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微（长春大学行政学院，吉林长春 130022）

于 跃（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169）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我国老龄化趋势呈现加速扩张的势头。《2021 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从2016 年到2021 年5 年间，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23，252 万人增长到26，736万人，增幅高达14.98%［1］。我国老龄化面临“未富先老”这一复杂而独特的现实难题。在尚未步入发达国家行列时，老龄化就已迅速显现，“未富先老”导致养老企业收益普遍较低、养老市场发育不充分、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加剧、行业盈利较弱和可持续发展动能不足，这就要求我国构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养老服务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难题。同样，在养老服务领域，现有的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隶属不同的职能部门，且存在运行“两张皮”的问题。

为有效应对和解决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两大体系“两张皮”等问题，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举措。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计生委、民政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全国老龄办、中医药局《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84 号），提出“建立健全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机制”“支持养老机构开展医疗服务”。2019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 号），提出“促进现有医疗卫生机构和养老机构合作”“简化医养结合机构设立流程，实行‘一个窗口’办理”。在这些政策和举措的驱动下，全国各地既投入了一定的养老资源，也释放出部分优质医疗资源，并激活了部分养老市场，然而，由于我国老年人群体收入水平较低、消费意愿不高、不同主体认知差距较大，加之投入的医养资源有限且衔接困难、合作机制脆弱，使得现有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不畅、机制不科学、服务断层等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期待和需求。为此，亟须构建一种更为全面、科学和多层的新型合作模式，以解决医养结合领域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挑战。

一、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演进及合作雏形确立

（一）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演进

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是不同主体在对传统医养分离模式进行深刻反思并汲取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将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体系等资源整合起来并予以协同调配的新型模式。在传统“医养分离”格局中，“医”和“养”两大体系分属不同部门且独立运作，既缺乏相互依赖的支付系统和预算机制，也缺乏长效的合作机制和有效的分工协作。换言之，两大主体按照各自的优势和功能提供单向度服务，各自拥有的资源和服务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这不仅导致长期照护机构无法提供增值和延展服务，利润微薄甚至负债运行，发展能力受阻，还带来医疗卫生机构的优质资源难以深度介入养老服务体系，一些中小型医疗卫生机构的资源甚至出现闲置，高质量服务供给不足。

近年来，面对医养分离带来的不良结果，部分地区的长期照护和医疗卫生机构率先在保健和护理服务领域借鉴发达国家的优势模式，在提供融合式服务方面作出一些尝试。例如，个别大型医疗卫生机构依托自身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开始兴建养老科或护理科，为慢性病、半失能、失能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精细化整合照护服务。个别地区引进老年人全包服务项目（ProgramofAll-InclusiveCarefortheElderly，PACE）、居家和社区服务（Home and Community—Based Services，HCBS）以及持续照料退休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CCRC）。其中，PACE 使有资格获得养老院护理服务的体弱老年人群体，可以继续在社区获得全流程的医疗服务、社会服务和康复服务；HCBS 主要为尚能自理的低龄、半失能老年人提供一般性养老服务，包括大病预防、康养咨询等；CCRC 则“通过完善和易得的医疗和照护资源，持续提供老年不同阶段所需的居住设施和相应服务支持，包括独立生活住宅、协助居住住宅、护理院和专门的认知症护理单元以及一系列的活动和便利设施，保障老年居民在迁入社区后的生活质量”［2］。部分地区更是依靠雄厚的科技实力和资源调配能力，组建医疗城、健康城和医疗产业园，形成集医院、诊所、护士学校、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等机构于一身，打造融医疗、康养、休闲、度假、消费等功能为一体的养老服务生态圈。该生态圈主要是一种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资源的简单加总，缺乏无缝隙、可持续、长效性合作机制的有力支撑，使得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资源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差、功能优势和能力发挥有限。

随着医养结合模式不断探索和社会养老需求持续增长，部分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机构开始实质性整合两个领域的信息、资源、业务、知识和能力，并将诊断、治疗、护理、康复、保健等纳入统一服务体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卫生系统与民政系统分管的部分医养业务流程的衔接，同时对服务输入、输出和管理进行科学统筹与顶层规划，以合作方式生产和交付服务。部分地区开始以智能化、系统化、数字化方式实现医养资源及时更新与精准交互，既简化了医养业务流程，也拓展了医养合作深度。

