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天策 刘创 杨雨蓉 李志姣

摘要：2019-2021年，是重庆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发展的一个歷史性时段。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辅以人工阅读和研判，文章考察重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生产现状。研究发现，论文发表数量具备一定规模，知识生产的机构与作者分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集中度。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与数字技术、网络与舆情治理、中国新闻史、新冠肺炎疫情、媒介经营与管理、短视频七个重要论域和其他论题，一些高水平论文提出了真知灼见。整体而言，重庆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空间与学术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有待重庆新闻传播学界同仁共同努力。

关键词：重庆；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文献计量；学科专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2）23-0001-05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横向课题“全媒体传播体系与社会治理研究”项目成果，项目编号：H20200185；重庆市高校协同创新研究团队“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项目成果，项目编号：Z20200504

2019-2021年，是重庆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段。2019年，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招收首届博士研究生，重庆大学新闻传播学建成学校首个自主审核一级学科博士点，重庆自此有了两个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三年间，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四所高校的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播学等七个本科专业，先后入选教育部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在重庆新闻传播学科与专业建设良好成效的背景下，检视重庆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现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文章基于文献计量与知识生产的视角，以2019-2021年重庆新闻传播学界发表的新闻传播学论文为分析样本，对重庆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现状做综述与分析。

在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设置作者单位属地为“重庆”，并依次设置“新闻”“传播”“传媒”等多个新闻传播相关主题词进行检索，剔除非学术论文和非新闻传播学科论文后，共获得CSSCI期刊（含扩展）论文、英文期刊（SCI、SSCI）论文共596篇，其中CSSCI期刊论文536篇、英文期刊论文60篇。由于数量较多，本文采用Citespace（6.1.R3版）作为文献计量分析工具，辅以人工统计、关键文本细读的方式，研判重庆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图景。

将研究样本按时间顺序排列，2019年、2020年、2021年的论文发表数量依次为193篇、190篇、213篇，年均200篇左右。其中，CSSCI期刊论文各年度分别为178篇、169篇、189篇，英文期刊论文各年度分别为15篇、21篇、24篇（见图1）。由此可见，重庆新闻传播学的论文发表以中文为主，英文论文年均发表20篇左右，且呈逐年增长态势，学术国际化开始起步。

从作者分布看，高产作者较少。研究样本分布于297名作者，人均每年发表0.67篇论文。年均发表6篇及以上的作者仅17名（见表1），这些作者共发表了154篇论文，占研究样本总量的25.84%，集中度较高。

整体来看，三年间，共有254名作者在CSSCI期刊发表论文，其中200名发表数量为2篇及以下，占比78.74%；52名作者在英文期刊发表论文，其中51名发表数量为2篇及以下，占比98.08%。大部分作者的论文发表呈零星式状态，并未形成持续性。

从机构分布看，集中度较高。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工商大学五所高校是知识生产的主力军，重庆大学尤为突出（见表2）。

权威期刊论文发表方面，我国新闻传播学四大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以及SCI、SSCI期刊二区以上论文共63篇，占研究样本总量的10.57%。

从作者分布看，89.74%的作者发表数量为2篇及以下，年均少于1篇。从机构分布看，集中度较高。重庆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分别发表33篇、11篇、7篇、5篇，共发表56篇，占比88.89%。从文献的二次利用情况看，研究样本中共有26篇论文分别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学科文摘》《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分别有14篇、7篇、3篇，四川外国语大学和重庆社会科学院各有1篇。

笔者将60篇英文期刊论文题目译成中文，与CSSCI期刊论文题目共同打包，基于jieba分词库进行词频统计（见图2）。忽略“媒体”“研究”“新闻”“传播”等新闻传播学科一般通用词汇，频次最高的五个词汇依次为“中国”“时代”“网络”“媒介”“分析”。可见，新闻传播研究深受互联网时代发展的影响，诸多研究都被置于网络媒介的时代变局中。

为了解研究样本的研究论域、知识图谱及其知识生产与学术创新贡献，笔者基于Citespace的关键词共现分析与聚类挖掘功能（见图3、图4），并结合人工阅读与研判，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来，党的新闻宣传舆论工作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如何与时俱进？董天策、陈彦蓉、石钰婧基于观念史的视角，对此进行了全面梳理，先后形成了宣传、新闻、党性原则、新闻宣传、舆论监督、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公民权利、信息公开、新闻传播规律、新闻舆论、媒体融合、现代传播体系等核心理念及其體系[1]。这样的系统归纳与提炼，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王仕勇、贾浩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的百年历程，发现政治与技术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新闻政策的重要考量，新闻传媒业的变革是技术与制度协调互动的结果[2]。他们还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进程中新闻文风的变迁，发现新闻文风遵循“反对什么，创建什么”的逻辑，文风与国家、社会、新闻传播业的结构和形态变迁相关[3]。

