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永貴

關鍵詞：胡世安；《易史》；史事易

有清一代，易學勃興(1)據《易學書目·前言》統計：存世易著約有2810餘種，清人著作達1394種，占“易林三千”近一半，尚不包括清人輯佚著作。(山東省圖書館編：《易學書目》，濟南：齊魯書社，1993年，第3頁。)，以史解《易》的“史事宗”易學也蓬勃發展，出現了胡世安(1593—1663，字處静，别號菊潭)《易史》，葉矯然(1614—1711，字子肅, 别號思庵，今福建福州人)《易史參録》，吴曰慎(1622—？字徽仲，號敬齋，今安徽歙縣人)《周易本義爻徵》，金士升(生卒年不詳，字初允，江西清江人)《周易内傳》等重要的以史解《易》典籍，黄忠天甚至認爲，“至有清一朝，更以超邁往古之姿，創猗歟盛哉之勢，將史事易學推至極盛”(2)黄忠天：《葉矯然〈易史參録〉述要》，《周易研究》，2008年第5期，第22頁。。在諸多史事易學名家中，以胡世安最爲特殊，他不僅是明末清初重要的“史事宗”易學名家，也是巴蜀易學的重要代表。李朝正梳理巴蜀易學源流時稱：“清初，除胡世安(井研人)和李開先(長壽人)外，餘皆名不見經傳。”(3)李朝正：《巴蜀〈易〉學源流考述》，《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5期，第64頁。足見胡世安在清代巴蜀易學中的地位。然而，現有清代易學研究，側重“朴學易”方面的成就，于“史事易”的内容着墨不足，更毋論明末清初巴蜀易學名家胡世安及其《易史》。或許是因爲四庫館臣撰《四庫全書總目》時，未將時人的史事易學著作載録。今人論清代巴蜀易學，均未能繞開胡世安，但僅限於簡要介紹《四庫全書總目》所録《大易則通》(4)如李朝正《巴蜀〈易〉學源流考述》，《社會科學研究》，1990年第5期；金生楊《巴蜀易學綜論》，《儒藏論壇》，2007年第1輯；舒大剛、李冬梅《巴蜀易學源流考》，《周易研究》，2011年第4期，等等。。至於《易史》，除黄忠天《世變與易學——清初史事易學述要》有寥寥數語，幾無涉及(5)黄忠天：《世變與易學——清初史事易學述要》，載劉大鈞：《大易集讀》，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460頁。。相反，與胡世安同時代的學者却發現了《易史》的價值，白胤謙(1606—1674，字子益，號東谷，又號若水，山西陽城人)稱其《大易則通》和《易史》“二編廣大精微，確然爲繼往開來必不可少之書”(6)(清)白胤謙：《秀巖易編序》，載(清)胡世安《易史》卷首，《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第5頁。。趙開心(？—1664，字靈伯，號洞門，湖南長沙人)贊譽説：“讀先生《易史》，不啻神物之示靈，而木鐸之醒聾聵也。”(7)(清)趙開心：《易史序》，載《易史》卷首，《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20頁。若此，則《易史》作爲胡世安義理易學的代表作，其内容、解《易》風格、價值與影響都非常值得深入探討。

一、 胡世安的生平與學術

胡世安，字處静，别號菊潭，四川井研(今樂山)人，天啓四年(1624)中舉，崇禎朝戊辰(1628)進士及第，曾師事萬曆乙未(1595)進士舒其志，以孝事親。胡世安一生歷經明清兩朝，仕崇禎、順治、康熙三帝，歷任崇禎朝庶吉士、檢討、贊善，順治朝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掌院事、禮部左侍郎、禮部尚書、太子太保、内院大學士、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康熙朝爲秘院大學士，以少師兼太師致仕，還曾任李自成任命的弘文館檢討。終其一生，胡世安的仕途並不平坦。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曾受兩次夾刑，順治朝曾受兩次降級和一次連坐之罰。(8)胡世安生平簡介，詳見王小紅《巴蜀歷代文化名人辭典(古代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67頁)；馬子木《清代大學士傳稿 1636—1795》(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26頁。)胡世安的一生，頗受争議，曾列入《明忠義别傳》“國變難臣”中的“刑辱”類、《明季實録》“刑辱諸臣”，又歸入《逆賊奸臣録》《清史稿·貳臣傳》。因而，陳康祺評胡世安和其他崇禎朝降清大學士時説：“釋褐過早，身事兩朝，則又諸公之闕憾也。”(9)(清)陳康祺：《朗潜紀聞二筆》卷四，《筆記小説大觀(四十一編)》第6册，成都：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86年，第395頁。

