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 璐

读者出版集团 党委宣传部，甘肃 兰州 730030

任何技术的兴起与发展都离不开大众和社会的实际需要，虚拟偶像得以诞生和迅猛发展，首先得益于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的快速发展。诸多新兴技术手段满足了人们对多元文化景观的审美需求，人们通过观赏“洛天依”“柳夜熙”等虚拟偶像的文艺演出及短视频，体验不同于现实文化产品的虚拟文化产品的审美特性，同时，虚拟偶像也从多层次、全方位满足了次世代青年群体的身份认同需求和文化消费需求。如今，二次元文化衍射了许多虚拟偶像形象。近年来，对中国ACGN爱好者进行用户画像分析，发现与95后群体高度匹配，虚拟偶像产业市场显然有着无限的潜力，市场达千亿元量级。因此，通过虚拟偶像这一文化现象不断发展和繁荣，更说明了融合互动+个性+参与于一身的虚拟文化实践活动对社会文化的生产与经济促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现实语境：虚拟偶像的生成逻辑

虚拟偶像(Virtualidol)通常用于泛娱乐行业，指的是利用绘画艺术、动画制作、CG等形式，在互联网平台或现实环境中开展声乐表演等活动，根据商业市场、精神文化等实际需要制作，且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不具备实体的人物形象。自身不具备生命与思想，但有着许多被大众认可的外形与品质，有着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和人们展开言语交流，具备“人格化”的视觉形象，运营方式趋同于真人偶像，可以作为歌手、节目主持人等角色参与活动。目前，对于虚拟偶像(虚拟娱乐业面向大众的主体)进行区分，大致包括以下几类：虚拟乐队/团体(如RiotGames在英雄联推出虚拟K-pop组合K/DA)、基于游戏的虚拟偶像(如“恋与制作人”游戏推出四位虚拟男主)、虚拟歌姬(如洛天依、初音未来)、虚拟主播(如YouTube百万粉丝主播绊爱KizunaAI)、虚拟网红/虚拟博主(如Instagram知名网红LilMiquela)等。

(一)技术驱动

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多元并存、交错对接，电子信息技术的出现带来了更多新的可能，如：5G的秒下载、实时渲染、实时传输等功能带来“新世界”引擎；全息投影+动作捕捉技术的使用，让虚拟偶像与用户互动无时差；新技术+大数据带来更多个性化体验，信息服务型产业把信息资源作为发展基础，表现出了鲜明的次世代特征。

技术驱动逐渐成了信息时代的风向标，虚拟偶像的发展就有赖于科技的进步，是二次元文化和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近年来，VR、AR、人脸识别、全息投影、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进一步扩展了虚拟偶像物理空间的范畴，虚拟偶像成为受众们表达文化内容和价值观念的寄托，虚拟偶像逐渐从小众圈层走向大众市场。内容创意是文化产业运营的核心，虚拟偶像正是诞生于人物的故事内容之中。各类网文、漫画、影视、游戏中的人物IP，得益于故事内容的挖掘和开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次世代青年群体内心深处的完美幻想。在数字技术发展助力下,将文娱行业原有人物IP深度挖掘打造成“实体化”偶像，成为虚拟偶像生产创作的新分支和趋势。

从虚拟偶像的技术发展来看，具体分为以下几次更新迭代：1.0奠定依托IP+技术的基础模型，如林明美(1984《超时空要塞》)、青娜(2001《青娜》)；2.0时代“虚拟偶像”文化全面爆发，如初音未来(语音合成引擎VOCALOID产物)、洛天依(中国特色虚拟偶像诞生)；3.0时代变现力凸显次元壁打开融入现实时代，如：AYAYI(超写实数字人)、翎Ling(国风虚拟偶像)。从以上发展可以看出，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已经呈现崩塌状态。鲍德里亚很早就提出“在当今高度发达的电子媒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无处不在的电子媒体向人们展示的并非真实世界，其实是超现实主义。我们实际上生存在一种虚拟的文化环境中，各类冗余而无意义的信息与符号充斥在我们的生活中，使我们难以逃脱。”[2]

