丘仲阏》(二首)，写“朝朝曳杖看山去，看到斜阳莫倚栏”的愁苦，及因义和团事而引发的“石破真惊天压己，陆沉可有地理忧”(107)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十，载《黄遵宪全集》，第167页。的惊忧。此年秋冬之交，丘逢甲第二次到“人境庐”，两人唱和之作达十余首。黄遵宪诗题为《久旱雨霁，丘仲阏过访，饮人境庐，仲阏有诗兼慨近事，依韵和之》。所慨近事，与义和团、联军入京、慈禧母子西狩有关：“夜雨红灯话《梦粱》，人言十事九荒唐。”“岂独汉唐无此祸，五洲惊怪国人狂。”“忽传罪己兴元诏，沾洒青霄泪万行。”“天何沉醉国何辜，横使诸华扰五胡。”(108)同上书，第172页。11月15日，丘逢甲跋《人境庐诗草》云：

四卷以前为旧世界诗，四卷以后乃为新世界诗。茫茫诗海，手辟新洲，此诗世界之哥伦布也。变旧诗国为新诗国，惨淡经营，不酬其志不已，是为诗人中嘉富洱；合众旧诗国为一大新诗国，纵横捭阖，卒告成功，是为诗人中俾思麦。

然在诗言诗，则已不妨前有古人，而我自为大宗；后有来者，而我自为初祖矣！开卷盖如入文明之国，至其境而耳目益新，抵其都市，游其宫廷，过其府舍，无一不新者。察之，则政政毕立，而创因见焉；事事毕举，而疏密见焉。即其治象，其国度之高下，可得而言也。

地球不坏，黄种不灭，诗教永存，有倡庙祀诗圣者，太牢之享，必有一席。信作者兼自信也！

海内之能于诗中开新世界者，公外，偻指可尽。忽有自海外来与公共此土者，相去只三十西里耳！后贤推论，且将以此土为东方诗国之萨摩、长门，岂非快事？然开先之功，已日星河岳于此世界矣。(109)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第1088页。

上引节选跋文，突出表达三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把当时仅见的八卷本《人境庐诗草》明确划分为“旧世界诗”和“新世界诗”：前四卷为“旧世界诗”，后四卷为“新世界诗”。“新世界诗”应主要指走出国门、“吟到中华以外天”之诗。在诗歌的国度里，哥伦布这类诗人的贡献是发现新大陆，即所谓的“手辟新洲”；嘉富洱这类诗人的贡献是统一新旧国，即“变旧为新”；俾斯麦这类诗人的贡献是铁血手段，“合众旧诗国为一大新诗国”。三者之间存在递进的关系。丘逢甲称赞黄遵宪诗完成了发现、转换、合众等三个蜕变进化的环节，成就了“新时代诗”。

第二层意思是在古与今的矩阵中衡量评价黄遵宪新诗。晚清诗国，任何一个有成就的诗人都必须面对继承与发展这一必答题。对古今关系，黄遵宪早期“我手写我口”的诗论与1891年所写的《人境庐自序》“为我之诗”的命题，都有过认真思考与清晰回答，但均不如丘逢甲表达得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前有古人，我为大宗”，是言大诗人首先要成为前人诗歌传统的优秀继承者，成为可与古人比肩之人；“后有来者，我为始祖”，是言大诗人有能力开创一代诗风，足为后人立范。 丘逢甲认为，黄遵宪在开诗国之新方面卓有成效。“开卷盖如入文明之国”，其境、其都市、其宫廷、其府舍、其治象、其国度，政政毕立，事事毕举，疏密有致。“如入文明之国”，是对黄遵宪新时代之诗格局与表达的由衷赞誉。

第三层意思表达“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豪气。 黄种不灭，诗教永存，此第一重自信；20世纪海内能于诗中开新世界者，唯君与逢甲，此第二重自信；君与逢甲，在特殊年代，因特殊遭际，在相距三十公里地区同时居住，莫非梅州、潮州将为东方诗国之萨摩和长门！此第三重自信。

