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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斗阁笔记》对本土叙事传统的回归

2022-12-28

文教资料 2022年17期
关键词:口语化说书人点穴

刘 畅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在2012年获奖之后,莫言的创作陷入了长达5年的沉寂,直到2017年才陆续有作品问世。截至2022年4月,莫言已发表的新作大多是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戏剧、诗歌作品,还未有长篇出现。这种现象与莫言已过花甲之年,创作精力受限有关,也与他想要不断进行文体尝试的愿望有关。莫言的好友余华在评论莫言新时期的创作时,对此现象做出了较为准确的评价:“短篇小说的内容写得更大了,虽然篇幅可能跟过去比不是那么大,但是内容更大了。”[1]在短篇小说集《一斗阁笔记》中,莫言又一次超越了自己已有的写作方式,延续在《檀香刑》中提出的“大踏步撤退”的写作思路,不断进行艺术革新,进一步向传统叙事回归。

莫言的《一斗阁笔记》,从题目到题材再到篇幅设置都显示出了明显的笔记体风格,这种文体为莫言在文本中实现回归传统叙述的尝试提供了条件。对于笔记体小说,文体大家汪曾祺是这样定义的:“凡是不以情节取胜,比较简短,文字淡雅而有意境的小说,不妨都称之为笔记体小说。”[2]在《一斗阁笔记》三辑共36篇作品中,最短的一篇《锦衣》不过几百字,最长的一篇《黑猫》也只有3000字左右,篇幅的短小灵活使得整部作品变成了一个又一个故事的集合体,莫言正是通过这些虚实相生的故事实现了对文人笔记、说书人叙事等传统叙事形式的模仿。

一、“点穴”式描写——对古代文人笔记叙事手法的模仿

对于“点穴”描写,刘江凯是这样解释的:“所谓‘点穴’:就是看准某个问题,轻点一下,并不大肆铺陈,但会让读者全身为之一颤、浮想联翩,形成意在言外的艺术效应。”[3]就笔者看来,“点穴”式描写类似于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但也有不同之处。“冰山”理论是从整体上入手,作者只描写浮于表面的部分,剩下的内容留给读者结合自己的个人经验去解读。而“点穴”式描写因为其服务于中短篇小说的特性,往往比较简短,这就要求作者必须注意结构安排,充分发挥“点穴”式描写“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一斗阁笔记》中的“点穴”式描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某个短小的句子,点出本质,击中重点;另一类是通过文末句段,形成一种微妙的暗喻,引起读者的反思和猜测,从而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一斗阁笔记》中很多篇目都明显地使用了这种手法,笔者在此做简单归类。第一辑中的《真牛》《诗家》《深巷》《茂腔》等,第二辑中的《蛙泳》《黑猫》《鸟事》《牛黄》《识字》等,第三辑中的《鸟虱》《写诗软件》等篇目属于第一类;第一辑中的《仙桃》《老汤》《虎疤》等,第二辑中的《怪梦》《石头》《斗虎》等,第三辑中的《盗车铃》《卖驴》《喜鹊嘉宾》《群众演员》等篇目属于第二类。下面笔者回归文本,对这两类分别进行分析。

(一)以话“点穴”,简明透彻

这类“点穴”式描写,一般比较简短,大部分只有十几个字,例如《褂子》中只有十一个字,《深巷》只有十九个字。往往通过主人公所说的话来点明主旨,达到令人“恍然大悟”的艺术效果。