(二)文化动因

在青年亚文化环境背景下，产生了虚拟偶像文化这一新文化。它脱胎于智能技术，是一种新的文化娱乐现象，产生的产品——虚拟偶像，又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次世代青年文化的个性、反叛与前卫等特点。虚拟偶像的出现就是二次元文化和青年粉丝经济相互渗透的结果，现在我国二次元文化消费市场有着较大的开拓空间，主要是由于具备相当规模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消费和支持，并且这类群体规模还在逐步扩张。根据艾媒咨询数据网信息，2021年，二次元用户已然超过4亿人次，二次元文化已成为有广大受众、蕴含着巨大商业价值的文化热点之一，二次元用户规模的日益庞大迅速提升对虚拟偶像的接纳度，为虚拟偶像的发展踩下“油门”[3]。随着人们的文化娱乐消费水平不断提升，虚拟偶像与二次元不断杂糅，也能够进一步获得次世代青年文化群体的青睐，提高这一群体对虚拟偶像的购买力，强化虚拟偶像的粉丝经济效应。从消费受众角度来看，人群集中在年轻的“Z世代”，虚拟偶像以潮流新颖的特质吸引着当下年轻群体。随着文化消费需求圈层化和分众化日益发展，“Z世代”新消费人群根据其本身的圈层文化与消费能力，不断打造不同以往的新消费模式，促使文化娱乐消费进一步升级。从社会心理层面来看，快节奏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使次世代青年孤独感和压力不断增长，虚拟偶像消解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逐步化身为次世代青年群体逃逸现实、获取精神寄托的对象。众多青年人在以虚拟偶像为中心的圈层中，获得同伴接纳的存在感，在交流、互动、创作过程中争当文化圈层的意见领袖，进而追求自我实现和精神满足。

同时，由于文化生产现象不断更新与消费模式的变革，虚拟偶像的粉丝同样可以拥有良好的互动感，并且可以参与打造偶像过程的粉丝参与式文化也有着更多层次的特征和表现。美国研究者亨利·詹金斯首次提出了“参与文化”这一概念，指的是粉丝人群主动参与文本创作与互相分享、传播进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它和传统娱乐中受众被动观看的模式相比较，传统娱乐文化产品的制作者与受众有明显区隔或者说分立，如今这种区隔与分立的界限被打破，粉丝也在不断参与文化产品的制作。

(三)资本入局

随着虚拟偶像在广告、直播、影视等领域的实践应用，不少企业开始将虚拟偶像作为营销的手段，众多游戏公司、技术公司和社交娱乐公司纷纷入局虚拟偶像产业。例如，阅文集团就根据小说《全职高手》中的男主角叶修，推出了衍生作品，出道1年，身价超10亿，“吸金”速度惊人；腾讯游戏打造偶像“貂蝉”活动，通过将游戏IP角色与虚拟偶像进行联动，增加游戏的生产周期；爱奇艺推出首支虚拟乐团厂牌RiCHBOOM，首创厂牌概念，虚拟偶像IP化聚集[4]。商业资本的介入给虚拟偶像的发展投入了强劲的动力，除此之外，虚拟偶像的流行需要雄厚的流量经济作支撑。粉丝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本市场获得了商业收益，虚拟偶像在品牌营销、综艺养成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与此同时，商业联动、跨界营销、圈层合作等各种“蹭流量”的方式，也为虚拟偶像发展提供新的增量。例如虚拟偶像“翎Ling”被定位为热爱国风文化的跨次元女孩，她的设定是一位热爱国风文化的女生，非常有国风感，面容也富于东方特色，作为中华故事的讲述人，她将国粹京剧文化和东方生活美学带入国内外社交网络，促进了时尚品牌的营销和推广。

