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对象的范围及判断标准
2022-12-27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赵伟中
区域治理 2022年30期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赵伟中
一、面临的问题
《监察法》立法目的旨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限于政治权力领域,防止权力寻租,还包括国有经济领域,以防止商业腐败。第1条便指出加强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并且《监察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对监察对象的问题做出了更为细致的解释。尽管法律对监察对象提出了规范化的要求,但是有几点原因导致了监察对象的范围与认定仍旧存在争议,一是规范的模糊性。例如,《监察法》第5条采用“列举+兜底”模式规定了监察对象的范围。该模式的优势在于,避免因立法技术和语言表达的局限性而漏列应有的监察对象,但正是因为兜底模式解释的开放性和列举的封闭性,使得监察对象的种类具有难以穷举的多个可能性,使得原本“完美”的规范统一设置自身产生了异化的效果,即解释和应用的多样性。二是理论上的解释争论。由于第一点原因,必然导致理论上对监察对象有不同的解释方案,例如有“公权力说”“行为+财产说”“三维(身份)说”和“双重判断说”四种不同的学说。“公权力说”以直接回应监察法内容的态势成为主流观点,其本身还分为两种阵营:“宪法公权力说”和“广泛公权力说”“宪法公权力说”认为,监察机关作为国家监察的专责机关,监察的主要是行使宪法权力的人员的权力行为[1],强调判断的标准是使用公权力[2];“扩大公权力说”是认为“采用‘公权力’与‘公职人员’的标准仍不周延,因此需要确定以‘公职、公权、公务、公财’四个实质要件为要素组合构成的新型公权力方位监察对象的认定标准。……
登录APP查看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