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烨 高金虎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南京 210039)

美国预警情报工作发展始于二战后，最早被称作征候情报，更确切的说是一种冷战产品[1]。预警情报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预警情报失误问题的研究，此前未有显性化和体系性探讨，而失误研究的主要成果也促使“情报范式”的形成[2]。随着情报失误研究的深入，突然袭击问题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突然袭击问题是造成预警情报失误的主要原因，也成为预警情报面临的最大困境，预防突然性所造成的安全威胁和利益损失这一功能决定了预警情报的基本内涵，以及作为战略情报独特形式的意义所在。针对突然袭击问题的研究也使得情报失误理论体系逐渐建立，针对预警情报的认知也走向深入。90年代对于预警失误和范式重塑的再反思，是在战略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对预警情报专业化发展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也为21世纪之后战略预警研究范式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因此从情报失误问题、突然袭击问题到战略预警问题的研究体现了预警情报问题研究的不同阶段。总体来说，美国预警情报问题相关研究经历了从情报失误研究到战略预警方法对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反映了从非显性化的情报功能问题研究走向显性化的问题领域研究的专业化发展和演进过程。

1 第一阶段：基于预警失误个案的实证性研究阶段(20世纪60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突然袭击案例与冷战初期频发的战争危机使预警问题成为美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出现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但1962年罗伯特·沃尔斯塔特撰写的《珍珠港：预警与决策》[3]最为突出，本书开创了通过情报失误案例的复盘式实证研究来理解失误、探讨应对之策的研究范式，成为60年代研究的标志性成果。其针对失误原因的剖析也为后来的失误理论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1 预警情报失误问题初探

沃尔斯塔特通过珍珠港预警失误的过程性研究，提出了“信号与噪音”理论，即认为预警失误的原因在于重要的警示性信号被埋没在各类不相关的噪音之中，导致信号与噪音比例失衡，事后看来清晰无误的突袭预警信号在事前却无法有效地解读其意义。这也是针对预警失误原因的首次理论性总结。

此外，沃尔斯塔特还从选择性认知，对手干扰、信号易变性以及情报安全系统之间信号交流困难等“安全障碍(security barriers)”角度剖析了引发失误的突然性问题的原因。认为预警失误的原因并非缺乏相关信息，而是因为错误的解读以及证据的矛盾性而无法给出唯一答案，由此分析人员乃至决策者都会选择与自身认知相符的证据，得到自己想要看到的结果。另外，还强调噪音的增多还来自于对手隐藏了相关的信号，并故意不断向己方信息系统传递假信号以制造噪音；同时，由于信号可能发生的突变，也干扰了针对信号的正确认识，且己方的安全系统为了保密也阻碍了信号的有效交流和传递。这些研究首次探讨了预警过程中的模糊性和不可抗力问题根源，强调“战略预警具有内在的不确定性”[3]。她还提出“从获取信号到发出预警之间存在不同，从发出预警到采取行动之间也存在差距”[3]，这样的认知，实际上揭示了预警情报工作的核心问题，是以搜集为驱动，还是以分析为驱动，以及情报与决策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些研究确实直击预警情报工作的本质，它们揭示了预警情报所面临的内在难题，成为预警情报研究的经典议题。

沃尔斯塔特的研究不仅构建起理解情报失误问题和预警突然性的认知框架，也为后来的突然性袭击问题研究和情报失误理论的体系性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她对于预警情报特殊内涵的探讨也具有开创性意义。

1.2 基于失误案例研究的情报研究范式的建立

沃尔斯塔特的研究更侧重对于具体案例的回溯性观察和问题演变过程的描述，具有实证性研究的特质。1965年，沃尔斯塔特[4]还对古巴导弹危机与珍珠港预警失误进行比较分析，探讨两者失误原因的不同和应对策略。无论是个例探讨还是比较研究的方法和模式都为后来者所沿用。有关珍珠港失误的研究也成功将研究从“针对失误责任的争执转向强调决策制定的认知基础的讨论”[5]，基于失误原因考察的预警案例研究逐渐成为情报问题研究的一种基本范式。

在这一情报失误研究范式的影响之下，针对预警突然性和对策思考的研究也开始逐渐累积。沃尔斯塔特通过信噪比失衡的问题来强调预警面临的模糊性和突然性问题，并认为这种模糊性很难完全消除，因此突然性的问题无法完全避免，也很难确保在预警中的先见之明，只能通过加强搜集、提升行动能力来减少灾难后果。不同于这种相对悲观的认知，克拉斯·诺尔[6]、蒂亚尼·M·拉姆塞和马克·S·伯纳[7]以及格拉汉姆·艾里森[8]分别从理解“行为突然性(behavioral surprise)”、建立“敌对指标模型”和克服“理性行为人”认知模型的角度进行了对策探讨。这些研究将突然性视为应对预警失误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理解对手非理性和提升自我认知等方面提出了对策思路，在理解突然性根源和对策研究等方面都有所进展，并进一步丰富了有关失误研究的内容。

