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繼清

關鍵詞：《安徽文獻總目》；《中國古籍總目》；《安徽文獻集成》

《安徽文獻總目》經過十餘年準備、編纂、修訂、編輯、出版的漫長歷程，終於在2020年底面世。這是我們對安徽歷代文獻的全面摸底，是在清代以來安徽文獻著録的基礎上編成的皖人著録總目。對于編者來説，此書的編纂是一個重新學習并深入瞭解安徽優秀傳統文化的過程。它讓我們有了很大收獲，但也留下了些許遺憾，特撰小文揭出，以爲後來者鑒誡。

一、 歷史時期的安徽文獻著録

元代首立省制，今安徽長江以北地區絶大部分屬河南行省，個别地區在中書省界内；長江以南地區則屬江浙行省。明代設十三布政使司，今安徽直隸於南京，又稱南直隸。清初設江南布政使司(省)，今安徽屬之。順治十八年(1661)，析江南爲左、右兩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司駐江寧，轄今安徽全境及淮安、揚州、徐州。康熙元年(1662)始設安徽巡撫於安慶。三年(1664)又分設按察使駐安慶，五年(1666)改稱安徽按察使，又劃淮安、揚州、徐州歸右布政使司。六年(1667)，改左布政使司爲安徽布政使司，江南分爲江蘇、安徽兩省，安徽正式建省。但由于歷史原因，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江南”作爲一個行政區劃概念仍然存留，尤其是在教育、科舉和學術、文化領域。

安徽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獻大省，自上古起，到近現代，歷代文人學者創作了大量的著述，存留至今的也爲數不菲，這是一筆極其寶貴的學術文化遺産。安徽文獻的著録，很早就已開始，清康熙時由于成龍等主修，張九徵、陳焯等纂成的《(康熙)江南通志》76卷，設有《藝文志》17卷，著録了江南在清康熙之前各類著述(1)(清)于成龍等修，張九徵、陳焯纂：《(康熙)江南通志》，清康熙二十三年江南通志局刻本。，其時江蘇、安徽早已正式分省，所以《(康熙)江南通志·藝文志》是第一次對安徽文獻所作的全面著録與統計。雍正時尹繼善、趙國麟修，黄之隽、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200卷，也有《藝文志》5卷(2)(清)尹繼善、趙國麟修，黄之隽、章士鳳纂:《(乾隆)江南通志》，清乾隆元年刻本。。此後，《(道光)安徽通志》有《藝文門》，《(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有《藝文志》，《(民國)安徽通志稿》有《藝文考》(3)(清)陶澍、鄧廷楨修，李振庸、韓玖纂：《(道光)安徽通志》，清道光十年刻本。吴坤修等修，何紹基、楊沂孫纂：《(光緒)重修安徽通志》，清光緒四年刻本。安徽通志館纂修《安徽通志稿》，民國二十三年鉛印本。，代有所出，形成傳統。民國“安徽通志館”在纂修《安徽通志》的同時，就考慮對安徽地方文獻進行系統地采訪、徵集、著録，並成立了“《安徽叢書》編印處”和“《安徽叢書》編審會”，經過多方努力，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爲止，先後出版六期《安徽叢書》，共計30種360餘卷。(4)趙敏、牛繼清：《從〈安徽叢書〉到〈安徽古籍叢書〉》，《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1期。

