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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翻译学视域下《三国演义》中“义”的英译审视

2022-12-29黄艳玲

东莞理工学院学报 2022年6期
关键词:苏美选词译本

黄艳玲

(西安外国语大学 英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28)

一、《三国演义》英译研究现状

《三国演义》是罗贯中于公元14世纪(元末明初时期)创作的中国第一部长篇章回体小说,根据石昌渝的研究,当前最为流行的版本是清代康熙年间毛宗岗评析的版本,共六十卷一百二十回[1]21。文章研究的罗慕士译本和虞苏美译本所依据的底本也是毛宗岗的评改本。《三国》在国外几乎享有与国内同样的盛誉,这不仅表现在其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包括英语、日语、韩语、俄语、西班牙语(1)继汤姆斯节译本之后(汤姆斯译本在鸦片战争前,1820年出版,刊登于《亚洲杂志》第1辑第10卷总第60期,译本为节译本,对应的原文为毛宗岗评改本第九回“除暴凶吕布助司徒 犯长安李傕听贾诩”。[2]146),《三国》在英美德出现了译介的拓展期和高潮期。这表现为1820年至1905年间前后有约17种英语节译本问世,它们由具有不同职业背景甚至多重职业身份的“译者”完成,或是传教士(如卫三畏、卜舫济、施约翰、甘霖),或是外交官(卫三畏、翟理斯、阿恩德),或在海关任职(司登德、邓罗),或在中国担任过教职(邓罗、卜舫济、甘霖),他们节译的内容也大不相同。首个英语全译本Romance of the Three Kingdoms于1925年由邓罗(C. H. Brewitt-Taylor)翻译完成,由别发洋行分为两卷在上海、香港和新加坡三地出版。[2]148-149,151第二个全译本Three Kingdoms:A Historical Novel(1991)由美国汉学家罗慕士(Moss Roberts)翻译,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95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3]77;第三个全译本The Three Kingdoms(2017)由中国高校教授虞苏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还表现在许多著名的外国学者对其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如罗慕士(2)罗慕士对小说中的中国古典文化作了详细的研究,如对小说中代表兄弟情谊的“悌”和代表亲情的“孝”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探讨[4],2020年罗慕士本人再从儒学文化视角考察《三国》的孝悌关系,他认为“孝”和“悌”分别代表这部小说中的“忠”和“义”[5]。。国内也有许多著名学者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深入研究,截至2021年5月,仅中国知网就有108条以“三国演义”和“英译”为关键词的有效检索结果,文章聚焦于对与译者翻译风格相关或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关联较大的研究进行梳理。董琇对罗译本和邓罗译本的翻译风格进行了比较,认为相较于邓罗译本,罗译本更加忠实于原作,包括原作语言结构、行文方式,此外,罗译本更加注重对汉语文化和思维的传播和保留[6]。董琇还从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出发,对《三国》罗译本和《水浒》赛译本的审美再现差异作了原因分析,认为有三大外部因素(翻译协助者、翻译赞助者、翻译消费者)影响着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进而使审美的再现产生了差异[7]。杨明从评价意义对等视角出发,通过对比分析罗译本和虞译本的判断性评价成分,考察译本翻译质量,认为两译本都根据各自的翻译目的选择了合适的翻译策略,因此翻译质量很高、评价很好[8]。从译者角度来看,学界当前主要侧重对罗慕士的研究,如郭昱和罗选民从学术性视角对罗慕士本人及其译本进行了研究,认为罗慕士做的是学术型翻译[9];许多从译者身份、文本选择及传播路径等方面对《三国》不同译本进行了考察,发现早期译者所翻译的文本内容比较集中、重合,忽略了对原著副文本和译注的翻译,认为相较于早期的节译本和邓罗的全译本,罗慕士的全译本更具有学术价值,且更能引起外籍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10];2020年,许多从文化立场角度出发再次对罗慕士进行了研究,认为罗慕士善于应用汉语拼音、中国形象元素等彰显其文化立场,即既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也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此外,作者还认为罗慕士善于通过副文本联系原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11]。

