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奕宁 吴春彦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 210004］

《倾城之恋》讲述了白流苏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包办婚姻后，决心自己掌握爱情与命运，当她偶然认识了帅气多金的年轻单身汉范柳原后，两个情场高手屡屡斗法，原本白流苏似是博输了，将独自一人在香港消磨以后的岁月，但范柳原在即将离开香港时，遭遇日军轰炸浅水湾，范柳原不顾自己的安危，折回保护在炮火中毫无依靠的白流苏，两人患难与共，最后结为夫妻。《长恨歌》讲述了弄堂摩登女子王琦瑶长达四十年的感情经历。王琦瑶的跌宕一生，恰恰是时代的写照，细致幽微处烛照出上海几十年的变迁。这两部小说，都是探讨战乱中的女性与时代变迁中的爱情、婚姻的文学作品，反映了个人命运和时代的复杂关系。

一、战乱中的女性：被动地接受时代与命运

无论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都不是主动迎接时代的新女性，而是在洪流中被动地接受时代赋予的一切，在苍凉的时代中感受人生的情意。

（一）被战乱与世俗支配的人生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生活在一个典型的传统家族——白公馆，而传统家族即使在新文化的冲击下也依然有着强烈的守旧意识，白流苏作为其中的一分子也受到了传统思想的影响与压迫。

白流苏在前半生展现出较强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她的第一段婚姻是白家为了生存而与唐家的联姻，她的终身大事是不受自己支配的，全权由父母做主，嫁给了唐家喜欢赌博的浪荡子，而这段婚姻最初便是不幸的，她只知道自己的婚事既定，却由于自身的软弱与妥协没有反抗。最后再三权衡下，选择离婚。虽然在那个时代，法律上是承认离婚的，但周围人们的看法却依然腐旧不堪。白流苏从第一段不幸的婚姻中脱离出来后的七八年里不仅受到了周围人们的言语侮辱，还受到了其娘家人长时间的冷嘲热讽，连她的母亲也时常辱骂她，而她却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以泪洗面，无法表达自己心中的痛苦。

所以在白流苏的第二段婚姻中，她选择趋于世俗。当她在酒会上遇到风流倜傥的范柳原时，便将自己作为赌注，向范柳原争取一个合法的婚姻地位。对白流苏来说，她能想到最好的生活方式便是借范柳原摆脱自己家庭的压迫，她做了一回“赌徒”，将自由的希望寄托在范柳原身上。这个动荡的时代让她成功地成为范柳原的夫人，成全了她的心愿，更是凭借她的勇气和坚持拥有了比过去更好的生活，虽然流苏无法主宰自己的感情，但现实的重压早已使她丧失了爱的能力，除了自己她根本不会爱别人，她只是想凭借爱情与婚姻让自己脱离生活的困境与家庭的囚笼，流苏就在这个畸形的时代中成了这样“一个自私的女人”。

（二）被时代与过往牵绊的人生

《长恨歌》中的女主角王琦瑶出生在上海弄堂，她美丽无比，少女时因照片被《上海生活》刊登为封面，而成为“沪上淑媛”。王琦瑶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所以她的家境一般，难以跻身上流社会。幸而她有一个家境富裕的好朋友蒋丽丽。王琦瑶在蒋丽丽家寄住了下来，并且赢得了蒋母的认可和欢心。在蒋家的一力支持下，王琦瑶参加了“上海小姐”的竞选，获得第三名，从此人称“三小姐”。自从被选上了“上海小姐”后，她的命运就发生了转变，成为李主任的外室。

后来日本战败投降，上海解放，李主任在一场空难中罹难，王琦瑶与李主任就这样结束了仓促而又充满变数的结合。李主任的猝然离世，是王琦瑶命运的转折点，更是为她的一生增添了浓厚的戏剧性与悲剧色彩，曾是“某政要外室的上海小姐”的头衔成为她一生挣脱不了的枷锁。

在时代的洪流中，王琦瑶虽不愿但也不得不与时代有了更多的交集，可是她的身上始终有着美好而又浮华的守旧气息，她喜爱金钱，迷失在上海这座浮华都市中，将首饰、金条等紧紧攥在手中，去对抗时代的虚无，最终更是因为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杀害。

白流苏和王琦瑶，都在战乱之中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掌控，渐渐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失去了纯真，变得愈发世故。而她们经济基础的不同，决定了她们对待生活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她们对待爱情的不同选择。