（二）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雏形

在实践过程中，各地围绕服务内容、组织架构和具体模式等进行了广泛探索，医养结合合作模式的雏形显现。

就服务内容而言，医养结合将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服务融入养老服务中，让老年人在获得养老服务的同时，得到全面的医疗卫生照护，主要提供的医养服务内容见表1。

表1 基于老年人需求的医养结合服务内容

具体而言，伴随身患慢性疾病和半失能、失能、失智等老年人群体数量的逐年增多，医养结合在提供生活照料、膳食、清洁卫生、洗涤、文化娱乐等一般性服务内容的基础上，开始对老年人能力体系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向其提供个性化服务。例如，针对具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服务旨在保持其内在能力并促进其健康行为；针对自理能力衰退的老人，服务注重延缓或逆转功能衰退；针对完全失能的老人，服务主要包括专业康复、照料护理和临终关怀等。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大部分开设在城市内老年人较多的社区，由于满足了老年人群体刚性需求和不愿离家太远的心理预期，服务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一些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连锁化服务的护理院，更是成为市场上需求大、发展前景好的行业代表。

就组织架构而言，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两类机构在权衡各自优势和资源的基础上，开始在长期照护机构内设医疗卫生机构，或在医疗卫生机构内设长期照护机构，以完成组织间有效合作的议题，同时利用联席会议、合作协议等形式推动互动工作深度开展。“通过政府养老服务联席会议的统一协调，有意愿派驻医生和护士到养老机构开展巡诊服务，并进行定期轮换，缓解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解决老年人疾病预防和康复照护的基本需求”［3］；或签署合作协议建立双向转诊通道、专家定期会诊、医院定期上门服务，以此协调双方利益，配合完成合作任务；有的地区建立了专门的行业协会，以制度化途径推动专业化、合作化服务；还有地区在资金使用方面进行创造性探索，通过彼此协商将各自主体拥有的资金按照一定比例投放在统一的资金池中，用以支付医养结合委托、代理和费用承接。这些组织形式既为开展组织间合作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保留了各自的“权、责、利”边界，对推动医养结合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初级组织架构缺乏合理的利益驱动和有效的约束机制，毁约成本低，而且“往往需要政府‘撮合’，难以市场化运作，双方对严格履行协议往往持‘无所谓’态度”［4］等现象，致使医疗卫生机构与长期照护机构初步形成的伙伴关系面临随时终止的风险，合作的稳定性不足。

就具体模式而言，各地区出现了“整合照料”“支撑辐射”“联合运作”等三种具体模式。“整合照料”是医疗卫生机构或长期照护机构通过自建部门或增设功能，实现功能和业务的整合。长期照护机构在“养”的基础上拓展“医”的功能，实现“养中有医”；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的基础上强化“养”的内涵，实现“医中含养”。这一模式不但有利于统一调配资源，提升医养服务效率，而且扩展了单个医养机构的业务范围，使老年人群体在单一机构内就能享受闭环服务，实现专业化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的无缝衔接。不过，在具体实践中，那些有稳定营业收入和较高盈利水平的大医院在权衡利弊后，一般不愿涉足养老服务业。同时，长期照护机构因专业化水平欠缺，涉足医疗领域困难重重。“建立医疗机构的条件要求高，绝大多数养老机构对建立医疗机构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普遍‘有心无力’”［5］。“支撑辐射”以社区为支撑，吸纳、整合辖区内多个机构，形成以社区为核心、多主体共同合作的医养联盟，实现卫生服务中心和社区养老中心有效合作。在这一模式内，所涉主体并不局限于医疗卫生机构与养老机构，还拓展到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社区乃至家庭。“在实际开展的医养结合服务形式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与养老机构协议合作存在种种优势。养老机构多建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附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定期上门巡诊，遇到紧急情况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能及时处理、及时转诊”［6］。由于社区难以统合协调众多参与主体，未能充分发挥中枢作用，使不同主体间合作结构呈现“松、弱、脆”等特征，因此“从政府层面来说，应赋权于社区，推动社区自治，切实彰显社区的主体地位”［7］，以统合协调众多参与体。“联合运作”是指长期照护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共签合作协议、整合资源、提供互补服务的一种医养结合模式。该模式侧重“合”，核心在于提倡长期照护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形成合作合力，最大特点在于确立双向转诊机制，即医院负责接诊和治疗，并在患者出院后定期到养老机构回访，养老机构负责帮助患者康复和提供稳定的照护服务。“联合运作”增强了向老年人提供专业化服务的能力，但受制于合作模式尚不成熟以及医养机构尚未完全建立制度化转诊机制，医疗资源的优势难以充分释放出来。