据《黄遵宪年谱长编》引今人丘铸昌研究成果，丘逢甲在《岭云海日楼诗钞》中写给黄遵宪的诗有二十三首，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中奉和、回赠给丘逢甲的诗也达二十一首。(110)林振武：《黄遵宪年谱长编》，第645页。两人的频繁唱和还引发了“斗诗” 的揣测。应该说，就关心的国事发表意见，吟诵交流、互慰寂寥的成分，远远大于使才斗气。丘逢甲对黄遵宪“别创诗界”的评价是积极诚恳的。丘、黄之间的互相尊重、惺惺相惜也是显而易见的。

乡居期间，黄遵宪第二个联系上的诗人是陈三立。戊戌政变后，黄遵宪对陈氏父子的命运甚为挂念。得知陈宝箴去世的消息后，1901年黄遵宪从家乡致函陈三立，报告自己放归后情况，并询问陈家近况。回忆政变之劫，有一段“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的议论：“屡次濒死而卒不死，不知彼苍苍者生我之何用也？弟平生凭理而行，随遇而安，无党援，亦无趋避，以为心苟无瑕，何恤乎人言，故亦不知祸患之来。自经凶变，乃知孽不必己作，罪不必自犯。”(111)黄遵宪：《黄遵宪全集》，第426页。就在本年10月，两广总督陶模致电张之洞，询问黄遵宪戊戌政变时情况，张之洞回复：“湖南风气之坏，陈氏父子之受累，皆黄一人为之，其罪甚重。”(112)林振武：《黄遵宪年谱长编》，第659页。张之洞此语甚重，一语足以了断黄遵宪归乡后还可能存在的政治进路。好在陈三立并不像张之洞那样，把陈氏父子的厄运归咎于黄遵宪。黄遵宪的来信，陈三立1902年夏方收到。陈有《黄公度京卿由海南人境庐寄书并附近诗感赋》：“天荒地变吾仍在，花冷山深汝奈何？万里书疑随雁鹜，几年梦欲饱蛟鼍。孤吟自媚空阶夜，残泪犹翻大海波。谁信钟声隔人境，还分新月到岩阿。”(113)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48页。报告劫后平安与“孤吟”“残泪”的心境。黄遵宪1903年有《寄题陈氏崝庐》二首。“前者主人翁，我曾侍杖履。后者继主人，雁行吾兄弟。”以“主人翁”“吾兄弟”称呼陈氏父子，用“嗟嗟我华种，受生即患始。尽是无父人，呼天失怙恃”(11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十一，载《黄遵宪全集》，第183页。的诗句，安慰以“孤儿”自比的陈三立。

黄遵宪放归后第三位联络上的旧友是梁启超，第四位是严复。联系严复，是因为黄遵宪要参与严复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展开的关于文字艰深抑或平易的讨论。1902年，严复翻译《原富》一书，梁启超《新民丛报》作新书推介。在盛赞译著的同时也对译笔稍有批评，即认为文笔过于艰涩古奥，非多读古书之人不能理解，并由此呼吁“文界革命”。严复以为西方学理之书意本曲折，以中国文言词语译西方之书，犹如方枘圆凿，困难重重；梁氏报章之文，非文界之革命，乃文界之凌迟。梁、严之间，遂有译文艰深抑或平易、文界需不需要革命的争论。黄遵宪是梁启超的支持者：“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115)黄遵宪：《致严复函》，载《黄遵宪全集》，第434页。把“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作为文字进化与进步的方向，是与黄遵宪一以贯之的“我手写我口”之诗学精神相通的。前一年，黄遵宪作《梅水诗传序》发表了“言文合一”的观点：“语言者，文字之所从出也。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余于日本《学术志》中，曾述其意，识者颇韪其言。”(116)同①书，第287页。黄遵宪“遵用乐观”“言文合一”的价值观来自日本明治维新的借鉴，更来自个人“我手写我口”的经验。这些思想基础，使黄遵宪成为梁启超“新民救国运动”和“文学界革命”的支持者、参与者。20世纪的最初几年，两位年龄相距二十五岁的维新志士，以通信和写作的方式，共同参与了一场跨国鼓荡的思想与文学革命。在梁启超策动的“文学界革命”中，黄遵宪已有的创作被推为“诗界革命”成功的典范；而黄遵宪老当益壮的新作，又显示着“诗界革命”的实绩。