二、女性的爱情观：谋生的同时亦谋爱

爱情对于白流苏而言是可有可无的，她更想借助婚姻获得自己下半辈子的依靠；王琦瑶表面温顺，但在走出弄堂见过世面后明白追求男欢女爱不仅仅是她跨越阶层的方法，似乎还成了她生活的乐趣。

（一）谋爱中谋生

张爱玲在文学创作中潜移默化地融入了民国时期的苍凉悲壮之感，大多反映了民国时期腐朽没落的旧式大家庭中的遗老遗少生活，他们在新时代的浪潮面前无力面对，选择了逃避，固守着旧式的传统思想，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甚至将婚姻爱情当作是一种投资或是谋生的手段。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出身在一个破落的翰林家，她没怎么受过教育，而且不屑于出去工作，再婚是为获得下半辈子的依靠。谋爱，实质是为了谋生，借着爱情实现生存的目的。爱情，是在充满算计中与男人展开的一场男女博弈。白流苏是作为七妹宝络相亲的陪衬才偶然与范柳原见面的，更巧的是在场的女性只有白流苏会跳舞，她凭借着自己高超的舞技与成熟女人独特的典雅气质，把妹妹的相亲对象夺了过来。可是范柳原作为一个花花公子，在感情之间游刃有余，把自己的真心掩藏在心底，白流苏更是无法获得他真正的感情，只能通过婚姻逼迫范柳原，并从他身上获得这种经济上的安全感。尽管她也意识到女性不再是男性的奴隶和泄欲的工具，但内心仍然把男性作为自己依赖的对象，秉持着将自己的人生命运完全维系于男性的婚姻观。①在香港的战火中，她与范柳原最终走到了一起，在乱世之中得到了她想要的安稳，这种婚姻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是女性对生活做出的无奈抉择，看似是圆满的结局，却透露出浓浓的悲凉。

（二）谋生中谋爱

王安忆敏锐而又有深度地刻画了鲜明的女性形象，在时代变迁中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她笔下的女性敢于与命运进行抗争，虽然不能完全摆脱不幸，但是她们对爱情对生活有了更美好的憧憬。

《长恨歌》中的“沪上淑媛”王琦瑶对爱情的追求是贯穿其一生的。小说以王琦瑶四十年来的爱情经历为线索，讲述了她同程先生、李主任、康明逊、老克腊等人没有结局的爱情故事。她少女时期的初恋是深情款款的程先生，程先生对她一往情深，王琦瑶却假装懵懂又视而不见，享受着程先生对自己体贴入微的关心，因为她明白自己的内心，懂得自己对程先生是感动而不是爱情，并且清醒且机智地利用程先生对自己的喜爱为自己谋发展。

当王琦瑶成功当选为“上海小姐”后，与李主任相识，李主任对她产生了感情，而王琦瑶对李主任毫不了解，只是被他那种“当机立断，不拖延，也不迂回，直接切入正题的气势所慑服”。王琦瑶从别人对李主任恭敬有加的表情里感知到李主任是一个有权有势、有一定社会背景的大人物，他满足了王琦瑶物质、精神的双重需求，这也成了她最满意的一次爱情抉择，她用她的美貌为自己换来了幸福，而幸福的根本就是李主任。

王安忆认为在这个过分现实化、物质化的世界，爱情太虚幻，没有可靠性。但是这种情况反而使一些有交易的感情关系得以成立。②在《长恨歌》中，王琦瑶在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过程中享受爱情，她与几个男性在特殊环境里的相互依偎，获得了相应的温暖与安慰。

白流苏与王琦瑶似乎都难逃红颜薄命的悲剧命运，她们都是靠着美貌维持爱情，而这爱情又能持续多久呢？她们的爱情观在时代的磋磨下变得有些畸形，都是以爱情为手段进行谋生，这样变味的爱情观决定了她们悲剧的一生。

三、女性的悲剧根源：经济不独立，女性意识缺失

无论是《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还是《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都重视物质财富，把生活重心放在吃穿打扮和交际上，想要依靠男性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却忽视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一）经济不独立

20 世纪40 年代，翻译家傅雷在肯定张爱玲《金锁记》的成功后，却对《倾城之恋》给予一定批判：“女人，整日担忧着最后一些资本——30 岁左右的青春——在另一次到账；物质生活的迫切需要，使他无暇顾到心灵，这样的一幕喜剧，骨子里的贫血，充满了死气，当然不能有好结果。”③

