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婷

(曲靖师范学院 美术学院，云南 曲靖 655011)

这里所说的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指的是以云南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塑造云南少数民族电影艺术形象的电影。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之所以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是因为云南这个生活着2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省份，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以为电影艺术提供重要的创作基础，容易在题材、自然风光、民情风俗和人物形象等方面形成独特的影象魅力和艺术特色。同时在电影这种大众性极强的艺术类型中，多民族文化的表现与传播，有利于展现当代中华文化的整体形象，使国家意识在艺术领域得以充分表达。实际上，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艺术的成长与发展过程中，正是通过多方面民族因素的积极探索与表现，越来越多地展现出了特色化的创作实绩与影响力量，“云南电影艺术”现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今天的“云南电影艺术”现象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也包含着一些值得反思的因素。总结它的成就，探讨存在的问题，对云南电影艺术和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从创作角度看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

在新中国电影发展史上，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出现早、发展快，一开始就形成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在全国电影发展状态中是很独特的。“在‘十七年’拍摄的反映18个少数民族的47部故事片中，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就占了近十部，并且几乎每部影片都获得成功和认可，如《山间铃响马帮来》 《芦笙恋歌》《边寨烽火》《五朵金花》《摩雅傣》《阿诗玛》《景颇姑娘》等，都在国内或国际上获得了不同程度的荣誉和奖项。”[1]其中一些影片堪称经典，其充沛的艺术魅力和鲜活的民族色彩历久弥新，至今对观众还有巨大的吸引力。

新中国刚刚成立，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拍摄了《山间铃响马帮来》(1954年)，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题材电影。该影片由白桦编剧，于洋、牛犇、仲星火等著名演员出演。白桦五十年代在昆明军区创作室任创作员，熟悉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影片中的边疆民族风情和云南特有的马帮给人深刻记忆，哈尼族通过这部片子逐渐被全国人民所熟悉。1959年，《五朵金花》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王家乙执导，杨丽坤、莫梓江、王苏娅等主演，这是一部表现少数民族生活，载歌载舞的现代题材影片[2]。表现白族青年阿鹏与副社长金花在大理三月街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约好第二年相见；次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找金花，发生了一次次误会，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1960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勐垅沙》，影片表现1950年春解放军工作组到云南傣族地区勐垅沙开展工作，与特务作斗争的故事。影片中充满丰富的傣族生活色彩，同时充分表现了西双版纳的美丽风光，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196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了据同名民间长诗改编的《阿诗玛》。《阿诗玛》是根据同名长诗改编的音乐歌舞片，由著名导演刘琼导演执导，杨丽坤、包斯尔、韩非、崔超明等主演。影片讲述在撒尼族的传统节日里，阿黑射箭、摔跤都战胜了富家子弟阿支，夺得了彩绸，与阿诗玛互订终身。但阿支早就看中阿诗玛，趁阿黑不在抢走了阿诗玛。在后来的争斗中，阿黑对歌、比武都胜了阿支，阿支只得放了阿诗玛。就在阿诗玛、阿黑快乐回村时，阿支搬开了锁住洪水的兽头。滔滔洪水迅速淹没了他们，等到阿黑挣扎出来后，阿诗玛已化为一座山石。这部影片以石林为人物活动环境，神奇的自然景观和浓郁的民族风情结合在一起，让人们了解了彝族的一个分支撒尼人的明清风俗和反抗精神，同时还使石林成为大家熟知的风景名胜，可以说是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又一部经典作品。《阿诗玛》在1982年西班牙第三届桑坦德国际音乐舞蹈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舞蹈片奖。今天，这些电影在观众心中依然具有强烈感染力，究其原因，那正是它们表现了云南丰富多彩的民族风情，具有质朴的民族特色和独到的艺术魅力。

文革时期，和其他艺术一样，云南少数民族电影也呈现出凋零状态，没有留下什么值得记忆的作品。改革开放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迎来了又一个春天，八十年代拍摄的《奇异的婚配》《彝寨情深》《青春祭》等，九十年代以后拍摄的《金沙恋》《婼玛的十七岁》《花腰新娘》《阿佤山》等，重新回到了云南多民族生活世界，影片的影响力在逐渐恢复、扩大。这些影片虽然时代不同，表现主题不同，但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是共同的特色，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电影的复兴和新发展，是新的时代里民族文化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电影走民族文化发展道路这一正确选择的结果。

