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红芳

（常熟理工学院 中文系，江苏 苏州 215500）

当你走进姑苏城外的寒山寺，脑海中浮现的定是张继那首《枫桥夜泊》，而当“他”走进肃穆静寂的寒山寺时，“一股无由的悸动随着即将夺眶却被我隐忍下来的泪水涌上心头”，“自幼隔海在台湾打入记忆的华夏典章，史地文哲，那份属于龙族文化的缘情，一丝丝、一缕缕闪映在眼前，如此的亲近触手可及，陌生中有份挥之不去的熟悉，恁的是这般一见如故”。[1]50这位激动又内敛、对龙族文化深情如许的儒雅男子就是有着“华文界的柯南道尔”[2]52之称的瑞华双语侦探推理小说名家朱文辉。

朱文辉，1948年出生于台湾台东，祖籍广东，2000年入瑞士籍。父亲是随国民党军队南下台湾的军中文官，母亲是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一峡之隔、血脉相连，父母从小就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教导子女，中小学期间朱文辉就十分喜欢中国古典诗文。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德语系学习期间，曾师从国学大师兼外交官王家鸿先生，浸淫于古诗词的学习与翻译，“龙族文化”早已深深印在朱文辉的心上，无奈彼时两岸阻隔的特殊环境，再加上1975年朱文辉西游求学瑞士，从此“他乡”成为朱文辉安身立命之地，“龙族文化”之地成了他的“梦中之眠”。2006年，机缘来临，朱文辉第一次踏足大陆，面对在古典诗词梦境中反复出现的寒山寺凝噎不已，并在王阳明故乡—浙江余姚—梅开二度，觅得人生知己，实乃一段三地结缘的佳话。有其诗为证：“寻本探源华夏路，半生尘土落余姚。”[1]51

文学才情与诗词修养极佳的朱文辉本可以在严肃文学领域大展宏图，然而他却致力于侦探推理小说（以下简称侦推小说）的译介、评论与创作，不仅在台湾文学界，在欧华文学界也是独树一帜，大放异彩、广受好评。究其原因，一方面跟朱文辉重视通俗文学的文学观念有关，另一方面与他自小就喜欢阅读犯罪侦探小说有关。早在中学与大学时期（大约1960年到1972年），朱文辉就阅读了大量翻译的侦推小说，也尝试自己翻译与创作此类小说，他的处女作《绝谷回响》的发表对朱文辉来说是极大的肯定。1975年，朱文辉前往苏黎世大学研修，自此，他更是如饥似渴地阅读欧洲各国著名的侦推小说，积累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和阅读心得，也再次激发了他创作和翻译的欲望。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华文学领域不乏优秀的作家，如赵淑侠、杨允达、郑宝娟、丘彦明、眭澔平、黎翠华、林湄等，却无人涉足一向被视为通俗文学的侦推小说。朱文辉独具慧眼，认为雅俗文学的界线在古今中外文坛本就不太分明，通俗文学同样可以描摹世态人心、挖掘人性、批判现实，有时甚至比严肃文学更易获得读者的共鸣。朱文辉的这种文学观念比之同时期的大陆同行要超前许多年，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投身于侦推小说世界，集翻译、创作、评论于一身，成为欧华文坛一道独特而又绚烂的文学风景。

从1988年11月9日以“余心乐”之笔名在《欧洲日报》上连载的《松鹤楼》开始，至2008年12月秀威出版社出版的《洗钱大独家》[3]，朱文辉发表了一系列以留学瑞士的中国侦探张汉瑞为主角的侦推小说。①2008年后，朱文辉继续从事侦推小说的创作、翻译、评论，还开始创作微型小说，并参与各种文学活动，扶持欧华青年作家，推动欧华文学的发展。近几年，朱文辉有多部长篇侦推小说正在酝酿、写作、出版中。同时，从1987年9月至1996年9月，他在台北《推理》杂志发表《侦推文学面面观》系列文章共28篇。这些评论文章主要着眼于侦推文学的发展演进史、古今名家名作的主要风格、侦推文学在瑞士的发展等，对中国当代推理小说以及欧华侦推小说都有极大的影响，甚至在德语文学界的反响也不小，他的很多侦推小说的德文版深受德语区粉丝的喜爱，一版再版。正因为如此，朱文辉被称为“华文界的柯南道尔”[2]52，他笔下的张汉瑞被誉为中国的“福尔摩斯”。