胡世安的一生，著述豐碩，廣涉經、史、子、集之學，經學以《易》見長，兼綜象數與義理於一身，象數易著有《大易則通》十五卷、閏一卷，義理易著有《易史》九卷(10)按，《清史稿》僅載録一卷，據東北師範大學館藏《易史》，共有九卷。，又曾爲同時代的孫承澤所撰《孔易》作序，批判漢魏以來易學之失，稱“漢魏以來，諸儒言《易》，或畸理、或畸數、或兼理數、或切象、或離象、或審位、或參位，時非不各誇有得。”(11)(清)朱彝尊，夏長朴等編，馮曉庭，許維萍點校：《點校補正經義考(二)》，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76年，第714頁。；史學有《禊帖綜聞》一卷；方技、藝術之作有《操縵録》十卷、《異魚圖贊箋》四卷、《異魚圖贊補》三卷、《閏集》一卷；文集有《秀巖集》三十一卷，由甲申以前詩集《秀巖》、存咏以後《石芝軒集》、雜文集《客竹居偶存》《石芝軒續存》四小集組合而成。據四庫館臣統計，胡氏著述書目有存、逸兩種，“逸目凡十六種，存目凡十九種，已刻者十種，今所見者《異魚圖贊箋》《禊帖綜聞》《操縵録》數種而已”(12)(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632頁。。《四庫總目》所載，僅得其一成，未能全面呈現其學術成就，甚至連其“史事易”學代表作《易史》亦未曾載入，更毋論其主編的峨眉山縣志《譯峨籟》，但這並不影響他成爲一名集文學、歷史、藝術、思想、地理知識于一身的文人仕宦。

二、 《易史》的版本與内容

因未收入《四庫全書》，《易史》一書並不十分流行，僅見《清史稿·藝文志》載一卷、朱彝尊《經義考》載八卷，現有可見版本爲清順治十八年(1661)刻本，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收入《中國古籍珍本叢刊·東北師範大學館藏卷》第三、四册。該版四周單邊，白口，版心有單黑魚尾，半頁大字10行，行21字，小字20行，行21字，首卷“《周易》經卦圖”首頁鈐“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印”朱文方印，卷二、卷四、卷五、卷六、卷七首頁均鈐印三枚，分别爲“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書印”朱文方印，“慕齋監定”朱文圓印，“宛平王氏家藏”白文方印。慕齋，即乾隆朝修撰金德瑛，又字汝白，“工書法，善鑒别金石摹本及古人手績真贋”(13)(清)陶元藻輯；蔣寅點校：《全浙詩話(外一種)》第5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1213—1214頁。。宛平王氏，系王崇簡(文貞公)藏書印記。王氏好藏書，家藏秘本頗豐。足見《易史》的版本學價值。

《易史》共九卷，卷首載白胤謙、趙開心《秀巖易編序》各一篇，金之俊、趙開心《易史序》各一篇，胡世安《自序》與《易史凡例》各一篇。首卷載上下“經卦圖”各十八，合計三十六圖；卷一首乾卦終大有卦；卷二自謙卦至賁卦；卷三自剥卦至離卦；卷四自咸卦至解卦；卷五自損卦至鼎卦；卷六自震卦至兑卦；卷七自渙卦至未濟卦；卷八爲“翼傳緒摭”。

《易史凡例》係胡世安撰寫《易史》的體例特色總結，共有九條，結合全書内容，可歸納爲：(1) 卦以立綱，爻以疏目，一卦而六十有四之變；(2) 卦之消長准乎時，爻之臧否衡乎位；(3) 陰陽等重，以陰濟陽，善惡互長；(4) 因事予奪，以時褒貶；(5) 不廢占筮，以理主之，以達省鑒、懲勸目的；(6) 旁徵博引，考索詳實，疑古有據；等等。既有撰寫體例，也有釋《易》風格特色的總結。