在制造虚拟偶像时，本土运营商、媒介传播平台和广告主由于提供了资金，具备经济权力，他们往往会介入到生产过程中，影响虚拟偶像的内容生产。就这些权力主体来说，他们最核心的诉求是追求最极致的经济效益。虚拟偶像的商业化运作可以为他们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运营商收获了利润、媒介平台收获了流量和粉丝、广告商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基于经济效益的考量，这些经济主体理所当然具备对虚拟偶像产业发展和内容生产的控制权。

二、文化符号：非物质性的虚拟偶像

在鲍德里亚看来，世界并不只是物理层面的真实世界，还具备一个超现实世界，它不具备真实世界的元素，却被各种符号充斥。作为依靠数字技术、生存于网络时代、缺乏真人实体的虚拟偶像天然具备某种文化符号的所指，具备精心打造的外在形象，还具备量身打造的虚拟的生命、情感与个性特质，这些符号又对虚拟偶像的标签与价值进行了重新定义。多元化、个性化的虚拟偶像文化能够使受众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成为次世代青年群体情绪化体验的对象。

(一)虚实共存的在场状态

过去人们普遍认为，成为偶像需要具备姣好的容貌和身材，具体包括“偶像的形体，穿衣方式以及气质所传达的阅历背景，还有他们交流、走路的方式等。”[5]粉丝对偶像的崇拜与追崇，也表现在对偶像容貌、性格与作品的主观投射。

然而，虚拟偶像并不是真实存在的，虚拟偶像的整体形象是由各种碎片形象组合得来的，它的表现特征需要利用智能技术打造，并经过在各种环境中参与演出，增加出席率，增强受众对虚拟偶像的印象来展示。德勒兹(GillesDeleuze)曾提出“无器官的身体(bodywithoutorgans)”概念，把没有真实身体的虚拟对象视为“从符号化、规范化的状态逃离出来的躯体，是非地域化的、分散的，所以可以用全新的方式重建一个完整的躯体。”[6]虚拟偶像无疑符合这一概念，虚拟偶像具备由信息技术打造的身体与容貌，并通过仿真表演，让人们得以欣赏与众不同的虚拟景观。虚拟偶像“拟真”的特点都来源于数据，包括根据人们审美偏好而精心打造的外形、专业技术人员搭建的声音库以及全息投影技术打造的演出现场，虚拟偶像借由这些技术能够在人们面前呈现，从而引得受众用户的喜爱。2020年12月19日，Blibili网站举办了BML全息演唱会，分别来自中国和日本的十多个虚拟偶像同台献唱，共表演了三十三首歌曲，当晚观众爆满。线上直播观看人次超过一千万，在同时间段播出节目中排名第二，丝毫不输一线大牌明星举办的演唱会。

由此看来，恰恰是因为真实和虚幻的交织，让虚拟偶像比真人偶像反而更具备神秘感和多重性，而虚拟偶像由于超现实的特质打破了真人偶像的界限，具备更强的可塑性，更易被人们关注。

(二)完美偶像的自我镜像

随着虚拟偶像的日益兴起，可以看出以下两点客观因素占据重要位置。首先从明星产业上来看，与真实偶像相比，虚拟偶像在生命周期上极其有优势，初音未来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活跃了14年；除此之外，经济公司对虚拟偶像的管理和控制能力也比较强，很难出现因合约问题而解约的情况，以及虚拟偶像能更加灵活地根据市场需求与粉丝互动。其次从宏观上来看，随着国家政策对饭圈的严格管控，以及部分名人、明星产生的不良社会影响，虚拟偶像的人设不会崩塌、不会出现恶性新闻，符合次世代青年对偶像在思想道德和审美方面的高要求，由此来看，虚拟偶像的商业风险无疑下降了许多。