二十世紀下半葉，圖書、文物收藏單位與相關學者對安徽文獻的重要價值更加關注。吴則虞先生于1958年撰《皖人書録》，揭出安徽先輩的重要著作，分四次在《安徽史學通訊》連載，披露了《張祖翼記張文祥刺馬案》等稿本，《方密之詩抄》等抄本，尚有個别批校本、方志與族譜。其選擇標準爲：有關安徽歷史——尤其是近代史；有關學術、工藝、美術等記載；方志、族譜、碑傳；罕見本、善本、稿本、批校本之皖人著述和皖人所刻書。(5)则虞：《皖人書録》，《安徽史學通讯》，1958年第2期。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安徽省圖書館編成《安徽文獻書目》，著録本館及安徽省博物館、安慶市圖書館、桐城市圖書館、歙縣圖書館等藏書單位收藏的安徽文獻近4000種，涉及著者1700餘人。1989年，在安徽從事圖書文獻工作大半生的蔣元卿先生歷40餘年完成的《皖人書録》一書由黄山書社出版，該書收入歷代作者6600餘人，著述17000餘種，是二十世紀著録皖人著述最完備的目録著作，也是學界瞭解安徽文獻的主要依據。2003年，黄山書社出版了安徽省圖書館所編《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1949)》，綜合著録了安徽省圖書館、博物館、安徽大學圖書館、安慶市圖書館、桐城市圖書館、歙縣圖書館、歙縣博物館等單位收藏的安徽省現存1949年以前皖人著作8656種。

上述三種書目對學界瞭解皖人著述面貌提供了較大方便，是檢索歷代皖人著述的主要目録類工具書，但各自都存在明顯不足：《安徽文獻書目》《安徽省館藏皖人書目(—1949)》兩書，其立足點是收録安徽省内部分公共圖書館、博物館及高校圖書館收藏的皖人著作，因此其範圍是安徽省内現藏歷代皖人著述目録，既不能反映歷代皖人著述的整體面貌，也無法説明現存皖人著述的數量、版本與收藏狀况。《皖人書録》雖然屬於安徽歷代著述總目，但編成於1965年，限於時代與著者當時的編撰條件，又屬個人著述，難免有所闕略，所以作者自言“搜羅未廣，挂漏殊多”(6)蒋元卿：《皖人書録》，合肥：黄山書社，1989年。，無論作者、著述還是收藏單位，遺漏確實不少。而且受歷來地方史志喜歡網羅名人的傳統影響，錯收冒録現象也隨處可見：如將原屬今廣東、山東、江蘇的三處“海陽”誤作曾名“海陽”的安徽休寧；將分屬今河南、河北、廣東的三處“新安”誤爲安徽徽州，甚至將山西“壽陽”誤爲安徽壽州，另外，明、清時期，安徽、廣西均有太平府，而安徽、浙江、四川、山西都有太平縣，如不仔細區分，很容易混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同時，《皖人書録》在編撰和印刷過程中都出現了大量文字訛誤，極大地影響了其利用價值，必須對其進行全面修訂和整理。因此，利用現代古文獻整理出版繁榮、公共圖書館全面開放、網絡條件便利的良好時機，編纂一部搜羅齊備、著録周詳、品質上乘的安徽文獻總目是非常必要的。

二、 《安徽文獻總目》纂修緣起和過程

淮北師範大學的前身是1974年成立的安徽師範大學淮北分校，後改制爲煤炭工業部直屬的淮北煤炭師範學院，2010年改今名。建校初期，調入著名學者吴孟復先生入校任教，吴先生早年畢業于無錫國學專修學校，師從唐文治、陳衍、錢基博諸大師，後又從姚永樸、陳詩而學，“博采兼收，轉益多師，學綜漢宋，文擅韻散，合語言、文學、歷史、哲學於一途，融目録、版本、校勘、訓詁爲一體”(7)紀健生：《一瓣心香獻靈臺——懷念吴孟復先生》，李福華主編：《吴孟復先生紀念文集》，合肥：黄山書社，2020年，第67頁。，先後任教于暨南大學、合肥師範學院、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安徽省教育學院等高校，是一位具有全國學術影響的地方學者。吴先生在淮北煤炭師範學院任教十二年，培養了大批學生和青年教師，創辦了“古籍研究室”(後改稱“古籍研究所”)，與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領導小組聯合創辦《古籍研究》雜志，開創了影響至今的重視鄉邦文獻整理與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學術傳統。

