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凤芹

在我的潜意识中，我一直在奔跑，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

想起奔跑，便想起我的故乡。

故乡2001年开始拆迁，我的直系亲人便先后搬到北海市区定居。

自己牵挂的人和事，在方位上已经从宁静的乡村转向喧哗的城市。

多年来，我在钦州和北海两个城市中奔跑，维系亲情，照顾年迈的母亲。逃避故乡的理由便越来越多，离故乡便越来越远。

细细算来，我已经有十五年没有真正意义上地回过故乡。

这次回故乡，我想看看我儿时住过的地方，就读的小学和中学，多看几眼那个给我温饱和温暖的大海，缅怀远去的青春岁月。

我踏上了钦州开往北海的高铁，打电话给相识有四十年的同学伍定茹，叫她来接站并陪我回老家住几天。

到达北海高铁站，经过层层防疫检查，又做了核酸，终于上了伍定茹开来的车。

我们沿着向海大道行车三十分钟，便进入奔向家乡的四号公路。

四号公路是几年前修的，直通铁山港区深水码头。

铁山港区，用北海官方的说法，它是北海市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市区的所有大工业，都先后搬迁进了铁山港区。后来招商的，更是全部安排到这个区域。

而这个主战场的核心区便是我的故乡。

车到村庄北头，我们却迷路了。

这里，原先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泥土路，两旁是连绵的木薯地，当木薯长高的时候，车开过，往往淹没于木薯林中。

现在，公路两旁遍地工厂，什么太阳纸业、信义玻璃（广西）有限公司、诚德集团、北部湾表面处理公司。

一座座的厂房横亘在我记忆的路中间，视觉下每个厂区都很大，是那种无边无际的大。

看着一个个庞然大物将路覆盖，我们只好掉头重新找路。

我笑伍定茹，怎么连你也不认路了？

伍定茹淡淡地说，这很正常，发展得太快，一天一个样，看走眼也是有的。

车进入记忆中的塘过龙村范围，有一种温柔的感情在心里化开，这个村庄曾经护佑过我。

十二岁那年，我们村六七个小女孩到对面的大山村松树林中打柴，同行中的三妹把松树压弯折断一些小树枝准备带回家晒干作柴，被大山村人发现。

这下闯祸了，几个身强体壮的男人前来抓人，我们只好四散奔逃。

我惊慌失措，靠着一双细长的腿跑过两村分界线的坎头。

以为甩脱了追兵，谁知后面的人还在拼命追赶。

情急之下，我跑进了塘过龙村，躲进了阿六的牛棚。

来人还在村里一户户寻找，还喊话塘过龙村人，不能包庇小偷。

我全身严严实实地覆盖着稻草藏在牛棚中，那头温顺的母黄牛看着惊慌失措的我，哞哞地轻唤着，似在安慰我。

自此后，我对动物便有了怜悯之情。夜幕降临，我确信安全了，才在阿六父亲的护送下回家。

其他的伙伴，就没有我这么好运了。

她们全部被抓进了大山村，经过一个个审问，除了三妹，其他人因找不到偷柴证据，只好无奈放了。

三妹由于人赃俱获，被关了一个晚上。

此后，三妹似乎有些傻了，做事没了往日的胆量和气魄。

想起那次事件，便又想起阿六。

阿六学名黄愈英，是我最好的玩伴之一，初高中时我们关系特别亲，两人经常互换衣服穿。她后来嫁入我们谢家，拆迁后，也不知她家搬到了哪里，身在何处？

想到阿六，心里便有了懊悔。

其实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忘记过她，但有些人有些事，走着走着就没了踪影。

桃李春风一身衣，江湖夜雨年年思。虽然常常想起，但终归是走失了！

我们在记忆中的塘过龙村下车，寻找那口水塘，却发现水塘已经变成了中国石化北海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地盘的一部分。

它曾是我童年打水仗的好去处，由于塘底是一层红色的硬土，没有淤泥，水只有齐腰深，玩起来不用担心溺水。夏天的时候，一有机会，我们便呼朋唤友跑到这里来消耗过剩的精力。

沧海桑田原来我们也可以亲身经历。

别了，我的童年，我的水塘。

小车一路开过，都是中国石化北海炼化有限责任公司的厂区。

中国石化北海炼化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3月从北海市区迁到家乡动工开建，2012年1月1日全面投产，原油加工能力640万吨每年。