所謂“經卦圖”，即將經文、卦畫圓融一體之圖，又可分爲覆卦經卦圖和非覆卦經卦圖兩類。覆卦經卦圖，兩卦正反顛倒，共用一圖，兩側載卦辭，中有卦象六爻，爻辭置於爻象之下，如屯和蒙、需和訟、師與比、既濟與未濟等五十六卦，前卦初、二、三、四、五、上爻象正是後卦上、五、四、三、二、初爻象。非覆卦經卦圖，一卦一圖，如乾、坤、頤、大過、坎、離、中孚、小過諸卦，左側單列卦辭，爻辭系於爻象之下。

正文六十四卦，首乾、坤，終既濟、未濟，每卦首書卦名，次總論卦辭、卦旨，再釋爻義，系以史事，史有卜筮得卦者，附以卦末。即胡世安《凡例》所説：“系易以史，卦以立綱，爻以疏目，傳、象以發明體同而指異，卦無一成，爻有專主，凛凛乎邪正之辯，指異而義同，所以正名分、定一尊也。”(14)(清)胡世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29頁。即以詮卦旨爲綱，以釋爻義爲目，綱舉目張。以乾卦爲例，卦名下載：

周子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蓋元者，貞之初，貞者，元之終，異名而同體。亨者，物之生，利者，物之成，異功而同用。”異端以空言性命爲元，其究窒於亨之用；以詭遇事功爲利，其究賊于貞之體。儒者求道，求諸乾之四德，而天地聖人之藴著矣。(15)(清)胡世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69頁。

引周敦頤對“元、亨、利、貞”的解釋，以及元與貞“異名而同體”，亨與利“異功而同用”的性質，詮釋“乾，元、亨、利、貞”的主旨，進而批判佛教異端對“元、亨、利、貞”的闡發，以證儒者求道，乃求乾卦所内藴的天地聖人四德，以舉乾卦之綱。隨後六爻疏目，以配卦旨。如初九爻説：

潜龍勿用。程子謂“舜之側微是也”。或曰：“舜窮而在下，未嘗欲自用；孔子窮而在下，未嘗欲勿用，何也？”曰：“治則聖體其常，亂則聖通其變。舜、孔易地皆然。”(16)(清)胡世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69—70頁。

以舜和孔子“窮而在下”時，解釋“潜龍勿用”當爲世亂而聖人通其變之時，即勿用之時。

最後附以占筮記録，即歷史上占卜所得有涉本卦者，分載諸卦之末。如乾卦附有“乾之否”“乾之同人”“乾之大有”，分别爲《周語》簡王十二年所載晋人立君之占，《唐書》載回紇朝京師之占，《北史》所載“北齊神武室中無火而有光，筮，遇乾之大有”(17)(清)胡世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78頁。。

卷八名爲“翼傳緒摭”，即將《彖傳》《象傳》《繫辭傳》《文言傳》《説卦傳》《雜卦傳》中的一些易學專業術語、概念，闡釋發揮，集爲一卷。主要内容有“象形變化”“摩蕩”“鼓潤運行”“乾男坤女”“知親從功”“辭各指其所之”“觀文察理知幽明之故”“死生鬼神”“一陰一陽之謂道”“極數知來”“静專動直，静翕動辟”“至賾不惡，至動不亂”“鳴鶴在陰”“同人先號咷”“藉用白茅”“勞謙厚至”“不出户庭”“作易知盜”“天一地二”“天數五”“象閏”“乾策坤策”“至精至變至神”“洗心退藏”“齋戒以神明其德”“闔户辟户”“法象莫大”“存乎其人”“利貞夫一”“確易隤簡”“大德曰生”“古者包犧”“象像”“陽卦多陰”“十一爻”“精義入神”“困于石”“公用射隼”“小懲大誡”“危者安其位”“德薄位尊”“知幾其神”“顔氏之子”“天地絪緼”“君子安其身”“乾坤易之門”“作易憂患”“易之爲書”“原始要終”“廣大悉備”“易之興也”“知險知阻”“設位成能”“將叛者其辭慚”“生蓍倚數”“易順性命”“天地定位”“數往者順”“雷以動之”“帝出乎震”“坤以藏之成言乎艮”“神妙萬物”“乾馬坤牛”“乾首坤腹”“乾父坤母”“乾天”“坤布”“震旉”“坎水兑澤”“序卦”“益夬”等共七十一條。