2002年，淮北煤炭師範學院在“古籍整理研究所”的基礎上，整合原有人文社科類科研機構，成立了“典籍與文化研究中心”，次年，順利通過考察評審，成爲安徽省首批高等學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之一，并按基地考察驗收專家組的意見，改名爲“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以團結組織學術力量，充分發揚學校鄉邦文獻整理與研究的學術傳統，并争取光而大之。

我原在甘肅省定西教育學院工作，1999年7月，調入淮北煤炭師範學院歷史系任教。2002年底，安徽省教育廳建設高等學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我有幸成爲專家組成員，對首批申報的基地進行考察評審。由于這一工作經歷，我對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建設的方針、目標、任務等相對比較瞭解，加之先前一直從事歷史文獻學和中國古代史的教學和研究，所以被學校調到新成立的“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協助紀健生先生工作。

中心成立之初，首先面臨製定科研規劃的問題。我讀大學二年級時，著名文獻學家黄永年先生給我們開設了《史部目録學》課程(應該是國内高校最早爲本科生開設的“目録學”課程)，參加工作後，長期孤學無友，全憑目録學基本素養纔取得了一點成績，因此特别看重目録學“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重要功用。因此就將調查、著録安徽文獻設定爲中心的主要基礎研究任務之一，在徵求省内外相關專家的意見之後，將編纂《安徽文獻見在書目》列入了基地的長期科研規劃之中，提交中心學術委員會討論。在省會合肥舉行的中心第一届學術委員會，中心科研規劃得到了余恕誠、諸偉奇等先生的首肯，順利通過實施。

此後數年，雖然中心一直把組織力量編纂《安徽文獻見在書目》作爲基地重大項目的首選，但由於學校地處僻遠，圖書資料條件不佳，再加上一些人爲因素，使得此計劃未能及時付諸實施。

遷延至2007年，我們决心排除困難，開始修纂準備工作，考慮到“見在書目”衹能反映安徽文獻存留的狀况，而“文獻總目”則可以展現出安徽文化教育科技發展的總體水平和基本綫索，因此將原計劃的《安徽文獻見在書目》改爲《安徽文獻總目》。次年，該項工作先后獲得全國高校古委會直接項目和安徽省教育廳人文社科基地重點項目的資助，編纂工作得以全面展開。

受惠於近二十年來出版事業的不斷繁榮與網絡系統的日益發達，總目的編纂雖有小波瀾，但總體上還是比較順利的。我們主要循以下步驟進行工作：

首先，以《(光緒)重修安徽通志·藝文志》和《皖人書録》爲基礎，全面查閲中國歷代主要歷史文獻以及安徽省地方志書，從中輯録安徽歷代著名學者、文人以及可能會有著述的地方名人，按照順序，編録成册。

其次，以人名爲綫索，通過各種途徑，檢索其著述信息、著作存留狀况：檢索歷代史書和目録著作，以瞭解其人的著作情况，先後檢録自《漢書·藝文志》到《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共上百種歷代公私目録，基本確定了歷代安徽文獻的總規模。檢索《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國家珍貴古籍名録》、《中國家譜總目》以及國内各主要圖書收藏單位的書目(或善本書目)等，來確定安徽文獻的存留情况。

再次，利用現在十分發達便捷的互聯網查詢系統，對國内各主要古籍收藏單位(如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以及北京大學等高校圖書館)以及國(境)外中國古籍收藏單位(包括中國香港、澳門、臺灣及日本、韓國、美國、德國)進行網絡訪問，查漏補缺，補充未被上述諸目録著録的安徽文獻傳本。

在初稿完成之際，恰逢《中國古籍總目》一書出版，此書是由幾十家圖書館數百名專家共同努力達17年的結果，是中國漢文古籍的總目録，“完成了迄今最大規模的調查與著録，第一次將中國古籍書目著録爲約20萬種”，“著録了港、澳、臺地區及日本、韓國、北美、西歐等地圖書館收藏的中國古籍稀見品種”，“著録了現存中國古籍的主要版本”(8)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中國古籍總目·前言》，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我們據《中國古籍總目》，補充了相當數量此前未能調查到的資訊資料，也糾正了一些原稿中存在的錯誤，减少了不小工作量。