多条伸入蓝天的大烟囱正不停地吐着一股股的白烟。公司宣传这些排泄物都经过科学处理，人畜无害。

但乡亲们没有几个相信，有人生病甚至死去，就骂都是炼油炼钢造纸害的。他们认为这些工厂污染了周围的环境。

中国石化北海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如今的厂区，囊括了我们村委的四个自然村，塘过龙村、啄锣村、上东村、下东村和彬定村委的大山村。

作者在出生地留影

一排排的巨无霸储油罐让人看得“心惊肉跳”。

过了中国石化北海炼化有限责任公司，就是生我养我的胞衣地了。

故乡早已荒芜。

村道因没有人走动而杂草丛生。

我们的车辗压过长到路中间的狗尾草，吱吱作响。再往前，车子就开不进了。

我们只好先回到伍定茹在江滨小区回建的家。

伍定茹换了摩托车，驮着我从新修的纬四路出发。

车子开出五公里，记忆中这里应该就是我们村的小学了，但我们却找不到前进的路。

只好停车问道。

听说我们要找曾经的小学，有人指着方圆几里的一堆白色圆形储油罐说，以前的小学、中学都变成了储油区了。

我们找到这个储油区的大门口，发现大门口有一块大牌子：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司北海原油商业储备基地。

我们开车到了它的侧面，终于认出，曾经的黄稍小学、黄稍中学的校园，已经被中国石化集团石油商业储备有限公司北海原油商业储备基地取代，算不清的巨无霸储油罐，一个盛装着5万吨的原油，涂着白色的涂料，在阳光下十分刺眼。

黄稍小学、黄稍中学留给我的是满满的美好回忆，我一生中得到表扬次数最多的地方，每次写作文，都被老师作为范文在全班甚至全校宣读。

我的作文《毕业以后》参加全校初中作文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学校奖励了一本《鸡毛信》小人书。

这个获奖，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文学的种子。我第一次读到的文学作品，是学校图书馆里的高尔基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正是因为有了那次奖励，有了高尔基开启文学梦想的作品，成就了我的作家梦。

看着这个连绵的储油基地，我想起我熟识的村庄：北海市铁山港区营盘镇黄稍村委。

更早的时候，这里属于合浦县营盘公社黄稍大队。

全村方圆二十公里，有十七个自然村，是个温馨宁静而又自耕自足的渔村。

这里生活着谢姓、吴姓、黄姓等几大姓人，三千多人中，谢姓占了一半。

村人大都以耕海为生，海就是全村人的衣食父母。村民性格豪迈，不拘小节，相互适应，相互通婚，年岁久了，都成了亲戚。

上天特别眷顾这方土地，恩赐给我们辽阔无垠的大海，大海冷峻与和顺并存，辽阔与深奥同在，有一帆风顺，也有滔天巨浪，既给村人送来丰硕的收获，也偶尔失心疯夺去一些人的性命。

千百年来，村人小心翼翼地侍候着大海，每年开海必祭祀三婆（妈祖）庙，为的是保一方平安。

故乡盛产举世闻名的南珠。

村人性格与南珠的文化内涵相融，性情直爽透亮，喜怒哀乐全在一张脸上，一言不合便可大打出手，过后又握手言和。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那是南珠最辉煌的时期，全国甚至世界的珍珠客不停地穿梭于我们的小渔村，家家养珍珠，户户卖珍珠。每天开门做的事就是培育珍珠，插核，开贝取珍珠，卖珍珠。

我家有过一年产珍珠一百多斤的历史。

那时，凡是与这个村沾亲带故的人，都挤破头在村里找人合伙养殖珍珠。

1996年，我建了房子没钱装修，又不好意思开口向家人寻求支持。母亲获知后，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便做主要求每个兄弟姐妹给我二万至三万个成熟大珠贝插核，请了最好的技术工人帮我插核，当年便帮我渡过了难关。

那时以为养珍珠的生活永远长长久久。

如今，在回乡几天的走访中，我才发现偌大的海面，只看到三个吊养的珍珠场，面积都小得可怜。因为很少人养珍珠，原先在海里星罗棋布的珍珠守望棚，已经无影无踪。问了很多人，都说，养殖环境不好，收成差，没钱赚，大家便放弃了。