三、 《易史》的解《易》特色

1. 史《易》合闡，群經證《易》

《易史》，由其名可知其爲“史事宗”易學著作，即以歷史事實、歷史規律、歷史人物的故事闡發《周易》哲理的一部易學典籍。然而，四庫館臣論“史事易”，稱“再變而李光、楊萬里，參證史事”(18)(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第1頁。，今人以此爲據，談及“史事易”，皆側重闡發前人以史證《易》的“形證”之法，胡世安則提出了“形證不如合闡”的“合闡”之法。他説：

昔吾友楊用賓有云：“或問‘讀史之法’，曰：‘如讀易以事爲卦，以人爲爻，而吉凶見矣。’問讀《易》之法，曰：‘如讀史以卦爲事，以爻爲人，而是非見矣’。”夫人事之不齊貿乎，時域乎？位則擬乎卦之互變、爻之應比，而未有及也。故形證不如合闡之親切。(19)④⑤ 《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22、119、178頁。

即將事與人配卦與爻以讀史，將卦與爻配事與人以讀《易》，《易》中可見歷史興衰，史中可明《易》理是非，如此則史《易》圓融，並無二致。因此，金之俊説：“先生之爲是編也，《易》而史則全《易》皆史，凡《易》之理，有一之不足範圍乎史，無以成《易》也；史而《易》則全史皆《易》，凡史之事，有一之不必裁成乎《易》，無以成史也。”(20)(清)金之俊：《易史序》，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12頁。可見，《易史》一書，由《易》觀史，則全部《易》理皆爲歷史；由史觀《易》，則全部歷史中皆可見《易》理。

《易》史合闡之外，胡世安繼承先儒群經注《易》的傳統，多採《詩經》《尚書》等經典以闡明《易》理，其中引《詩經》八次，引《尚書》十次。如師卦引《詩經·小雅·采芑》與“趙去廉頗，敗績長平”的歷史，解釋師卦爲何丈人、長子吉。書載：

師用丈人、長子何？曰：“丈人積德厚而能服衆，長子歷事熟而能用衆也。趙去廉頗，用趙括，是以敗績于長平。《詩》云：‘方叔元老，克莊其猷。顯允方叔，蠻荆來威。’”④

又如謙卦，胡世安釋九三爻辭時，以《尚書·大禹謨》：“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争功，有終而民服以此。”⑤進一步闡明，爲何九三爻的勞謙之德，惟周公足以當之，孔明、郭子儀則近乎此爻之德。此外還引《禮記·月令》《周禮·天官書》《太玄》等注《易》。

2. 陰陽等重，以陰濟陽，善惡互長

黄壽祺、張善文説：“《易》義多扶陽抑陰。”(21)黄壽祺，張善文：《周易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55頁。基於前儒論《易》，大多有“扶陽抑陰”的傾向，胡世安認爲，如此便無法達到圓滿的盈虚消息之道，且陰陽是一體的兩面，陰可申陽、貞陽、尊陽、麗陽、資陽，所以他説：

扶陽抑陰，易教也。然而陽太贏則陰必受傷，欲制陰而先以剛折，則亦不達乎盈虚消息之道矣。故或鋤群陰以申陽，或包朋陰以貞陽，或牖盛陰以尊陽，固所以全扶之經，即保純陰以麗陽，養弱陰以資陽，亦所以權扶之用，猶夫《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意也。(22)《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30頁。

以此闡明，陽不可太盛傷陰，否則難以達到“盈虚消息之道”，若要盈虚消息暢達，須避免折剛以制陰。唯有群陰申陽、朋陰貞陽、盛陰尊陽、純陰麗陽、弱陰資陽，才似《春秋》“善善長”“惡惡短”的大意。