总体来说，这个阶段对于预警突然性根源的探讨和对策研究，主要是基于具体案例的经验认知和实证研究，以反思情报出错的症结和预警问题的复杂性。但囿于个案的观察和描述性研究，其普适性意义并不明确。这些研究还尚未转化成对预警失误问题的深度理性认识以及用于改革失误问题的知识成果，也未能针对预警情报问题形成系统性理论。

2 第二阶段:预警情报失误理论的体系性构建阶段(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80年代的美国情报界在改革之后，又经历了包括赎罪日战争、伊朗宗教革命等预警失误。在沃尔斯塔特针对预警突然性研究的基础上，突然袭击问题成为研究情报失误、理解预警情报的重要领域。围绕这一问题，诸多学者从战略欺骗、认知根源、组织根源和政治根源等角度对于沃尔斯塔特提出的突然袭击原因进一步探讨，不仅深化了对突然袭击本质和预警复杂性问题的剖析，也构建起有关预警情报失误基础理论的体系框架，并逐渐摆脱个案研究的主要模式，形成普适性理论研究的规范性范式。与此同时，预警失误理论的构建也开始催生针对预警情报的专门性研究。

2.1 预警情报失误理论研究初探：战略欺骗问题的研究

沃尔斯塔特[3]曾将对手掩盖真信号和传递假信号的干扰行动视为信噪比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揭示了战略欺骗与突然性的关系。因预警模糊性所造成的情报空白以及由此引发的预警失误通常都与战略欺骗息息相关，战略欺骗和情报失误总是被视为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葛莱伯[1]认为战略欺骗问题是预警问题中最难预测，也是最难理解的一个方面。战略欺骗研究也成为理解突然袭击本质、探究预警情报失误理论的重要切入口。

战略欺骗问题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巴顿·惠利和迈克尔·汉德尔。惠利最早对战略欺骗问题开展系统研究，他在1969年就从案例研究的角度对战略欺骗问题进行过详细探讨，后又在1973年、1982年深入探讨了战略欺骗与突然袭击之间的关联性，开创了从战略欺骗角度理解突然袭击问题和预警情报失误的新范式[9-11]。针对突然袭击的本质问题，惠利提出战略欺骗使得突然袭击更易于达成，也是造成预警突然性和失误的主要原因。对此，迈克尔·汉德尔在1982年进一步挖掘了战略欺骗和突然袭击的关系，强调战略欺骗应被视作弥补弱势的战略突袭手段，欺骗者通过消极欺骗方式来隐藏真实内容，然后通过积极欺骗传输假象，保证欺骗对象接受效果[12]。战略欺骗虽然并不是总能确保最终的成功，却通常被突袭方视为达成突然性的一种理性且必要的活动，由此也成为被袭方对突然袭击进行预警的客观障碍。这些研究深入剖析了战略欺骗与突然性的密切关联，将战略欺骗研究视为理解突然袭击本质和预警失误的钥匙。

此外，惠利还针对战略欺骗的本质进行深入的研究，囊括了欺骗传统、欺骗的结构和反欺骗等问题，特别是对于战略欺骗内在结构和类型特点进行了细述。惠利提出，“欺骗是一种错误认知，是一种心理现象，欺骗我们的不是其他人，而是我们自己”[11]。因此，战略欺骗的成功实施在于受骗方在欺骗方的诱导下认同了对手设计的假象。惠利指出了战略欺骗的本质与认知问题息息相关，这不仅进一步厘清了战略欺骗问题内涵，也为后来从认知思维角度研究突然袭击问题提供了思路。

2.2 预警情报失误理论研究的延伸：认知思维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认知心理学研究成果被引入情报分析领域，以小理查兹·霍耶尔为代表，思维问题成为情报分析关注的焦点。认知思维问题也成为进一步研究突然袭击问题的全新角度，许多学者开始从认知角度重新审视突然袭击引发的预警失误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沃尔斯塔特针对选择性认知问题的探讨所提供的重要方向指引，另外一方面也在于惠利对于战略欺骗认知本质的揭示所提供的研究基础。