从1902年5月黄遵宪首次致函在日本办报的梁启超，至1905年2月病重中的黄遵宪最后一次致信梁启超，黄遵宪写给梁启超的信共九封。这些书信的部分内容，曾在《新民丛报》上以“饮冰室师友论学笺”为题发表。1949年以后，梁启超后人将部分信件捐给国家图书馆，现收到《黄遵宪全集》中。九封书信，论政、论学、论诗，意气风发，直写胸臆，是放归后备受压抑的诗人一次精神的放飞。

黄遵宪与梁启超的论学要点，在如何看待孔教，如何对待西学。1902年前后，梁启超进入“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而其师康有为大倡设孔教会定国教祀天配孔诸议，国中附和不乏。启超不谓然，屡起而驳之”(117)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梁启超全集》第十集，第279页。的年代。梁启超写作《南海传》，征求黄遵宪的意见。黄遵宪对康有为复原儒学，陋宋学、斥歆学、鄙荀学之论，甚为佩服；但对其尊孔子为教主，与耶稣、佛陀并立，不敢附和；谓崇教之说在近日欧洲已成糟粕；又引戊戌年在长沙南学会演讲的基本观点，说明可以以孔子为人极、为师表，而不可为教主；古之儒者言卫道，今之儒者言保教，皆大可不必。对国粹之说声起，黄遵宪旗帜鲜明，主张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校，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距，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118)黄遵宪：《致梁启超函》，载《黄遵宪全集》，第433页。

黄遵宪与梁启超的论政要点，在于君权抑或民权，立宪抑或共和。黄氏以为：“由蛮野而文明，世界之进步，必积渐而至，实不能躐等而进，一蹴而几也。”(119)同上书，第448页。故中国必为立宪之政体，共和政体万不可施于今日之中国。救国之道，在“欲奉主权以开民智，分官权以保民生，及其成功，则君权、民权两得其平”(120)同②书，第430页。。故当务之急，应以爱国、合群、自治、尚武诸种精神，增民知、新民德、强民力。黄遵宪在称赞梁启超以报刊鼓吹新民救国，威力强大的同时，也提醒梁启超谨慎立论，切莫口无遮拦于“暗杀”“革命”之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芒芒禹城，惟公是赖”(121)同②书，第449页。。

因为常读《新民丛报》，为梁启超迭出新论所折服，也为饮冰室主人救国救民的热情所感染，乡居的黄遵宪实际处在梁启超所构建的强大气场中。黄遵宪描述自己写信时的情不自禁道：

吾草此函，将敛笔矣。吾哀泪滂沱，栖集笔端。恍若汉唐宋明之往事，毕陈于吾前，举凡尽忠殉国、仗义兴师，无数之故鬼新鬼、亡魂毅魄，乃至亡国之君、亡国之君之妃后、亡国之君之宗族，呜呜而哭，一齐号咷，若曰：“吾辈何不幸，居于专制之国，遭此革命之祸也！”吾热血喷涌，洋溢纸上；又若英德日意之新政，毕陈于吾前，举凡上下议院、新开国会，无数之老者少者、含哺鼓腹，乃至吾国万岁、吾民万岁、吾君万岁之声，熙熙而来，一片升平，若曰：“吾辈何幸，而生于立宪之国，享此自治之福也！”吾亦不自知若何而感泣，忽辍笔而叹也；若何而蹈舞，遂投笔而起也。嗟夫！孰使我哀哀至于此？吾憾公；孰使我喜喜至于此？吾又德公。(122)同②书，第450页。

1902年，也正是梁启超借《新民丛报》《新小说》杂志鼓吹“文学界革命”的年头。梁启超写作的《饮冰室诗话》连载于《新民丛报》第四至九十五期。《饮冰室诗话》提出“诗界革命”的成功之作，应具备新意境、新语句与古人之风格三个要素。在以评点诗友之作阐发“诗界革命”的主张时，梁启超拈出了两个有对比度的诗歌现象予以评论：一是夏曾佑、谭嗣同等人的“新学诗”，一是黄遵宪的“新派诗”。

