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澄宇 郑 玄

进入数字化时代，以信息技术、AI技术等数字科技为基础的全球化媒介活动更加频繁、多元和复杂，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和话语碰撞愈加增多。而在此次疫情的背景下，各种基于不同政治经济目的的文化活动更加激烈，如何去认识不同文明、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同时在顺应时代趋势、争取话语领导权的基础上共建“世界文化”，成为当前学界的重要研究话题。媒介帝国主义理论则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和分析路径，正如巴雷特所说，媒介帝国主义的概念适用于调查任何时期内，一个国家或集团对别国进行任何维度媒体活动的控制[1]。重新梳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的意义在于，透过媒介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可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控制媒介资源和机制的主体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其背后政治和经济实力产生的作用，以更好地认识全球文化的流动情况。

媒介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可以被看作是赫伯特·席勒早期提出的“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或者说更广泛范式中的一个分支，席勒在《大众传播与美国帝国》一书中揭开了“媒介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序幕。媒介帝国主义这一研究范式其实是一种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范式，1976年，席勒在《传播与文化优势》一书中全面抨击了美国的资本主义文化。席勒指出，文化帝国主义是世界性、多国性、独占性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拥有广泛社会资源、享有盛名的传统媒体更靠近权力中心，它们的存在掩盖了一大批小众媒体的与众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