听着这些无奈的回答，心里那种痛无以言表，便想起孟尝太守，想起“珠还合浦”的故事。

南珠，在《永乐大典残卷》之五三四五卷所收录的《南珠亭记》一文中，曾记述韩愈梦中到一庙中，见有一僧人以 “南珠”二字相赠，甚觉奇怪。后来被贬潮州，闲来到书院旁的寺庙时，果见有南珠亭故址，韩愈才想起了梦中僧人所赠的“南珠”二字，后人于是为之重建南珠亭，以记 “昔孟尝为合浦太守，洁其身而去珠复还”的故事。

江滨小区一角

失而复得的南珠，如今又要远遁。

在我思绪乱纷纷之时，伍定茹终于找到进村的路，不停地向我招手。

一路上，到处是断壁残垣，一堆堆被挖掘机挖过、被推土机辗过的方砖倔强地躺在曾经的家园中，暴雨淋过，太阳晒过，还保持着一种随遇而安的姿势。

原先的村道窜出了很多高过人头的牛筋草、鸡眼草、狗尾巴草、三叶鬼针草，他们豪横地霸占了村道，并且还有继续抢占地盘之势，张牙舞爪地疯长，放纵地开着一朵朵白色的粉色的花，旁若无人地袒胸露怀。

那些荒废的片片沃土，更是为这些杂草注入强大的生命力，它们无忧无虑地四处攀爬，不断集合，已经将原来的土地全部集结成自己的领地。

车子寸步难行。

我们只好把车停靠在路边，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前行。

我们走过的时候，衣服上、裤子上沾满了三叶鬼针草籽，一走动就刺到皮肤，又痛又痒，非常烦人，只好停下来，一颗颗拔出。

看着满地的凄凄野草，我没法把它和我头脑中曾经美好的家园联系起来。

我希望自己的故乡长长久久地存续下去。为此，我无数次回村，花了五年时间创作了长篇小说《大地无言》，将曾经所有的美好留在书里，将村民的无奈也留在书里。

如今，我亲临拆迁现场，还是忍不住心痛。

族谱记载，黄稍谢姓在五胡乱华时先从河南信阳迁徙到福建，后又搬迁到黄稍村。

当时这里还是一片沼泽地，海水每天拍打着赤贫的土地。是开基先祖元华祖率族人披荆斩棘，围堰打桩挡住了海水侵蚀，后经祖辈接续奋斗，把贫瘠的土地变成了鱼米之乡。

祖祖辈辈用了一千多年在此安居乐业，拆迁之下，这片沃土便尘归尘、土归土了。

走着走着，我远远看到了那棵熟识的龙眼树，认出了那就是我的胞衣地。

我伫立于此，回望我走过的路。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个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的柔弱生命出生于龙眼树后那排房子的右厢房。

由于当时刚刚结束三年困难时期，给予她生命的母亲在怀孕和坐月期间居然吃不上一块肉。

结果可想而知，这条小生命长到三岁脖子还承受不起脑袋的重量，脑袋经常歪在肩膀上。

村人都说，这孩子看来养不大了。但这孩子居然就顽强地活了下来。

记忆中的我体质瘦弱，两条细腿总欢快地在村里奔跑。

由于不甘于被家人和村人忽视，童年时总想干点什么表示自己的身体棒棒的，于是干出了很多荒唐事。

我有过和牛斗架的经历，差点被愤怒的牛顶死；我还有过和男孩拼谁敢爬上村里最高那棵树的纪录，结果从树上摔下差点丢了小命……

像这类为刷存在感而干过的蠢事记忆中数也数不清。

我还有过一次说走就走的经历。

1980年，我参加高考，由于用草稿纸答题，结果二十五分的一道数学题作废不算分，获知消息，从来没有到过廉州街的我，居然独自骑自行车就出发，直奔合浦县教育局要讨说法。

