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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纳达的忧郁:论西班牙作家洛尔卡及其悲剧《叶尔玛》

2022-12-30周宏亮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 2022年4期
关键词:西班牙戏剧

周宏亮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一、南方诗人与穆斯林文化的逃离者

加西亚·洛尔卡(García Lorca)是西班牙20世纪上半叶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家之一,被誉为西班牙“白银时代戏剧的巅峰”①Nelson R. Orringer, "Redefining the Spanish Silver Age and 98 within It" , Anales de la Literature Espanola Contemporanea,Vol.23,No.1,1998,p.316.。洛尔卡出生于1898年,这一年西班牙在和美国争夺拉美控制权的战争中失败,失去了在美洲的控制权与影响力。他英年早逝于1936年,这一年西班牙内战正式打响。洛尔卡所创作戏剧的主题同西班牙黄金世纪剧作家洛佩·德·维加的戏剧息息相关,比如说“洛尔卡戏剧对于洛佩·德·维加荣誉剧的模仿呼之欲出,他反复表达的主题,包括纯真的溃败、法律的公正裁判以及由于血缘关系或死亡而未实现的真爱与婚姻等等,都属于对西班牙文学经典的借用和改编”②Edwin Honig,"Dimensions of Imagery and Action in the Work of Garcia Lorca",Poetry,October,Vol.63,No.1,1943,p.32.。如果说洛佩·德·维加的一生见证了西班牙帝国的崛起和在全球版图的扩展,那么洛尔卡则目睹了西班牙帝国的陷落与崩溃。正是在洛尔卡生活的时代,西班牙的殖民地倒戈相向,曾经烈火烹油的盛世景象荡然无存,钩心斗角的政治陷害和军事斗争将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推向了混乱的战争。洛尔卡用他的巧思妙想,创作出兼顾“普及与高雅”的戏剧,通过剧中人物悲惨命运和伦理困境,来表达他对于“世风日下”的时代的批判与惋惜。

值得一提的是,洛尔卡的家乡位于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格拉纳达。“格拉纳达是一个愉快与忧郁强烈对比的传奇之城。洛尔卡在此度过了一个充满激情的童年,他几乎赤身裸体地飞奔在家乡那层峦叠嶂的群山和芳草鲜美的平原。”③Leticia S.Taylor,"Federico Garcia Lorca",Hispania,Vol.33,NO.1,1950,p.33.该地区在长达八百年的岁月里,为北非穆斯林的殖民地,因此拥有多元的民族和宗教文化。格拉纳达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深刻地影响了洛尔卡日后的诗歌创作和戏剧创作。生活在“穆斯林大本营”的洛尔卡,虽然并不信仰伊斯兰教,但环境使然,他从小便对中东诸国的文学著作耳濡目染,这就使得“洛尔卡的诗歌具有明显的伊斯兰教苏菲主义诗学的特征,他的语言风格尤其带有14世纪波斯抒情诗人沙姆斯·哈菲兹(1318—1388)的印迹”①Patricia A.Fitzpatrick,"El Lenguaje Sagrado de Federico Garcia Lorca",Hispanofila,Vol.166,No.3,2012,p.79.。此外,“洛尔卡被认为是西班牙本土以外欧美最知名的西班牙剧作家,他至少一半的剧作都能够在西方各大城市的剧院里被看到。洛尔卡跨越国界的人气和身后的巨大成功来源于他作品中美丽而独特的安达卢西亚风情,满足了欧美观众对于南方的想象”②Judy B. McInnis and July B. McInnis, "The Psychological Map of Garcia Lorca's Aesthetics, Granada as Universal Image",The Comparatist,Vol.8,No.3,1983,p.33.。他戏剧作品的故事背景也大多以格拉纳达为蓝本,从而充满了伊比利亚半岛南方的风土人情。