因为朱文辉的独特成就，瑞士推理小说作家组织“谋杀节活动”（Mordstage）于2001年吸纳他为会员，朱文辉的名字及作品也被收录在由该组织创办人Paul Ott编写的Mord im Alpengluehen: Der Schweizer Kriminalroman - Geschischte und Gegenwart[4]中，这是华人作家进军移居国主流文坛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足以引起其他欧华作家的关注和学习。此外，朱文辉接受过很多瑞士报刊及广播电台等媒体针对他以华人身份用德文创作以瑞士为背景的推理小说的访谈，这些无疑是对朱文辉瑞士作家身份的认同和其文学成就的高度肯定。朱文辉的侦推小说为什么能够得到华语文学界和德语文学界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扬？本文试图解读朱文辉侦推小说成功的主要秘诀及其重要价值，深入分析他为中西文化沟通交流所作的努力和所起的桥梁作用，了解其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的侦推文学格局，以期对朱文辉作全面分析和中肯评价，厘清他在欧华文学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地位。

一、别具一格的华人业余侦探形象

朱文辉的创作主要以侦推小说为主，他塑造了一位留学瑞士的华人业余侦探—“张汉瑞”。从名字本身来看，“汉”与“瑞”，标准的“中瑞混血儿”，再加上他的太太北亚是瑞士人，这些都表明了其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这样身份和背景的“业余”华人侦探形象在欧华文学界可谓独树一帜，这是朱文辉侦推小说成功的秘诀之一。

“业余”侦探的定位使得朱文辉在塑造张汉瑞形象时显得较为从容。通读朱文辉的侦推小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张汉瑞及其瑞士妻子北亚的教育背景、兴趣爱好以及从相识到婚后生活的点点滴滴。黄钧浩在朱文辉的长篇侦推小说《推理之旅》的序言《最高级的智慧游戏》中对张汉瑞夫妇有过如下介绍：“余心乐先生笔下的神探，名叫张汉瑞，是位头脑清晰的年轻推理小说迷。身材不高，只有一六二公分。一九八二年由台湾到瑞士留学，八八年秋毕业后，仍滞留当地工作。同年十月与瑞士女子艾北亚结婚。北亚小他六岁，身高一六〇公分，棕发碧眼、身材健美、体态苗条。与汉瑞认识时仍是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专攻民俗学。她聪颖贤惠，常启发汉瑞的灵感。”[5]10就是这样一位个子不高却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的华人业余侦探凭借其出色的推理解谜能力以及细心体贴、睿智幽默的性格深受读者欢迎。

据朱文辉自己坦言，设置张汉瑞这一角色原因有三：“（1）可以从这对中外联姻的青年夫妻身上，反映东西文化及思想行为上的某些差异；（2）从下笔的角度来看，张汉瑞的角色设定，正好居于沟通中西两方的桥梁媒介地位，行文时比较易于透过汉瑞的华人交际面及北亚的瑞士同胞交往圈，让汉瑞这位业余侦探轻易而自然的‘介入’某一事件或命案；（3）在西方侦推世界中，以华人写华人（尤其中国台湾来的华人）来当主角，似较容易引起西方读者的注意与好奇。”[6]为了凸显中西侦探思维方式的不同，朱文辉在小说中有意设置了一位瑞士的施乃德探长，在小说的情节铺排和推理解谜过程中，施乃德探长和张汉瑞常常取长补短，合作破案，终获全胜。从破案的方式来看，张汉瑞主要采用传统的福尔摩斯式的逻辑推理解谜，再加上其独特的“象征互动”理论，以及灵活应用中国兵法策略“三十六计”，任何疑难的犯罪凶杀案都能应招拆解，堪称中西文化巧妙融合的破案典范。在《邮差总是不按铃》中，装有护照和签证的重要邮件经常神秘失踪，代之以几张白纸，这急坏了旅行社的老板和那些急需签证出国的客户。张汉瑞的妻子北亚也基本掌握了汉瑞破案的独家秘诀—“象征互动”理论。在北亚看来，旅行社职员林杉木的行动是签证护照失踪案件中的“象征”，“个中意义”则是清场以制造作弊的机会，只要孟老板不亲自压阵，林杉木都会在书报摊停留，然后“移花接木”“偷梁换柱”，签证、护照也就被换成了两张白纸！中国智慧加上英式推理，一步步成功地找出了嫌犯。