现在我回想起那次“壮举”，心里还惊悸不已。

想起我的考试经历，便想起“大屋头”。

“大屋头”因房子大而得名，我们家族建有厚实的客家围屋，俗称“三座九拖廊”。围屋建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间隔有炮楼，用灰沙、黄泥混糯米、黄表纸、黄糖打造，十分坚固，围墙有斜开的枪眼，里面可以直接向外开枪，目的是在乱世中保存族人性命。我童年时还在大屋头玩过“捉盲鸡”的游戏。

想到大屋头，又想起我的谢姓宗亲。

在那个国难当头、山河破碎的年代，整个谢姓家族的青年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各自选择着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个家族分成了两派，一派投靠刚刚成立不久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如谢有恒、谢有瑞；一派则投奔延安共产党，如谢有干（谢同关）、谢余仓。

而我们大房的六祖父谢必宾（谢彩轩），毅然投笔从戎 ，投身进步力量，随国民革命军叶挺部参加北伐战争，抢占汀泗桥、攻陷武昌城，身先士卒，负伤续战，险些阵亡，一时为军中传奇。

七七事变后，他抱病请缨抗日，赴汤蹈火为国赴难。

1936年9月，以上校副旅长身份，指挥所部鏖战于上海西郊及沪宁前线，浴血奋战阻击来犯之敌。12月12日晚奉南京守备司令唐生智令，指挥全旅官兵由太平门冲出，打退围城之敌，前进十多公里，夜半杀至中山陵以东的麒麟门镇，再与敌坦克主力遭遇，为后续部队及友军杀出一条血路。率部激战整夜，杀声震天，战中高喊：“弟兄们，跟我来，勿要做衰仔！”随之中弹壮烈牺牲，为国捐躯。1940年6月5日被国民党当局追认为陆军少将！牺牲后三年家人才获知消息。2014年，谢必宾被列入国家民政部首批公布的三百名抗日英烈名录。

为了这位牺牲后被追认的国民党少将，我们亲族大受其累，“文革”期间，有七位本族男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随他当兵的五伯父远走他乡才捡回一条命。

想起六祖父，自然想起我的父亲。

父亲在珠江书院（后来的南康中学）毕业后，和他的三位兄长一样，追随六祖父去当兵，任一个小文书，没有什么大的建树。

从我记事起，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是一个温暖的背影：他每天一定站在小卖部看一会儿报纸。

当时全国发生的很多大事，父亲比村干部还知道得早，他会慢条斯理地和我们分享，说到得意时，还发出会心的微笑。父亲是我童年感知外面世界的窗户，我从小就崇拜父亲。

父亲喜欢粤剧，晚上经常邀请几个会哼几句粤曲的人自娱自乐，后来发展到和几个同道搞了个戏班，到各村巡回演出。

那是我最开心的日子，当戏班晚上在汽油灯下排戏的时候，我跟着台词有板有眼地念念有词，时间长了，一本戏的台词和唱段都能背下来，什么慢板二板二黄滚花等等。

那时的我简直迷上了唱戏。父亲领导着这样一支现在看来连文艺队都算不上的杂牌军，让我钦佩得五体投地。

当他们唱戏的时候，我的小脑袋也在勾画着自己的人物关系，后来我一出道就写小说，全得益于看戏的经历。

与同学伍定茹（左）、陈彦凤（右）在一起

我的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中医生，从小外祖父就盼望母亲能女承父业，并且专门送母亲到彬塘小学读完初中，接着又送到合浦女校读夜校。

据她说，她的同学中，只有两人没有跑去参加革命，而她则是两个人之一。

在农村，她成了妥妥的知识分子。从小我就发现，村里人要写信，都要找她代笔，有些就算写情书，也要她代劳。

母亲年轻的时候，曾为方圆百里的乡亲接生，经她的手将二百多条小生命带到人间，但她都是义务帮忙，没收过哪家一分钱。她传承了外祖父的一些医术，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帮助了很多村人。