龙伟、董佳琦考察了“人民报纸”的历史演变，发现其内涵随“人民”概念的变化而多次转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4]。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的历史性考察，龙伟、张辉甜认为，印刷媒介在早期党组织的凝聚中发挥了宣传、组织功能，并提供了一条“办报—建党”的组党路径[5]。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一个开放创新、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6]。董天策梳理了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在新媒体时代的制度创新，认为这种制度创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互为表里，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彰显了党的新闻舆论宣传工作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时代特色”[7]。

林克勤分别从哲学观[8]、方法论[9]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对体认传播学、认知传播学的影响，认为传播学的认知转向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诠释和发展探索。

（二）新闻与数字技术

如今，互联网技术与网络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时代主题，诸多议题都被置于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变革中。董天策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生活，重塑了社会关系，其已经成为新闻传播机制的最大变量[10]。

部分学者考察了新技术下的新闻生产方式[11]、新闻编辑路径[12]，并对新技术抱以积极接纳的态度。董天策、何旭认为，现阶段的人工智能还处于初级阶段，不具备自我意识，无法自主思考，更谈不上人文关怀，因而应对算法理念、算法伦理保持谨慎[13]。刘海明认为，算法推荐的“控制”理念与传统新闻“服务公众”的理念截然不同，二者在新闻价值、客观性标准、从业主体等方面具有根本性的冲突[14]，算法推荐对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强干预，剥夺了受众的信息筛选能力，易使受众成为信息的“奴役”[15]。

人工智能新闻使新闻生产主体模糊不清，责任承担边界不明。霍凤、郭小安认为，新闻机器人不具备伦理和责任能力，应被界定为有限人格法律主体，并提出新闻机器人享有作品署名权，侵权责任后果由媒体机构承担的著作权保护策略[16]。

（三）网络与舆情治理

董天策、梁辰曦认为，关于“网络舆论聚集”的诸多概念表述错杂混乱，被广泛使用的危机管理研究范式与“网络舆论聚集”事实并不相符，甚至在价值立场上截然对立，应采用“网络公共事件”的科学命名，形成合理的学术研究范式[17]。

这一研究对网络舆论聚集的研究现状作了重要反思，对厘清网络舆论空间研究的理论资源与学术进路具有重要意义。

曾润喜、朱迪认为，网民的情绪感染能加剧谣言传播，辟谣速度、公信力和网民的亲密程度都能推进情绪感染[18]。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网络谣言传播，对舆情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廖梦夏研究新冠肺炎疫情中网络谣言传播现象发现，城市的外界感染风险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阶段谣言传播的核心内容，人们的积极情绪能够激活一般的行动倾向，这正是为什么“板蓝根和熏醋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等谣言容易引发相关商品脱销的现实原因[19]。

面对网络舆论中负面情绪传导出的破坏力，郭小安认为，情感并非总是理性的对立面，也是社会动员和社会整合的一种资源，公众的情绪表达并不必然导致勒庞揭示的“乌合之众”，也可以形成情理交融的公共领域和“意见的自由市场”[20]。

（四）中国新闻史

关于抗战新闻史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期刊、报纸、回忆录等史料的考察，来探讨抗战时期的新闻传播实践。

罗天、唐女杰梳理了抗战时期在重庆发行的《时与潮》的军事译文及其传播效果，丰富了抗战时期期刊的翻译研究，为军事翻译史研究提供了宝贵材料[21]。龙伟把范长江离职《大公报》的原因放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下考察，指出范长江的离职并非孤立，而是战地记者“群体左转”的必然选择，也是青年记者群体面对民族危亡自我选择的缩影[22]。

新闻史研究探讨了近代报业的相关问题。齐辉认为，中国近代纸荒困厄，逼迫新闻业在纸荒困境中寻求破解之道，在物质技术匮乏的状态中逆势前行[23]。他从媒介生态的视角回顾了联合版在近代中国新闻业变局中的互动与纠葛，认为近代中国报业虽命运孱弱，却有极强的环境适应力以及“以和为贵”的生存智慧[24]。