可贵的是，张汉瑞不是传统欧美侦推小说中那些超凡入圣、无所不能的神探，而是有着人间烟火气的平凡侦探。留学期间，张汉瑞为了生计在餐馆打工，并利用自己德语专业的优势做些翻译工作以维持日常生活。学业结束后，他作为外来移民留在瑞士打拼的各种艰难，和北亚恋爱婚姻生活的酸甜苦辣，特别是两种文化语境中夫妻生活的磕磕碰碰等都一一呈现于读者眼前。为了塑造一个完整、有血有肉、平凡的业余侦探形象，朱文辉创作了两个系列来展示其多面性格：一是主打的张汉瑞“本格推理”系列小说，其特点是以纯粹逻辑推理解谜为重点，张汉瑞以逻辑推理严密、破案解谜机智的“福尔摩斯”型神探形象出现，主要有《松鹤楼》（1989）、《生死线上》（1990）、《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1991）、《推理之旅》（1992）、《命案的版本》（2001）等；二是张汉瑞“外传”系列（又叫“异类的接触”系列），特点是不以凶杀犯罪为主，而是以心理惊悚、悬疑急智为主，该系列主要是在逻辑推理探案之外补充描述张汉瑞的性格特征、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处事等方面，主要有《异类的接触》（1990）、《邮差总是不按铃》（1994）、《蠢女人》（1998）、《生命的点滴》（1998）等。两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塑造出了欧华文学中独一无二的华人业余侦探形象—张汉瑞，也给欧华文学的人物画廊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当然，朱文辉在刻画张汉瑞推理严密、断案机智这一特征时，由于沉迷于“象征互动”理论对推理断案的重要作用，有时候小说中会出现大段的纯理论分析，有点游离于紧张离奇、曲折惊险的故事情节之外，作家对犯罪心理的分析和人性的挖掘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提高。

二、中西文化冲突引发的犯罪动机和国际化的文学视野

凭着德语专业的教育背景和德语区苏黎世大学多年研习的经历，朱文辉的德语已经达到了听、说、读、写都非常精通的水平，其他的华文作家由于移居地语言不通所带来的文化疏离感在1988年朱文辉重新开始创作时就极少出现。和大部分移居者因语言、文化疏离而书写原乡生活和离乡别愁不同的是，朱文辉从一开始就立足瑞士本地生活，其侦推小说中的犯罪动机往往是由中西文化不同层面的冲突引起，因此他致力于沟通中西两种文化，具有开放的文学视野和国际化的文学格局，这是其侦推小说的又一特色，也是其赢得华语和德语文学界关注并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二。

朱文辉在苏黎世大学研习的是大众传播学，他把侦推小说看作是融合中西不同文化的一个有效的传播媒介。他曾说过：“以最浅显通俗的笔调，拿侦推小说当作传播讯息的媒介，去勾描东西文化异同与融歧的问题，并藉此来探讨华人在海外奋斗生存时所面对种种环境及心理上的挑战。”[6]这是朱文辉在瑞士创作侦推小说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其创作特色，从中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有融通中西文化的国际视野和在地化创作的自觉性，这是大部分欧华作家所不具备的。

朱文辉侦推小说的主要冲突不是法理与情理的冲突，也不是人物内心的善恶交锋，而往往是中西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等的矛盾冲突。朱文辉侦推小说中的人物都不是单纯的瑞士或中国背景，不管是业余侦探张汉瑞还是凶杀案的主角与配角，多少都会与中国、瑞士两种文化语境同时发生关系，处在不同文化情境中的人物之间的张力促成了多种冲突与矛盾，非常有利于设计情节、安排结构和设置诡计。就张汉瑞而言，如前文所述，他有着兼具中西两种文化的独特背景，这使他比较容易进入复杂的文化语境和犯罪情景，也可以让他更好地体会与理解涉案人物的思维方式、心理活动、行为举止、犯罪心态等，同时再通过自己的聪明机智以及严密的逻辑推理破获一桩桩棘手的案件。朱文辉曾说：“我把自己对两个语文世界的体验和观察心得化作文字，一丝一缕编织成作品里的小说情节。”[3]6他还说：“我笔下所出现的情节，清一色是以瑞士做背景，人物华洋皆有，也因为如此，才可能在国情、种族、语言、心态、思想、生活习惯、行为模式、道德规范、价值判断等等有所差异的情况之下，发生矛盾与冲突，因而构成小说中犯罪或命案的要素。”[6]张汉瑞一次次破案的过程其实也是作家在欧洲入境随俗、融入当地社会与人文环境的过程。