《真牛》《诗家》《深巷》《蛙泳》《写诗软件》等篇目均是在结尾安排文中人物所说的一句话,或者一问一答作为“点穴”,点透主旨。《真牛》中牛身材壮实,“是牛中伟丈夫也”[4],但牛空有其表,耍手段逃避劳动,拒绝履行耕地职责。若莫言仅写到牛被牵到集市上时就戛然而止,没有在结尾设置牛和收税人的对话,这将是一篇流于表面的平平无奇的文章。但结尾处,“点穴”式描写的巧妙运用,作者赋予了牛说话的能力,牛用“眨眼”的动作和油滑市侩的语言,向收税人发出别点明它的诡计的暗示,“牛眨眨眼曰:‘伙计,不该说的莫说,拜托了呵!’”[5]这句话起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读者读到此处就完全明白了,莫言表面上写牛,实际上是在借会说话的牛讽刺当时社会上不愿劳动的投机者。《诗家》中,白公把三个不孝的儿子告上官府,请求县官评理断案。县官依律应该惩罚白公的三个儿子,却因听了他们的赞美诗,反而把白公打了一顿,斥责白公:“生了三个诗人,还告什么刁状。”[6]莫言借结尾县官的话“点穴”,点明了此篇批判县官昏庸,官府腐败的主题,也揭露出某些文人名不副实、趋炎附势的丑态。《深巷》中,“我”的书法字迹秀美,内容却荒诞怪异,很显然“我”对此并不知情。在读者满头雾水之时,莫言借“我”与朋友的一问一答,点明了主题。“我问:‘这是怎么回事?’他憨憨一笑说:‘替你扬名呢!’”[7]写到这里,无须再进行定论式的描述,读者已能看清“朋友”的本质,他看似老实,实则在背后弄虚作假,借“我”的名声做名不副实的宣传。

(二)用段“点穴”,形成暗讽

《仙桃》《怪梦》《斗虎》《皇帝与鞋匠》等篇目的结尾不再是文本中人物讲的话,而是独立成段的现状描写。这些段落往往“将本来已经形成的平衡打破”,使本该结束的故事重新进入流动中。“将原本那些奇异的故事,或者说读者以为是中心的故事在叙述时弱化,而将其中原本非中心的故事,作为从属的故事放大。”[8]这种起到转移视线、转换情节作用的文段,自然成为理解莫言笔下故事内涵的关键所在。

长生一直是世人竞相追逐的终极目标,莫言在《仙桃》中用两个不同时间的故事结构文本,在对比中突出主题。第一个故事时间较早,莫言以虚入手,借仙桃的传说来暗讽长生的虚无。结尾的故事中,莫言大笔一挥,把时间拉到抗日战争时期。同是抛石机,古人渴望用其击落仙桃,获得长生,却始终不得。而今人用其保家卫国,不惜献出生命,最终得到蟠桃奖励。结尾“点穴”的设置,形成了一组对照,莫言正是借仙桃来讽刺世人,与其庸碌一生,仅仅为了延续生命的长度不择手段,不如投身现实事务中,延长自己生命的深度,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怪梦》中通篇写梦,结尾却安排出租车与豪车相撞,“这时,忽听到‘砰’的一声响,出租车的前头,撞在了一辆劳斯莱斯的屁股上”[9]。随着事故的发生,司机也由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心情愉悦的调侃者,转变为一个撞了劳斯莱斯即将面临赔偿的倒霉蛋。故事的重点也由那个奇幻的梦,转移到对司机撞车后命运的猜测。如果只看第一段可以发现,莫言在借梦讽刺现实中男足球技差劲,就算是猛虎守门也会因对手频频破门而感到厌烦。当把两段结合起来后,读者又读出了对作为调侃者的司机幸灾乐祸的讽刺意味。短短的一句话的加入,使得这个作品拥有了多重主题。《斗虎》中第一段写马与虎打斗,结尾却突然提到故事源于聂西沛。他既是村子里的人又的确去过关东,这两个要素为通篇充满奇异色彩的文本增添了现实成分。把《故事会》称作名刊的表述方式更是点睛之笔,透露出一种怪异的严谨,形成了一种反讽。在告诫读者不要以人力改变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又把读者引入了聂西沛的作品水平究竟如何,何为名刊的思考。“点穴”式的艺术处理方式使得《斗虎》内涵更为丰富,增加了作品的不确定性审美空间。