（五）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社交媒体使用，成为重庆新闻传播学的重要议题。

刘炳胜、胡轩等通过对17个省级官方新浪微博账号的实证分析，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公众与政府的对话模式，发现其中两个省份已形成“政府—公众”的信息互动，为新冠肺炎疫情下政府与公众的沟通交流提供了经验[25]。

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交媒体的使用，成为互联网时代公众建构集体记忆的方式。曹洵、曾润喜、理查德·埃文斯考察了李文亮微博账号的网友评论留言，发现网民通过哀悼表达抗议，并通过个性化叙事形成集体记忆，最终促成与政府的协商沟通[26]。

刘国强、粟晖钦注意到标语在农村地区的抗疫引导作用，认为标语促进了集体意识的塑造与共意的搭建，增强了村民对疫情防控的认知与认同，从而实现了有效的宣传动员[27]。

（六）媒介经营与管理

作为学术成果的主要传播渠道，学术期刊的编辑、发行与综合运营质量，直接影响学术成果的评判与传播。重庆新闻传播学界对学术期刊的研究，集中于如何提升学术期刊的编辑质量、发行质量和新媒体传播能力，重在分析其现状与影响因素，以探究相关对策与路径。

詹燕平、游滨、王维朗等认为，中国知网的录用定稿网络首发，可显著缩短科技论文的网络发表周期，对促进我国科学信息的传播与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但部分学术机构不认可网络首发的成果，引用统计不明确等问题亟待解决[28]。

张小强、刘文斌分析了学术期刊遭遇的网络舆情危机，认为编辑、作者、审稿人的失范行为是引发网络舆情危机的主要原因，学术期刊出版利益的相关人众多，对危机产生起到了催化剂作用，新媒体传播则提供了相应的网络舆情环境[29]。

（七）短视频

短视频作为近年来迅速普及的新颖媒介形式，对新闻传播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重庆新闻传播学界对短视频的研究，多停留在对其特征、模式、生产、传播及影响的基本认识层面，主要探究其基本属性、事物特征和应用策略。但也有部分研究注意到短视频带来的消极影响，指出要警惕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对主流媒体编辑“向善”分发权的取代[30]，积极治理流量至上的价值取向与市场行为，在追求经济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寻求平衡点[31]。

（八）其他论题

除上述七个论题外，还有一些其他论题的论文也富有学术创见。

在媒介思想领域，郭小安、赵海明阐述了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认为虽然人发明了媒介，但媒介不只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中介化工具，媒介与人应该是平等、共在的关系[32]。这为如何理解媒介，开辟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部分实证研究积极关注媒介使用对当今生活方式的影响。在中国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贺建平、黄肖肖发现智能手机的“代际技术支持”，能够明显提高老人的使用态度、意愿、实际使用和幸福感[33]。

金恒江、聂静虹、张国良基于对中国35个乡镇的实证研究，发现社交网络使用对乡村居民的人际交往具有广泛的积极调解作用，但唯独无法调节邻里交往[34]。相关论述为人际交往和人际信任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与见解。

本研究通过梳理与分析2019—2021年重庆新闻传播学界在CSSCI、SCI、SSCI期刊发表的论文，发现重庆新闻传播学的知识生产已形成一定规模，成为中国新聞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方面军。这个方面军的高水平研究成果，已在国内外主流学术期刊发表，并获得了一定数量的转载，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

就研究样本来看，重庆新闻传播学研究关注的议题较为广泛，既有对互联网技术与新媒体变革时代性议题的集中关注，也有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新闻事业的理论探究，还有对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社会议题的探讨。在这些研究论域，重庆新闻传播学者发表了若干研究成果，为促进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与智慧。

从作者和机构分布看，重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生产集中度较高。重庆大学、西南政法大学、西南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几所高校成为知识生产与论文发表的主力军。重庆大学以较多的论文发表，尤其是权威期刊论文发表、文献二次转载，以及在各论域中的理论贡献，成为重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领头羊。但这也体现出，重庆新闻传播学科的学术力量分布不均衡，众多机构的学术研究仍具有很大提升空间。重庆新闻传播学术共同体应规避对学术热点的盲目追求，重视学术逻辑与理论脉络，以科学严谨、规范自主的态度从事学术研究，促进学科进步与发展。

参考文献：

[1] 董天策，陈彦蓉，石钰婧.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舆论工作核心理念创新的百年进程：基于观念史的视角[J].当代传播，2021（6）：4-11，24.

[2] 王仕勇，贾浩伟.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研究：媒介技术变迁的视角[J].中国出版，2021（15）：10-17.

[3] 王仕勇，贾浩伟.中国共产党新闻文风的百年建设历程及逻辑[J].出版发行研究，2021（9）：5-12.