三、 對《中國古籍總目》的拾遺補闕

《中國古籍總目》的出版，對《安徽文獻總目》的纂修定稿有很大的助益，亦偶有疏誤與脱漏，我們以已經完稿的《安徽文獻總目》與之相互核查，實際上就是在對安徽歷史文獻及存世古籍已有全面瞭解的前提下，對《中國古籍總目》所著録的安徽文獻所作的進一步調查與研究，結果發現《中國古籍總目》疏誤或脱漏的安徽文獻數量不少，涉及1300餘名作者的3000餘部各類著作。主要有遺漏與疏誤兩類，而造成問題的原因又各不相同：

1. 著録遺漏

《中國古籍總目》對安徽文獻著録的遺漏，主要是由於調查未周所造成的，雖然總量不是很大，但相對於旨在編成一部“反映中國古籍流傳與存藏狀况最全面、最重要的成果”的著述來説，還是有缺陷的。除了調查不徹底這一主因之外，造成遺漏的原因還有以下兩點：

(1) 部分國(境)外收藏的安徽文獻，未被著録。

明代休寧人丁雲鵬(1546—1628)，長於白描山水、人物，尤以善畫佛像著稱于時，曾供奉内廷十年之久。北宋吕大臨(1040—1092)所撰《考古圖》一書，一改歐陽修《集古録》注重文字著録與考辨的風格，開始關注古器物的形狀與尺寸，開學術新風氣。丁雲鵬等重繪《考古圖》，是爲《泊如齋重修考古圖》，有明朝黄氏刊本，藏于臺北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古籍總目》未著録。

《新安女行録》二十卷，清代歙縣人程雲鵬撰，乾隆十五年刊本。國内圖書館未見有收藏，美國國會圖書館藏一部，曾爲黟山李氏芸樓、南陵徐乃昌先後遞藏，疑屬海内孤本。《中國古籍總目》未著録。

清末民國初著名學者馬其昶(1855—1930)的《尚書誼詁》有兩種稿本，一爲陳漢章(1864—1938)補注過的八卷稿本，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中國古籍總目·經部》有著録。一爲不分卷稿本，藏于臺北傅斯年圖書館，《中國古籍總目》未著録。

國(境)外圖書館收藏的安徽家譜爲數不少，《中國古籍總目》著録不全。如《懷寧馬氏宗譜》十五卷首一卷，馬宏久等纂修，清光緒二年敦悦堂木活字本，藏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國家譜總目》著録，但《中國古籍總目》遺漏未著録。

(2) 有些文獻爲私人收藏，或未散出，因此未被《中國古籍總目》著録。

雖然十九世紀以來，隨着中國社會轉型及圖書館事業的發展，歷代流傳的典籍，漸次由私人收藏轉爲公共收藏，但不可否認，仍有一定數量的古籍爲私家收藏，其中不乏善本乃至孤本。由於調查與著録的途徑與程式，部分私人收藏未被總目著録。

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宇隆商貿城吴敏致力於歷代家譜的搜集、收藏，其所收藏的明、清安徽家譜有不少是海内孤品，這些收藏基本爲《中國家譜總目》著録，但《中國古籍總目》竟然遺漏了其中16種。如明代余世煒所修《(太平)余氏宗譜》一卷，明天啓五年稿本；《(休寧)海陽余氏譜》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明崇禎二年汪氏刊本；清初歙縣人洪元魯纂修《(歙縣)歙南洪川洪氏續修家譜》不分卷，清順治十七年稿本，均屬孤本。