1915年,洛尔卡考上了安达卢西亚地区的最高学府格拉纳达大学,主修法律、文学与作曲。1916年至1917年间,他跟随格拉纳达的一位教授北上壮游,访问了西班牙北方的卡斯蒂利亚、莱昂以及加利西亚地区。这次壮游的经历成为洛尔卡文学创作的“缪斯”,他写下并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印象与景观》(Impresiones y Paisajes)。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深受法国和西班牙的象征主义,尤其是大诗人胡安·拉蒙·杰梅内斯(Juan Ramon Jimenez)风格的影响”③Gustave Correa,"El Simbolismo de la Luna en la Poesia de Federico Garcia Lorca",PMLA,Vol.72,No.5,1957,p.106.。

西班牙北方的风土人情吸引着年轻的洛尔卡,他由此生发出离开南方的渴望。1919年,他毕业后去了马德里大学旁听课程,主要学习法律与哲学。与格拉纳达浓郁的穆斯林文化和重男轻女保守的社会风气不同,马德里更为开放包容。“从1890年开始,女性主义的思潮与运动就在首都马德里开始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男性劳动力的短缺,更是促使马德里妇女进入职场,像男性一样工作赚钱。在马德里的所见所闻,促使洛尔卡接受并认同了男女平等的观念。”④Roberta Johnson,"Federico Garcia Lorca's Theater and Spanish Feminism",Anale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Contemporanea,Vol.33,No.2,2008,p.33.男女平等也草蛇灰线般成为后来洛尔卡创作戏剧作品的基本理念。

除了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的熏陶,在马德里期间,洛尔卡还认识了同时代的西班牙著名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í)、剧作家亚杜阿多·玛吉纳(Eduardo Marquina)以及马德里埃斯拉瓦剧院(Teatro Eslava)的导演格里高利·马丁内斯·希尔拉(Gregorio Martínez Sierra)。洛尔卡同这些艺术先锋们在咖啡馆和酒馆里“坐而论道”,思维碰撞,产生出创造的火花。正是在希尔拉的热情邀请之下,洛尔卡才动笔写作并登台表演了他的第一部戏剧《蝴蝶的诱惑》(El Maleficio de la Mariposa)。在这部象征主义作品中,洛尔卡模仿和学习了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的《青鸟》(L'Oiseau Bleu)里的叙事手法和角色设置。只不过他把青鸟置换成了蝴蝶而已。故事的主要情节是一只向往爱情的蝴蝶在大自然里寻找爱情却屡屡碰壁,最终,象征着美丽的蝴蝶找到的伴侣居然是象征着丑陋与肮脏的蟑螂。洛尔卡借由美丑的强烈对比,表达了他对于爱情的失望。该剧于1920年3月在马德里埃斯拉瓦剧院首演,由著名的芭蕾舞演员洛佩兹·胡维斯(López Júlvez)领衔主演,扮演标题中的蝴蝶。因为意义过于深奥难懂的对话以及缺乏起伏冲突的情节,该剧的市场反响和口碑并不好,只演了四场便由于卖不出票而被迫取消。这部剧也成为洛尔卡职业生涯里的耻辱,以至此后的很多年,他在公开场合都将于1927年上演的《玛利亚娜·皮内达》(Mariana Pineda)称为自己的处女作。

1922年,洛尔卡对西班牙的弗拉门戈表演艺术燃起了浓烈的兴趣,他为此回到了故乡格拉纳达,“同作曲家马努埃尔·德·法拉(Manuel de Falla)一起合作,共同推动了以弗拉门戈表演为主题的坎特鸿多音乐节(Concurso de Cante Jondo)”⑤Edward F.Stanton,"The Poetry of Federico Garcia Lorca and Cante Jondo",South Atlantic Bulletin,Vol.39,No.4,1974,p.94.。在这个音乐节上,他认识了著名的弗拉门戈艺术家马努埃尔·托雷(Manuel Torre),两人发展出终身的友谊。洛尔卡在托雷的帮助下,创作了一部以弗拉门戈为表现形式、改编自格拉纳达民间故事的儿童音乐剧《浇灌罗勒的少女与好奇的王子》(La Niña Que Riega La Albahaca Y El Príncipe Preguntón)。但这部剧并没有真正完成和引起关注,直到洛尔卡死后半个世纪的1983年才公开出版。可以说,此时期洛尔卡的戏剧创作走在时代审美的前沿,充满先锋艺术的印迹。他借由表演的虚构和叙事的创新,再造了安达卢西亚式的文艺传统。