认知角度的审视丰富了失误理论的研究内容，提供了认知突然性的主观视角。例如，迈克尔·汉德尔提出引发预警突然性的“三重噪音”理论，认为在冲突环境下区分“信号”与“噪音”极其困难，来自于敌、我及国际环境的三重噪音使得突袭难以预测，预警情报失误很难避免[13]。汉德尔通过加入认知维度，不仅丰富了沃尔斯塔特的信噪比理论，也为预警失误研究开辟了新维度。1976年，亚伯拉罕·本·兹维指出信号与噪音都是从事后的角度来观察，并提出了一个利用战略假定和战术征候相互印证的分析框架，通过认知显性化和事实性征候检验来减少失误问题[5]。他的研究也从认知思维的角度重新认识信号与噪音的识别问题，更试图突破沃尔斯塔特对于这个问题的消极认识，是反思信噪比理论的局限性和进行改进性研究的尝试。

认知角度的研究还进一步系统阐释了选择性认知的根源问题，延伸了沃尔斯塔特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霍耶尔的《情报分析心理学》[14]和伊弗里姆·卡姆的《突然袭击：被袭国的视角》[15]都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霍耶尔提出了“思维模型(mindset)”[14]概念，认为分析人员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是一个构建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实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分析偏见，这种思维模型虽然有助于简化和解读事实，但是会因为信息同化和认知过早闭合的问题，而使得分析过程中的错误难以纠正。霍耶尔的研究对预警情报中出现的认知问题给出了普适性的解释。卡姆的研究则在认知问题与预警突然性的关系上进一步延伸。他用“概念集(set of conceptions)”来描述分析中的认知偏见问题，认为概念集或分析偏见作为一种意象集合会一直存在且不断固化，由此使得突然袭击引发的失误难以避免。这些研究将突然袭击和预警情报失误研究从战略欺骗这一外部视角延伸至认知思维的内部视角，从认知角度深化了对于失误问题的认识。认知思维问题研究也构成了预警情报失误理论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2.3 预警情报失误理论研究的深化：从组织根源研究到情报与决策关系研究

沃尔斯塔特曾将信号传递不畅作为突然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了情报体制机制的问题与预警失误之间的关联性，也提出了引发突然性的组织根源。因此，从组织根源探讨突然袭击问题、延续这一问题领域的研究不在少数，例如，托马斯·G·本登[16]和史蒂文·查恩[17]从情报组织结构、组织流程和运行机制等角度进行了失误原因和对策的探索，要求强化组织间体系合作能力、实现预警机构独立性，以建立快速反应的国家预警情报系统。这些研究更多关注地是如何有效发出预警信号的问题，而预警情报还面临的一个更大的障碍在于如何能让决策接受预警信号并采取行动应对威胁。正如沃尔斯塔特所说的“识别预警信号与依据预警信号采取行动之间有着巨大的区别”[3]，理查德·贝茨也提出当前的突然袭击问题研究缺乏从决策应对角度的深入挖掘[18]。因此，情报与决策关系成为认识突然袭击问题、剖析预警情报失误的重要视角。

1978年，理查德·贝茨首次将决策问题列入情报失误考察的领域，认为突袭所造成预警失误多发生于政治和心理层面，而非组织层面[19]。他认为，应对证据模糊性、判断矛盾性、改革衰退性等预警分析问题，最坏情况分析、多种声音原则、机构合并、制裁与激励等方法未必有效，由于大多数重大情报失误都发生在使用环节而非生产环节，因此应强调对用户认知障碍的预测和认知模式改革的必要性，关注情报失误也应该关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规避分析不足造成的风险。贝茨的研究深化了沃尔斯塔特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不仅认识到情报人员作为预警第一主体的重要性，更是将决策因素引入预警情报研究内容，将决策用户视为成功预警的闭环流程中的最后关键一环，强调如果决策主体未能针对预警信号采取措施，仍然会造成失误的后果。情报与决策研究不仅从一个超越情报工作生产环节的传统界限的全新视角来认识突然袭击问题，也从情报使用环节和双主体角度深化了有关预警情报内涵和特殊属性的认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突然袭击问题和预警情报失误理论的研究。

从战略欺骗、认知思维到情报与决策问题的研究，对于突然袭击问题的内涵和本质的认知不断地深入，预警失误理论也逐步形成体系框架。1988年，卡姆从被袭国的视角对突然袭击问题的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标志[15]。他不仅通过多个案例的综合研究，从突然袭击问题内涵、特点等方面对预警本质和悖论进行了深入探究，也从战略欺骗、分析偏见、决策延迟等视角系统阐述了造成突袭和预警失误的原因，由此卡姆的研究成果也被视为是“第一本清晰阐述了有关情报失误研究范式的著作”[2]。突然袭击理论的完善也标志着预警情报失误理论实现了体系性构建。