2. 著録疏誤

《中國古籍總目》還有不少著録疏誤的情况，應該作清理糾正。

(1) 未著録撰者。

有些著述撰者可考，但《中國古籍總目》却僅著録書名，未著録纂修者。

《正德十一年順天府鄉試録》《正德十四年應天府鄉試録》，明代正德間刊本，藏寧波天一閣博物館，《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録選刊》收入，《中國古籍總目·史部》未標明撰修者。今按兩書前者爲汪俊、顧鼎臣修，後前爲汪俊、李時修。汪俊，生卒年不詳，字抑之，又字機翁，明休寧人，寄籍弋陽，弘治六年(1493)會元，授庶吉士，進編修。正德(1506—1521)中，與修《孝宗實録》，以不附劉瑾等，調南京工部員外，累遷侍讀學士，擢禮部右侍郎，嘉靖元年(1522)，轉吏部右侍郎，累官至禮部尚書，學宗洛、閩，人稱石潭先生。

又如《清光緒間户部奏稿》不分卷，孫家鼐(1827—1909)撰，清光緒寫本，國家圖書館藏；《續訂直省官制原奏清單》不分卷，奕劻(1838—1917)、孫家鼐續訂，清宣統農工商部鉛印本；《京師大學堂章程》一卷，王鵬運(1849—1904)、孫家鼐等撰，清光緒間刊本(《販書偶記續編》卷八有著録)，《中國古籍總目·史部》均未著録撰修者。

(2) 以撰者字、號著録。

古人著述，常見以字、號等自署者，從目録著録的角度而言，在可以考知的前提下，理應以撰者之名著録，或者至少有相應説明或折衷處理，以方便使用者。《中國古籍總目》的“著録規則”也表明：“著者以本名著録，不取字號，原書題名用别號或稱題某某者，據所知加注説明”(9)《中國古籍總目·著録規則》。，但仍有不少僅以撰者字、號著録，且未加説明者。

《春秋大旨提綱表》四卷，清光緒三十四年刊本，國家圖書館有藏本。《中國古籍總目·經部》著録作“果齋撰”。按胡方朔(1791—1833)，字漢臣，號小東，又號果齋，桐城人，嘉慶十六年(1811)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歷户部主事、軍機章京，官至廣州知府，卒于任。有《春秋大旨提綱表》四卷、《果齋詩鈔》二卷、《知足知止齋館課詩賦鈔》二卷等著述。因此，《春秋大旨提綱表》當著録作“胡方朔撰”。

又《飲露詞》一卷，《閨秀詞話》卷四有著録，清光緒二十一至二十二年南陵徐氏刊《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本、民國十五年中華書局鉛印本。《中國古籍總目·集部》著録作“李道清撰”。今按：李國香(1873—1900)，字道清，號味蘭，合肥人，李鴻章長子李經方之女，常熟楊圻妻，能吟善咏。則《飲露詞》當著録作“李國香撰”。

(3) 僅著録晚出刻本，未著録稿本，或未著録最早或較早刻本。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三十卷卷首一卷，方浚益(？—1900)撰，方燕年(1873—？)補編。此書存有稿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有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民國二十二年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中國古籍總目·史部》僅著録民國二十四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未著録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稿本及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石印本。

《春秋求故》四卷首一卷，清婺源人余煌撰，《販書偶記》卷二著録清道光十年婺源余氏刊本。然此書尚存嘉慶稿本，藏“臺灣國家圖書館”。《中國古籍總目·經部》亦僅著録道光十年刊本，而未著録嘉慶稿本。

(4) 也偶有著録存世稿本，却未著録刊本的現象。

《環翠軒詩》三卷《續》一卷，方淳著。此書稿本存留，收藏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又有康熙二十三年新安方氏刊本，署方淳著，黄霖正、程湘閲，范策評，吴龍釋，藏於復旦大學圖書館。《販書偶記續編》卷十四著録了清康熙刊本，但《中國古籍總目·集部》僅著録了稿本，未著録康熙刊本。