二、反法西斯的符号与威权的受难者

1927年是洛尔卡戏剧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一年首演的《玛利亚娜·皮内达》是作家本人的心爱之作,“因为该剧的舞台设计全部由达利负责,达利在美术上的天才和妇孺皆知让这部剧一经推出便获得了热烈的市场反响”①Andres Soria Olmedo,"Federico Garcia Lorca y El Arte",Revista Hispanica Moderna,Vol.44,No.1,1991,p.59.。洛尔卡也凭借着此剧青云直上,成为20世纪20年代西班牙具有市场号召力的畅销剧作家。

凭借着《玛利亚娜·皮内达》这部剧积攒起来的名声和地位,洛尔卡于1929年远渡重洋,前往美国纽约。“在美期间,他一方面吸收和学习现代主义戏剧的精髓,另一方面也对消费主义的物欲横流十分厌弃,在人生地不熟的外国深陷孤独与异域的旋涡。”②Walter T.Pattison,"Federico Garcia Lorca",The Carleton Drama Review,Vol.1,No.2,1955 p.40.他为此写下剧本《观众》(El Público)。③Ricardo Gullon,"Radiografia de El Público",Litoral Surrealismo El Ojo Soluble,Vol.174,No.2,1987,p.72.他认为戏剧是观点交锋的自由论坛,大家都能通过戏剧质疑过时的社会规驯与错误的意识形态。但是洛尔卡本人并没有机会看到《观众》的演出,事实上这部剧本在他死后还遗失了其中一幕,直到1978年2月才由导演维多利亚·埃斯皮诺莎(Victoria Espinosa)予以补充并在波多黎各大学的剧场里进行了首演。

从格拉纳达到马德里,然后又去了纽约,洛尔卡的人生图景塑造了一场“流动的盛宴”,极大地扩展了他戏剧作品的视野与内涵,留给后世的传记作家极其丰富的创作素材。“在路上”的他也因此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吉卜赛诗人”④Linda L.Elman,“Linking Life and Lyric,The Federico Garcia Lorca Course”,Hispania,Vol.87,No.1,2004,p.143.。1930年,洛尔卡从美国返回西班牙,被任命为巴拉卡高校剧院(Teatro Universitario La Barraca)的院长。该剧院由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教育部管理和资助,旨在通过下乡演出的方式,向农村地区的观众免费推广西班牙古典戏剧。洛尔卡周游了西班牙广大的农村地区。纽约的繁花似锦和西班牙农村的贫穷落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促使洛尔卡思考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题中之义,他的戏剧思想也因农村巡演开始由探讨哲学思辨的象征主义转移到关注社会问题的现实主义。正是在“下乡送戏”的过程中,洛尔卡创造出著名的“农村三部曲”,它们是《血的婚礼》(Bodas de Sangre)、《叶尔玛》(Yerma)和《贝纳尔达·阿尔瓦之家》(La Casa de Bernarda Alba)。“这三部剧都充满了现实主义的人文关怀,标志着洛尔卡戏剧创作的现实主义转向。”⑤Isaac Rubio, "Notas sobre El Realismo de La Casa de Bernarda Alba, de García Lorca", Revista Canadiense de Estudios Hispánicos,Vol.4,No.2,1980,p.170.洛尔卡借由这三部作品表达了他对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女性的关怀和在全社会实现男女平等的呼唤,以及他对西班牙社会资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的反抗。“农村三部曲”的名声大噪,使他由此被法西斯主义者视为“恐怖分子”。1936年8月19日,法西斯特务在格拉纳达通过极其隐秘的方式暗杀了洛尔卡。“关于洛尔卡刺杀案的很多细节至今都未公布,他在左翼群体中其实并不活跃。他之所以被特务盯上,是因为他有话语权,他是民众的代表与发声的渠道。洛尔卡死后,尸骨也不知所踪,他的书籍也被烧毁。”⑥William Carlos,"Federico Garcia Lorca",The Kenyon Review,Spring,Vol.1,No.2,1939,p.148.法西斯势力企图通过暗杀洛尔卡的方式,钳制舆论和控制群众思想。然而“洛尔卡被刺杀以后,这个名字就已经成为反法西斯的象征,他作为强权的牺牲品,通过媒体的宣扬报道反而变得更加闻名”①Evelyn Scaramella,"Imagining Andalusia,Race,Translation and the Early Critical Reception of Federico Garcia Lorca in the U.S.",Revista Canadiense de Estudios Hispanicos,Vol.41,No.2,2017,p.417.。洛尔卡的戏剧创作以悲剧见长,他也许没想到,他的人生最终会以被特务刺杀的悲剧结尾。