电影是极具大众性的艺术，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极具差异化的，观众的文化趣味也是多样化的。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类型，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价值。没有这种类型，艺术难以形成丰富多彩的状态，多民族不同的文化诉求也难以得到满足。可喜的是近年来，云南民族电影工作者不断挖掘丰富的民族文化影视资源，将民族与时尚、传统与时代、文化与审美有机结合，扎实开展创作和传播，取得了较好成绩。据统计，目前云南有影视制作单位70余家，昆明有玉龙湾影视城、大理有天龙八部影视城、曲靖有翠山影视城等，8个初具规模的影视拍摄基地为民族题材电影的创作提供了条件。到2013年底左右，在云南本土制作的71部影视剧中，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将近二分之一。其中，《婼玛的十七岁》《怒江魂》等一大批云南民族电影在全国热播。《碧罗雪山》《阿佤山》《花腰恋歌》等分别获得了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万象国际电影节“最佳民族电影奖”、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文化电影奖”等国内国际多个奖项[3]。可以说，随着云南民族文化建设步伐加快，云南少数民族电影正在不断前行，逐步走向新的繁荣。

二、从传播情况看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

由于电影是与科技结合的艺术，或者说是借助科技才得以产生、发展的艺术，除摄制过程中的技术手段外，电影艺术的发展与电影放映条件紧密相关，没有基本的传播方式，电影艺术不能走向观众、获得观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从传播角度可以看出影响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许多因素。

首先，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只有不断得到云南少数民族的认可、接受才会形成基本的文化和艺术价值，才会具有基本的艺术真实前提。上述优秀的民族题材影片，都是产生于各民族生活中的精品，真实准确地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和文化，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学艺术的基础之上创造具有现代特征的电影艺术作品，像《五朵金花》《阿诗玛》那样，在民族音乐和诗歌的基础上形成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是得到云南民族群众认可的主要原因。虽然这些影片一般是由省外的电影制片厂摄制，仍然得到云南乃至全国各民族的认同、接受，在全国影院上映传播，迅速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通过电影塑造国家形象的文化策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次，电影传播设施建设是影响电影艺术社会效应的基本前提，没有放映的基本条件，电影可以说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艺术。云南少数民族生活题材走上了电影银幕，成为影片的表现内容，但云南各民族人民能不能最大限度成为电影观众，能不能看到电影，看好电影，应该说这是制约电影艺术，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电影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山间铃响马帮来》的编剧白桦曾在2018年云南举办的“回顾云南电影历史，创新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讨会上回忆《山间铃响马帮来》放映的情景，他深情地说，在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故事片。《山间铃响马帮来》上映后，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山顶上随便拉一块布放映影片就让当地的民众疯狂不已。这部电影也成功激发了云南电影的第一次辉煌。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就进入了创作状态，并产生了影响巨大的优秀影片。白桦说的是自己编剧的一部影片的艺术感染价值，但同时也揭示了电影艺术对放映条件的依赖，若无这块在“山顶上随便拉开的布”，电影当然无法走向观众，也无法激起少数民族对民族题材电影的热烈反响。

最后，云南电影传播事业不断发展，为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云南虽地处西南边疆，但文化发展并不滞后，很早就有现代文化的萌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作为大后方，云南文化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其中就有电影业的成长。至建国初期，昆明已经有10多家电影院。随着新中国的发展，昆明的电影院再次迅速崛起，云南各地州(撤地建市后改称州市)也出现了众多影院，这些影院在播放故事片的同时，也播放大量的纪录片。由于电影是当时最先进、最大众化的传播媒体，昆明放映业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4]。现在，云南还有了“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中心”(1998年成立)，这是一个专门进行少数民族语电影译制的部门，在推进少数民族电影传播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可以说，在当代云南文化中，电影传播手段的有意识加强和自发扩展，已经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其意义是不能忽视的。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放映及整个传播活动的发展，不仅促进了云南少数民族电影的发展，同时更有力地促进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发展，当然也更有力地促进了中国56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大家庭文化的和谐发展。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电影的感染力是巨大的，正如白桦所说：“我自己在50年代初涉足电影，就是受到少数民族观众看电影时情绪的感染。最早部队带给少数民族的电影大多是纪录片，那些纪录片让少数民族观众如痴如醉。电影改变了一代人的人生走向。因为他们祖祖辈辈都被丛林封闭在深山里，银幕是一扇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他们看了电影以后常常发出这样的惊呼：原来世界是一个无限的空间！后来放映生活故事片又让他们更加感到惊奇、激动和巨大的震撼！这些民族题材电影对内地的观众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看到了遥远的祖国边疆的景色和生活在那里的多民族同胞的奋斗。”白桦结合自己的经历，说的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在电影影响下的文明进步，实际上对于全国各个少数民族，特别是地处偏远的少数民族，电影的影响力量和效果是一样的。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作为不能忽视的“云南电影艺术”现象，有其深刻的典范性，从传播的角度，可以为民族文化的和谐繁荣提供许多启发。