的确，傅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骨子里的贫血”导致不会有好结果，以经济为基础的婚姻是没有爱情可言的，白流苏爱情悲剧的表面原因是范柳原游戏人生的态度，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白流苏经济上的不独立。当白流苏的资财被势利穷酸的兄嫂哄尽之后，她失去了经济的保障，不得不去借助婚姻获得经济依靠。当她在舞会上结识范柳原时，便看中了他所代表的荣华富贵，依仗漂亮的外表，以自己的前途作为赌注，展开了与他的交锋，期待在被男性的赏识中，获得婚姻这样一个经济保障。

张爱玲并不反对想靠婚姻来谋得“长期饭票”的女性，她认为婚姻的最初动机是经济。《倾城之恋》中多次出现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但张爱玲依旧认为，范柳原说这些话的动机只不过是他面对荒唐、庸俗、市侩以及虚无人世的一种反抗与挑战。白流苏是为了找一个稳固的依靠，她口中的“我爱你”并不是代表真正的爱情，而仅仅只是一种诱导范柳原陷入爱情，让自己掌握主动权，从而获得婚姻保障的手段罢了。

（二）女性意识缺失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依靠男性获得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因此她甘心做“金丝雀”，向往荣华与富贵，企图不劳而获，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了他人。究其根本是王琦瑶出生在新旧文化交替的年代，独立仅仅只是一句虚无的口号，表面的独立依旧是旧时代的芯子，本质上还是一个男性主宰的男权社会，从而导致她女性意识的缺失，为她悲剧的一生埋下伏笔。

王琦瑶出身于底层阶级，凭借着美貌在十几岁便步入了浮华的社会，她渴望出人头地，从而名利双收，当她参选“上海小姐”时，与她相熟的导演曾好心地提醒她：评选“上海小姐”不过是达官贵人玩弄女性的游戏罢了。可是王琦瑶不甘心自己只徘徊于底层社会，她想要借助男性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她不放弃，并且在程先生和蒋丽丽帮助下参加选美比赛，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沪上淑媛”。

当她认识了有权有势、身份显赫的李主任后，她毫不犹豫地抛弃虽贫寒但一心爱她的程先生，迅速变成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成为李主任的情人，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全盘托付出去。在后来与康明逊、老克腊等人的爱情中，她都把他们视作可托付一生的人，可是这些男性偏偏都是些连自己都无法负责自己的人，更是明确表示自己不能给予她名正言顺的婚姻，但王琦瑶却还是会替他们着想，感叹他们的难处。

她取悦男性，宽慰男性，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却忘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最终一无所有。当她独自生下女儿微微后，孩子的生父康明逊却懦弱又无助，无力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远走高飞。这时只有母亲来伺候她坐月子，至此她终于明白自己才是自己的依靠。可是她的觉悟是苍白无力的，她是被动的，她无力去追求人生价值，更没有勇气去改变现状，只能在这个时代中随波逐流。

白流苏与王琦瑶都在灰暗的时代背景下含泪求生，导致她们悲剧命运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基础与个人性格，但究其根源则是她们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她们对自己没有清晰且理性的认知，更缺乏精神力量的支撑，所以才会在精神或是经济上依靠男性，从而获得生存的救命稻草，总而言之，她们的爱情悲剧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倾城之恋》与《长恨歌》都是写女性爱情悲剧的小说，白流苏与王琦瑶虽生活在不同年代，但是她们两个人都力图在动荡的时代中掌控自己的生活和命运，却在寻找生存之路的过程中追逐物欲，渐渐失去纯真，让人生出无限惆怅与悲哀。《倾城之恋》中张爱玲用冰冷的笔触描绘出白流苏为了生存依附于爱情的凄婉人生；《长恨歌》中王安忆用审视的眼光展现出犄角生活的王琦瑶的斑驳命运。两位作家用不同的笔调塑造出了不同时代、不同经历、不同性格，但命运相同的女性的爱情悲剧，两部作品更是不约而同地反对并批判了女性幻想依赖男性、依靠婚姻爱情来改变命运的腐朽观念。

①李晓花：《论张爱玲小说对女性意识和婚姻的探索》，《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 王安忆：《香港的情与爱》，麦田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③迅雨（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万象》194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