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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2-12-26高帆

人民论坛 2022年22期
关键词:中国式规模人口

高帆

【关键词】人口规模 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 政府-市场关系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亟待推进的普遍性命题,也是发达国家业已经历的根本性转变,它意味着特定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革,并由此实现了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提升。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科学系统地阐述了新时代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指导思想、战略部署和举措安排,并明确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鲜明理论和实践创新特征的重大命题,它意味着我国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基础上,依据自身发展条件和目标成功自主地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立意高远、特征鲜明、内涵丰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五个方面的中国特色形成了一个相辅相成、具有结构特征的有机整体。其中,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体现。无论是就现实条件、目标定位、实现路径、制度保障,还是就国内意义、世界影响而言,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都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全新课题。这一课题蕴含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深入探究,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实现、会产生怎样的效应等问题,需要给予回应和解答。

人口因素是一国现代化的客观条件,也是一国现代化的受益主体,不同的人口特征很可能会引申出不同的现代化类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是全球范围人口最为庞大的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中国拥有总人口5.54亿,占世界人口的21.9%”①。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显示,1960年—2021年,中国人口数从6.67亿增至14.12亿,同期世界人口数从30.32亿增至78.37亿,中国人口数占世界人口数的比重从22.00%降至18.02%,但中国人口规模始终在全球排名第一。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各国人口资料,2021年世界人口规模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中国(14.12亿)、印度(13.93亿)、美国(3.32亿)、印度尼西亚(2.76亿)、巴基斯坦(2.25亿)、巴西(2.14亿)、尼日利亚(2.11亿)、孟加拉国(1.66亿)、俄罗斯(1.43亿)、墨西哥(1.30亿)。除印度之外,其他人口大国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存在明显落差,中国人口数甚至超过了世界人口数排名从第四到第十共7个国家的总和。

在中国这样具有巨大人口规模的国家推进现代化,其难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主要是因为: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条件下,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人均资源占有量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显示,中国人均耕地规模大致维持在世界水平的40%左右,1961年—2018年,该比重经历了小幅波动后从43.38%变为46.30%。就产业转型而言,“没有其他国家在全力向现代工业化冲击之前,具有人数通常为它两三倍的如此众多和稠密的农村人口”②。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国内的发展存在一定差距,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存在着不平衡发展,不同社会成员的禀赋条件和收入水平也会有一定落差,回应这种差距是具有挑战性的。例如,2022年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1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明显高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29975元。按全国居民五等份收入分组,我国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836元,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333元,前者是后者的10倍多。按照美国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对集体行动逻辑的理论阐释,集体采取一致行动与集体成员的规模大小紧密相关。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不同社会成员的发展条件和利益诉求并不一致,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具备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以解决社会成员之间的激励相容和发展动力问题。

人口规模巨大还意味着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能够提供的经验是有限的,在人类发展史上,还不存在一个人口超过十亿的国家成功完成现代化的先例。显然,中国不能通过对域外做法的“拿来主义”或“简单模仿”实现本国现代化,其现代化进程具有鲜明的自我探索性质,“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是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考虑到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单一的经济总量高增长,那么中国是在条件更加严苛(人口规模巨大)的情形下实现目标更为高远(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实现难度不言而喻。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不能依靠个别成员单独完成,而是需要社会成员广泛参与,是一个社会成员共同推进、并由此获得收益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在人口总数超过5亿的情形下正式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现阶段中国则要在人口规模超过14亿的背景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涉及的主体数量世所罕见,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必然要调动各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并依靠主体间的协同努力来汇聚发展的驱动力量。在国家间竞争程度加剧以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我国不同主体间的团结奋斗、协同努力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尤为突出。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我国社会成员间团结协同和力量汇聚的根本保障。

从国际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的成立使得中国具有了广袤的疆域、强大的国防以及平稳的社会秩序。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应对外部冲击、干扰甚至挑战的能力在显著增强,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前提条件。

