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陈渝匀

一、理性的生态必然性

理性是一种认识能力，在自然界中为人类所独有。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人类能具有理性，并且在理性的驱使下人类对自然进行改造，以满足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不幸的是人类运用理性创造自己幸福生活的同时，却造成了自然的不幸和自身的不幸，表现出生态环境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的危机。

（一）理性的自然基础

人是自然物质组成的，是客观存在物。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就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也就是说自然赋予了人头脑，人脑是复杂而精密的物质实体，是人的意识产生的物质基础。只有人脑才能出现意识，而先有了意识才能产生理性。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作为物质的人依赖自然生存，要时时刻刻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马克思说：“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也就是说，人靠自然维持生命，如果生命都不存在了，那么理性也将烟消云散了。因此，自然界首先给人类理性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维持这种物质基础持续存在的条件。

自然先于人类而存在，所以自然具有先在性和客观性。人类诞生在自然之中，首要的事情就是认识它所面对的自然界，于是自然给人类提供了认识的对象。在理性产生之前，自然就以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形象展现在人类面前，无论人是否理解，总归构成了人意识的材料。由于人是赤身裸体来到自然中的，自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第一个任务就是行动起来，寻找食物和水源以维持生存。而只要人一接触自然界，自然界就打上了人的烙印，人利用和改变自然的过程是人自然力的体现，于是自然逐渐变成人化的自然。人为了生存而进行的系列活动中，因为包含着能动性的发挥，所以理性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只有劳动才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理性的成长，人类在劳动中掌握了生产工具，组成社会、形成语言，其改造自然的能力与日俱增，逐渐在与自然的斗争中站稳了脚跟。所以，自然给人类理性提供了把握的材料和产生的动力。

（二）理性的双重危机

人类面对自然原本手无寸铁，但是一旦理性的力量得以发挥，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对自然进行了掠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由于人类掌握的工具简陋，社会生产力落后，对自然的利用还在自然承受的范围之内，所以生态环境并没有崩溃。而随着工业革命兴起，世界市场的建立，全球普遍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此时人类的理性已经摆脱了原始文明时期的低级状态，形成了比较高级的经济理性。“经济理性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的劳动时间尽一切可能地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人类与自然之间是敌对的状态，人们把自然当作征服的对象，所以自然界因遭到前所未有的灾难而爆发了生态危机。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世界八大公害事件”用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了经济理性导致了生态灾难。

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形成了两大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把工人视为商品，通过购买劳动力使工人为自己生产，并且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工人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个人比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获得人身自由来说，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自由导致了工人被压迫的地位。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是经济理性影响下造成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即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社会矛盾最尖锐的表现形式，莫过于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和政治局势紊乱。同时，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每个人成为“原子化”的人，这就导致了人们之间的孤立和普遍的利己主义观念。可见，人类理性发展到经济理性的水平，逐渐造成了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秩序的双重危机。在双重危机倒逼下，人类的理性也将受到最严厉的审视。

二、理性的生态潜能

（一）理性的科技力量

科技产生于人类改造自然的劳动实践中，科技发展是理性推动的结果，科技进步反过来也会促进理性进步。科学和技术不是同一个概念，科学是解释自然世界的知识，技术是改造自然物质的能力。技术是人类理性的产物，直接目的是使自然环境更有利于生存，技术的进步中显现了工具理性。科学产生于人类的惊讶，这种惊讶来自人对世界的观察，是人类在面对自然这个对象时想要认识它的欲望。科学是以揭示客观规律为主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解释世界，科学的进步显现的是理性的进步。但是，科学和技术是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关系，并且随着这种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科学与技术的越界。

如前文所述，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资本主义，也意味着科学与技术的结合释放了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看似世界在向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发展，实则人类已经布下了灭亡自身的陷阱。人类创造了大量有害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物，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以至于爆发了生态危机。那么，技术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吗？回答是否定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技术理性进行了批判，并指出不是说技术是恶的，而是说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是恶的。要克服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才能使技术理性回到正轨，实现技术的价值理性。科技带来的问题还得依靠科技来解决。一方面，科学要重新回到解释世界的出发点上。科学要避免被技术裹挟，要对技术保持批判态度，最终达到解释世界、揭露真理、造福人类的目的。另一方面，科学的继续发展为保护生态提供了智慧。尤其是生态科学的发展，为人类认识生态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绿色技术的诞生为人类创造人造物提供了许多替代方案，而这些替代方案所生产的生态产品，是有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真正福祉。总之，科技的发展在带来生态危机的同时，自身也蕴藏着解决生态危机的潜能，关键就在于人类的理性能否真正实现进步。