因此他對君子、小人之論也不同於前儒尊君子而貶小人的傳統，而是認爲二者兩相助長，善惡轉化，才是“水火相息之道”。他説“無小人，則君子失礱錯矣”(23)《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21頁。“天生小人以厲君子，仍責君子以化小人，亦水火相息之道也”(24)《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22頁。。將小人作爲歷練君子的參照，要求君子感化小人。又説：“往往包小人者治，敵小人者亂，以小人攻小人者，得中策；以君子用小人者，得上策。”(25)⑤ 《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23頁。强調假若君子治國而能用小人，是爲上策。至於能將小人視若師友的君子，才是真正深諳易道“極深而研幾”之旨。因而他説：“身非君子則已，君子而能師友小人，其于體《易》之撰，可謂極深而研幾矣。”⑤

3. 不廢占筮，以理主之，以達省鑒、懲勸目的

《易史》有二十五卦末尾載録占筮，共計三十五條，既有春秋戰國時期的諸侯筮占，也有唐、宋、元時期的卜筮，皆附“本卦”之末。如乾卦末有“乾之否”“乾之同人”“乾之大有”“乾之睽”之筮；不同歷史時期、歷史人物，占卜得同一卦象，即附本卦之末，如泰卦末有占卜得泰的兩條記載：一是《晋語》記載，晋公子返回晋國，“瞽史記曰：‘嗣績其祖，如榖之滋，必有晋國。臣筮之，得泰之八’”；二是“《北史·趙輔和傳》有人父爲刺史，得書云‘疾’。其子詣館托筮，遇泰。筮者曰：此占甚吉。是人出。輔和謂，筮者云‘乾下坤’，則父入土矣，豈得吉，果凶”(26)《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145—146頁。。胡氏總結稱：“一爻而具數説，示人晰所占也。内省外鑒之道，莫詳乎是。倘所謂懲一而勸百乎。”(27)《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31頁。其目的是“内省外鑒”“懲一而勸百”。

二十五卦所載三十五條占筮記録，有吉凶“信於既占者”“信於不待占者”，其吉凶以理主之。因而，金之俊爲《易史》作序時説：

余蠡測是編中，凡是非吉凶信于既占者，什之三；信于不待占者，什之七。占吉而吉，占凶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吉，則理吉而凶；占非其人事之凶，則理凶而吉，此信于既占者也。理，經乎事，故命吉、命凶者，理主之而無俟觀於事後。事，緯乎理，故形吉、形凶與夫旋吉、旋凶者，事主之而無俟玩乎理先，此信于不待占者也。(28)(清)金之俊：《易史序》，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13頁。

可見，《易史》所載占筮，以詮釋義理爲主，是非吉凶，以理主之。如坤卦，昭公十二年，南蒯將叛季氏，“枚筮之(泛筮曰枚)，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問子服惠伯，惠伯以爲“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南蒯所行，乃叛逆之事，並非忠信之事，所以最終失敗。(29)(清)胡世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86頁。

最後，胡世安還説明了如何利用、看待占筮中的吉凶、利與不利。坤卦末載昭公十二年，南蒯叛亂，占筮得“遇坤之比”，最終敗亡，後又引胡一桂所引朱熹有關占筮的觀點，説：

雙湖胡氏曰：“朱文公嘗謂‘《易》中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吉，都是利正，不曾説利不正’；又云‘《易》爲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又云‘《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説。’如南蒯得‘黄裳元吉’之占是也。且載其事於坤五爻而曰‘此可以見占法，學者宜有見於斯。’”(30)《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87頁。

進一步闡述爲何南蒯雖筮得吉，最終得凶，實因《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且《易》以正爲吉、以利爲正，占者有此德則吉，無此德則凶，以此告誡占者當以修德爲重，占卜只爲“省鑒”和“懲勸”。

4. 旁徵博引，涉獵廣泛，兼考文字

《易史》一書，旁徵博引，既有前文所述《詩》《書》《禮》等經典，更有歷代易學家的易論，尤以史事易學名家爲甚。據統計，《易史》一書援引易學家論説達一百餘家，其中多者有如楊萬里(誠齋)一百四十余條，吕楠(涇野)、楊决(斛山)、崔銑(仲鳧)等近五十條，少者則僅有兩、三條，還有如京房、荀爽、虞翻、焦延壽等象數易學家的《易》論。當然，還有《老》《莊》《太玄》等子部與集部文獻，如其多次提到“孔子曰”“孔子云”，皆出於宋人薛據輯的《孔子集語》，屬於“子部”儒家類文獻，又援引邵雍《西晋吟》，這些都與其集“經、史、子、集”於一身的學術成就相合。