“新学诗”形成于1894年至1895年的北京，参与者为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1895年时梁启超二十三岁，夏曾佑三十三岁，谭嗣同三十一岁。时为维新变法酝酿激发的年头，也是学问饥渴的年头。年轻学子厌恶旧学，向往新学，而新学又无从寻觅。汉以前的经与诸子，教会的译书与个人的主观理想，便成为学问饥渴时代年轻学人新学的混合资源。更有甚者是，这些年轻学人要用宗教式的热情去宣传这种新学，这便有了“新学诗”。“新学诗”作者的情感笼罩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的思想下，他们希望孔教如同耶酥基督、回教穆罕默德、佛教释迦牟尼诸位教主创造欧洲、伊斯兰、佛教文明一样，给中国带来复兴。宗教狂热与想象情绪支配下写作的诗，一是怪异，二是难解，但给他们带来精神解放的快乐。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把这类能够带来精神解放的愉快，但生编硬造、需要加很多注解才能读通的诗，概括为“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他举谭嗣同离开京师到南京所作《金陵听说法》为例：

盖当时所谓新诗者，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丙申丁酉间，吾党数子皆好作此题，倡之者为夏穗卿，而复生亦甚嗜之。其《金陵听说法》云：“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喀私德即Gaste之译音，盖指印度分人为等级之制也。巴力门即Parliament之译音，英国议会之名也。又赠余诗四章，有“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等语。苟非当时同学，断无从索解。盖所用乃《新约》全书中故实也。(123)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梁启超全集》第三集，第207页。

因为经历过“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新学诗”，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以新境界、新语句与古人之风格为三要素。三要素之间的关系如下：

过渡时代，必有革命。然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州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铆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124)同上书，第208页。

《饮冰室诗话》以旧风格含新意境，间杂一二新名词的标准论诗，黄遵宪的“新派诗”被推为上乘：“近世诗人，能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且举黄遵宪《酬曾重伯编修》诗中的“世界巨蟹横行日，世界群龙见首时”赞为佳句。梁启超认为：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文章事业，以古人为不可及。黄遵宪《锡兰岛卧佛》一诗，煌煌二千余言，意象、风格不让古人。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评点的黄遵宪的其他诗，还有写吴德潚死难事的《三哀诗》、被陈三立推为千年绝作的《今别离》、与日本友人的唱和之作以及《罢美国留学生感赋》《以莲菊花杂供一瓶》等诗。梁启超认为，《人境庐诗草》中性情之作、纪事之作、说理之作，沈博绝丽，体殆备矣：“公度之诗，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群推为大家，公论不容诬也。”(125)同①书，第184页。同时，《饮冰室诗话》还推夏曾佑、蒋智由与黄遵宪并列为近世“诗界三杰”。

在《饮冰室诗话》中获得“卓然大家”的盛誉，也极大鼓舞着黄遵宪写作的热情。1902年底，黄遵宪写作《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二十四首。梁启超将全诗抄于《饮冰室诗话》中，并作评点如下：

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吾中国向无军歌，其有一二，若杜工部前后出塞，盖不多见。然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降所关也。往见黄公度《出军歌》四章，大有“笑看吴钩”之乐。尝以录入《小说报》第一号，顷复见其全文，乃知共二十四首，凡《出军》《军中》《还军》各八章。其章末一字，义取相属，以“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张我国权”二十四字殿焉。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沈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吾为一言以蔽之曰：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126)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梁启超全集》第三集，第200页。

把诗与歌、文与戏曲、小说的写作与国民精神之更新和国运之升降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梁启超“文学界革命”的初衷所在。对此，黄遵宪心有灵犀，其对梁启超传播文明思想的报章文、小试身手所作的小说及戏曲，皆报以喝彩，偶而也有同道间的出谋划策。黄遵宪称赞梁的报章文：“《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127)黄遵宪：《致梁启超函》，载《黄遵宪全集》，第429页。“此半年中，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摺，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精神吾不知，形式既大变矣；实事吾不知，议论既大变矣。”(128)同上书，第429页。黄遵宪评梁启超的小说与戏曲创作道：“《新中国未来记》表明政见，与我同者十之六七，他日再细评之，与公往复。此卷所短者，小说中之神采、(必以透切为佳)之趣味耳。(必以曲折为佳)。”“《新罗马传奇》又得读‘铸党’‘纬忧’二出，乐极乐极。公不草此稿，吾不忍请人督责；公肯出此稿，吾当率普天下才人感谢公。”(129)同②书，第442页。