洛尔卡笔下的主人公有一种受尽压迫和歧视之后玉石俱焚的决绝与刚烈。在一个暗流涌动、特务横行的社会,他将叙事的焦点对准那些隐秘的角落和被忽视的群体,从而遭到敌对势力的报复。在漫长的弗朗哥独裁统治的时代里,洛尔卡由于其格格不入、关注底层百姓的政治主张,被西班牙当局当成避而不谈的禁忌。“洛尔卡的人生以及他的剧作都沦为不见天日的秘密。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班牙军政府解禁,实现民主转型以后,洛尔卡的名声才得到平反。”②Felicity Rosslyn,"Lorca and Greek Tragedy",The Cambridge Quarterly,Vol.29,No.3,2000,p.215在21世纪,洛尔卡的戏剧作品得到他的祖国以及欧美诸国学术界的重新发现与重视。他呼吁性别平等的戏剧在英美等国拥有数量庞大的粉丝,他的“农村三部曲”至今仍是西方各大剧团的演出剧目。例如当代著名导演西蒙·斯通就在2017年将《叶尔玛》搬上了英国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该剧市场反应强烈,常演不衰。

三、戏剧里的疾病与不孕不育问题

对于疾病的刻画与描写,是戏剧舞台上的重要主题之一。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诺森伯兰患有重度肌无力,《李尔王》里的同名主人公患有精神分裂症,《终成眷属》里的国王则患有瘘管病。法国作家尤纳斯库的戏剧则更加关注人类精神层面的疾病,比如说他的代表作《秃头歌女》里的马丁夫妇和史密斯夫妇都患有间歇性失忆症,《椅子》中的老奶奶老爷爷则患有妄想症,在家中摆满了空椅子,招待那些并不存在的、想象中的宾客。加拿大剧作家布莱德·弗莱泽在其代表作《现在杀死我吧》里面刻画了缺胳膊少腿的肢体残疾。美国戏剧家爱德华·阿尔比在他的代表作《欲望花园》《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和《微妙的平衡》中分别展现了“焦虑障碍、自恋型人格障碍和精神分裂症等三种精神疾病意象及疾病背后隐喻的消费异化、科技异化和性别异化等问题”③林丽霞:《爱德华·阿尔比戏剧中的精神疾病及异化问题研究》,广西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摘要页。。另一位当代美国女剧作家玛莎·诺曼在《特鲁迪·布鲁》一剧中通过主人公金杰在日常生活中的挣扎展现了癌症带给患者的痛苦。中国作家曹禺剧本里则充满了“肝病、肺病、心脏病、胃病、软骨病、盲肠炎等,这些疾病如幽灵般纠缠着人类,给本就艰难的生存抹上了一层苦难的底色”④李琪琪:《论曹禺戏剧中的疾病书写》,上海外国语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但是戏剧里和生育有关的疾病描写却不多。美国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在其代表作《玫瑰刺青》里展示了女性的流产。关于不孕不育的,笔者在有限的阅读经验中只能想到洛尔卡的《叶尔玛》。洛尔卡的《叶尔玛》创作和首演于1934年,这也是作家生前亲眼看过的最后一部被搬演的戏剧。洛尔卡将其形容为一首“悲伤的诗”。该剧讲述的是农村妇女叶尔玛的求子故事,“核心主题是由丈夫而不是妻子导致的家庭不孕不育以及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⑤Joseph W.Zdenek,"La Mujer y La Frustracion en Las Comedias de Garcia Lorca",Hispania,Vol.38,No.1,1955,p.67.。