三、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发展的主要问题

建国初期17年和新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取得了骄人的发展成就，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用历史的眼光看，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带着特定的时代印迹，承载着用电影塑造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使命，有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并不是纯粹从艺术角度表现云南少数民族生活，因此理念先于艺术的倾向十分突出。直白地说，建国初期，政治意识在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创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歌颂刚成立的新中国，让各族人民认同新中国，成为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创作的主要追求，在这个前提下电影的娱乐性放到了次要地位，它们的艺术价值也或多或少被忽视。但是作为一种大众艺术，娱乐性是电影重要的功能属性。在娱乐中吸引观众，通过潜移默化的艺术感染产生社会影响，这是电影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在观念意识强烈的电影作品中，其宣传效应往往胜过艺术感染，教育功能往往覆盖了娱乐功能，电影作为艺术所应该具有的表现功能如果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电影作品的价值就会受到影响。毋庸讳言，这是中国电影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缺憾。当然，对这种现象我们也不能脱离时代环境一概加以否定。我们知道，在建国初期的时代氛围中，这其实是包括电影在内的所有艺术带有的一个共性，是时代赋予艺术的一种使命。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中，这样的艺术得以创作出来，并随之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是不难理解的。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条件来要求电影艺术家去达到理想的艺术高度，事实上，在具体条件影响下，从来就不会有什么绝对完美的艺术追求，也不会有绝对没有缺憾的艺术作品。

特定的时代印迹影响了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创作观念上显示出滞后顾问。稍稍发生变化的是作品主题的政治内涵，过去主要表现翻身解放走向新生活的激情、与匪特斗争的勇敢和智慧，或者大生产大跃进中的参与投入，以及和平时期的阶级斗争复杂情况等，后来发展变化为落后风俗与文明生活、边缘与主流的差距、民族意识与现代观念、生活方式的矛盾，或者生态问题上观念行为的冲突等等，似乎只要是少数民族电影，无论如何都要有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作品中起支配作用，成为凝聚一切的主题。这种理解和创作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主题先行”和“思想大于形象”方式，这使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创作总是囿于传统思路，难以创新。可以说，新时期以来，甚至在新世纪，云南少数民族电影虽然创作条件改善，作品数量增多，艺术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但总体仍然缺少具有巨大影响力和艺术成就的作品。

之所以会在上述方面一直存在难以改变的思维定势，原因在于我们在少数民族文化上始终存在着一个认识或者政策底线，实际上我们总是习惯用“他者”的眼光来审视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将这种生活仅仅看作是构成作品的材料，吸引人眼球的奇特景观，结果往往对少数民族生活的自身价值和内在意义并不在意，久而久之也就很难真正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内部，真正理解不同民族的心灵世界。因此，对于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包括各民族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自然环境等仅将它们当做外在的点缀来处理。长此以往，少数民族电影必然难以避免浅浮化、程式化，吸引力随之下降是必然的。

与此相关的是少数民族电影人物形象的刻画问题。许多影片未能从多层面塑造人物，创造出栩栩如生的银幕形象。可以说这是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艺术手法上应该不断提升的重要问题。在建国初期云南拍摄的有影响的影片如《勐垅沙》《摩雅傣》《神秘的旅伴》《芦笙恋歌》等作品中，我们已经明显看出叙述平直、故事单一、少数民族人物形象平面化的倾向，缺少深入细致的人物内心和性格刻画。做得较好的是以《五朵金花》和《阿诗玛》为代表的一批爱情题材作品，虽然也紧扣当时盛行的政治主题(《五朵金花》歌颂大跃进，《阿诗玛》表现阶级斗争)，但它们在艺术形式和创作手法上进行了探索与创新，注重刻画金花和阿诗玛两个女性角色的细腻的内心世界，同时以巧妙的情节安排展现出较强的娱乐效果，使少数民族人物内在的情感世界得到凸显，给人们留下了鲜明印象，让人记住了人物而不仅仅是故事和意义，因此体现出较高的艺术价值，影片也在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史上获得了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在云南少数民族电影发展史上，具有这样较高艺术水准的作品并不多。

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仍面临诸多考验，观念更新是首要问题，从根本上看，这个观念核心是对各少数民族文化要进一步尊重，认真去体验、去表现。“电影任何时候面对的都是人，人的心是相通的，人性也是相通的，不管他是什么民族。”[5]离开了对人的理解和刻画，仅仅只靠技术手段绝对不可能让电影产生巨大感染力，电影毕竟是一种艺术，虽然它离不开技术手段。最好的影片仍然是动人心魄的影片，如果你有大投资当然可以展示诡秘的风俗、豪华的场面、美丽的服装和漂亮的明星，但这些不一定深入人的心灵[6]。在电影艺术创作中，老艺术家白桦的这些忠告对我们始终都有启迪价值，特别在致力于推动云南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发展过程中，深入理解这些话，我们就会抓住关键环节因素，取得更大收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