对于自己的写作，黄遵宪也自视甚高：“鼓勇同行之歌，公以为妙……吾亦自谓绝妙也。此新体，择韵难，选声难，着色难。”(130)同②书，第438页。此外，黄遵宪此时期写作的《幼稚园上学歌》(十首)、《五禽言》(五章)都属歌谣作品。“吾之五古诗，自谓凌跨千古。若七古诗，不过比白香山、吴梅村略高一筹，犹未出杜、韩范围。”(131)同②书，第441页。对个人写诗的能力自信满满，对救世报国的未来也自信满满。其1902年11月底《致梁启超》第五函回忆个人的心路历程道：

自吾少时，绝无求富贵之心，而颇有树勋名之念。游东西洋十年，归以告诗五曰：“已矣！吾所学屠龙之技，无所可用也。”盖其志在变法、在民权，谓非宰相不可，为宰相又必乘时之会，得君之专，而后可也。既而游欧洲，历南洋，又四五年归，见当道者之顽固如此，吾民之聋聩如此，又欲以先知先觉为己任，藉报纸以启发之，以拯救之。而伯严苦劝之作官，既而幸识公，则驰告伯严曰：“吾所谓以言救世之责，今悉卸其肩于某君矣！”然自顾官卑职陋，又欲凭借政府一二人，或南北洋大臣以发摅之，又苦无其人。而吴季清又谓：“与其假借他人之权，不如自入政府，自膺疆吏之为愈。”吾笑谢之。及戊戌新政，新机大动，吾又膺非常之知，遂欲捐其躯以报国矣！自是以来，愈益挫折，愈益艰危，而吾志乃益坚。盖蒿目时艰，横揽人材，有无佛称尊之想，益有舍我其谁之叹！

虽然，弃而不可留者，年也；流而不知所届者，时势也。再阅数年，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吾亦不敢知也。公忍待之。(132)黄遵宪：《致梁启超函》，载《黄遵宪全集》，第450页。

黄遵宪以为戊戌时期即欲以躯报国的志士，有朝一日成为革命军中的马前卒也未可知。但个人健康没有再给他“加富尔变而为玛志尼”的机会。1905年2月与梁启超的信中报告病肺情况，尚乐观估计“诚能善于摄养”，“不至遽患伤生”(133)同上书，第457页。的黄遵宪，在3月28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时年五十八岁。前一年冬，黄遵宪有《病中纪梦述寄梁任父》三首，为梁启超在日本的安危担心，希望西方国家的国会与立宪早日出现于中国，也不枉自己以“遵宪”为名：“以此名我名，苍苍果何意。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也希望与梁启超共同唤醒睡狮：“我惭嘉富洱，子慕玛志尼。与子平生愿，终难偿所期。”(13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十一，载《黄遵宪全集》，第441页。烈士夙愿未偿，终成最后遗憾。

梁启超得黄遵宪逝世噩耗，于《饮冰室诗话》记其事：“今日时局，遽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予诗界辟一新国土，天乎？人乎？”(135)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载《梁启超全集》第三集，第260页。梁启超、黄遵宪反复提到的加富尔、玛志尼与加里波第，是意大利统一运动中的三个人物。梁启超曾写作《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后又创作戏曲《新罗马传奇》，演绎“建国三杰”的故事，加富尔、玛志尼与加里波第便成为中国救国之士的楷模。梁启超认为，黄遵宪具有治事之才，在国人中能力超群；但可以报国者，区区著述文字而已，念此令人扼腕。黄遵宪在放归前后写作的《支离》也表现出政治体制自相残杀与屠龙之技无所施用的遗憾：“举鼎膑先绝，支离笑此声。穷途竟何世，馀事作诗人。技悔屠龙拙，时惊叹蜡新。剖胸倾热血，恐化大千尘。”(13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载《黄遵宪全集》，第151页。诗人思想深处也因为“馀事作诗人”而有几分失落。