除此之外，和真人偶像相比，虚拟偶像不具备物理性的身体，也就不能够直接和他人进行真实的触碰。但也正因此，让虚拟偶像能够像画布一样，任由人们投射各式各样的主观想象。另外，虚拟偶像依托于数字技术获得的丰富的知识储备，让虚拟偶像更富有魅力，更易被受众崇拜、喜爱。借助于各种技术手段实现的虚拟偶像可以具备多项才艺，开展形式更为丰富的演出活动，如文艺表演、潮流打卡、穿搭笔记等，尽可能满足粉丝的所思所想，打造“完美偶像”[7]。虚拟偶像由技术手段制造而成，可以人为地为其设定容貌与才艺，让其参加声乐表演活动，使得虚拟偶像接近粉丝理想的完美形象。另外，智能技术的加持使虚拟偶像具备学习能力，可以轻松实现对真人偶像具有一定门槛的“跨界”活动。虚拟偶像不同于真人，没有档期限制，可以全方位糅合各种才艺，满足粉丝的喜好，使粉丝取得心理投射的满足感。

由于5G技术的迅速发展，人和物的距离被缩小、限制被打破，借助虚拟现实技术呈现的虚拟偶像可以被人们听到、看到、感受到，给人们沉浸式体验。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分界正在被模糊，AR和VR技术的应用让虚拟偶像具备极高的拟真性，使得其不只存在于二维荧幕里，还如同存在于现实生活中，带来适合各类时空场景的服务。相比于遥远的真人偶像，在各个场景中都能够即时出现的虚拟偶像似乎离粉丝更近，增强了粉丝的粘性。同时，虚拟偶像的所说所做都出自于受众的创造，虚拟偶像不同于真人偶像，具备可复制性，能够让粉丝作为偶像形象建构的主体，从而打造自己满意的偶像，让粉丝能创造专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虚拟偶像。

(三)粉丝狂欢的娱乐景观

在新媒体兴起的时代，媒介革命使得技术不断普及，加之次时代青年自我意识更加强烈。对粉丝来说，遥不可及、无法接触的真人偶像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是更渴望能够与偶像产生互动，在偶像身上看到自我投射。如今，粉丝作为消费者，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粉丝掌握视频创作相关技术、计算机技术等，就能够为虚拟偶像创作各种各样的内容，使得虚拟偶像接近自己心中的完美形象。所以虚拟偶像可以作为粉丝的符号和表达介质，成为粉丝创作的重要元素和舞台，在对虚拟偶像不断重塑的过程中，充分地表达自我。根据虚拟偶像的原始文本，粉丝能够尽情针对虚拟偶像展开二次创作。例如，大众对虚拟偶像“初音未来”“洛天依”等进行内容创作时，粉丝和P主(具备创作词曲、调音编曲、绘画等专业能力的人)利用VOCALOID编辑器的声音复制技术，把声库里的声音重新排列整合，制作成虚拟偶像的作品，并发布到视频网站中。在此之间，粉丝仅仅出于喜爱心理和主观投射，就主动为虚拟偶像展开数字劳动。

虚拟偶像的创作模式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使得粉丝也可以拥有这种权利，获得主导权的粉丝可以进一步参与到对虚拟偶像的重塑过程里。在这一过程中，无疑加深了粉丝对虚拟偶像的感情，提升了用户粘性，并通过消费获得虚拟偶像带来的满足感。在这场粉丝狂欢的娱乐景观中，粉丝对虚拟偶像有着深层次的依赖，对虚拟偶像的呈现形式变化有着深深的期待。虚拟影像创造出的包括虚拟偶像在内的具备神秘感与想象空间的拟真世界，展现了新奇、丰富的视觉审美奇观，次世代青年群体已经完全沉浸在这场幻象当中。