2.4 预警情报理论的初步构建

在失误理论建立的同时，这个阶段也开始有了针对预警情报问题的体系性研究。1972年，辛西娅·葛莱伯在当时还未解密的《预警情报手册：评估国家安全威胁》一书中系统探讨了预警情报的发展历史、基础概念、组织技巧和分析方法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从情报搜集、预警分析、形成判断到上报结论的整个过程中涉及的关键问题，并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原则和方法指导[1]。

葛莱伯对预警情报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界定，阐明了预警情报的内涵和本质，首次将预警情报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领域而非单纯的情报功能进行专门研究。她的研究也是针对预警情报分析问题的首次系统性理论总结，在沃尔斯塔特研究的基础上，从预警情报角度深化了针对情报分析、战略欺骗、决策支持等问题的认识，建构了预警情报工作的基本路径。葛莱伯的研究是预警情报理论初步构建的重要标志，也对后来的预警理论研究深化和方法工具推进产生了重要影响。

总体来说，这个阶段从沃尔斯塔特针对失误问题个例探讨的描述性研究范式，开始向着探讨预警失误问题普适性原因的规范性研究范式过渡，基于突然袭击问题研究的预警情报失误理论逐渐构建起来，针对预警问题的认知也趋于深化和理性化。以葛莱伯为代表，这个阶段已经开始有针对预警情报的系统研究，但是受到冷战时期情报工作模式的影响，针对预警问题的探讨主要以固定军事威胁为主要研究对象，对预警问题的认识也更多局限于军事安全范围，缺乏针对其他领域威胁的预警问题的系统研究。

3 第三阶段：基于专业化范式构建的预警情报失误反思性研究(20世纪90年代)

20世纪90年代，海湾危机和南斯拉夫解体等重大预警情报失误问题相继出现，有关预警情报的研究中仍不乏有针对经典失误案例的进一步探讨。但是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战略环境与格局上的重大变化对情报工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由此，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反思冷战模式下的情报工作范式存在的困境和问题，并探讨如何从认知理念革新、体制机制重塑、工作模式转变等角度构建预警情报的专业化范式。

3.1 认知理念革新：强调预警情报的核心功能和独特属性

预警情报专业化范式构建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情报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以及预警情报的地位与作用。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冷战后，苏联这个主要对手的消失虽然带来了看似和平的环境，但随着威胁形式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发展，美国的国家安全仍然面临重要挑战，因此应该更加强调情报的预警功能，甚至应该凸显预警情报在情报工作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例如，1991年的詹姆斯·维尔茨[20]、1996年的布鲁斯·霍夫曼[21]都提出，冷战后，情报工作的中心目的在于针对影响国家利益的外国威胁发出警报，搜集有关战争和突然袭击的警报信息，对于导致冲突的事件和发展的动态情况进行及时评估。这些研究首次从预警情报的功能角度，强调了其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的核心作用。

此外，这其中也不乏从预警情报内涵角度探讨其特殊属性的研究。例如，1998年，玛丽·麦克卡瑟[22]提出，海湾危机预警失误发生之后，针对预警情报系统和预警功能的检视而发现，预警失误的原因与预警任务本身的性质以及为之设计的预警体系密切相关。这种探讨开始深入预警的本质，理解威胁预警所存在的内在困难性，将预警情报作为一个更加独立的领域来看待而非仅仅作为一种情报功能和职能，深入理解预警的特殊性问题和内在机理的矛盾性问题。因此如果不能解决预警所面临的内在问题，那么预警始终是“一项令人气馁的任务”[22]。这种从内在机理角度对于预警内涵的探讨在之前的研究中从未出现过，强调预警的特殊性和预警情报工作的核心作用的研究，都体现了确保预警情报独立性和重塑专业化预警情报范式的必要性。

3.2 体制机制重塑：预警情报专业化分工和集约化管理

面对新威胁环境的挑战，许多研究都认为冷战环境下运行的情报机构在结构和分析能力上都比较适合静态的两级对抗模式，但是在90年代更加多元化的国际环境下，作为冷战产品的情报机构普遍存在适应性障碍，因此有必要反思情报组织架构和机构运行机制存在的问题，并呼吁针对问题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这些反思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强调针对预警情报开展专业化分工。许多学者认为应该正确理解预警情报工作的性质和预警工作流程，强调实现预警情报独立性和专业化发展的重要性。例如，1994年，麦克卡瑟[23]提出因为情报界对于潜在危机征候的忽视，才使得预警失误频发。正如麦克卡瑟所说，“那些仅仅从事预警工作的人员和机构往往在预警工作上做得更好”。因此预警工作质量的提升不仅在于情报人员本身素养的高低，而是需要专职从事预警情报工作的情报人员。1995年，艾伦·古德曼[24]也强调，确保情报工作质量需要改变旧有的分析范式，打破搜集、加工和使用产品的组织壁垒。