根据美国社会学家亚瑟·格雷(Arthur L.Greil)和胡丽亚·麦克奎兰(Julia McQuillan)两位教授的定义,“所谓的不孕不育指的是一对育龄夫妇经过长达12个月的无保护措施的亲密相处,女方仍未能受孕的现象”⑥Arthur L.Greil and Julia McQuillan,"Tiring Times Medicalization,Intent and Ambiguity in the Definition of Infertility,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Vol.24,No.2,2010,p.138.。叶尔玛和丈夫胡安结婚多年,可是一直都没有怀上孩子。这本来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责任,但是在父权制社会,女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一个家庭中一旦发生不孕不育的现象,首先受到指责的肯定是妻子。因此剧中其他角色都认定叶尔玛生育能力有问题,认为她是“有病”的。然而,天不遂人愿,无论叶尔玛怎么“折腾”,她的肚子丝毫没有起色。在性别规驯下,叶尔玛长期感到自责、内疚和不安,她以为自己身体有病,从而陷入精神上的抑郁状态。她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合格的妻子,不完整的女性,因为她结婚多年都没能给夫家“传宗接代”。反观胡安,他对于没有子嗣的事情没有流露出丝毫的负面情绪,每天吃香喝辣,仿佛和自己无关,他把生孩子当成女人分内的事。“这是由于对不孕不育的夫妇来说,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让身为女性的妻子比丈夫更容易受到无端的道德谴责和压力。”①Carolyn McLeod and Julie Ponesse, "Infertility and Moral Luck, The Politics of Women Blaming Themselves for Infertil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eminist Approaches to Bioethics,Vol.1,No.1,2008,p.127.叶尔玛看到“闺蜜”玛莉亚的孩子,就忍不住又亲又摸,羡慕和嫉妒的情绪溢于言表。她甚至还主动为“闺蜜”的孩子纺纱织布做衣服。

美国俄克拉哈马州立大学、爱荷华州立大学和内布拉斯加大学三校的学者于2016年的一项关于女性不孕不育和其生育欲望的实证研究中指出:“那些身患不孕不育症或者自我认同为不育不孕患者的女性,表现出比正常女性更强烈的生育欲望。此外,当这些人的生育疾病被治疗好以后,他们也比正常的女性会生育数量更多的孩子。”②Karina M. Shreffler, Stacy Tiemeyer, Cassandra Dorius, Tiffany Spierling, Arthur L. Greil, "Infertility and Fertility Intention,Desires and Outcomes Among US Women",Demographic Research,Vol.35,No.3,2016,p.149.那些主观想生、但是客观生理条件却无法生育的夫妻,则会产生一种所谓的“生育偏执”(Infertility Paranoia)③Esmee Hanna and Brendan Gough,"Emoting Infertility Online,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Men's Forum Post",Health,Vol.20,No.4,2016.p.363.。也就是说,明知道自己生不出孩子可就是不死心,不愿意或者不敢接受现实,千方百计地去求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失败以后又陷入自责、后悔以及难过等负面情绪。在洛尔卡的笔下,叶尔玛正是因为婚后多年不孕不育而患有“生育偏执”,所以她每天都过得这么痛苦,即使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让自己成为母亲。