在《命案的版本》中，李大威和朵丽丝婚姻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日常生活行为背后深层次的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较量与冲突。在李大威看来，妻子朵丽丝晚上不洗澡（翌日晨起才洗）、用洗洁精刷碗后泡沫未冲干净就直接擦干存放等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都和他自己的习惯格格不入，因此蜜月期过后李大威就忍不住挑刺找茬，为的是想把朵丽丝培养成符合他心中中国传统女子标准的驯顺贤惠、精致能干的模样，以满足他东方大男子主义的虚荣。而朵丽丝则以李大威吃饭吧唧出声、当众打喷嚏不掩口等不文雅举止给以反击，战火越演越烈，不断升级，最终以离婚收场，并演化成一场谋杀案。如何处理好因文化不同而导致的情感分裂、家庭矛盾、职场冲突？这的确是人生难事。在朱文辉的侦推小说中这样的尴尬处境和矛盾冲突比比皆是，并常常被他用作诱发罪犯生出歹心的主要因素。在《命案的版本》中，和李大威夫妇一样，张汉瑞和北亚的婚姻中也充满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但是前者面对文化差异时剑拔弩张，最终导致离婚甚至凶杀；而后者则对话融合、互相认同，这成为汉瑞夫妇解决矛盾的主要方式，因而结局皆大欢喜。在小说开头的楔子中，汉瑞因为北亚没有按照约定“在台湾一过完传统的中国新年，便回瑞士来”[7]13而闷闷不乐，北亚到了台湾后，当地的美食、浓郁的人情味让她乐不思蜀，日常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甚至还想延长一年留台时间，面对老公的埋怨，北亚用略带撒娇的口吻表达了她对台湾生活的喜爱：“台湾这儿的吃是一流的，更是水果爱好者的天堂，生活多彩多姿又方便，哪像既无聊又单调的瑞士？最叫我喜欢的是，你们这儿处处都充满浓郁的人情味。”[7]14虽然在台湾才短短一年，北亚对两地日常生活和主要特点的分析倒是一语中的，也可见她对中国文化的喜爱，汉瑞有时候甚至认为某些方面北亚“竟然比中国人还要中国”[3]19。在小说的结尾，经历了朵丽丝、李大威谋杀案的前后始末，张汉瑞对自己和北亚的紧张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我想通了一件事，我不会再逼你赶回瑞士来了。你就留在台湾吧，慢慢享受你的人生，留住你的好时光。”[7]307-308彼此尊重、互相理解是和谐共处、协同发展最重要的基础，这不仅适用于人，同样适用于不同国家、种族与文化。朱文辉的侦推小说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令人深思。

无疑，朱文辉具有开放性的国际视野，在他看来，欧洲华文作家不应该拘泥于书写故土的生活，而应立足本土、放眼国际，并逐渐融入移居国，创作反映根植于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移民的酸甜苦辣、挖掘人性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与异质文化交融互动的作品。张汉瑞与艾北亚的日常生活正是异质文化交融互动的最好案例，而侦探汉瑞的独特形象更是诠释了朱文辉对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理性思考。诚如“世界华文作家丛书”的出版宗旨所言：“全球华文作家能够融入侨居地的环境、文化及至文学当中，以新的生存行为、新的价值观与新的人生观，让自己不仅只是一个移民，更是居住地文化里的中坚分子，也让自己的华文创作不只是母国文学飘零异乡的花朵，更是根植于新天地的茁壮大树。换言之，除了同样使用华文，我们期待世界华文文学成为一种有别于母体文学的新文学形态，足以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如此一来，世界华文文学对侨居地的文化、对世界文化，将会有所贡献。”[8]显然，朱文辉在这方面极有自觉性，并很好地践行了这一点。瑞士推理小说作家组织吸纳他为会员这一事件标志着移居者朱文辉已经扎根瑞士大地，获得了瑞士当地文学界的认同，并对移居地的文学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朱文辉不仅借助于侦推小说创作来思考中西不同文化语境背后的人文思想、社会行为和文化心理，他还充分发挥母语中文和娴熟的习得语（德语）的优势进行两种语言的比较研究，从人文、心理、民俗、社会、政治、文化等角度切入，借由成语、俗话、俚语来比较阐述两种语言的不同风貌，以期展开两个文化世界的思维沟通与交流。如在《中国语文里的人情与面子文化》中，朱文辉指出，“在华人社会里的人与人互动过程中，‘人情’可以当作交换的有价品来使用”，它是“‘情面互动’下的一种‘人情交易’或‘面子交易’”；而在西方，则有较为“严谨的游戏规则来当作调节的机制，那便是法理及法治概念下的‘权利与义务’观。在这观念架构下的人际互动，双方的心理比较坦然而没有负担，不会有中国人那种‘人情债’的问题存在”[9]，寥寥数语就把中西不同的人际关系及处理方式说得极其透彻。朱文辉深刻理解两种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以及对不同语言、文化多方面的比较，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同时，也展示德语文化的特性，将华文的灵韵与德文的理则融汇，使读者在华文的写意语境和德文的逻辑世界里沉浮戏水，体会语言的趣味。为此，朱文辉还特意给自己起了一个笔名“字海语夫”，幽默风趣，妙不可言，而他对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特点的深度把握使得他在分析现象、塑造人物时游刃有余。朱文辉力图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递给德语世界，谋求两种文化的碰撞、沟通与共同发展，具有自觉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意识。