从国内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稳定的、高远的战略目标指向,即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做到了把社会整体的长远利益放在改革和政策制定的首要考虑位置”③。这种基于长远利益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实施与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的特质紧密关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坚实的思想指导,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推动理论创新,依靠理论创新成果指导推動中国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实践中通过推动制定国家发展规划、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实施城乡区域发展战略等方式,广泛动员和组织各领域各民族各地区社会成员,在“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中汇聚社会力量,进而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一张蓝图绘到底”“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显著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我国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制定并实施了十四个五年规划(或计划),改革开放之后针对“三农”问题已发布和实施了24个中央一号文件,等等,这些都是党领导全体人民推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呈现出中央顶层设计和各地因地制宜相结合、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自主决策相统一的显著特征,前者强调的是带有整体性和方向性的战略布局,后者则强调的是带有地域性和个体性的具体操作。“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显著特征④,而党的领导是有效市场成功联系起来的决定性因素⑤,中国在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党—政府—市场三位一体的新型政府市场关系。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能够实现对社会成员的充分动员和有力组织,进而持续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

从主要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现代化进程首先发端于经济领域的总量增长和结构转变,这种经济现代化往往与工业革命的发生紧密相关。在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这些发达国家依靠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了向高收入国家的跃迁,其中工业化表现为工业产值占比和就业占比的提高,城市化则表现为城市就业占比和人口占比的攀升,与此相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则呈现出“小部门化”趋势。这似乎是现有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般规律”或“国际经验”。

然而,对于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而言,这种现代化方式的适用性值得审慎对待。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工业化率和城市化率有了显著提高,但中国式现代化并不局限于这两者,而是更加强调工农城乡之间的均衡、融合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作为人口规模长期居于世界首位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粮食供给“不能出现任何闪失”的基础之上,粮食安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稳定器”“压舱石”作用。解决十四亿多人的吃饭问题(包括“够不够吃”和“好不好吃”两个维度),必须将战略基础放在国内农业的持续发展之上,不能指望其他国家来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中国不能像其他国家(例如日本)那样通过高进口份额来满足居民食品需求,因为那样对中国应对外部风险以及全球粮价维持相对稳定都是不利的。此外,作为世界上人口总数最为庞大的国家,中国城市化率在未来较长时期还会提高,但即使城市化率达到了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的一般水平(例如75%—80%),其对应的农业农村人口数量仍然是举世罕见的,使得未来3—4亿农业农村人口充分共享发展成果,这对于我国从根本上解决不平衡发展问题意义重大,中国不能像其他国家(例如韩国)那样主要依靠高城市化率来实现现代化。就国际案例而言,虽然部分国家实现了城市化率的快速攀高(例如,巴西在1960年—2021年城市化率从46.14%提高至87.32%),但这一过程却伴随着城市的“贫民窟”和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拉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对这些经济体而言是严峻挑战,其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仍然相去甚远。这些经济体的发展实践从反面验证了将工业化、城市化与现代化等同起来是值得商榷的。

基于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同样对农业农村的发展予以高度关注,对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予以高度警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农村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减贫举措,最终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创举”⑥,这是我国高度关注和致力于解决不平衡发展的一个例证。从发展方式来看,中国是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的情形下推进现代化的,新时代我国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这种方式的集中体现。

制度对特定国家的发展具有关键作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即经济制度)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了经济制度的选择和实施直接决定了国富还是国穷,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德隆·阿西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教授詹姆斯·A.罗宾逊就从制度视角出发来解释国家出现成功与失败的原因。从演变历程来看,现有发达国家在国家类型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制度上则凸显了自由市场机制的作用,这些制度甚至被概括为主张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的所谓“华盛顿共识”。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指向,这意味着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制度具有自身特色,不同层次的制度相互支撑、彼此嵌入,形成了一个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事业接续发展的制度体系。

区别于其他主要经济体,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与那些人均国民收入高但两极分化严重的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显著差异。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从而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制度具有守正创新的鲜明特征。在经济维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生产资料私有制而存在着周期性危机等固有缺陷。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以及制度演变方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我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而言,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实践需要来考虑基本经济制度。基于此,我国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规律,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契合自身国情的基本经济制度,即所有制层面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层面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經济运行制度层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从实践角度看,这些基本经济制度激发了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力,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显著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世界范围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就是明显例证,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并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后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间的差距在持续缩小。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表明,按照2015年不变价美元计算,2010年—2021年,中国GDP相当于美国GDP的份额从46.11%攀高至77.69%。不仅如此,这些基本经济制度还增强了中国应对内外部冲击的韧性,避免在经济增长中出现严重两极分化,使得经济发展具有较为突出的包容性,中国在世界范围取得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和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就是集中体现。

显而易见,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制度具有自身特色,这些制度与域外经济体相比存在着独特性,也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特征,其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同时,立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目标定位,按照守正创新原则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依据实践特征的动态变化对具体经济制度等进行调整和完善。