综上所述,就译本和译者而言,当前学者主要聚焦于罗译本,虽然对虞译本也有研究,但从数量上看略显单薄;此外,从理论上看,董琇的研究虽然涉及布迪厄的社会学理论,但也只是稍微地指明了赞助者、协助者、消费者(读者)对不同译本的风格产生影响,没有深入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译文,如何使译文风格呈现差异。更重要的是,“义”作为一个多义词,目前却没有学者对其进行英译比较研究。因此,笔者认为从社会翻译学视角对这部小说,尤其是“义”这个文化特有词进行研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可以给国内译者后期译介中国典籍时提供借鉴,更能比对出对于同一个文化特有词或者同一个多义词,不同文化背景的译者如何理解,其理解如何影响该词的英译,译者的翻译方法是什么,其背后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为推动中国典籍“走出去”,国内译者可以从国外译者中吸取什么经验等。基于罗慕士和虞苏美的译本,文章对“义”按不同中文解释进行分类,研究其在不同译者的译本中所呈现的形态;并利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对不同译者的选词进行统计,以总结两位译者的选词偏好,基于此分析背后的影响因素。囿于篇幅,文章根据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罗慕士译本的分册模式,只研究第一卷。

二、“义”的英译选词及方法对比

本文选取《三国》英译本中罗慕士(Moss Roberts)译本(下称罗译本)和虞苏美译本(下称虞译本)为研究对象,以这两个译本为研究对象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出版时间,罗译本和虞译本的出版时间相差不到30年,可见两译本的语言都为现代语言。罗译本于1991年首次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于1995年由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3]77。虞译本由罗纳德·艾弗森(Ronald C. Iverson)出资和审订,并于2017年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12]。第二是语言水平相当,罗慕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并先后获得了英语专业硕士学位和中文专业博士学位;虞苏美则在华东师范大学获取了学士学位,后于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就读并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后期被评为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可见,罗慕士的中文水平和虞苏美的英文水平都是非常高的。第三是文化背景,显然二者所处的文化背景是存在差异的。“义”作为中国文化特有的一个多义词,译者能否还原其在原作上的多义性,如何还原,这是窥探两译者在翻译这部小说时所选用的方法和策略的窗口之一。整体而言,虞译本和罗译本是具有可比性的两个译本,因此本文对这两个译本进行“义”的英译研究。

“义”是一个含义丰富的词,它最初的含义既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义”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思想和哲学思想,最早可追溯至管仲的《管子》语录,管仲认为“礼义廉耻”是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四维德目;后经儒家孟子在其《孟子·告子上》中解释为“羞恶之心”,在《孟子·尽心上》中,孟子阐明“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这也进一步强调“义”是君子成其为君子所必须具备的品质;后经董仲舒的发展,“义”渐渐地成为了中国传统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之一。[13]1-3小说中,“义”既代表着爱国人士对国家的忠诚、对正义的追求,也体现了正义之士间的兄弟情义等。除了人名外,本文对小说第一卷中所有与“义”相关的词和词组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不同中文释义下“义”的英译选词

除人名外,小说第一卷共出现了81次“义”及与其相关的词组,此处根据原文语境及中文释义,对第一卷中“义”的所有搭配作了大致分类,如表1所示,第一类为“义”的基本含义,即道义、正义。春秋时期,“义”多作“宜”解,《论语》常把“义”视为合乎道义、礼义,也常视其为君子的品德之一,如《论语·卫灵公》第十七章“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中庸》常把“仁”和“义”放在一起,如“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14]189第二类与正义之战相关,小说中属于这层含义的词语有义兵、义士、义师、起义等。第三类为忠义,即忠诚、忠臣义士。第四类与情义相关,或是结拜的兄弟情义,或是结拜的父子情义。