综上所述，在发展演进中医养主体逐步确立的合作雏形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效，也为未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完善或优化积累了经验，然而，受传统的社会惯习、现实条件以及现有体制机制的制约，现时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仍然存在运行分离化、服务碎片化、成本失衡化、质量断层化等突出问题，因此，需要从建立科学、合理的合作机制这一关键内容出发，在实质性整合贯通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体系资源和业务流程的基础上，全方位满足老年人群体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不断拓展和完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新内涵。

二、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构建

合作机制是模式的核心和关键。换言之，只有建立起科学、合理且有效的合作机制，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才能具有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合作机制构建以适配老年人需求为导向，通过长期照护与医疗卫生机构间的科学分工，促使双方所拥有的资源有效整合和相关业务流程的有序衔接，既可以避免传统服务的重复化、分散化与碎片化，又能实现服务的无缝隙、整体性和一体化，真正为老年人群体提供规范、可靠、稳定和优质的医养服务。借助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可以逐步释放规模优势和合作效应，最终建立起医养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且配合有度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真正提高医养结合养老服务质量。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需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同时构建，如图1 所示。

图1 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框架

（一）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构建的横向维度

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构建的横向维度涉及政府、市场、社会、家庭等四个主体，旨在构建“各尽其能、各负其责、合作紧密、机制畅通”的总体结构。

第一，政府不但是资源、资金、人力、物力和信息的最大拥有者，而且具有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合法性再生产能力、制度供给能力和强制规制能力，因而政府既是合作机制的掌舵者，也是联结各主体的调节器，能主导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因此，政府一方面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杠杆作用，撬动商业资本、社会资本和家庭资源深度参与医养合作体系，并为不同主体的运行提供必要的授权和制度保障；另一方面，充分释放自身组织和协调能力，积极引导医、养两个行为主体信息共享、协调互动和资源整合，促进实质性合作。

第二，市场是重塑合作机制的重要推动力。在市场自发调节下，医养服务供给者在追寻利益过程中，寻求与自身角色相契合的服务，并通过协同合作充分发挥功能性优势，达成合作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在此意义上，市场不仅能够汇聚更多、更优质的医养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资源，而且在价格规律和交易机制持续作用下，激烈的市场竞争将不断淘汰服务效率低、资源耗费大、产出不明显的医养合作主体，重新塑造并筛选出满足多方利益最大化的合作模式，自发推动医养合作的利益联结机制更为稳固。此外，市场在有效确保合作模式遴选和不断发展壮大的基础上，也可为社会、政府和家庭等主体深度参与医养合作提供更为丰富的资源支持和机会保障，从而成为推动合作机制的重要且无形的力量。

第三，社会组织具有其他主体所难以替代的优势，在政府和市场不想做、做不好的领域，其专业能力、灵活介入、志愿为本、信息存储和迎合老年人多样化服务需求等特殊优势可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对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起补充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辅助力量。在医养合作中，社会组织作为能够与政府机构、自由市场和微观个人等主体直接对接和互动的非正式力量，具有迅速汲取信息、灵活集结调动资源、高效解决问题并及时沟通反馈的能力，为此，政府应积极助力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市场主体也需要与社会组织展开合作，通过技术嵌入、技能培训、模式供给等方式为其发展提供帮助。