为了传播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朱文辉还策划了《今古新旧孝思文学专辑》[10]一书，编译此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微型小说、散文、诗歌等形式来传播、介绍中华文化中的孝道思想，进而激发欧洲人也朝着在他们基督教文化传统里没有被正式赋予道德价值定位的孝道思想迈步前行。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朱文辉对中华文化的感情越加深厚，在他成为余姚女婿后，更是坚定信念，打算“要以华文为桥梁，接连两岸三地同文同种的同胞，进而召唤对中华语言文化有兴趣的欧洲人士，众志一同，透过书写与创作的交流，传扬中华语文的精奥”[1]51。从原乡出走漂泊、流浪悟归的心路历程，使朱文辉的文化视野越来越开阔。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我们一方面深深地依恋于自己的文化记忆，通过对母国语言文化的深情回望和形象化的书写，使自己的异域生活充满温情和亮丽的色彩，并在有限的时空中尽力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开放包容，吸纳不同文化的精髓，中西文化只有放弃冲突、互相补充、取长补短，才能获得共赢，人类才能更好地健康发展。朱文辉的侦推小说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三、立足现实的在地化书写和深谙读者心理的精心营构

不同于一些神秘或者炫技的侦推小说，朱文辉的侦推小说立足现实，这是他文学创作获得成功的秘诀之三。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朱文辉曾说：“下笔的时候，基本上都写我人生历练中周边熟悉的事物，并记录我在欧洲的生活观察与体验。”[6]

朱文辉于苏黎世大学研修毕业后，大部分时间从事瑞士与中国台湾之间的经贸文化工作，每天坐火车通勤和上班时都要阅读大量的新闻，然后抽丝剥茧、摘取精要，撰写报告，因此朱文辉对瑞士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都非常熟悉，创作素材信手拈来。当我们阅读朱文辉的侦推小说时，可以从中了解瑞士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各种大小事件。朱文辉说：“他们（指瑞士人）把我笔下对瑞士的描写，当作一面镜子，认为透过外国人对他们社会民情的观察，往往能点出一些他们该体觉却浑然不觉的事物！此外也可以帮助瑞士人稍微了解旅居在他们土地上的华人思想与行为模式大致是怎么一回事。反过来看，华文读者亦可从拙著中慢慢认识瑞士的风土人情与华人在此生活的面貌点滴。”[6]确实如此，朱文辉的侦推小说有很强的现实因素，通过阅读可以补充读者见闻之不足，和严肃文学一样，它同样具有文学的认识作用。朱文辉的阅读经验告诉他：“透过犯罪推理小说的阅读，往往可以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接触到许多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宝贵讯息。至少，我对北欧或南欧乃至世界其他许多国家、地区社会与人文的了解，除了每日接触的新闻资讯之外，紧张而扣人心弦的犯罪推理小说，真的足以充实我的知识。”[3]8受益于欧洲侦推小说对自己扩展知识和认识社会的影响，当朱文辉把侦推小说创作当成自己的终生所爱时，立足现实的在地化书写自然就成了他创作的主要方法。

侦推小说属于类型文学，因其情节的曲折和诡计的离奇而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朱文辉的侦推小说很受中国台湾和大陆，以及德语世界乃至欧洲读者的欢迎，这与作者深谙读者心理并精心营构有关。欧华作协创会会长赵淑侠曾说：“纵是一名优秀的小说家，如果专业修养不足，不能使内中人物和事件前后呼应、丝丝入扣，或营造的悬宕气氛不够、人物的犯罪心理描写不具说服力，便不会成为推理小说家。”[11]的确，侦推小说结构的严谨以及诡计设置的独特才是侦推小说家的立身之本，朱文辉可说是这方面颇有成就的一位。他的侦推小说有使读者欲罢不能的吸引力，就拿《推理之旅》来说，这部小说的“作中作”[5]13特点使读者可以充分享受“多种大逆转”所带来的惊奇感，也是作者创新性叙述的典范。朱文辉把张汉瑞破案、报纸连载小说颠覆案件真相以及读者来信探询与作者析疑进行三度空间的交叉叙述，把密室诡计的诡谲、破案逻辑的严谨演绎得丝丝入扣，难怪《推理之旅》被台湾推理界公认为密室解谜经典之作。

为了使小说创设的密室诡计十全十美而又能展现扑朔迷离的效果，朱文辉常常反复制作、修订流程表，进行沙盘推演，“将案发、动机、各个人物间的矛盾关系、行踪去向及凶嫌作案时可能犯下之‘破绽’、侦探解谜破案的‘凭借’（也就是他的逻辑根据）、罪犯不小心所留下的证据等等，皆以流程图表标示出来，详加研究推敲，并依此图表做成全篇小说的细部分章大纲，以便每写完一章或一节，可以统观全局地前后对照，看看自己笔下有无哪个地方出现遗漏或自相矛盾之处；必要时，还须将自己创构的诡计实地试验一番，以求证其实际的可行性如何”[6]，如前文提及的《推理之旅》，朱文辉曾多次探查案发地点福尔摩斯坠崖之地麦灵根小镇的莱辛巴赫瀑布，还有《生死线上》中对火车行驶速度、进出站时间、人物动作的最快可能性的精准计算等，足见朱文辉作为一名侦推小说家的严谨细致。