三、认同构建：次世代视角下的主体性

次时代一词来源于日本，含义是“即将来临的时代”。继无处不在的千禧一代之后，极具颠覆性和独特性的次世代消费群体迅速登上各大领域的消费版图，成为新一代新锐消费者群体。他们具有着与前几代人不同的特征与偏好，代表着个性与独立的“数字原住民”，诞生成长在始终变换、流动的数字世界中，虚拟世界已经完全融入了他们的生产生活，对于他们而言，线上线下世界并没有清晰的界限。技术创新的日新月异，也正在强烈地影响着次世代年轻人的习惯、行为和期望。但不可避免的是，次世代正在逐渐消解人的主体性理念，在社会不断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挤压人的整体性、中心感与丰富性的单一思维方式，它使人们逐渐边缘化且空心化，次世代的到来就是对这种社会现象和思想的批判与解构，它在实质上并非要反对人，他们消解的目标实则为近现代社会里的主体性理念。

整体来说，次世代视角下的主体性主要指人的主观性不能被极端地看待，需要以辩证的方式看待人的主观性。所以，在对人们的主体性进行讨论时，不能只突出人的主体性，也不能片面地把主客观对立起来，而需要在承认人的主体价值的基础上，也要明辨人的理性与非理性都是存在的，从而建构自我认同及集体认同感。

(一)虚拟建构的自我认同

虚拟偶像的建构包括三方面：PGC+UGC+AGC，也就是专业生产内容+用户生产内容+算法生产内容，在这之中，算法生产内容为虚拟偶像的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持，用户生产内容则影响着虚拟偶像的文化价值和符号意义。次世代青年粉丝利用自我认同的媒介产品中的元素作为构建自身文化特性，竭尽所能的“贴标签”“立人设”，不管是采用写原创同人文、混剪视频还是其他创作办法，他们会结合自身的经验、特长重新对虚拟偶像叙事与赋能。即使在最初对虚拟偶像进行设定、打造故事、创造作品时并未融入粉丝的想法，但他们依然能通过主观行动改写虚拟偶像的故事，让自己变成虚拟偶像的参与式创作者。就像虚拟偶像“洛天依”的制作、包装和传播等都来自粉丝群的自发创作，bilibili网站制作了“洛天依语调教”专栏，粉丝在专栏中可以设置“洛天依”的说话、表演风格，既能够充分发挥虚拟偶像的影响力，还能够使粉丝收获价值感和成就感。

新媒体的出现空前地改变了内容生产与传播模式，受众不再是单纯的观看与消费者，同时也可以参与内容制作[8]。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次世代青年的媒介想象在对虚拟偶像进行参与式创作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另外，在应对主流媒介场域时，次时代青年群体产生的边缘焦虑和失语焦虑，也被理想介质——极具想象性的可塑虚拟偶像空间得以寄托。学者拉康·雅克提出了“镜像理论”，指的是在真实生活中往往不那么完美，为了回避现实世界，次世代青年往往利用虚拟空间满足自身的想象，从而达到自我认同。例如，虚拟网红Lilmiquela有一副从传统意义上不够精致的面容：混血脸，脸上布满雀斑。但这却使得她得到了真实世界中一部分人的身份认同，她有超越于普通人的勇气，关注黑人、LGBT等少数群体的权利，对禁枪发声，能够代表某一类群体。粉丝群体就是基于对虚拟偶像的这种想象性认同，继而重塑自我，在这种投射转嫁中完成自我实现。粉丝在形象投射的过程中，也能够在所扮演的角色身上产生心理快感，把自己的内心借助虚拟形象这样的公共文本体现出来。粉丝借助虚拟偶像表达自己，把自身情感投射到创作的文本当中，使得虚拟偶像能够代表他们的审美，粉丝也能据此能表现自身的特性。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支持虚拟偶像本质上就是在支持他们自己。