（二）理性的自我进化

理性不是人类从来就有的，而是经过了一个进化的过程。人类在两百万年前诞生，那时的人类还没有理性，和自然界中的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人类最初意识自然世界时，不是先感知到各种成分再注意到整体，而是先感知到生态环境的整体现象，然后才注意到构成生态环境的诸多部分。人类无法区分世界与它自身，它自身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它自身。对于那时的人类来说，不存在山川大地、日月星辰，他们所能意识到的只是一个又一个东西，一个与另一个不一样。也就是说意识中没有概念，人所看到的东西无非是这一个与那一个不同，这一个东西上也体现着多种多样的“这一个”。在人类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人类有了自我意识，在生存需要的催促下才诞生了原始的理性。

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技术的进步体现了人类理性逐渐进步的过程，其实不止如此。在原始社会人类以氏族部落形式聚居，以此来对抗自然威胁和抵抗外族入侵，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导致的理性。在奴隶社会，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决定了人类必须大规模的集体劳动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这时出现了为了维持社会生存的理性。在旧社会，统治者用集权统治束缚了人民的思想。这一时期的人思想僵化，缺乏独立理性的能力。直至后来经过大规模的思想洗礼，人们才打破了思想的枷锁。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才从原有统治阶级和土地的束缚中走了出来，获得了人身自由。在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识到个人的权利，人们的理性精神充分得到显现。但是理性进化到这里并没有停止，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理性使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秩序发生双重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西方绿色运动，极大地引起了人们对理性的反思，生态环境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也正是在生态保护的思潮中，人们的生态理性诞生。由此可见，理性从人的生存需求中破壳而出，具有自我进化的能力，理性的不合理运用导致了生存危机，而这种生存危机促使了人类产生生态理性。

三、理性的生态生成

（一）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在人类生存危机的脱困中，生态理性在深处孕育而生。那么生态理性的生长，必须要建立在生存需求的满足之上。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为人类创造物质财富，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子都知道的。”与以往的经济理性最大的区别就是，反映生态理性的经济活动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活动。因此，人类需要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而绿色转型的方式就是实现经济生态化和生态经济化。经济生态化就是经济要素优化组合，经济结构动态合理，经济发展与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相协调，经济增长速度与质量同步，以不断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所需的物质生活需求。生态经济化是指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本的过程，是生态资源进入经济系统后所反映的生态价值的经济表现。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是绿色转型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具体实践中是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关系。经济生态化为生态经济化积累了发展经验，而生态经济化为经济生态化树立了价值导向。

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在“全面”，要牢牢把握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首先，推进清洁生产、资源节约，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发展体系。其次，推进科技创新、财税改革，构建能调动各方积极性的知识要素分配体系。再次，推进资源确权、自由竞争，构建发挥市场优势的生态资本流通体系。最后，推进标准认证、品牌树立，构建全民广泛欢迎的生态产品消费体系。西方发达国家最早意识到了经济发展绿色转型的意义，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了“绿色经济”概念。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广泛引进和采用清洁生产技术，并努力在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中促进绿色发展。阈于中国快速达成现代化的需要，在经济绿色转型的过程中仍然走出了一条不愿走出的“三高一低”粗放型发展道路。但是，就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没有把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自己转移污染的沟壑，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进行经济转型跨越式发展。可见，经济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生态环境，但是这种程度的生态理性还不足以让人类就此脱离生存危机。

（二）生态文化全面培养兴盛

文化是社会发展中的软实力，但也是人类社会最深层的力量。生态文化的发展为生态理性的成长塑造了空间，生态理性的成长过程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规律。党的十八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诞生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该思想是在党的生态文明建设历程和习近平生态治理实践中孕育而生的，是指导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和生态文化发展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保护的系列论述，扭转了人民以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悖的错误认识，使人们树立起经济与环境协同发展的生态理性。有这种满足生存发展需要的生态理性指导，人民广泛地开展了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绿色生活创建活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反之，落后的、错误的观念如果不破除，就会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桎梏。”此时，就如认识在完成“第二次能动的飞跃”之后仍然没有停止一样，生态理性会在人民的实践中继续发展，需总结和反思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失误或不足，将生态理性推向新的更高的阶段。生态文化的培养兴盛也在“全面”上大有可为，因为文化比政治、经济更具有传播力、渗透力。先进的生态思想不是局限于一国之内的理论，而是广泛传播于世界各国的生态智慧。习近平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向世界人民揭示了国家与国家之间不是“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关系，而是“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强调生物多样性使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世界各国要秉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促进绿色转型的可持续发展观、谋取生态福祉的人民观、维护国际法律规则的正义观，“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世界各国携手推动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也为化解不同的分歧和对立，塑造人类生态理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组织以来，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坚定维护《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条约》《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奠定的法律基础，自觉履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等环境相关条约规定的义务，积极有序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逐步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中国坚持全球生态治理的多边主义路线，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务实合作，持续增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相信在中国的影响下，世界各国将凝聚起更加强大的治理合力，使得全球生态环境保护取得更大的成就。

同样，“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人类生态理性也没有发展到终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启发人类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对立，在全人类共同的生态治理实践中，人们将最终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深刻意义。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地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地实现了的人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