1983年，我家第一次建房，村里不分男女老少全部主动帮工，场地里一早就站满了黑压压的人。

五大间四百多平方米的房子，没人拿一分工钱。

2002年，母亲患老年性白内障在合浦卫校住院，村里有六十多人拿着礼物去医院看望她。

想想现在很多身居高位的人，一旦从岗位上退下来，便门可罗雀。

平头百姓的母亲，却能享受这份殊荣，让我有很多的感慨和联想，真正的积善得福。

谢氏宗祠

想起族人，想起父母，我在出生地久久徘徊，缅怀作古的亲人和父母，心中充满不舍。

伍定茹轻轻说，天黑了，我们走吧。

我一步三回头地告别胞衣地，不忍离开。

我们继续在寂静无声、空无一人的村中漫无目标地行走，也不知要干什么。

离开，不舍；不走，又没了目标。

让我们惊喜的是，走着走着，在茫茫的一片废墟中，居然看见了保存完好的谢氏宗祠，而且还有人守着，这让我们很吃惊。

我们站在宗祠第一进门口，我来回抚摸着花岗岩雕刻的大门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想起六祖父的一身正气，便思忖，当年他舍身救国，应该是受了宗祠对联的感化吧，如此便想着要给他和所有仙逝的族人烧香，告慰他们的亡灵。

于是我们来到第二进门，二进门上贴的是谢姓固定联：芝兰添异彩，宝树发新香。

谢族堂号为宝树堂。

这个堂号是晋朝皇帝赐予宰相谢安的，从此，世界的谢姓统一用这个作为宗祠堂号。

我不知我们黄稍村的谢姓是否高攀了谢安，但是谢安团结族人、一致对外的精神黄稍谢姓人并没有学得半分，内斗却是极内行。

“文革”中打死谢族人的，正是自己的谢姓兄弟。

守护宗祠二十多年的族哥谢余坚给我拿了十支香，点燃，对我说，三个香炉各插三支香，留下一支烧给门官。

想想我居然不懂烧香规矩，便开始担心，万一老一代的人都作古了，谁来为祖先烧香？如果连烧香都不会，那些祭品又如何能够送达亲人手中？

我敬上香，虔诚地叩拜，感叹宗祠的强大生命力。

远在几千年前的夏商周，宗祠便在国家政治中开始占据重要位置，到了宋朝朱熹规范下来，通过宗祠这样肃穆的场所和周期性仪式，正式把所有汉族人都装进了儒学这个大围屋。

历朝历代，不管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对宗祠都充满了敬畏，因为只有宗祠才能成为活着的人与逝去的人对话的场所，让往生者得到祭祀，让活着的人获得心灵宁静。

看着雕梁画栋的谢氏宗祠，我一遍遍地问余坚哥，大家都离开村庄了，你一个人在此独守，一定很无聊吧？

余坚哥的回答让我意外，他说，总得有人陪着祖先，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和祖先说说话，告诉他们村里发生的事，聊着聊着，心里便踏实了。

我在吃惊之余，问了一个我最关切的问题，宗祠应该可以搬到回建地重建，为什么没搬？

他说，族里人开了几次会，有人担心搬迁宗祠给谢姓带来天灾人祸，不愿搬。那些原来热心想搬的，也怕承担责任，加上搬迁费谈不拢，又没有好的风水宝地，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告别了余坚哥，我心里想着，一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孤独地守着这样一座宗祠，又没有什么报酬，我不知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他日日夜夜的坚守。

夜色中，我们越走离故乡越远，回望那点在废墟中依然亮着的光，心里有一种温暖的感情在不断充溢。

晚上回到灯火通明的江滨小区，和荒废的旧村恍若两个世界。

江滨小区依海而建，是原先彬塘村委的土地，政府出钱买下土地，再分配给已经同意并拆迁了房子的村民建安置房。

这里居住着黄稍村委、彬定村委大山村、拢村的几百户回建村民。另外还有坳村和三塘村也有两个回建小区。

回建地按每人三十平方米分配。

夜色中，伍定茹陪着我在江滨小区散步，走了一区，又走了新区，一圈下来，发现家家都建有一幢三层的楼房，门口大都停有一台或两台小车。街道与街道之间可以同时通两台车，比一般城市小区的街道还宽阔。

小区内有活动广场、法治广场、菜市场、酒家等娱乐场所，也有夜市晚茶。

而那些只有一个人的独户，则住在三十平方米一间的过渡房，很多人是不用交房租的，一些要交的，收费也很低，大约一百元。

高中时参与担泥填出的海堤

小区有专人负责清洁，街道很干净。

为了进一步了解村民搬迁后的生活，我约了几个熟人饮晚茶。

亲戚杨家文告诉我，他退休已经几年，每月有近两千元的养老金，现在儿女都在北海发展，妻子也到北海和女儿一起生活，一个人住着三层的楼房很无聊，只好到小区附近的一家公司做门卫，每月有三千元的收入。