(二)想象共同的集体认同

虚拟偶像不仅是同人创作者创作的平台，还是一个能把各类有着共同兴趣、喜好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媒介。所谓圈子，指的是有着相似的喜好、为了某种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人们，由于崇拜同一个虚拟偶像，进而形成了同好圈。像喜欢初音未来、洛天依这些虚拟歌姬偶像的粉丝，通过利用音乐制作程序对虚拟偶像的音乐作品进行再创作，进而虚拟偶像“演唱”这些被二次创作后的歌曲，就是这些粉丝呈现群体共同兴趣的突出表现。往往这些歌姬类的虚拟偶像的粉丝群体也都是歌迷与音乐爱好者。再例如：有着十二头身的虚拟偶像——超模Shudu就是为吸引一些喜爱时尚和美妆的粉丝所量身打造的，通过特定的兴趣小组吸引目标人群，从而形成固定的粉丝群体投入持续的经济消费。因此她的角色设定为有着透亮肌肤、精致五官和魔鬼身材的时尚博主。这种根植于趣缘关系，将虚拟偶像作为媒介，重新建立的虚拟文化群体，并试图在这一基于共同的想象建立的群体中寻找有共鸣的人，通过获得自我投射和身份认同的方式，从而强化自己的身份标识。群体成员利用建立自我同一性对别的群体加以区隔，进而在行为习惯、心理观照等方面加深对虚拟偶像的自我认同，并在群体中交流探讨、开展活动，建构自身的人格特质。

除此之外，新媒体技术的出现便于圈层文化和社群发挥作用，让次世代青年掌握更多的集体主动性。对于虚拟偶像的粉丝而言，基于偶像创作次生文本，可以拉近他们与偶像的距离，倘若他们创作的作品能够被偶像看到、转载，或者被其他粉丝追捧，那么粉丝就可以获得自我价值实现感和满足感[9]。Bilibili网站有着一定数量的虚拟偶像粉丝社群，UP主和粉丝们会翻唱虚拟偶像的歌曲、撰写同人小说等，粉丝从中获得集体认同感，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粉丝生态圈。这类虚拟偶像粉丝生态圈得以建立的基础是对虚拟偶像的共同想象与喜爱，也正是这种美好的想象使粉丝对虚拟偶像产生了崇拜心理，相较真实社会而言，这些次世代青年之间联系紧密，他们所构成的亲密关系和社群主义，与当代社会人们的淡漠社交关系形成鲜明对比。在一定意义上，虚拟社群得以建构的关键，是对虚拟偶像的共同想象的集体认同，进而形成强烈的精神归属感和群体标签。美国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认为，“认同”指的是个体与某一类特定群体相连接，形成新集体，从而完成自我的成长，获得自我价值实现感。

四、结语

如今，虚拟偶像在娱乐文化产业大受欢迎，他们的身体由智能技术构成，用数字信息进行仿真表演，使得真实和虚拟世界的划分变得不断模糊。虚拟偶像现象的出现，也改变了人们的视觉审美习惯，拓宽了人们的想象空间，改变着人们的娱乐消费方式，不断满足大众需求。

在媒介化社会产生的种种现象中，虚拟偶像文化是其中一种典型代表。现在，媒介逻辑已经在人们浑然不知的情况下，融入人们生活的各方面。鲍德里亚曾针对媒介技术的发展，提出“拟像”的概念，他认为在媒介社会中，“拟像”比现实更真实，可以被视为超真实，“拟象不同于虚构或者谎言，不只是把缺席视为表达存在的一种方式，把想象视为真实，而且也不断消弭与真实的差距，直至将真实同化于虚构中。”虚拟偶像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拟像”，它并不真实，却消弭了真实与虚拟的界限，是超越真实的存在，是一种对现实的遮蔽。

在次世代文化背景下，虚拟偶像借助数字技术得以呈现，不具备真实的躯体却“真实”存在。在一系列参与式创作过程里，资本、虚拟偶像主体与粉丝群体一起创造了视觉奇观，代表着当下社会新的生活方式。在这之中，不管是对自我还是对群体产生的影响来看，虚拟偶像消费作为文化符号消费的一种形式，仍在普通偶像消费的文化价值和情感消费范畴，或许今后我们能做到的是，保持不断对虚拟偶像产生的价值和意义进行理性分析，持续运用最新的理论和分析方法，不断深入对虚拟偶像文化的探索研究，才是虚拟偶像文化研究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