四、被绑架的女性与被期待的母亲

在《叶尔玛》这部悲剧作品中,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动力就是叶尔玛对于生孩子的强烈渴望。她每天晚上做梦都想成为一位母亲。美国学者克罗佩奇·柯克思(Koropeckyj-Cox)曾提出著名的“母性义务”(Motherhood Mandate)的论断。柯克思教授认为当今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所谓的母性义务,“这个义务要求所有的女性都必须成为母亲”④Ann V. Bell, "It's Way out of my League, Low-income Women's Experiences of Medicalized Infertility", Gender and Society,Vol.23,No.5,2009,p.691.。它将母亲和女性链接在一起,主张女性只有成为母亲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完整的女性。正是这一扭曲的、抹杀女性独立个体价值的“母性义务”让叶尔玛想要孩子想得发疯,并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与否定。她为了实现自己成为一个母亲的梦想,尝试过各种草药、偏方甚至是异教徒的巫术。千方百计都失效以后,叶尔玛找了一个异教徒老妇。老妇告诉叶尔玛,她之所以结婚多年都不能怀孕,问题出在她丈夫胡安的身上。

这个情节充满了讽刺意味,叶尔玛背负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每日都生活在自责中,没想到怀不上孩子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丈夫的问题。洛尔卡用叶尔玛的失败婚姻和生育困境,揭露父权制社会面对不孕不育问题在男女双方之间的双重标准。根据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调查,“美国45岁以下的育龄男性群里中有百分之二不具备生育能力。然而与女性不孕患者积极寻求医学治疗不同,男性不育患者对自己的生育能力问题讳莫如深,普遍采取否认和回避态度”⑤Jacqueline Pfeffer Merrill,"The Near Miracle of Male Infertility Treatment",The New Atlantis,Vol.30,No.2,2011,p.69.。这种现象放诸四海都很常见,也不难理解。这是由于社会偏见将男性的生育能力同所谓的男子气概捆绑在一起,将生育问题和“性无能”这三个字捆绑在一起,以至“不孕不育”这个词就好像“性无能”一样,对于男性来说就是难以言喻的耻辱。所以为了转移家庭矛盾和维护想象中的男人形象,这些丈夫们就会想方设法地隐瞒事实和自我欺骗,将传宗接代这个无法打破的道德枷锁强加到妻子身上。

叶尔玛的丈夫患有生理缺陷,剧本里的老妇就建议她通过参加一场神秘的求子仪式来实现成为母亲的梦想。这一仪式看上去神乎其神,又是一群人下跪念经,又是喝“圣水”,然后还把玫瑰花瓣撒在叶尔玛的肚皮上。这个求子仪式之所以“百发百中”、十分灵验,其原因在于它本质上就是“借种生子”。前面所说的这些步骤都是装神弄鬼的心理安慰。仪式的重头戏是求子的妇女在沐浴更衣以后,躺倒在“神庙”里,然后请年轻力壮的单身男子轮流进入神庙与其发生肉体关系,直至该女子怀孕为止。血气方刚的男子得到了免费的性交易,渴望怀孕的女子隐秘地成为母亲。老妇负责牵针引线,她在众多的单身男子里,推荐自己的儿子进入神庙与叶尔玛交配。可是叶尔玛得知求子仪式的真相以后,宁死也不从,强烈要求中止和退出仪式。最后,彻底失望、万念俱灰的叶尔玛将自己不能成为母亲的痛苦与愤懑全部发泄到丈夫胡安的身上,她在和胡安发生亲密关系的过程中,用双手掐死了她。叶尔玛本人也平静地接受以命偿命的法律惩罚。

五、结 语

加西亚·洛尔卡作为一名来自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地区的剧作家,他的创作带有浓墨重彩的穆斯林文化印迹。这些来自南方的文化作为“异域风情”的元素,在戏剧里充当故事发生的背景。洛尔卡对于那些受压迫、受歧视的弱势群体饱含同情,他用充满人文主义关怀的笔触去记录他们的生活困境与精神痛苦,这既是他少数族群身份的自我投射,又是他游历西班牙农村地区、亲身体验民间疾苦后的反思与表达。他以悲剧创作闻名全球,他的人生最终也成为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洛尔卡作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一个时代和一个族群的代表,对于其戏剧的研究在当下的学术语境里也就有了迫切且必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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