莫言仅仅通过几个简短的句子来“点穴”,就行云流水般地将隐藏在文本中的深刻意义展现在读者面前,可谓凝练巧妙至极。

二、说书人的传统叙事——对民间说唱艺术的传承

“说书”一词由来已久早在唐代敦煌变文中就有记载,在隋唐时期“说书”被称为“说话”,元朝时期受宋人说话底本影响而出现的白话小说已甚为流行。“说话”,其实就是讲故事,所以说书不同于其他的文学形式,它要求文本有很强的故事性,口头性。这种特性与“说书”受众多为市井百姓,传播方式多为口口相传有关。莫言作品中的说书人风格由来已久,除了受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影响,幼时“用耳朵阅读”的经历也在莫言心中种下了文学的种子。莫言在演讲中也说过:“我把说书人当成我的祖师爷,我继承着的是说书人的传统。”[10]可见这种来自民间的独特艺术的确影响着莫言的创作。

在早期创作中,莫言习惯于隐藏说书人身份,到《天堂蒜薹之歌》时,莫言直接在其中塑造了一个说书人的形象,使得说书人一举从幕后跃到台前。在莫言的很多中短篇小说中,说书人特色较长篇明显,在《一斗阁笔记》中,莫言对传统说书人叙述方式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本中凸显说书人的身份,作者莫言往往会出现在文本中,成为小说中的文学的“莫言”。二是强化文本的口语化色彩,不仅某些句段做到了句式整齐,合辙押韵,莫言对方言俗语的运用更是浑然天成。

(一)说书人身份的凸显

中国文坛中讲故事的作家不在少数,这类作家的作品中往往会带有说书人色彩。在《一斗阁笔记》中,莫言以其独特的叙述方式跳出了固定的写作模式,这些故事中的说书人不再始终位于幕后,而是常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给读者一种正在听故事的既视感、在场感。读者读《一斗阁笔记》时,仿佛正在听作者面对面用声音讲故事,而不是通过阅读纸张上的文字来看故事。

在《一斗阁笔记》中,说书人的凸显往往是通过“我”“一斗阁阁主”“咱”“吾”等第一人称表述方式的使用展现出来。比如《老邓之妻》中写“如果我不写出来,就对不起老邓和他老婆”,《鸟虱》中写“这些故事大多已被我写进小说”“一斗阁主疑问:这郎中还是个人吗?”此外《群众演员》《皇帝与鞋匠》等篇目均是以“我”引说书人进入文本,既增加了叙述的便利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读者与文本的界限,更具亲和力。《识字》《卖驴》《黑猫》等篇中说书人的痕迹更加明显,叙述者完全以正在讲故事的说书人自居。《识字》全文记录的是叙述者在节目中讲故事的情景,用“咱们先说说”“接下来,咱们讲故事的正题”两句连接要讲的故事;《卖驴》中由“这些都是闲话,咱们书归正传”引入周氏父子卖驴的故事;《黑猫》中作者更是直说:“我还有别的事急着办,今天就简短节说吧。”上文提到的这几句话均是传统说书人的套话,莫言将其直接放进文本中足以看出他对说书艺术的有意继承与喜爱。《锦衣》则比较特别,文末安排公鸡开口吟唱打油诗,一句“有啥问题找莫言”使得作为讲故事的人的“莫言”直接暴露在文本中。文学莫言出现在作家莫言的作品中,既凸显了莫言说书人的身份,又使得通篇为虚的故事与现实形成了一种链接,莫言由此完成了对说书人的模仿。

(二)浓厚的口语化色彩

所谓口语化色彩,是指作家受地域环境、个人经历影响,在叙事时因使用不同于书面语言的句式、词汇、修辞,展现出的独特风格。身为农民的儿子,莫言从小生活在民间,他作品中的很多故事都来自自己的亲身经历,作品中的主人公也多是与土地有密切关系的农民,这些特色使得他的写作充满民间气息,作品中的语言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口语化色彩。莫言一直强调自己是为农民写作的作家,在这种自我要求下,他在创作《一斗阁笔记》时大量使用民间常用的方言词汇和口语化句式,来加强作品的口语化色彩,突出民间风格。