二是要求在机构设置上实现预警情报的集约化管理。在经历海湾危机等预警失误之后，由各情报机构中的预警单位共同构建而成的美国国家预警系统显露出运转不良的问题，安全威胁的复杂化和难以预测性使得预警规范很模糊，难以评估预警体系的有效性。许多研究从组织模式角度开展反思，围绕情报机构重组和改革，要求实现预警情报的集约化管理。例如，1993年，杰·杨[25]提出需要以中情局为核心架构重新进行组织改革，1994年麦克卡瑟[23]提出设置国家预警情报官(NIO)作为预警顾问，确立预警责任制体系，以及设立首席预警督察官等措施，都是在强调应该建立更加集中和专业化的管理机制。这些研究都是在探索和追求构建预警情报专业属性、实现预警情报独特贡献方面的尝试。

上述研究是在冷战后的新环境下，针对情报机构原有规模体系和根深蒂固的官僚组织工作模式阻碍机构有效运转的问题开展的反思，突出从体制机制的角度重新建立适应新环境的高效预警情报组织模式。

3.3 工作模式转变：强调构建预警分析为导向的工作模式

冷战环境下的预警情报工作模式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正如安德鲁·拉斯梅尔所说，由于地缘环境的可预测性，无论有多少突然性，预警情报任务核心都在于鉴定固定对手的战略和军事动作[26]。因此针对苏联军事威胁的预警情报工作更为侧重情报数量，强调搜集的重要性，因为数量优势可以增强决策理解苏联意图的信心。但是冷战后的新环境下，对手和威胁从“有形”趋于“无形”，依靠搜集很难解决问题，例如1995年的大卫·格莱斯[27]、1998年的维尔茨[28]都强调冷战后，决策者需要的是和平时期的信息溪流而非冷战时期的信息海洋。这个时期的研究也更加聚焦于提升分析能力与技巧，转变冷战预警工作模式，为决策提供经过分析加工后的产品。

由此，很多学者在探讨情报分析重要性时，都在强调冷战后的情报机构应该为决策提供专属服务。例如，1996年，洛克·约翰森[29]认为冷战后的情报机构应该生产“专属分析(niche analysis)”产品，对小规模特定用户对象提供专门的情报服务。这些对于新环境下预警工作模式转变的可行性的探讨，使得情报的关注点“从各类情报组织组成的大规模市场转向决策个体组成的专营市场”[27]。在探索逐渐建立分析为导向的全新工作模式的研究过程中，很多学者也从海湾危机和南斯拉夫分裂等预警失误的反思中认识到，预警工作在与决策沟通方面存在的障碍，强调以分析为导向的模式牵引，大力提升分析水平，为消除这一障碍提供基础。正如麦克卡瑟[22]所说，成功的预警需要从分析人员的角度，探讨识别和评估威胁的积极行动方式和向决策者预警时的沟通艺术。针对分析工作模式转变的研究，不仅从工作方法策略层面反思冷战模式下的预警情报工作，更是对预警情报独特涵义和专业属性的重新认知。

总之，这个阶段的研究围绕预警威胁对象的改变，重新探讨突然袭击所造成的预警问题的内涵与意义，因此对于历史经典失误案例进行探讨的成果仍然很多，但是更多的研究围绕包括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新威胁形式所带来的情报挑战，呼吁从情报工作的职能定位、情报体制机制的调整、工作模式转变等方面对情报工作进行全面改革。这些研究中不乏提升情报的预警功能地位和作用、加强预警情报专业性的相关探讨，但是更多则偏重于对改革必要性的深究，而针对方法工具方面的具体研究仍然较少，且未成体系。此外，大部分研究在强调预警情报重要性的同时，仍未将其视为独立和显性化存在的问题领域而深入探索。

4 第四阶段：战略预警研究视野下的方法对策研究(21世纪之后)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9·11”等情报失误的出现，预警问题再次成为研究焦点。针对预警情报面临的新困境和挑战，“战略预警”的概念被重新解读，也成为预警情报研究的主要方向。预警问题首次成为重要且独立的问题领域，在情报研究中开始真正占有一席之地。在战略预警的研究视野下，这个阶段主要从预警范式重塑、分析模式变革以及方法工具创新等角度探讨提升预警情报质量的途径，反映了不断实现预警情报专业化建设的努力。