朱文辉在谈及自己的阅读体验时曾说：“读侦推小说，尤其读结构严谨的上好侦推作品，神经往往会被那扑朔迷离的诡谲情节给拉得紧紧的，那种感觉，好像在品尝某道劲力十足的名菜，麻辣过瘾；在主角（侦探）解谜的过程中，则有股既兴奋又期待的心情陪伴读者循着侦探的推理足迹，进入抽丝剖茧的迷宫去作遨游；到了真相大白的时候，更是会被解破案情（尤其是读者自己凭作者在书中所透露的某些暗示及线索自行破案）、随那水落石出潺潺流来的‘逻辑美’乐得心花怒放。”[6]朱文辉自己就是一个侦推小说的超级粉丝，他把自己阅读时的审美经验推己及人，并在自己的创作中非常好地实践了这种读者接受美学，从而创作出一系列的优秀侦推小说。

也正因为朱文辉侦推小说的可读性、认识性、审美性，他的张汉瑞侦推小说系列受到瑞士导演激赏而有意改编搬上银幕。他们认为目前大陆及台湾电影已逐渐受到欧洲人的欢迎，通过影视来对照中西文化的不同很有意义，特别是朱文辉这个侦推小说系列的主角是一名华人业余侦探，与千篇一律的德、瑞、奥警探老面孔相区别，很有新奇感。从1992年到2000年，侦推小说迷、瑞士导演K君与朱文辉反复探讨细节，进行翻译、编写剧本，并利用各种机会向德、瑞、奥等德语系国家的电视公司推销他们的侦推系列企划案，长达八年的“触电大战”几近成功，却由于多种原因最后遗憾放弃。尽管小说“触电”结局不甚理想，但毋庸置疑的是，张汉瑞侦推小说系列受到了瑞士当地导演、制片人和读者的高度肯定，这与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和立足现实的在地性、文化差异的对话性、文化视野的国际性是分不开的。如《松鹤楼》一文，围绕着在中餐馆“松鹤楼”发生的命案，朱文辉描写了移居瑞士的中国台湾华人、中国香港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艰难的打拼生活，并涉及中西爱情婚姻观念的不同所折射出的文化差异，同时作品也有对以高科技工业著称的瑞士现实生活的反映。松鹤楼金老板之所以绞尽脑汁地设计杀害瑞士姑娘安娜，主要原因就在于瑞士女子的开放、自由、强势等特点并不符合他一个来自中国香港的男子内心真正的精神渴求，而年轻女子蜜雪的出现、安娜的强势逼婚加速了金老板谋杀计划的实行。破案的契机来自于瑞士精密电子及钟表工业集团新开发的双人式电话，使得最不可能有时间作案的金老板浮出水面。

再如以台湾陈水扁政权的海外洗钱为主要背景的预测之作《洗钱大独家》。2008年初，《大众时代》网络平台就台湾当局的现状开辟了“推理三·二一”栏目，希冀各路侦推小说高手或根据事实进行逻辑推演，或异想天开臆测“三·二二”大选的结局，并邀请朱文辉参与其中。时值欧洲大陆德国与列支敦士登政府就银行账户解密等事件导致的“税务战争”如火如荼，顿时激发了本无意参与创作活动的朱文辉的灵感，他以《三二一大独家》之名开始创作侦推小说，从2008年3月11日到4月7日边写边载，后于2008年12月出版单行本《洗钱大独家》。神奇的是，朱文辉小说中的国际洗钱情节虽只是推测阿扁政府贪污销赃的虚构事件，却能够给有心人士治理贪腐案件以实质性的参考，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在此得到了统一。在这个小说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大选前的种种丑行、民心的动荡、人性的崩塌，也可以知晓瑞士和列支敦士登银行对客户资料的绝对保密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国际舆论影响等。可以说朱文辉借“侦推小说”之名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之实，对权力、欲望、金钱支配下的腐化的人心与人性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揭示，因而具有深刻的批判力量和警示价值，实为社会犯罪侦推小说的佳作。此作虽为臆测之作，但其中的“文学真实”却使该作品在大选期间引起了社会极大的震动，足见朱文辉侦推小说的现实主义力量。