(5) 書有多名撰者，僅著録其一；或僅著録撰者，而不著録輯、編、選、校訂者。

清代家譜，有些有多名纂修者，有些則仿地方志之例，有主修者，有編纂者，《中國古籍總目》偶見僅著録其中之一，遺漏其它責任者的情况。其它著述亦有類似狀况。如《名家詩永》十六卷，全名《天下名家詩永初集》，有康熙二十七年砌玉軒刊本，原本題：“蘭水王爾綱紹永評選，同學郎遂趙客參訂”，郎遂(1654—約1739)，字趙客，號杏村，别號西樵子，貴池人，諸生；王爾綱，生卒年不詳，字紹李，建德人，廩貢生，博通群籍，善詩歌。兩人同鄉同學，過從甚密，郎氏編纂的《杏花村志》即收録了王氏的劇作《杏花醉雨》。其實《名家詩永》是郎遂編訂刊行的，目録書一般著録作“王爾綱評選，郎遂編”。《中國古籍總目·集部》僅著録“王爾綱”，未著録“郎遂”。

(6) 按照《中國古籍總目》的著録規則，“叢書子目合併著録于叢書部，又各依其類著録於四部，其版本即稱某某叢書本”。但是，仍有爲數不少的叢書子目書，僅以叢書形式著録于“叢書部”，而未以子目單書著録於四部。

《事文類聚遺集》十五卷，元代徽州人祝淵所撰，《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三十五著録。現存多種版本：明嘉靖四十年楊氏刊本，故宫博物院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德壽堂刊本，國家圖書館等處藏；明萬曆三十五年書林安正堂刊本，厦門大學圖書館藏；日本延寶六年刊本，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八年積秀堂刊本；朝鮮刊銅活字本，中山大學圖書館藏。《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僅著録於《四庫全書》中，而未以單書形式著録其它版本。

(7) 撰者姓名著録錯誤。

民國以前目録著述及各古籍圖書收藏單位自編目録偶有著録撰者姓名錯誤的現象，《中國古籍總目》在古籍圖書調查時也有可能出現類似情况，而《中國古籍總目》編纂體例决定了編纂者的主要注意點集中在書名及版本、收藏，因而對撰者的考證也就難於做到精確無誤，所以會沿襲史源中撰者姓名的錯誤。

如潘士藻，生卒年不詳，字去華，號雪松，明代婺源人，萬曆十一年(1583)進士，授温州推官，擢御史，以忤閹宦謫廣東布政司照磨，後召爲南京吏部主事，至尚寶司少卿，卒於官。事迹附見《明史·李沂》傳。有《闇然堂遺集》六卷，明萬曆刊本，上海圖書館藏，《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目》著録。《中國古籍總目·集部》著録作“潘元藻撰”，而非潘士藻。

左潢(1751—？)，字晴川，號巽轂，一號古塘樵子，桐城人。左光斗從孫。乾隆四十二年舉人，歷歙縣、丹陽教諭。著有《消閑四種》七卷，包括《卧遊名山圖》一卷、《紅樓茗飲》一卷、《會真别趣》四卷、《探花集字譜》一卷，嘉慶間藤花書舫刊本，天津圖書館藏。《中國古籍總目·叢書部》著録撰者作“江潢”，而非左潢。

因此，《安徽文獻總目》的編纂，解决了不少此類問題，對《中國古籍總目》有拾遺補闕的作用。

四、 編纂《安徽文獻總目》的收獲

《安徽文獻總目》的編纂，對于我們是一個嚴峻的考驗，也是一種全新的體驗，數年的艱苦努力，也讓我們有了豐厚的回報：基本摸清了安徽文獻的家底，對安徽文獻有了更深入、全面、直觀的瞭解：

1. 文獻總量大。根據我們的統計，安徽歷代約有13000餘名學者、文人曾經有各種不同體裁形式的著述33000餘種，安徽乃文獻大省，自非虚言。安徽文獻存留至今的數量也頗爲可觀，大約有5700名清末以前著者的近17000種著述以各種不同的傳本(稿本、刻本、鈔本、輯佚本)形式存留到了現在。以《中國古籍總目》統計的中國古籍約20萬種而論，則現存安徽文獻占到了全國古籍總量的百分之八點五，比重相當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安徽文獻的重要性。