至於引用體例，以“曰”“云”“謂”附于所引易學家之後，而援引者姓名，胡世安則以“書爵、書氏、書名、書字之類，傳各異標，事無定紀，會而通之，存乎其人”(31)《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32頁。的方式，用以標記。前儒論説不當或不盡圓滿的地方，胡氏以“按(案)語”的形式，或加以申述，或加以辨析，或闡發己見。如大壯卦末以大壯的義理解“昭公三十二年，季氏代魯”的歷史，後引胡一桂對史墨的批評，胡世安按語説：“按，雙湖此説最爲嚴正。”(32)《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410頁。表達他對胡一桂的肯定。援引内容，也是搜羅宏富，涉獵廣泛。他説：“全考諸水旱災異，有書昆蟲草木，有書推之系日於月、系月於年之類。”(33)《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31頁。由此可見，《易史》的引證資料内容極爲宏富詳實。

此外，胡世安還曾考證《周易》經、傳的文字，如對頤卦六四爻辭的“其欲逐逐”進行了精審的考證，他説：

《漢書叙傳》：“其欲浟浟(音滌)，注‘欲，利貌’。”今《易》作“逐逐”，《子夏傳》作“攸攸”，顔注以“浟浟”爲欲利，輔嗣以“逐逐”爲尚實，其義不同，或以“耽耽”“逐逐”，自是不足六四之辭。但以正應乎下賢，專一無他，不以上陽間之，則情不傷義，欲不害理。(34)《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307頁。

依胡氏所考，“浟浟”和“逐逐”所專不同，一爲欲利、一爲尚實，只要正應初九，向下求賢，自然可以“情不傷義，欲不害理”。

四、 《易史》的影響與價值

在“朴學易”盛行的清代，胡世安《易史》作爲清代史事易學的代表作之一，雖未收入《四庫全書》，也未載入《四庫全書總目》，但其影響與價值不容忽視。

首先，作爲明末清初巴蜀易學的重要代表人物，胡世安易學已獲時人的高度贊譽。有稱其易學爲後天之集大成者，與先天之集大成的文王《易》相媲美，乃開物成務之謨。趙開心説：“故《易》作於四聖人，惟文王發明羲畫而下開周、孔，是以傳之者獨云‘周易’。先天之集大成者，文王也。《易》注於諸家，得秀巖先生纂集群倫，折衷先儒，儼然贊《周易》而修麟經。後天之集大成者，先生也。其繼往開來之功，憂世覺民之意，不與蓍龜俱靈、河洛俱永也。”(35)(清)趙開心：《秀巖易編序》，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10頁。胡氏易學之所以被贊譽爲“開物成務之謨”，乃因“秀巖先生讀書中秘有年，既有以窺見畫前之《易》，易簡之精，而其涉歷乎險夷世，故又有得乎聖賢憂患之旨、吉凶同民之意，其蒐討乎諸子百家，上以究《連山》《歸藏》之秘，下以承蜀中譙(定)、蘇(軾)、郭(雍)、李(舜臣)淵源，本其探賾索隱、鈎深致遠之學，著爲開物成務之謨。”(36)(清)趙開心：《秀巖易編序》，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8—9頁。“得乎聖賢憂患之旨、吉凶同民之意”也是胡氏易學的宗旨。

至於《易史》，時人也給予了高度的評價。白胤謙稱其與《大易則通》爲繼往開來必不可少之作，並强調其有“體用兼備”之功。他説：“先生之學，天人一貫，神明默成，于易蓋深有所得，二編(《大易則通》《易史》)廣大精微，確然爲繼往開來必不可少之書。”又説：“曰《易史》，貫穿歷代之變，以發揮卦爻之藏，斯其明體致用之實，非先生不能兼也。”(37)(清)白胤謙：《秀巖易編序》，載《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3頁。將《易史》定爲“明體致用”之作，即“體用兼備”之書。趙開心甚至説：“讀先生《易史》，不啻神物之示靈，而木鐸之醒聾聵也。”將《易史》比作足以示靈之神物，能醒聾聵之木鐸。