4.1 以战略预警为牵引重塑预警情报范式

对于美国情报研究来说，有关战略预警和战术预警的讨论一直存在。葛莱伯[1]认为战略预警是“最有可能的、最早发出的预警”“对即将到来的敌人发动的敌对行动的警告”，应该包含政府最高决策层的决定，而战术预警并非一种情报功能。预警情报的功能在于事先发出警报，让决策者或指挥官依据警报采取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战略预警作为预警工作任务核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针对战略预警重要性问题，很多研究成果都从21世纪的复杂环境角度，重新审视战略预警与战术预警的关系，认为在恐怖主义威胁代替了传统的国家对手为主的威胁之后，威胁形式出现了多元、分散和隐蔽的颠覆性变化，预警失误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并探讨在这种复杂环境下重塑战略预警重要地位的意义所在。这里不乏从新环境下预警情报前瞻性和预测性作用发挥的角度探讨战略预警重要作用的研究，例如2002年，杰克·戴维斯[30]就提出战略预警应该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詹姆斯·维尔茨在2013年[31]强调战略预警仍然是国家预防威胁的最重要且最有效的工具，是威慑对手、挫败其目标的重要方法，2018年，金特里与约瑟夫·戈顿[32]也提出战略预警工作十分重要，应该成为情报界的重要功能。

此外，信息时代威胁的多元与复杂性的问题，资源有限性和威慑无效化等原因促使战术预警突然性几乎难以消除，因此战略预警的存在对于弥补战术预警能力不足、提升战术预警能力和准备等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2003年的戴维斯[33]、2016年的维尔茨[34]以及2020年的罗杰·乔治[35]，都在强调战略预警在克服预警突然性，警示情报界针对性投入搜集和分析资源，以及有效开展战术预警工作方面的重要作用。戴维斯[36]还从合理规划任务和专业化建设角度探讨应对战略预警困境、提升战略预警质量的可能途径。这些研究充分认识到重塑战略预警地位、充分发挥战略预警作用在应对战术预警失误方面的重要意义。

上述针对战略预警问题的研究已经超出了预警情报分类研究的范畴，而是从预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待战略预警的作用，正如戴维斯所说，“战略预警不仅是一项情报功能，也是政策功能”[36]。这其实也反映了重塑战略预警地位、加大对战略预警的投入在解决预警情报分析困境方面的方法论意义，战略预警研究也不再单纯被视为预警情报研究的分支，而是作为应对预警失误新挑战的一种研究范式。

4.2 以情报分析为核心实现分析模式变革

21世纪，以战略预警研究范式为牵引的研究视野下，许多学者在探讨如何发展应对复杂环境冲击和时空压力的预警工作，以及如何通过专业化建设途径来实现这一目标。战略预警与战略情报、战略评估和动向情报同被视为美国情报界的分析任务[32]，因此战略预警研究范式重塑的一个核心研究方向就是强调情报分析的重要以及探讨预警情报分析模式变革的问题，这种探讨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逐渐形成更为理性的思考。

4.2.1情报分析重要性的研究

葛莱伯[1]强调预警不是对征候事实的整编，而是基于征候事实的一种综合性研究和评估结果。这也是在强调预警情报的内核在于分析评估而非搜集和整理，正如约翰·博德纳[37]所说，预警情报等同于预警情报分析，分析才是预警情报工作的核心要义。由此，许多学者也认识到，预警情报这一内涵决定了改善分析质量才是减少失误、应对预警情报困境的根本对策。例如，贝茨[38]强调只有循序渐进地改善分析质量才能应对情报工作“内在敌人”带来的挑战，理查德·罗素[39]也指出强化分析能力是矫正“9·11”后情报问题、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重要途径。

有关如何改善预警情报分析质量，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方法对策建议。有的研究认为预警情报分析应该聚焦于分析人员本身。例如，2003年，伍德罗·昆斯[40]从认识论角度的考察，认为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提高分析能力才是战胜预警失误的利器。也有学者从理解用户需求角度来探讨改善情报分析的途径，例如，2010年的托马斯·芬格[41]和2018年的马克·科扎德[42]，强调分析的要义在于真正理解用户，改善预警与决策的关联性，让情报工作更好地嵌入国家情报事业。更多研究从情报界结构性调整的角度给出对策，例如2008年，格里高利·特瑞温顿和布莱恩·格巴尔[43]要求对情报界分析力量构成、任务分配、工具匹配、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以提升整体分析能力；2011年，美国国家院校研究委员发布的报告《未来的情报分析：行为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进展》[44]提出了评估情报界当前分析方法与流程的“双重策略”；2018年兰德公司报告《情报的视角与机遇：为美国领导层服务》[45]提出情报界应着力发展包括分析技术在内的预警专业技术；2020年，瑞贝卡·博伊斯[46]提出通过推动情报信息共享机制改革等方法来解决预警问题。比起分析人员和决策视角，通过情报界整体改革来提升分析质量更具有效性和可行性，因此聚焦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具有实践和推广意义。