为了确保搬迁后的村民有生活保障，政府给愿意参保的村民买了社会保险，政府出资百分之五十，村民自筹百分之五十，男六十岁、女五十五岁便可领养老金。

杨家文所谓的退休，就属于失地农民的那种社会保障。

我的外甥女廖文兰两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有了工作，自己在厂里工作按日计算，每天收入二百元。

她告诉我，工作并不累。唯一麻烦的是离家有点远，来回不是很方便。

深入海中的网红公路

我的熟人、退休老师陈锡琪也住在这个小区。

陈老师很诚实，拆迁没有抢建房子，赔偿费只得二十多万元，东挪西借建了房子后，只能靠一个月六千元的退休金维持全家的生活。

从聊天中我了解到，住在江滨小区的年轻人找工作并不难，进入铁山港的企业有几百家，谋一份三四千元一月的工作相对来说很容易。

像刚刚开始招收员工的太阳纸业，起步工资达到五千元。

但这里的渔民享受惯了自由的耕海生涯，平时一天出海一趟最多也就两三个小时，叫他们去连续干八个小时的工作，他们的耐力受到挑战，很多人兴冲冲进入工厂，干不了几个月，又都撤退了。

第二天一早，伍定茹陪我去出海。

我早年的出海地段马路口已经没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近十公里宽广深入到大海的公路，这条公路如今成为打卡点，每天晚上到此游玩打卡的人超过一万人，大家便自发地称它为网红公路。

与同学叶柄兰在一起耙螺

走完长长的网红公路，我们竟找不到下到耙螺地点的海面。带路的叶柄兰告诉我们，只能攀爬过砌起来的层层石阶才能下到海里。

我们在叶柄兰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踩着湿滑的石头下到海里，在浅滩耙螺。

由于找错了耙螺位置，半个多小时，只耙得五六个拇指大的花甲螺。

我直起腰，回望曾经熟识的海岸线，竟迷失了方向。

这片海给予我太多的关怀，我从六岁开始，就与这片海相亲相爱，在它怀里掏学费、掏伙食，捉过鱼、抓过蟹、挖过沙虫。

我熟识马路口海面的每一条沙头、每一个水滩，如今，我对这片土地如此陌生，陌生到认不出。

我们只好草草上岸，在公路边，北海来的吴老板正在收螺，很多人挑着螺来卖给吴老板。

吴老板告诉我们，每天收满一车便运到北海赚差价钱。

我看见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在卖螺，她们挖的是车螺，收购价是十元一斤。

我问奶奶，今天出海花了几个小时？卖得多少钱？

她开心地说，大概两个小时，卖得一百五十元。

下个点，我们到阿云的船上帮他们家剥蟹。

阿云老公陈彦旬是捕蟹能手，到了蟹季，晚上撒网，第二天早上收网，网在网上的蟹得靠人工一个个剥下。

船停在离码头约五百米的海域，阿云用伐子一个个拉我们到船上。看着网上一个个肥硕的花蟹，这一船，最少也可以卖几千元。

我很感慨，这片海真是慷慨，就这样无私地馈赠予我们美食与快乐。

我在江滨小区住了五天，可以说，江滨小区没有一个闲人，每天，他们出海的出海，上班的上班，早已经适应了小区的生活。

我走了很多家，发现每家每户都用天然气煮饭，往昔最让人头痛的柴火难题，已经成为历史。

如果说住在小区的村民还有什么不满，那就是村庄还有一些刺鼻的气味。

住在伍定茹家几天，她老提醒我要戴好口罩。

我便想，如果各家公司在谋取利润的同时，兼顾处理好污染问题，那江滨小区便是名副其实的乐园了。

明天一早，我就要离开故乡，所幸的是，我故乡的亲人并没有因拆迁而流离失所，在各级政府的关怀下，他们虽然离开了自己熟识的家园，但也重建了比原先更好的家，走上了重生之路。

我默默祈祷，但愿当地政府负起执政为民的责任，眷顾好这方水土上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