除時人給予的高度評價外，《易史》的主要價值還包括輯存前人舊説、輔助文獻校勘，這源於其引證宏富的解《易》特色。前文已述，《易史》全書引用前儒舊説一百餘家，其中既有一直流傳的前人《易》著，如楊萬里的《誠齋易傳》、馮椅的《厚齋易學》、楊爵的《周易辨録》等；也有不少已經佚失的《易》論，如全書引“隆山李氏”共八條，此“隆山李氏”即宋代李舜臣，善易説，著有《易本傳》三十三卷，其易説大多亡佚，幸賴《易史》與《易史參録》《大易擇言》等偶有引用，得以保留其吉光片羽。此外，《易史》還引用了非常多不可考的《易》説，大抵皆爲前儒散佚舊説。

《易史》援引前人《易》説，與今見其他版本頗有出入，而其成書較《四庫全書》早，其所引舊説，與四庫本不同者，又可資以文獻校勘。以其援引最多的楊萬里《誠齋易傳》爲例，坤卦載：“誠齋曰：臣道一於順，故欲柔欲静，不順則爲王莽、董卓。”(38)《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84—85頁。較宋刻本、明嘉靖刻本、四庫全書本多出“王”“董”兩字，當爲胡世安有意增加姓氏。需卦所引：“誠齋曰：近水者未溺，沙傾則溺，近難者未隙，言出則隙。”(39)《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106頁。宋刻本、明嘉靖刻本、四庫全書本“未溺”爲“末溺”、“沙傾”爲“沙頽”，相比較而言，“近水者未溺，沙傾則溺”更符合實際，因爲人在水邊，不會隨便溺落水中，唯有人站立處的沙子隨水流走，人才容易溺落水中。又如乾卦所引“雙湖胡氏(一桂)曰：乾六爻皆陽，且變動不居，故以爲六龍之象，豈得皆真龍也哉！”(40)《易史》，《中國古籍善本叢刊》第3册，第76頁。與元刻本、明刻本《周易本義啓蒙翼傳》略有出入，元、明刻本載：“愚謂：‘乾六爻皆陽，且變動不居，故以爲六龍之象最爲的當，豈得皆真龍也哉！’”較《易史》所引多“最爲的當”四字，此當爲胡氏引用時删略，又或是刊刻者疏漏，讀者當審之。

雖然《易史》獲得時人高度贊揚，在文獻保存、文獻校勘等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但仍有些許瑕疵，得小心辨析。如前述引用删略、增字情况；又有所引不同《易》説屬於同姓不同名的易學家，胡世安以姓氏稱道，則易互相混淆。如小畜卦引“隆山李氏曰”一條，僅隨其後的履卦，又引“李氏曰”，前者爲宋儒李舜臣《易》説，後者則出自明代李贄《九正易因》，若不細究，極易混作一人。全書多引楊萬里、楊時等人論説，也多次使用“楊氏曰”等，這些都是讀者須仔細辨析的地方。

《易史》作爲胡世安義理易學的代表作，也是巴蜀易學和清代“史事宗”易學的一部重要典籍，雖未載入《四庫全書》和《四庫全書總目》，却受到時人高度褒揚。胡世安所創“經卦圖”，將卦辭、爻辭、爻象融爲一圖，簡單清晰地將一卦内容展示在圖中，給人以最直觀的感受。胡氏釋易的“史《易》合闡”風格，將易學與史學圓融一體，平衡了前儒史事易學著作中更多注重“援史證《易》”的傾向。而其《易》解中的陰陽等重、善惡互長，以理主筮、省鑒勸誡等風格，則奠定了後人對其“明體致用”“繼往開來”“示靈之神物，醒聾聵之木鐸”的評價。《易史》旁徵博引，涉獵廣泛，也爲後人研究前人《易》論提供了綫索，其所援引《易》説與傳世本之間的差異，既輯存了不少前人的《易》論，又可爲後人的文獻校勘輔以裨益，其援引存在的瑕疵又不能不爲今人所遺恨。綜觀有清一代，易學興盛，相較於清代“史事易”研究的不足，對《易史》進行簡要梳理，可以補充和完善此中不足，《易史》作爲“史事宗”易學之一斑，也可由其而管窺清代“史事易”之全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