比起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上述研究在探讨分析重要性的同时突破了分析人员的单一视角，不仅加入了决策用户的重要维度，更强调预警情报分析需要情报界的整体协作努力和一体化建设。预警情报分析重要性的相关研究成果，深化了对于战略预警内涵和要义的认识，也为情报分析模式变革研究提供了铺垫。

4.2.2情报分析模式变革研究

在战略预警研究视野下，除强调分析重要性外，还有更多研究开始深入剖析新世纪的复杂威胁环境下预警情报体系和工作模式面临的适应性障碍，从国家安全的战略视角思考当前预警情报在突袭防范方面的能力和作用问题，并从情报分析模式变革的视角探讨应对策略。

针对适应性障碍的探讨也有多个角度，例如2006年亚瑟·胡尔尼科[47]从“9·11”后预警情报体系建设的宏观角度的反思，2009年维尔汉姆·阿格瑞尔[48]对传统情报循环模型主导的工作模式的质疑研究，2019年金特里与戈顿[49]就动向情报主导的工作模式的问题剖析，都是从预警情报的特殊属性角度来看待已有工作模式的问题。这些研究充分认识到预警情报工作以应对突然性为主要目标，预警的内核是应对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也由此需要发挥充分的创造性思考和想象力，而传统的情报流程模式主导下的传统情报机构，可能无法有效应对潜在威胁和未来危机。正如阿格瑞尔所说，旧的冷战情报范式使得情报“成为一种毫无想象力的猜测”[48]。这种研究也反映了打破已有范式，重塑全新范式的迫切性需求。

在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许多研究从新时代预警内涵和理念变化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构建全新的预警分析模式。例如，2003年，博德纳[37]提出的基于历史基线和长期模式识别的系统预警分析模式；2003年，卡门·麦地那[50]指出由基于事实和先例的传统线性分析模式转变成基于直觉分析、打破先例和寻找不一致性的复杂分析模式；2011年，大卫·摩尔[51]提出的识别和解读模糊且分散数据信息的意义构建分析模式。上述都是从预警情报独特性的角度进行研究，要求勾勒适合于预警情报分析的全新模式，正如金特里和戈顿[49]所说，预警分析泛化等原因使得战略预警工作无法有效发挥功能，因此应该实现预警行业的专业化发展。针对构建专业化模式的问题，也不乏有从情报界一体化融合角度的探讨。例如杰夫瑞·库伯[52]、蒂莫塞·史密斯[53]都希望通过强化情报界系统关联和扁平化运行，来寻找应对复杂预警问题的策略。2010年，罗伯特·克拉克[54]的以目标网络为中心的分析模式，将决策用户也纳入到整个情报流程中来，强调用户应为分析工作中的关键一环。这种模式研究突破了传统研究的壁垒，从预警情报的双主体特质探讨分析模式的革新问题。

针对分析模式革新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到预警情报基础概念和本质内涵层面，是针对预警情报独特属性的延伸探讨，为实现预警专业化建设提供重要理论基础。

4.3 以预警专业性为目标实现方法工具创新

除了理念和模式层面的探讨，进入新世纪后的研究更加侧重方法工具的创新，正如派特瑞克·沃尔什[55]指出的，当前美国情报界应强化对已有社会网络分析、结构化分析、数据挖掘分析和行为科学分析方法的内在融合，实现方法的战略性和可持久性创新，以应对复杂的情报问题。许多学者从指标与征候分析方法、情景分析、替代分析等角度探讨预警分析的适用性方法工具，这些研究也反映了预警情报专业性建设的实践性努力方向。

4.3.1指标与征候分析法

指标和征候是预警情报分析的核心概念，是构建预警情报分析能力的底层框架，实现系统的情报分析，关键在于有序地建立预警指标，并以此作为参考标准开展征候分析。指标与征候分析方法(indication and warning method)[32]是预警情报分析一直沿用的经典分析方法。葛莱伯[1]曾针对指标表和征候时序分析进行过详解，对这种预警分析方法进行系统总结。针对指标分析方法，2011年，霍耶尔和兰道夫·弗森[56]提出利用情景构建的方法来提取指标，并利用指标因子检验的方法来验证指标的效度。对比葛莱伯的研究，霍耶尔和弗森的研究开始将指标提取和验证作为一种方法以更为显性的方式提出来，并聚焦于方法机理、关联以及适用性等层面的探讨，凸显了指标构建和分析作为预警分析方法的作用。2014年，金特里[57]强调对手对己方薄弱点的认知监控是预警分析的重要路径，并提出基于这一路径来构建指标，这不仅丰富了对指标构建问题的认知，也细化了指标和征候分析方法的内涵。上述研究从方法角度，不仅丰富了预警情报传统方法的内涵和内容，推动了预警分析方法研究的深入，也为预警情报分析提供了工具支撑。