[4] 龙伟，董佳琦.“人民报纸”的理论起点、话语衍变与历史实践（1942-1953）[J].国际新闻界，2019，41（8）：93-107.

[5] 龙伟，张辉甜.办报以建党：五四进步报刊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1，28（10）：5-19，126.

[6] 严兵.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守正创新[J].编辑之友，2020（3）：67-71，112.

[7] 董天策.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宣传工作在新媒体时代的制度创新[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24）：100-106.

[8] 林克勤.体认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J].新闻界，2020（3）：42-50.

[9] 林克勤.认知传播学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J].学术界，2019（4）：109-116.

[10] 董天策.新媒体与新闻传播机制创新[J].新闻界，2020（3）：12-16.

[11] 荣婷，卫成杰. 5G技术：新闻生产变革与路径优化[J].新媒体与社会，2020（2）：74-84.

[12] 邱立楠. 5G时代新闻编辑的思维创新模式[J].中国编辑，2020（Z1）：27-31.

[13] 董天策，何旭.算法新闻的伦理审视[J].新闻界，2019（1）： 27-33.

[14] 刘海明.算法技术对传统新闻理念的解构与涵化[J].南京社会科学，2019（1）：117-124.

[15] 刘海明.媒体算法的价值纠缠与伦理误区[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48（1）：32-41.

[16] 霍凤，郭小安.新闻机器人的主体性界定及著作权保护策略[J].出版发行研究，2021（8）：52-60.

[17] 董天策，梁辰曦.究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还是“网络公共事件”抑或其他？：关于“网络舆论聚集”研究的再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1）：87-102，128.

[18] 曾润喜，朱迪.辟谣过程中的网民情绪感染的传播机制研究[J].科学报告，2019，9（1）：1-15.

[19] 廖梦夏.“谣言变异”如何影响公共危机的爆发叙事：基于功能组态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9）：60-63，74.

[20] 郭小安.公共舆论中的情绪、偏见及“聚合的奇迹”：从“后真相”概念说起[J].国际新闻界，2019，41（1）：115-132.

[21] 罗天，唐女杰.传播学视角下抗战期刊《时与潮》的军事译文研究[J].上海翻译，2021（3）：24-28.

[22] 龍伟.范长江离职《大公报》原因再探讨[J].新闻大学，2021（5）：56-65，123.

[23] 齐辉，曾丹.“无米为炊”：中国近代报业的纸荒困厄与报界应对[J].国际新闻界，2020，42（5）：138-152.

[24] 齐辉，赵冉.近代中国报业发行困境与“联合版”的发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41（10）：49-54.

[25] 刘炳胜，胡轩，朱瑞林，等.测量框架的整合：社交媒体对COVID-19风险沟通的影响[J/OL].信息技术与人，https：//doi. org/10.1108/ITP-05-2021-0363，2021-12-07.

[26] 曹洵，曾润喜，理查德·埃文斯.新冠肺炎期间中国网民的数字行动和集体哀悼[J].中国信息，2021，36（2）：159-179.

[27] 刘国强，粟晖钦.共意动员：农村抗疫“硬核标语”的话语框架与建构逻辑[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8）：69-74.

[28] 詹燕平，游滨，王维朗，等.科技期刊论文网络首发的问题及对策：以《重庆大学学报》为例[J].编辑学报，2021，33（3）：327-330.

[29] 张小强，刘文斌.学术期刊网络舆情危机与对策[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20，31（9）：980-988.

[30] 邱立楠.短视频平台算法推荐的“异化”与“驯化”[J].中国编辑，2021（4）：68-72.

[31] 曾润喜.短视频创作生态的失范现象与纠偏研究[J].人民论坛，2021，（4）：60-62.

[32] 郭小安，赵海明.媒介的演替与人的“主体性”递归：基特勒的媒介本体论思想及审思[J].国际新闻界，2021，43（6）：38-54.

[33] 贺建平，黄肖肖.城市老年人的智能手机使用与实现幸福感：基于代际支持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J].国际新闻界，2020，42（3）：49-73.

[34] 金恒江，聂静虹，张国良.乡村居民社交网络使用与人际交往：基于中国35个乡镇的实证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2）：77-96，127-128.

作者简介 董天策，博士，教授，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数字媒体与传播研究院主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网络与新媒体、媒介文化与媒介批评。 刘创，博士在读，研究方向：新闻传播理论。 杨雨蓉，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网络与新媒体。 李志姣，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网络与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