在晚清时代感到失落的何尝只有一个诗人？黄遵宪与梁启超的信中论曾国藩，曾有一段颇有见地的议论。黄遵宪认为，曾氏“生平所尤兢兢者，党援之祸，种族之争”，一生笃志守旧，然有二事甚奇：一是建长江水师，二是派留美学生。曾国藩在世时，“上有励精图治之名相，下多奉公守法之疆臣，固俨然一大帝国也”， 故史有“同治中兴”之说。曾国藩去世后，格局大变矣。黄遵宪评曰：“天之生文正，所以结前此名臣名儒之局者也。”(137)同①书，第436页。在晚清的混乱格局中，位高如李鸿章、张之洞者，已失去曾国藩“同治中兴”、宜功宜业的时代。戊戌年前后的风云际会中，黄遵宪成为维新变法运动的重要人物。但综合考量，黄遵宪留在文学史上的遗存，应该远远大于其留在政治史上的遗存。黄遵宪有充足的理由为“馀事作诗人”感到庆幸。

作为诗人，黄遵宪能够随时代不断进步，有着超越流俗的眼光和批判现实的情怀。借用丘逢甲“旧世界诗”与“新世界诗”的说法，我们大致以1877年黄遵宪走出国门，出使日本作为“旧世界诗”与“新世界诗”的分界。在“旧世界诗”时代，黄遵宪对学术界流行的汉学、宋学不盲从，不热衷，对俗儒尊古、日研故纸的复古风气保持批判的态度。在宗唐或宗宋、继承或脱化、古人或今人、性情或科举的挣扎中，喊出“识时贵知今，通情贵阅世”(13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一，载《黄遵宪全集》，第71页。，“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139)同上书，第75页。的口号，已体现出同光诗坛难能可贵的“说当下话”，“写有我诗”的价值取向。在诗人的“旧世界诗”中，一边是“一恸失燕脂”(140)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香港感怀》，载《黄遵宪全集》，第78页。的香港，是“难除海大鱼”(141)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羊城感赋》，载《黄遵宪全集》，第82页。的广州，是“七万里戎来集此”(142)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和钟西耘庶常德祥津门感诗》，载《黄遵宪全集》，第88页。的天津；另一边是“古今昏不知，各各张空拳”(143)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二《述怀再呈霭人樵野丈》，载《黄遵宪全集》，第89页。的科举考试大军，是“学剑学书无一可，摩挲两鬓渐成丝”(144)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三《三十初度》，载《黄遵宪全集》，第91页。的士大夫阶层，是“彼此互是非，是非均一鄙。茫茫宇宙间，万事等儿戏”(145)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三《杂感》，载《黄遵宪全集》，第75页。的学界巨子。现实世界与学术世界的巨大反差赋予黄遵宪的诗以批判的力量，形成其诗社会批判的锋芒与传统。

“新时代诗”开始于1877年以后。作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员走出国门，西方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可感可触，日本的明治维新、美国的两党选举、英国的宫廷奢华、法国的铁塔崚峥、新加坡的杂花相处、东西洋的时空变换、轮船电报的速度效率，都给黄遵宪带来激动与联想。激动的原因是世界在日趋新奇，联想的根源在中国如何迎头赶上：“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14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五《〈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载《黄遵宪全集》，第116页。这是《日本国志》初成时的感想。临渊羡鱼，故有忧天热血。“吾闻地球绕日日绕球，今夕英属遍五洲。”(147)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六《伦敦大雾行》，载《黄遵宪全集》，第121页。这是伦敦大雾中的冥思。面对日不落帝国的霸业，国人将作何感想？在英国宫廷的酒宴上，他想到眼下已是“世人已识地球圆，更探增冰南北极”的时代，而中国尚在“堂堂大国称支那，文物久冠亚细亚”，“宋明诸儒骛虚论，徒诩汉大夸皇华”(148)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六《感事》，载《黄遵宪全集》，第123页。的氛围之中，甚为忧虑。在莲菊桃“一瓶海水同供养”的新加坡，中国侨民的生存依然困难：“他人殖民地，日见版图廓。华民三百万，反为丛驱雀。螟蛉不抚子，犬羊且无鞟。比闻欧澳美，日将黄种虐。”(149)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三《番客篇》，载《黄遵宪全集》，第135页。黄遵宪的“新时代诗”，所见所思，均紧紧关联吾国吾民。境外的见识日新，吾国吾民的情结愈重；诗作意境词语趋新，对老大帝国的批判反省精神愈深刻。