第四，家庭既是医养结合服务的供给者，也是服务成果的受益者。在新的环境下，作为末端支点的家庭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客体，而是主动参与的积极主体，在伦理关怀、生活照料、服务设计和使用、成效反馈等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家庭可与其他主体合作，在服务拓展、技术吸纳、模式支持等方面发挥支点效应。当然，家庭的满意度既是政府政策供给的依据，也是市场主体生产、供给和调试服务的指向标，更是社会组织介入的切入点。

（二）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构建的纵向维度

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构建的纵向维度在于构建动力、能力、信任、激励和协调等子机制相互支撑的总体机制。

其一，动力机制是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两类主体产生合作的基础，有利于调动更多资源推动医养合作。在实践过程中，医疗卫生机构与长期照护机构提供医养结合的动力不足且不对等。在日常服务中，由于部分老年人身体机能下降，且患有慢性病并伴随并发症，长期照护机构需要借助医疗手段对老人进行长期护理和疾病应急处置，但因为缺乏医疗护理设备和专业医护人员，所以有充分的动力与医疗卫生机构合作，然而，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受制度约束、收益相对较少、本身业务繁多等因素影响，其介入养老领域的动力被极大地削弱。动力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政府通过制度创新、财政补贴、政策扶持等方式给予有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一定的额外支持，并激活小型或民营医疗卫生机构闲置资源，引导它们积极地参与养老事业。

其二，能力机制是不同主体调动资源、功能发挥、施加影响的关键所在。在现实层面，受制于教育体系、医疗卫生、养老事务的专业性和复杂性，部分医疗卫生机构在介助、介护、特护等方面能力不足，而长期照护机构现有人员在诊断、康复和治疗等方面能力有限。我国养老教育起步晚、质量低，大量医护人员未系统接受过相关的养老知识培训，专业护理知识、技能和管理能力不足。同样，养老从业人员培养大多集中在职业院校，“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很少有设立老年照护领域的相关专业，专业教育体系的缺失导致高学历人才断档，无法实现医养结合专业人才队伍的立体化建设”［8］。基于此，能力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建设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并重的养老人才培育体系，实现能力层面的贯通式培养，同时双方互派一些专业人员在对方岗位进行观摩和锻炼，以提升其业务性和专业性能力。

其三，信任机制是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的黏合剂，不仅为合作的稳定和可持续提供纽带，还有助于实现人员和机构的互信，从而增进双方的信息共享、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在现实中，医疗卫生与长期照护两类机构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自我利益，二者之间表现出间歇性的偏移和错位，呈现既博弈又合作的复杂关系。由于缺乏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且毁约成本较低，特别是当老年人出现责任事故时双方更是相互推诿、推卸责任，加剧了双方信任关系的撕裂。为此，信任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双方以一致收益为前提导向，以达成共同目标的价值理念和运营资金为保障，在合作中构建人员、业务、信息和事项的实质性信任关系，并在教育、岗位培训、机构设置等方面为信任机制构建创造良好的条件。

其四，激励机制发挥着助推器作用。“医”“养”主体在现实层面合作的积极性不高，原因在于各方有效整合资源、吸纳资本和自主参与的激励机制不健全。一方面，“由于养老服务属于公共物品或准公共物品的范畴，而且具有投资高、运营难、资本回收周期长等特征，社会资本参与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不高，多持观望态度，其市场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升”［9］。加之养老机构服务内容未被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且缺乏有效的支付方式和完善的费用结算制度，极大地抑制了养老机构合作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稀缺的医疗资源、高昂的医疗用品成本、繁重的任务安排和医护人员超负荷的工作使之在合作过程中不堪重负，难以推动自身主动参与合作。为此，激励机制构建的关键在于确立能够激发各自利益诉求、满足行动者心理期待以及收入分配合理的制度和体系安排。

其五，协调机制既能避免和化解合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和冲突，也能提升合作效率和效能。在当前医养机构合作中，二者存在业务范围交叉重叠、利益冲突不易消解、主体交流互动不畅和联合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一方面，医疗卫生机构与长期照护机构在合作中存在“争抢老人”现象，使二者在互相竞争中信息传递和业务交流受阻；另一方面，长期照护机构与医疗卫生机构在信息共享、联合会诊等方面机制尚不成熟，导致老人在转移机构后难以及时顺畅衔接医养服务。协调机制的核心在于建立跨系统、跨部门和跨人员的协调机制，“在责任厘清、资源分配、组织控制等活动过程中，加强相互沟通与协调，切实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与社会养老服务机构间协作”［10］。