2. 文獻價值高。安徽歷史上湧現出了衆多傑出的學者、文人、藝術家，他們都在各自的領域内登峰造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先秦時期的法家先驅和道家創始者、兩漢魏晋時期的經學與建安文學、兩宋理學、明清皖派樸學、新安醫學、新安畫派、桐城文派以及近代廬州經世學派等，都留下了高品質的著述，這些著作的思想、學術、文學、科技、藝術價值極高，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瑰寶。

3. 珍貴文獻多。現存安徽文獻中，善本數量衆多，許多都被收入《國家珍貴古籍名録》之中。此外，還有不少稿本、鈔本、批校本等，僅稿本現存就有350多人近900種，包括朱熹、方以智、張英、方苞、江永、戴震、姚鼐、李鴻章、鄧石如等名家的稿本。

4. 收藏相對分散。現存安徽歷代文獻，主要收藏於各級各類公共典藏機構，少數爲個人或專業性典藏機構收藏。藏量較大的有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天津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安徽省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臺灣“國家圖書館”等，但從總體情况來説，收藏相對分散，國内各省、主要高校圖書館多有收藏，部分市縣圖書館也有少量收藏，港、澳、台及國外，尤其是美國、日本，收藏有不少珍貴文獻，甚至是稿本。

5. 整理、利用尚不充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有了很大的成績，但是受限於部分珍貴文獻版本稀缺與收藏條件，整理與利用、研究均尚不充分。比如程雲鵬《新安女行録》清乾隆間刊刻，是研究徽州婦女問題的重要文獻，但孤本僅見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國内相關學者長期無緣得覩，近年纔有整理本出現。此類現象並非僅見，從而影響了有關安徽學術文化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編纂者團隊三人，兩位籍貫甘肅，一位籍貫江蘇，都不是安徽人，通過《安徽文獻總目》的編纂，深入瞭解并完全服膺於博大精深的安徽文化，并自覺地進入安徽鄉邦文獻整理與地方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取得了初步的成績；筆者近二十年指導的數十名碩士研究生，學位論文選題大部分是安徽學術文化或安徽文獻的研究；筆者供職的安徽文獻整理與研究中心，先后還完成了《明清安徽婦女文學著述輯考》《中國古籍總目安徽文獻補遺》《皖人文學要籍解題》《民國皖人文學書目》《皖人書畫印文獻叙録》等目録類學術成果，進一步夯實了安徽文獻整理與地方歷史文化研究的文獻基礎。

我們希望自己多年的努力，能够對安徽文獻整理與安徽歷史文化研究提供索引和參考，爲繁榮安徽學術文化盡到一點微薄的力量。

五、 《安徽文獻總目》的缺憾與不足

《安徽文獻總目》的編纂，從着手準備，到正式交稿，耗費了近十年的時間，可以利用的人力物力都極有限。雖然勉力完成，但因個人水平和各種條件所限，很難做到盡善盡美，不留遺憾。

首先，全書體例問題。最初考慮依古典學術傳統的四部或五部法編寫，但却遭遇到難題：著述目録不同於見在目録，很多佚失文獻單憑書名很難判斷其具體内容，也就無法準確分類。而地方文獻又具有地域性這一突出特點，《(光緒)重修安徽通志·藝文志》雖然按四部分類，但類目之下是按時代、地域劃分編排的，甚至不分細目，殊無四部分類的氣象，充分體現了地方文獻目録分類的兩難。因此我們决定化繁爲簡，遵循《安徽文獻書目》與《皖人書録》的著録傳統，全書按時代編排，同一朝代則按著者編繫，每位作者均作簡潔生平，以便查考。

其次，收録範圍與取舍標準的問題。我們確定的《安徽文獻總目》宗旨是收録歷代安徽學者、文人的全部著述，因此非今安徽籍的學者、文人撰著的有關安徽的著述無法收録，是爲遺憾。確定以康熙分省時的安徽省爲地域範圍，把本屬江蘇而現歸安徽的蕭縣、碭山兩縣以附録形式編繫書末，則屬於對安徽省政區現狀的關照。