1891年写作《人境庐诗草序》，黄遵宪将其早年的诗学主张重新概括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 “诗外有事，诗中有人”，成为黄遵宪“新时代诗”的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体现在性情之作中，也体现在纪事之作中。自《日本杂事诗》后，黄遵宪有意识地写作纪事之作，为瞬息万变的时代及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留此存照，留此清议，从而体现出维新时代士人特有的历史意识。《日本杂事诗》是黄遵宪有意为之的创新。《日本杂事诗》之后的纪事之作，主要是与甲午战争、庚子事变有关的组诗。写甲午战争的诗，择取甲午中日陆战、海战的重要环节，还原其场景，针砭其将帅，痛心其恶果。写庚子事变的《天津纪乱》《京乱补述》《三哀诗》《聂将军歌》《群公》等诗，写天津京师战乱、哀慈禧光绪西狩、愤忠臣贤良屈死，字字有血，声声是泪，让人不忍卒读。黄遵宪纪事之作，多为古风，叙述与议论结合，沉郁顿挫；也有五言、七言律诗，大多为一诗题下数首，曲折往复，以表现复杂历史过程与情感。

1895年之后，《人境庐诗草》五至八卷在朋友间流传，这是黄遵宪自诩为“新派诗”的作品，诗人黄遵宪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戊戌政变后，从政梦碎，黄遵宪重新回到诗人的队列。1902年，黄遵宪与新加坡诗人丘菽园谈及自己“别创诗界”的理想，有一段无比深情的话：“思少日喜为诗，谬有别创诗界之论。然才力薄弱，终不克自践其言。譬之西半球新国，弟不过独立风雪中清教徒之一人耳。若华盛顿、哲非逊、富兰克林，不能不属望于诸君子也。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仆老且病，无能为役矣，执事其有意乎？”(150)黄遵宪：《致丘菽园函》，载《黄遵宪全集》，第440页。黄遵宪对诗可以左右世界的表述，明显有梁启超“文学界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梁启超“文学界革命”的鼓动下，少年时代即有“别创诗界”之志的黄遵宪成为“诗界革命”中“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代表性诗人，同时也身体力行于“诗界革命”，并为文界、小说界、戏曲界革命及中国复兴的大同世界鼓吹呐喊。钱仲联发现黄遵宪1905年去世前不久所写、发表在《广益丛报》上的《侠客行》云：

忽而大笑冠缨绝，忽而大哭继以血。大笑者何为？笑我鼎镬甘如饴。大哭者何为？哭尔众生长沉苦海无已时。吁嗟！笑亦何奇，哭亦何奇，胸中块垒当告谁？平生胸吞路易十四十八九，挟山手段要为荆轲匕首张良椎。仗剑报仇不惜死，千辛万挫终不移。致命何从容，宁作可怜虫？岁寒知松柏，劲草扶颓风。君不见当今老学狂涛何轰轰，国魂消尽兵魂空。安得人人誓洒铁血红，拔出四亿同胞黑暗地狱中。(151)黄遵宪：《人境庐诗辑补》，载《黄遵宪全集》，第227页。

钱先生据此诗立论，以为从“誓洒铁血红”，“拔出四亿同胞黑暗地狱中”的诗句，“可以窥察到黄遵宪晚年政治思想逐渐演变到与当时民主革命派反清活动同步进行的脉搏”(152)张永芳辑《黄遵宪研究资料选编》，第553页。。的确，这种歌哭无端、慷慨淋漓的诗风与稍后兴起的南社诗风何其相似！康有为1908年序《人境庐诗草》，以为黄遵宪诗“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博以环球之游历，浩渺肆恣，感激豪宕，情深而意远，益动于自然，而华严随现矣。公度岂诗人哉！”黄遵宪诗上承龚自珍，下开南社，庶几进入“前有古人，我为大宗；后有来者，我为初祖”的境界。“五四”新文学运动引黄遵宪“我手写我口”以为同道，更是并不十分遥远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