在纵向机制中，动力是基础，能力是保障，信任是关键，激励是核心，协调是根本。换言之，动力机制确保了不同主体合作的意愿和动能，使之愿意展开合作；能力机制将这种意愿和动能转化为可行动的方案和实质性保障；信任机制使得在能力指导下的方案和保障具有可持续的黏合剂和稳定剂功能；激励机制使合作产出规模效应和更好的成果；协调机制保障了合作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纠纷具有稳定性的处理机制。这些具体机制共同支撑医养合作的总体模式。

三、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合作机制的优化路径

合作机制在实践层面有效运行需要依赖智慧化、系统化、精细化和数字化行动，从而将合作机制优势转化为业务效能高绩效产出，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养老服务面临的“医”和“养”资源分配不公、服务衔接错位、需求与服务质量断层、合作主体信息传递不畅等问题。具体的路径需从文化、利益、资金、技术等多重维度切入，向实现医养服务主体的协同联动和医养服务业态的系统集成目标前进。

（一）构筑合作型生态文化，提升价值引领强度

医养结合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医疗卫生体系与长期照护体系的多项业务、多道环节、多元主体和多个层次等内容，需要在意识层面上具备全局整合观念、开放包容境界、普遍与非普遍认知图景以及集体行动逻辑等价值引领。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存在，其功能是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生活和工作在一起，共同面对和解决影响人们生存意义和发展价值等重大议题。随着人们对有价值服务供给的不断认识和体验，文化对涵养人们的主体性、主动性和能动性发挥着潜移默化的规范作用。合作型生态文化旨在为医养行为主体提供价值共识和心理认同保障，从而将共识和认同内化为自觉行动，进而为合作机制构建和运行提供共同体观念、一致性原则和互助性行动。其中，共建、共享、共赢和共担是合作型生态文化的内核。因此，不同主体应将这“四共”全方位紧密地联结和衔接起来，为医养合作提供文化新内涵。为此，不同行为主体需要在组织机构、信息资源库、医养联盟共同体等方面实现共建，尤其是“全面融合线下线上各种养老服务渠道和手段、功能和资源、服务过程及其成果、服务产出及其形式，构建多中心、一站式、专业化、整体性的养老服务平台”［11］。同时在业务信息、医疗资源、合作收益和病案资料等方面实现共享，“将‘共享’理念深入贯彻到医养结合服务的诸多层面，实现医、养、康、护的多维度、多层次协同”［12］。此外，在医养结合中树立共担风险的理念，在突发事件、收益损失等方面确立起制度化和结构化的共担规则，推动合作机制健康发展。在具体行动中，不同行为主体应打造医养文化数字资源库，对实践中出现的先进典型给予传播，定期进行医养合作型文化宣传、会议交流和培训指导，从而将共建、共享、共赢和共担等文化基因根植于不同行为主体的观念和行动中，以此促进合作机制健康发展。

（二）扩大“医”“养”主体共赢空间，确保合作机制稳定持续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不同行为主体获取更大收益是一种理性行为，利益驱动下的合作能改变各主体彼此自我隔绝式发展的低收益局面，激发其寻求合作的需求和动机，从而使各方经由积极合作获得更大收益。医养结合蕴含巨大的获利空间。“当前我国人口人均预期寿命是76 岁，健康的平均预期寿命约为68 岁，这其中有8 年左右时间老年人将会与疾病相伴”［13］。在实践中，受市场发育不充分、制度激励不合理以及整体性社会认知局限等因素影响，医养结合巨大的收益空间并没有充分释放出来，对合作机制保持稳定与持续造成一定的冲击。为此，一方面不仅应提高资源调配的效率和合理性，利用在地化资源增加现实性收益，在规划设计阶段缩短机构间物理距离，并辅以资源输送的绿色通道，引导医护人员、医护资源和服务技术等突破时空阻隔紧密联结和畅通流动，避免资源不均衡配置带来的收益损失，还应注重激活邻近民营和初级医疗卫生机构的闲置资源，使之向养老机构转移，从而提高资源收益水平，从供给端提升获利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保障、资金投入、福利兜底等作用，并通过扶持政策、购买服务、信贷支持、税收减免、专项资金补助、用地及运营补贴等方式，减少制度分设、行业规制、结算差异等因素对医养合作收益的制约，适当降低其建设、运营和管理成本以及经济压力。此外，医养主体应找准并拓展医养市场定位，增强对老年人群体多元化需求的预判和前瞻性引导能力，并对市场进行更为科学的细分，推出更具吸引力的产品，使服务供给和产品属性能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需求，以此扩大医养结合收入来源和盈利空间。