四、精准传神的语言和新颖妥帖的比喻

朱文辉虽然是一位侦推小说作家，但他却有着严肃文学的情怀和相当不俗的文字功力。不管是侦推小说还是微型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文类，朱文辉能够从大量的信息中抽丝剥茧，他的文字准确精练，犹如他的逻辑推理一般极其严谨。深厚的古典文化功底滋养出朱文辉文字的古朴趣雅，对龙族文化的挚爱使他对汉语的意韵、语感、语气与语性咂摸透彻，因而他的文字形象生动、准确传神、简练风趣，这也是他的侦推小说赢得大量读者的秘诀之一。如《松鹤楼》中对黄大厨的描写：“大厨黄仲达，中等个儿，给人精壮的印象，左手大拇指紧紧扣住其余四指托着的镬柄，当然其中裹着一层厚厚的布隔热，趁势举起镬，将里头的鸡丁和配料朝向空中抛几抛，火花随着镬内的食料闪动跳跃，甫才夸张地摔下镬，与炉灶交互激出‘碰’的一声脆响，右手已熟练地将执着的不锈钢炒勺伸到右前方的大深锅中，取了半瓢高汤泼进镬内，不但扑熄了那夺人眼目的火团，还因接触镬面的高温而发出‘滋—’的尖锐蒸烫之声。”[3]13朱文辉把一个大厨炒菜的细节、动作和声音表现得准确生动而又传神，足见他观察事物的细致和描摹事物的文字功力。又如《生死线上》①《生死线上》1989年12月获台北《推理》杂志第二届“林佛儿推理小说创作征文比赛”首奖。中：“死神伴着车轮在这条干线上滚动，载负着的，正是一个已被夺去生命的躯壳！”[12]其文字同样的精准、传神、妥帖。

微型小说《真的假得真是真》②《真的假得真是真》2013年获“黔台杯·第二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三等奖。的灵感来源于卢浮宫名画《蒙娜丽莎》失窃案，一方面是侦破奇案的难度使然，另一方面是受金钱欲望的驱使，所以出现了奇案之外的另一桩“伪作”奇事，博物馆“靠着蒙娜丽莎的‘伪笑’，卢浮宫再次赚进来自全球各地傻蛋们的真钞票”，“她的‘分身’，这些日子一直被满足和得意拥抱着。真的，假得真是真！在聚光灯下被观众聚精汇神地看了个目不转睛，那种感觉是美滋滋的”。[13]确实，那张名画伪作实在是太逼真了，竟蒙骗了全世界各地慕“蒙娜丽莎的微笑”之名而来的千千万万观众，满足了他们一睹为快、拥有谈资的虚荣心！朱文辉对中国语言文字的语意、语气、标点的应用非常灵活，可谓是得心应手。社会怪现状眼花缭乱，真真假假，人们被利欲和虚荣熏了心智，这篇小说暗含了作者朱文辉多少揶揄讽刺的况味啊。

朱文辉对汉语运用的灵活自如还体现在，他的文字世界里比喻随处可见，且喻体新颖独特，很有“陌生化”的审美效果，但又不会令人感到不妥。如《命案的版本》中，作者描写朵丽丝和李大威享受性爱高潮的场景：“她亢奋的时候，还是保持惯有的冷静雅淡，像只慢慢蠕动的蚕虫，藉着含浑不清的嗯嗯啊啊把舒爽的欢情灌入他的耳膜中。”[7]7喻体“蚕虫”新颖独特，拟声词贴切传神，把男女欢爱描摹得形神俱佳。再如“北亚被汉瑞的炙热情焰烘煨得像块缓缓软化的巧克力糖，化作如同火山熔浆般的汁液，正一寸一寸地淋蚀着汉瑞与她自己的躯体”[3]108，那种情到浓处不能自已、蔓延全身的酥软甜蜜在朱文辉简洁、精致的语言和巧克力的形象比喻中流溢出来。

作为欧华作协的元老以及任职会长时间最长的资深作家来说，朱文辉对欧华作协的人、事、作品如数家珍。如今欧华作协已成立三十多年，回首往事，他依然是深情满怀，他说：“欧华作协的文字大观园，由三十年前的欧洲荒原，拓芜垦荒到如今经营得入目皆是亭、台、楼、阁、轩、榭、廊、舫的成果，处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目不暇给。”[14]纵观欧华作协，各种体裁、各种风格的文学作品纷纷涌现，或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域外补充，或成为居住国文坛的靓丽风景，在这块文学园地里，百花齐放，形态各异，馥郁醉人。朱文辉运用古典园林的各式建筑来比喻欧华作协“大观园”的多姿多彩，实在是最形象生动不过了。