具体来讲,从表1中可以看出,“义”在不同译本中的选词是存在差异的。从出现频次较高的词来看,“忠义”一词在第一卷中出现了15次,两译者对其选取了不同的英语词汇,尽管在同一译本中,“忠义”的英译也不尽相同。虞译本中,该词多译为loyalty和justice,而在罗译本中,则更多地表现为honorable和loyal。第二个高频出现的词组是“义兵”,在第一卷中共出现了9次,该词在两译本中选词多样,但从出现频次来讲,volunteers是较高的一个选词。虞译本中volunteers出现了5次,频次高于其译本中的其他选词,同时也高于罗译本中volunteers的频次(3次)。此外,在翻译该词时,虞译本只翻译了“自愿服役”这层意思,即volunteers,省译了“义”的含义,而罗译本则在该词后加限定词,如表1中的volunteers loyal to the throne,显然,罗慕士把两层含义都翻译了出来。第三个高频出现的词组是“大义”,该词在在线汉语字典的中文释义为“正道、大道理”,其在小说中出现的语境多表现为:各路诸侯为制止某诸侯篡夺皇权而聚集在一起商讨如何讨伐欲篡夺皇权者,同时匡扶社稷。这个语境概括起来包括两点,一是救国的崇高事业,二是正义。此处虞苏美主要选取了第二种语境解读,其翻译选词多为justice和righteousness;罗慕士对于“大义”这个词的翻译选词较为多样,如表1所示,罗慕士对该词的翻译包括loyalty、cause、duty、justice、principle等,这既包括对“大义”所处语境的第一种解读,同时也包括第二种解读,可见,罗译本对该词的翻译较为全面。“不义”和“无义”在第一卷中出现的频次分别为7次和6次,这两个词组意思看似接近,但用法上却有明显差异。从中文释义来看,“不义”被解释为“不合乎道义、指不该做的事、行不义之事的人”,小说中,该词多出现在对某一事件进行评价的语境当中,如第四回陈宫对“曹操一开始错杀其父的结拜兄弟吕伯奢一家后又故意杀害吕伯奢本人”这一行为进行评价时说“知而故杀,大不义也”,另一处是陈宫本人认为曹操是无义之辈,想趁机杀他而突然想起自己一开始跟随其奔走的原因时对自己这一杀害曹操的想法的评价:“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义”出现在这种语境的情况还有很多,此处不再一一列举,由上述语境可以看出,该词多为对某一事件的评价;而“无义”则主要是对某一个人物的评价,如对吕布的评价,小说中多次以“无义”一词来评价他。对于“不义”一词的翻译,虞译本选取的词主要为wrong,罗译本则主要表现为dishonor;对于“无义”一词,两译者采用的形式都比较丰富。如表1所示,对于“义”的其他中文释义,如“信义”“仁义”,两译本的翻译选词也存在差异,此处限于篇幅,不再展开对比。

根据表1,文章统计了两位译者对于不同中文释义的“义”所选取的英译选词,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义”在不同译本中高频出现的英译选词

从表2可以归纳出两点:其一,从数据上看,罗慕士的翻译选词要比虞苏美的丰富很多,数量上也比虞译本高,此处限于篇幅,只展示了罗译本中最为高频和使用频次相当(使用频次在3次左右)的选词。从出现频次来看,honor和loyal在罗译本中明显占绝对地位,虞译本中loyalty和justice出现的频次也比其他选词略高一些。其二,从英译选词上看,两译者选用了多种不同的词汇,除了最为高频的loyalty和justice(虞译本)、honor和loyal(罗译本)外,虞译本还选用了right/righteous/faith/pledge/principle/moral等,罗译本还选用了right/ethical/principle/devotion to the cause of/justice/faith/cause/integrity等,实际上,除表2中展示的选词外,罗慕士还根据不同语境对“义”进行了不同选词的翻译,如humanity/indictment/allegiance/respect等。从对表1的分析以及该表的翻译选词及数量对比中发现:罗译本更忠实于原作且对“义”的理解更为全面,虞译本存在省译的情况,如原书第二回,玄德曰:“我三人义同生死,岂可相离?不若都投别处去便了。”虞译为“We three are one in life and death, there is no parting for us,” said Liu Bei. “We’ll all go, then”,省译了“义同生死”中的“义”,结合原文语境,此处意为“发誓要同生共死”,罗译为“We three, sworn to live and die as one,”said Xuande, “must not part. We’ll go elsewhere”,完整地把这层意思翻译了出来。此外,虞译本偏向浅化翻译(4)浅化翻译源自许渊冲三化理论(等化、浅化、深化)[15]。许渊冲认为,浅化包括一般化、抽象化、减词、合译、化难为易、以音译形等[15]25。此处引用的浅化翻译是相对于罗译本的释译和厚翻译而言的浅化翻译,指虞苏美在翻译"义"时,有化难为易、合译和减词的情况。,罗译本偏向厚翻译或释译。例如,第十三回:昌知郦乃忠义之士,竟不往追。虞译为“but the officer has a moral sense and, instead of carrying out his master’s order, returned to say he could not be found”,罗译为“but Wang Chang regarded Huangfu Li as a loyal and honorable man and simply reported that he could not be found”,罗译本对“忠义之士”进行了阐释性翻译,即既包括“忠诚”也包括“正义”;而虞译本则只把该词浅化翻译为the officer has a moral sense,没把“忠诚”这层意思翻译出来。