再次，編纂過程中雖然查閲了浩繁的歷代文獻，付出了大量精力，但由于諸多方面的限制，也不可能窮盡所有的材料，遺漏著者、著述之處肯定尚有許多。編纂者在著者籍貫和生平的考訂、調查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涉及著者與著述數量很大，難以顧及所有細節，存在疏誤的地方自當不少。

復次，因爲經費有限，我們無法做到對所有著録現存文獻的目驗工作，絶大多數文獻的著録都是從目録到目録，或者是從收藏單位的電子著録到目録。因此，在著述版本、卷次等方面也會存在一些差池。

《安徽文獻總目》出版之後，得到了來自各方的好評與鼓勵，也有學者指出了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修訂建議，説明此書已經産生了預期的學術影響，所有這些都讓我們編者感到十分欣慰，下一步我們需要考慮通過什麽方式彌補這些缺憾。

六、 一個美好的願望

新世紀以來，地方文獻的集録、影印出版、整理、研究、利用爲國内學術界與出版界共同高度重視，且有重大進展。如山東省《山東文獻集成》、江蘇省《江蘇文庫》、湖南省《湖湘文庫》、浙江省《浙江文獻集成》、河南省《中州文獻叢書》、湖北省《荆楚文庫》等等，都産生了較大的社會影響與學術促進作用，其它各省也大多開始編輯出版各自的地方文獻叢書，如福建省《八閩文庫》等。安徽省雖然堅持《安徽古籍叢書》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明顯的成績，産生了較大的學術影響，但因爲屬於古籍整理工作，工作量很大，推進相對緩慢，近三十年間，僅出版一百餘種，學術和文化影響力還不够大。所以，編輯影印出版《安徽文獻集成》(或《安徽文庫》)，是一項迫在眉睫的文化工程。

其一是實施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緊迫需要。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實施中華優秀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强調“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强國的重大戰略任務”，重點任務之一就是“做好地方史志編纂工作……加强中華文化典籍整理編纂出版工作”。編輯出版《安徽文獻集成》這一大型地方文獻叢書，是響應中央與國務院的號召，更好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工程。

其二是安徽建設文化强省的得力抓手。《安徽文獻集成》的編纂出版，可以充分展示安徽深厚的文化底藴，進一步促進安徽文獻研究，發掘安徽傳統文化中的價值内涵，傳承千年文脉，弘揚傳統美德與人文精神，全面提升人民群衆文化素養，提高安徽文化軟實力，早日將安徽建成文化强省。

其三是搶救並保護珍貴文獻的必要手段。從我們多年來調查的情况來看，早期安徽文獻保存的情况差異較大，不少珍貴文獻尤其是稿、鈔本，缺乏必要的科學保護條件，面臨繼續損毁甚至湮没的困境，亟需搶救；而其它價值較高的安徽文獻也需要進行保護性開發，促進利用與研究。

其四是加快安徽文化整理研究步伐的重要基礎。新時期以來，安徽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與建設文化强省的要求還有一定差距。在未來十年裡，加大整理鄉邦文獻、研究古代文化、傳承傳統文化的力度，對於安徽省文化軟實力的提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而《安徽文獻集成》的編纂出版，能够讓更多的研究者擺脱資料獲取困難的境况，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整理研究之中，對於安徽文化研究的深入與提升必將産生巨大影響。

其五是宣傳推介安徽優秀傳統文化的亮麗視窗。安徽文化强省地位的確立，在做好内涵建設的同時，還必須借助宣傳平臺。利用一切媒介與管道，弘揚、宣傳、推介安徽優秀傳統文化，才能讓國内外充分認識安徽文化在中華文化體系當中的份量與價值，認可安徽文化强省的地位。編纂出版《安徽文獻集成》，就能够起到宣傳安徽文化、擴大安徽文化知名度與影響力的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