4.3.2基于情景构建的分析方法

由于预警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问题，基于情景构建的战略规划方法被引入预警情报分析研究，正如克拉克[54]所说，情景构建可以帮助分析人员识别影响事态发展的力量，有助于预测未来并应对未来的挑战。许多学者也针对预警情报中情景分析方法的应用进行了探讨。例如，2013年乔纳森·洛克伍德[58]提出的“洛克伍德分析法(LAMP)”，2020年阿夫纳·巴尼亚和阿维·米煞[59]提出的想定筹划方法，都是通过情景构建来实现对危机问题和危机信号的早期认识和处理，将危机想定构建融入预警情报分析，做好突袭的防御性工作。此外，也有学者认识到，单一的情景构建框架方法无法有效应对预警问题。无论是2019年比尔亚娜·莉丽等学者提及的兰德公司网络预警实践方法(Practical Approach for Cyber I&W)[60]，还是美国情报与国家安全联盟的网络委员提出的“网络征候与预警框架(Framework for Cyber Indications and Warning)”[61]都是基于多元融合的综合性分析框架，强调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理解对手，以更为优化的方式分配有限资源，以预防突袭。上述针对情景分析方法的研究，通过直观呈现未来多种发展路径、描述未来情景，探索建立分析边界、管控不确定性和应对预警分析复杂性的可能途径，是应对预警困境的分析方法工具方面的重要创新式研究。

4.3.3基于结构化分析的替代分析方法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开始有替代分析方法的尝试，但率先进行替代分析研究的是杰克·戴维斯[56]，他认为“战略预警分析可以使用替代分析或质疑分析方法”[36]。鉴于预警情报分析以潜在危机为研究对象，危机的特质在于发生概率很低但是危害性较大，但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性很难让决策用户接受并采取行动，这也是预警所面临的最大障碍。由此，替代分析方法与预警情报的这种特质具有内在契合性。例如，戴维斯[36]强调“高影响低概率分析法”是最佳预警分析替代方法，不仅可以为决策提供专业预警支持，也可以增加决策对于预警情报的支持度。另外，预警情报面临的突然性考验也使得替代分析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2006年胡尔尼科[47]强调的“红队分析”以及2010年罗杰·乔治[62]纳入替代分析方法群的“关键假定检查法”，都是通过换位思考来寻找危机的蛛丝马迹、用于质疑常态分析思考以应对突然性的方法利器。

由于替代分析方法具有显著的结构化特质，因此美国情报界在2005年首次使用“结构化分析方法”[56]这一概念，逐渐取代“替代分析”。2011年，弗森和霍耶尔[56]共同创立了结构化分析方法群，将传统的替代分析方法纳入质疑分析的类别中，并加入“事前分析”“结构化自我批判”“红帽分析”和“若则分析”等方法，进一步丰富了替代分析方法的内容。上述针对替代分析和结构化分析方法的研究，强调提升方法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在克服认知障碍、提升预警分析能力、改善情报与决策沟通等方面提供了实操性较强的方法工具支撑，也是方法论研究方面的重要创新，同时反映了新世纪在减少预警突袭几率、提升预警质量方面形成的创新性实践成果。

5 结 语

时代的变迁和威胁对象的变化，引发了重新认识预警内涵和情报理念，理解已有范式的问题和面临的困境，并探讨应对困境的变革思路和方法等方面的研究。预警情报问题研究始终隐藏着三条主线：一是始于对于预警失误问题的反思，通过对引发失误的突然袭击问题的理论研究，构建有关预警失误的研究范式和理论体系，并进一步深化有关预警情报内涵和本质特点的理性认识。二是针对预警情报工作模式的研究，探讨新环境下预警情报工作的定位问题，以及如何从认知理念革新、体制机制重塑、工作模式转变等角度构建预警情报的专业化范式。三是预警情报的方法对策问题研究，强调突出战略预警研究范式的牵引作用，实现分析模式和方法工具的变革，从实践层面寻找应对全新的复杂威胁挑战和预警困境的解决之策。上述研究都反映了在强化预警情报专业属性方面的探索和努力。理解上述研究方向，也是进一步深化对预警问题研究的重要基础，是后续研究和范式革命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