综上所述,罗译本和虞译本对“义”的理解存在差异,且翻译方法也各不相同,前者偏向释译和厚翻译,后者偏向浅化翻译和省译,但由表1对“义”的大致分类及其中文解读可知,两译者对该词的理解都是合理的。此外,罗慕士也对“义”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仁”和“义”在《孟子》里一般都是呼应出现的,甚至可以说“仁义”是一种“文明价值观”(civilized values)[5]150。他在其译本的注释中提到,这部小说的核心概念是“忠”和“义”,认为“义”指的是对事业、原则、人或团体的承诺,是“悌——兄弟情谊”的延伸和联系[1]552。可见,罗慕士的英译选词,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研究和理解,另一方面是受《论语》《孟子》等儒家思想的影响。

三、翻译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启示

由表1、表2及前文分析可知,虞译本和罗译本对于不同中文释义的“义”所表现的翻译形式存在明显差异且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择也各不相同,罗译本偏向释译和厚翻译,注重对原作的深度和全面的解释;虞译本则更多的是浅化翻译甚至省译。下文从布迪厄的社会学中惯习和资本这两个角度及译者主观能动性分析这种差异背后的影响因素。

(一)译者惯习

根据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人的惯习(habitus)主要由个人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工作以及交际等社会行为共同作用形成[16]7。罗慕士出生于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先后于1958年、1960年以及196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学士学位、英语专业硕士学位和中文专业博士学位[3]77,出版物有近60部,包括著作、译著、专利、论文等,这些出版物主要是对亚洲文明及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如博士学位论文《孔子〈论语〉中形而上学的语境》。职业上,罗慕士是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自1968年起在该系任职,教授的主要课程为东亚文明史。其研究领域和兴趣主要包括:中国哲学、文学、语言学、日本文学、亚洲近代史。(5)参见纽约大学东亚研究系网站,https://as.nyu.edu/content/nyu-as/as/faculty/moss-roberts.html,2021年4月16日访问。此外,罗慕士还是汉学家和翻译家,汉语英译方面,其翻译著作主要集中在中国典籍翻译,如《三国演义》《中国童话和神话故事集》《道德经》等。作为一名汉学家,罗慕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他在刘瑾的访谈中谈到,要把《三国演义》翻译好,首先要熟读“过去”文学,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经典文学背景。为了了解小说中某人物的性格,如刘备,他学习并大量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如《孟子》,为了了解诸葛亮,他读透《道德经》,并学习“道家”和“儒家”知识,还专门学习了史书《三国志》,认为这是更好地理解这部小说的重要基础。[3]78对于中国文化,罗慕士在采访中还提到中西文化差异非常大,对于中国文化要追根溯源,不能望文生义。此外,为了让西方读者理解东方文化,特别是文化特色表达,罗慕士以脚注的方式对这些文化进行解释。[3]78罗译本中有近250页的脚注,对于文内可能让西方读者费解的地方他都在脚注里做了解释。罗慕士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翻译这部小说,直至1991年第一版全译本的出版,前后共用了15年,由此可见罗慕士对待翻译的严谨、细致和认真,这也进一步说明罗译本的可信度和文化交流程度非常高,对“义”的理解非常全面和深入。