首先,使用俗语和拟声词。这种方式不仅营造了一种讲故事的氛围,也使叙述更加口语化。《一斗阁笔记》中常用俗语中的“俺”来代替“我”,用“拃”来计量长度,还添加了许多饶有趣味的拟声词,比如在《赤膊》中写手拍胸脯“啪啪作响”;《老汤》中写冰裂的声音“嘎巴嘎巴”;《斗虎》中形容老虎掉眼泪“啪嗒啪嗒”等。其次,大量描写脏话。《一斗阁笔记》中很多篇目是以乡间为背景,脏话词语的使用无疑是最贴近民间口语和农民说话习惯的。“奶奶个熊”“狗娘养的王八蛋”“奶奶的”“他娘的”等脏话在文中多次出现。值得注意的是,莫言在《一斗阁笔记》中有时也对脏话进行艺术化处理,使得这些话既贴近生活又贴合被骂的人物的个性。《黑猫》中黑猫对水库和好胜的控诉最为典型。“你这个狐狸和狼杂交出来的杂种……你这个驴和熊杂交出来的杂种……”[11]莫言骂水库是“狐狸和狼杂交”却骂好胜是“驴和熊杂交”,两个“仇人”一个狡猾凶狠,一个呆笨木讷,完全符合与其相应的动物的特性。最后,《一斗阁笔记》中整齐的句式,插入语的使用也是为口语化服务的。莫言常常使用整齐且合辙押韵的句子或者解说似的插入语,来凸显自己说书人的身份。《真牛》中写道:“套一上肩,立即晕眩,跌翻在地,直翻白眼。鞭打不动,火烧不理。一摘套索,翻身跃起。如此这般,众人傻眼。”[12]《识字》中也有一段打油诗:“左边一鸟,右边一鸟,鸟鸟相对,是个甚鸟?才华横溢,良心不好,一撸到底,回家养鸟。”[13]这两句均是四字一组,句式整齐,是民间说唱艺术中常用的句式。第一句以“an”为韵,第二句以“ao”为韵,读起来朗朗上口,十分流畅。插入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最常使用的套话,它的位置比较灵活,可以凭借需要自由调配。比如《喜鹊嘉宾》中写道:“那疑似女嘉宾恼怒地吼叫着——尽管是吼叫,也不失她嗓音的魅力——‘我怎么可能没付账?!”[14]《黑猫》中写道:“这简直是腐败——腐败的事有纪委管,我们只管黑猫的事——雷雨之后的第三个夜晚……”[15]莫言在这两处均使用了插入语来加入讲故事的人的评价,显示了口语叙事的灵活特质和丰富趣味。

三、结语

在“后诺奖时代”,莫言在文体、写作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都与前一阶段有了明显的差异。无论是《故乡人事》《晚熟的人》还是《一斗阁笔记》,都不同于过去充满史诗感、历史感的长篇。莫言的这些新作的灵感来源可能是留存在记忆储备库里,经过长时间思考打磨的小片段,这些片段能以故事的形式集中重现,得益于莫言在这一时期较为放松的心态。他的挚友余华提出,在这一时期那个“生活中为人谦和但是在文学里我行我素的莫言回来了”。在这种心态下莫言向传统叙事不断靠近,虽然也曾受西方文学影响,“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最终回归了传统,回归了土地,回归了他最熟悉的高密东北乡。《一斗阁笔记》作为他向传统回归路上的一个重要成果,充分显示了他对文人笔记、民间说唱艺术等传统叙事的继承。同时,在继承中依旧不忘自身风格,以其敏锐的故事捕捉能力,保持与时代、与当下的密切联系。在继承传统、坚守自我、关注当下的背后,站着的依旧是那个尊重生命、风趣幽默、“把自己灵魂亮出来”的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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