（三）拓宽资金筹措空间和渠道，夯实合作机制基础保障

我国医养结合资金主要源自政府注资、社会投资和PPP 模式。由于医养结合专业运营要求较高且成本回收周期长，为此，拓宽现有资金筹措渠道就成为优先选择。一方面，应突破养老服务项目仅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的传统模式，充分放大保险的价值和功能，尤其应完善社会保险长期照护保险制度，通过责任分担和风险转移形式，使特定年龄段以上群体以税收或其他形式缴纳长护险，进而成为推动医养结合发展的重要资金源。同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推动养老服务升级的作用，激励保险公司以市场化形式将保险范围与缴纳比例挂钩，将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纳入赔付范畴，用活、用好养老资金，使之保值增值，缓解养老资金不足。另一方面，挖掘新的资金筹措渠道，包括福利彩票公益金、慈善捐助等渠道，使之成为医养结合资金的重要补充来源。政府应拓宽医养结合事业捐助渠道，允许国家认可的养老机构面向社会募捐，推动企业捐助养老事业转型升级。这方面可借鉴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做法。“‘携手扶弱基金’，以推动政府、商界及社会福利界三方合作、建立伙伴关系。该基金一方面是为了激励社会福利界扩展网络，争取更多的商业机构参与福利事业；另一方面也是鼓励商界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与政府及社会福利界合力建设团结和谐、充满爱心的社会”［14］。

（四）强化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应用，促进合作机制赋能升级

在信息时代，大数据和智能技术的运用不可或缺。大数据技术通过分析海量老年人行为和需求数据，精准识别、预测和研判老年人群体行为选择和消费偏好，为机构设立、产品设计、服务供给等提供精准化选择。“价值维度上，人工智能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需求的目的性设计，具有工具性；技术维度上，人工智能是以模拟为主要方法探索人的智能的技术实践，具有模仿性”［15］。智能技术在为老年人提供远程诊疗、智能控制、健康自动监测、智慧服务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因此，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要求，应“深化移动互联网、物联网、智能终端、移动应用软件在健康养老服务领域的应用，运用大数据提升养老服务的数字化水平和效能”［16］，即“借助智能技术的赋能作用打通合作伙伴之间的信息壁垒，益于将合作伙伴纳入开放、共享、动态的网络空间中开展分层整合与协作”［17］。因而，应综合运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并将其嵌入、融入和贯穿于医养结合平台构建，赋能医养合作机制平台化运行。一方面，应灵活运用计算机客户端、移动客户端、手机APP、微信小程序等载体，并重视架构设计和功能定位，提前做好医养结合业务架构，划分好业务边界。按照专业分工吸纳不同类别的医养合作主体，使各主体在发挥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实现有机结合、互联互通，做到业务信息、资源使用和合作进度等实时共享，为医养合作机制提供倍增效应；另一方面，借助智能手表、智能手环、电子定位产品、安防设备、健康设备、智能床垫等智能信息终端，将老年人健康数据实时上传至医养结合平台，提高对老年人群体医养需求智能化预判的准确度和透明度，使平台自动向具备即时服务能力的医养机构转接业务，促进合作机制赋能升级。此外，还应在平台运行全周期全过程中使用数字签名、智能识别、读写分离、非对称加密等技术，以提高信息和信息人信用的安全性；应设置专门的系统安全监测设备，以确保养老服务需求侧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从而提高被服务对象的安全感和信任度，扩大所服务的老年人群体的数量和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