虞苏美出生于1940年,浙江镇海人。1964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并留校任教,1978—1980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进修,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87年赴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访学,1990年获评教授职称。(6)参见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网站,http://www.fl.ecnu.edu.cn/39/7b/c11685a276859/page.htm,2021年4月18日访问。虞苏美严谨治学,并将其一生投入到教学与教学研究当中,超星检索显示,由虞苏美独立或合作编纂的著作将近280部,大部分著作与英语听力、英语口语相关,主要是大学教材,如《大学英语·听说教程》;翻译了少量著作,如《写英文信》等,《三国》是其用了两年时间独立翻译的历史长篇小说。由于虞苏美为人低调,从不对外宣传其对《三国》的翻译,因此无从查证其更多的关于翻译这部小说的细节,但由教育背景及其出版物可知,虞苏美对教育教学的研究要多于对翻译的研究,且翻译这部小说的时长较短,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翻译质量,也因此使得其对“义”的翻译选词较罗译本少。

(二)译者资本

布迪厄将资本划分为四种基本形式: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象征资本(symbolic capital)。文化资本指的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的文化教育方面的资源,如著作或受官方承认的教育文凭等;经济资本指的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资源,如金钱;社会资本涉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和社会义务;象征资本可以表现为地位。[16]8显然,四种资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如上文所述,罗慕士的教育文凭首先是文化资本,但罗慕士因为这些文凭和自身渊博的学识得以在高校任职,这显然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此外,罗慕士是美国东方研究学会和哥伦比亚大学东方思想与研究院成员、《亚洲学者杂志》主编[9]102,这是他的社会资本。同理,虞苏美的文化资本首先由其教育经历形成,接着向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象征资本转化。

资本如何影响翻译行为及翻译方法的选择,可从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参与者之间的翻译目的、权力关系进行分析。罗慕士全译《三国》这一翻译活动首先涉及的参与者包括北京外文局和罗慕士本人。首先,经济资本对翻译目的的影响和制约。北京外文局即中国外文局,是一个旨在“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的外宣机构,中国外文局组织翻译中国经典文学,其翻译目的在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让更多国外读者了解中国,实现文化交流。罗慕士受其委托和赞助,其翻译目的毫无疑问与外文局一致,即传播中国文化,这也是其在接受刘瑾采访时提到的一点。基于此,对于中国文化特色词汇,罗慕士选择厚翻译或释译的翻译方法更能让西方读者理解并实现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翻译目的。而虞苏美也是受人赞助,赞助人是罗纳德·艾弗森,虞译本由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旧称上海外国语学院)领导,业务上由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上海市出版局指导[17]42。这是一家以“出版教材、学术著作、工具书为主的专业外语出版社”,始终坚持“服务外语教育、传播先进文化、推广学术成果、促进人才培养”的发展方向,担负着专业外语出版社的历史使命和责任[18]8-9。从2008年起,该出版社便开始出版中国四大名著[19]64,也正因为此,虞译本由该出版社出版。据该出版社对罗纳德·艾弗森的介绍,艾弗森自1984年第一次来访中国后,随后30年间,他多次造访,并在商业上与中国有合作,此外,他还在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商业战略[12]。《三国》在他看来,是经商者、从政者等必须精读的书籍之一,由于他本人不满足于当时的译本,因此,出资审订了虞译本。从这个角度来讲,艾弗森无疑是虞译本的直接赞助人,对译本的翻译选词、方法的选择具有决定性权力。此外,据虞译本中艾弗森的献词,艾弗森的翻译目的主要是将《三国》转换成一个振奋人心的故事,因此,虞苏美在翻译过程中,为体现其对赞助者负责,会有意删减一些对故事情节的发展没有太大帮助的细节,即选择浅化翻译、省译或简单化翻译方法。