对任何国家而言,现代化都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过程,都需要在一个时段内来完成。但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所需要付出的时间、经历的过程可能并不相同。对于中国这样人口规模巨大且现代化启动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家来说,其现代化的过程必定要经历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努力。实现十四亿多人的共同富裕目标,必定不同于那些人口规模较小或初始禀赋条件占优(例如新加坡)的国家,后者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来完成现代化,但这种短期内实现现代化的情形在中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从实践来看,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在路径上具有显著的循序渐进特征,即通过分阶段、分步骤方式来把握不同时段的发展条件,并确定这一时段最为关键的发展战略,进而在各阶段目标达成的基础上,通过发展成果的不断累积来逐步实现最终目标。这是我国从具体国情特别是人口规模巨大特征出发而作出的务实选择,并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面向未来、目标引导、立足实际、稳扎稳打的特征。

具体而言,1956年,我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通过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来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些为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制度和产业基础。1978年之后,我国在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背景下,通过实施对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的主动融入全球经济,极大地释放了经济活力,促进了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主导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据此我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战略正成为新时代的重要战略取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味着高质量发展战略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从对标新征程要求的角度看,高质量发展战略在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中仍将扮演着重要角色,未来我国仍需要紧紧扭住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瓶颈因素,通过完善体制机制持续推动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建设工作,以此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显然,在人口规模巨大的基本国情下,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不可能在短期内轻松完成,沿着形成制度基础—推动重工业优先发展—实现经济总量高速增长—走向高质量发展的次序,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按照环环相扣、前后衔接的逻辑在稳步推进的。

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这种效应的强弱是不同的。作为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影响必定是广泛和深远的。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并由此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业已推进的社会发展实践,证明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对社会成员进行充分动员和采取契合国情特征的制度条件下,完全可以迈向现代化之路,并取得显著发展绩效。

无论是回望过去还是展望未来,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都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绩效是制度的“检验标尺”。中国业已推进的现代化事业在宏观层面显著地增强了我国的综合国力,这为回应内外部冲击和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微观层面则显著改善了社会成员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社会福祉,对激发我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进一步凝聚起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力量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中国业已推进的现代化事业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契合我国国情,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增强制度自信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关键作用。其次,现代化国家的内涵非常丰富,但现代化国家首先应是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的资料,2021年中国的人口规模(14.12亿)超过了世界三大经济体的人口规模之和(美国3.32亿、欧盟4.47亿、日本1.26亿),甚至也超过了现阶段所有高收入国家的人口之和(12.41亿)。2022年1月17日,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2551美元,比较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线”。中国即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并在此基础上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意味着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总数增长超过了一倍,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稳定器”功能将进一步增强。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通过不懈努力逐步实现现代化,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是巨大鼓舞。与套用已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不同,中国是依据本国国情、采取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方式来推进现代化,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价值,即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是多元的,现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现代化的本质是用本国的“钥匙”来开启本国发展的“大门”。除此之外,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也具有理论意蕴,它推动了现代化理论创新,深化了人们对现代化规律的认识,例如,在现代化进程中,统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重要的,现代化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总量增长;在大国发展进程中,统筹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重要的,应在广阔的视野中理解农业农村的功能;在大国发展进程中,审慎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重要的,“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对于大国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推动作用,等等。

总而言之,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的重大国情,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与人口特征相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条件、目标和路径必定与其他国家存在区别。域外发达国家的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提供参考,有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实践也可以为中国提供镜鉴,但移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做法是不合适的,这样在理论上会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读”,在实践上也可能会形成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误导”。尽管人口规模巨大意味着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难度前所未有,但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进的现代化事业取得了世所罕见的成就,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形成了契合本土特征且行之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在不同阶段的发展战略整体上达到了预期效果,且不同阶段的发展成果具有累积效应。中国业已推进的现代化实践以及擘画的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实践路径具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標进军的关键时刻,从多个维度来理解中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的丰富意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能够使人们从中体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历程和丰硕成果,也深化人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必定会走得稳、走得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新时代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瞄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个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迈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进程也必定会创造出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更多奇迹。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新型城乡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ZDA06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蔡昉:《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绪论第2页。

②[美]R.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著,谢亮生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卷 革命的中国的兴起 1949—1965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③姚洋:《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④陈云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第4-19页。

⑤裴长洪、倪江飞:《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动态》,2021年第4期,第3-14页。

⑥杨灿明:《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2021年第11期,第1-15页。

责编/谢帅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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