其实，朱文辉的文字功力不仅体现在母语—汉语—上，还体现在他对德语的研究与中德语言文化的比较上。回顾朱文辉走过的道路，如今74岁的他曾在台湾生活了27年，而在瑞士却已生活了47年之久，究竟哪个是故乡，朱文辉自己恐怕也已无法说清。某种程度上，瑞士比中国更接近于他的心灵故乡。每次回到台湾，虽然亲情、友情浓浓地包裹着他，但朱文辉却常有一种过客的隔膜感，倒是对瑞士的语言、生活、文化体验游刃有余，这体现在他对德语的运用上，朱文辉是欧华文坛少有的能用居住国语言进行翻译、创作并获得官方文坛认可的作家。朱文辉的很多侦推小说都有中德双语版本，如《蠢女人》①朱文辉：《蠢女人》，德译Dumme Gans，收入《异国笔墨写成的瑞士文学》专辑，苏黎世Limmat Verlag出版社1998年出版。、《命案的版本》②朱文辉：《命案的版本》，德译Die Mordversionen，列支敦士登Octavo Press出版社2002年出版；2017年由苏黎世Prong Press Verlag出版社推出修订版本，书名Mordversionen。、《推理之旅》③朱文辉：《推理之旅》，1992年连载于台北报刊，后由林白出版社结集出版。德文版Die Krimireise，由苏黎世Prong Press Verlag出版社2021年出版。等。在翻译过程中，朱文辉对中德两种语言不同的语感、语性更是理解到位，在他看来，汉语较为感性写意，德语则重在理性写实：“中文语境是讲求诗情与画意的，行文叙事总不脱中华语文的传统散文风韵、朦胧美的意境，让浸淫在这块文化园地的人们，读起来心领神会，知其然而不必一定要知其所以然；德文语境的文字陈述则严守物理逻辑规范，一字一句的结构讲究格律分明，其行文一般都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故而书写叙述往往是直叙白描，力求一目了然，清楚易懂。”①参见朱文辉专题演讲：《语境交互切换下的书写与创作》，此文为朱文辉在2017年5月27日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在波兰华沙举行的第12届年会上的发言稿。在朱文辉的文字世界里，两种思维方式、两种语境、两种书写能够从容切换，浸淫德语世界几十年的朱文辉娴熟地游走于两种语言、两种文化之间，正如他在《字海捕语趣》②《字海捕语趣》推出后，得到苏黎世大报Tages-Anzeiger（《每日广讯报》）文化版的正面报导与点评，在一个月内?销售量暴增，供不应求，出版社加印。至2020年9月，已增修刊印第三版，以应市场之需。中所说的，他的目的是“借助我的母语以及习得的德语知识当桥梁，从事两个文化世界的思维沟通与交流”[15]。朱文辉以不俗的文字功力和魅力以及对中德两种语言的细致理解和到位分析，吸引着华语和德语世界的众多读者，他这种融入当地文化语境的自觉、融合两种差异文化的努力以及运用双语写作的实践为其他欧华作家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五、结语

朱文辉是一位甘愿为侦推小说奉献自己的作家。为了侦推小说的创作、翻译与评论，他抓紧上下班的通勤时间阅读、思考、构思、创作，常常在繁忙的工作后再长途跋涉回家，只稍事休息，就开始写作至深夜。为了自己热爱的文学事业，朱文辉还放弃了待遇优厚的外交官仕途。1985年，朱文辉参加了外交官特考，成绩及格并受训结业，如果他接受任命必然前途无量，可朱文辉乐山、乐水、乐逍遥，放弃了这一职业，“戏看人生黄粱梦，闲作推理余心乐”[1]50，并乐此不疲。

回顾朱文辉走过的人生道路和赴瑞士后三十多年的文学历程，虽然踽踽而行，他却感到其乐无穷。朱文辉及其侦推小说的价值在于，他的文学观念比之同时代人较为超前，致力于通俗文学中侦推小说的创作、译介和评论，给欧华文学史的人物长廊增添了一个独树一帜的华人业余侦探形象，自觉肩负起中西文化沟通与交流的任务，胸怀立足本土、放眼国际的文学大格局，并以双语写作进入欧洲主流文坛。除此之外，我们不能不提到朱文辉自1991年欧洲华文作家协会创会至今的重要作用。他是欧华作协创会元老，凭着出色的组织能力和细致严谨的工作作风连续两任被选为秘书长，之后1996年至2002年连任会长，2005年至2011年又连任副会长，又于2011年至2013年再次担任会长。朱文辉不仅是欧华作协的元老和出色的领导人，还是欧华作协的中坚力量，不仅创作质量很高，而且为人谦逊，认真负责，在他的任期内曾经多次参与策划和推动作协集体创作系列丛书的出版，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在欧华作协的大家庭中，创会会长赵淑侠和老会长朱文辉堪称欧华文学的“活历史”，其作用和地位无可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