其次,文化资本对翻译质量的影响。如上文所述,罗慕士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中文专业,获得中文专业博士学位,这说明他汉语功底深厚;此外,作为一名汉学家,罗慕士本人对汉语有着极大的热忱和爱好。从译前准备工作可知,罗慕士始终秉着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翻译,对于可能令目标语读者费解的中国特有文化,他会通过添加脚注的方式全面深入地向读者进行阐释。从上文译者惯习可知,虞苏美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经历决定了她需要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教育教学研究当中。因此,从资本对译作的影响来看,虞苏美最大的资本便是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她对这部小说的理解更多地受自身学识和汉语为母语这一优势的影响,而非专门研究。值得注意的是,《三国》是一部集结了不同时代文化精髓的巨作,若要准确全面地传达其精髓,对它进行专门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罗译本比虞译本要更全面准确。

(三)译者主观能动性

道格拉斯·罗宾森(Douglas Robinson)认为,主观能动性(subjectivity)可以表现为译者、赞助者等行动参与者的主观意识[20]12。本文只研究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译者主观能动性对翻译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如影响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及对其的研究程度。虞苏美翻译《三国》是受人委托,翻译主观能动性在于赞助人,翻译动机和目的以及文本呈现方式受赞助人影响。艾弗森虽然是一名外国人,但根据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对他的翻译动机的描述——艾弗森的另一个翻译目的旨在生动传达出原著的精髓,帮助读者理解中国文化的核心[12]。虞苏美翻译“义”时选词丰富主要在于尊重和忠实于赞助人的翻译目的,即生动传达原著精髓,传播中国文化。罗慕士的全译本也受人委托,但在外文局委托罗慕士翻译全文之前,罗慕士本人由于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选译且出版了这部小说部分内容。作为一名杰出的翻译家和汉学家,罗慕士前后共用15年时间翻译《三国》和打磨其译本。正如他在刘瑾的访谈录中提到,他在翻译上会多花时间,多下功夫,遇到不太懂的字会请教他人,或者查阅词典[3]78,此外,他翻译时主要根据语境和上下文来判断一个词的意思,这里有足够理由让读者相信罗慕士对原著的理解和把握是准确到位的。

鉴于该研究对中国古典文学外译的借鉴作用,上述分析显示,两译本都有外国人参与,一个是由外国人出资和审订,而另一个则直接由汉学家翻译,这是在赞助人等参与者选择方面的借鉴作用。第二是译者对译文高质量的追求,从罗慕士在刘瑾的访谈录的自述可知,他在翻译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阅读了大量相关文学作品,旨在准确把握原著精髓。这是译者精神和追求的借鉴指导作用。最后是译者的选择,翻译质量一般由译者决定,在选择由谁来翻译之前,对备选译者的惯习(如教育背景、职业背景)、资本等因素的考虑是不可或缺的。

四、结语

本文借鉴布迪厄反思性社会学中的惯习和资本以及主观能动性三个视角对《三国》虞译本和罗译本进行“义”的英译对比研究。通过分析发现,虞译本和罗译本对“义”的翻译选用不同的英语词汇,虞译本偏向使用loyalty和justice,罗译本则更多地使用honor和loyal。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两译本也存在较大差异,虞苏美偏向浅化翻译、简化翻译甚至省译,而罗慕士则倾向于使用厚翻译、释译和阐释性翻译。结合两译者的社会轨迹分析可知,两译者在翻译选词和翻译方法上的差异主要受译者惯习、资本以及翻译主动性的影响。此外,译者本人对小说的偏重程度也会影响翻译活动,虞苏美出生并成长于汉语文化,其对《三国》的理解更多地来源于自身作为汉语文化高级知识分子的理解;罗慕士作为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和文化有深入研究,其对小说的理解更多地受自身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以及受小说作者的情感倾向的影响。正如石昌渝所言,罗贯中“据正史”,“拥刘反曹”[1]19,出于对原著作者的尊重,罗慕士也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对刘关张三位结义兄弟情谊的描述和还原上,基于此,在翻译选词上偏向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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