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荣彬，陈 莞

(福州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0 引言

2019年，腾讯公司将科技向善升级为企业的新愿景，即以用户价值为依归，在提供产品与服务过程中融入社会责任，实现科技创新，最大化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1]。自此，企业科技向善逐步成为践行科技与社会共生的新路标和行动准则。2020年突发公共卫生危机，测温防控机器人、消毒安全卫士机器人、健康码、疫情实时地图等解决方案的背后，都包含企业科技向善触发的向善力与创新力[2]。在数字经济时代，科技向善为企业合理运用科学技术，最大化社会福祉提供可借鉴的行动方案，也给创新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

现有研究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影响因素展开了初步探索。从企业科技向善内涵看，费俊[3]从产品与服务视角指出，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基于用户潜在需求，通过持续创造兼具社会和商业价值的产品与服务实现向善；陈晓萍[4]基于关联群体利益视角指出，企业科技向善可被理解为有良知的商业逻辑，即企业在产品与服务设计、使用过程中，将消费者、供应商乃至整个社会纳入考虑范畴；姜奇平[5]指出，科技企业从利益观转变为社会服务观，即为科技向善。从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看，孟猛猛和雷家骕[6]认为，外部冲击与共生共存需要是企业科技向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司晓和马永武[1]从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指出，股东、债权人往往能通过互惠型关系网络洞悉社会问题并发现潜在需求，为企业理解具体产品“善”的界定，抓住机遇，提供外部信息与资源，同时政府作为引导企业行为与协调社会资源的重要主体，能够通过法律手段规制企业行为，进而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Gratton[7]基于员工视角指出，企业科技向善依赖于员工行为与特质。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与影响因素的探索仍处于起步阶段，现有文献不足之处在于：①基于不同研究情境与视角分析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对已有企业科技向善内涵研究的系统性回顾与归纳较少；②从单一主体/视角出发对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展开探索，忽略了不同影响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叠加增益效果，研究系统性及综合性存在不足；③尚无学者利用质性材料，基于扎根理论和ISM模型对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进行分析，并建构相应的整合模型。

本文在现有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影响因素研究的基础上，首先，基于朱恒源、姜奇平等27位学者、企业家访谈及演讲实录等质性材料，提取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其次，运用系统工程ISM模型探索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间的逻辑关联以及各因素间的多层递阶结构；最后，建构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机理模型。本研究的贡献在：①运用扎根理论技术系统性分析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整合现有研究文献；②构建企业科技向善ISM模型，揭示不同影响因素间复杂的内在关联及结构，丰富现有研究结论；③明确企业科技向善驱动机制，为企业落实科技向善，促进创新转型升级，实现“基业长青”提供理论与实践启示。

1 研究回顾

自2018年以来，国内外企业科技向善研究逐年增加。以“企业科技向善”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发现，2018—2021年此类研究的发文量由5篇增长到29篇，但核心期刊中仅3篇聚焦于商业领域企业科技向善行动。同时，在外文期刊数据库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中以主题词“Tech for social good”检索发现，2018—2020年发文量由33篇上升到60篇。从发表领域看，管理学与经济学有34篇，如《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在2016年关注企业如何运用科技创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8]；计算机领域有37篇，如《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在2020年聚焦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向善的7项基本准则[9]。从国别看，美国发文量达38篇，其次是中国(19篇)与英国(11篇)。总体而言，企业科技向善相关研究虽处于初期阶段，但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基于此，本文从内涵与影响因素等方面，对现有企业科技向善研究文献进行回顾。

1.1 企业科技向善内涵

Miller于2013年提出科技向善这一概念，认为科技向善是指企业善用科技处理社会问题，即企业应当采用最有可能对社会福祉形成积极影响的方式，成为成功的大企业。此后，国内外学者立足不同研究情境与视角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的界定大致可分为微观视角与宏观视角两个层面。微观视角上，杨淼和雷家骕[10]认为，企业科技向善是基于竞争性战略导向的企业创新行为；孟猛猛和雷家骕[6]提出，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自觉运用负责任的创新型技术处理社会问题，在产品设计与技术应用过程中融合道德特性；陈晓萍[4]从关联群体利益视角指出，企业科技向善是有良知的商业逻辑，它将与产业/服务存在关联的群体利益纳入设计和生产考量中；姜奇平[5]、刘秀秀[11]研究表明，企业科技向善的提出能够凸显科技企业由利益观向社会服务观的转变。宏观视角上，李欣融等[12]认为，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在确保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前提下，采取负责任的创新方式解决社会问题，以谋求社会福祉并实现可持续发展；邱泽奇[13]指出，科技向善意味着科技在实现人与人、人与物及物与物间的联系中起关键作用，并能够为多数人提供便利与红利。综合上述观点，本研究认为，企业科技向善是企业为最大化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运用创新技术生产与提供产品/服务，从而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企业行动[8,14]。

维度划分方面，司晓和马永武[1]基于产品视角指出，善品创新与产品底线是企业科技向善的双重维度，善品创新即寻求技术可为善的产品定位，产品底线即寻求方案用以解决科技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孟猛猛和雷家骕[6]基于集体主义视角指出，企业科技向善维度可分为负责任创新、社会问题、社会价值以及公共利益；李欣融等[12]基于企业战略视角研究表明，企业科技向善蕴含规避技术作恶、实现技术为善的双重维度；杨淼和雷家骕[10]从理念、行为、内容及制度等4个方面阐释企业科技向善；邱泽奇[13]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提出，科技向善具有社会效率、社会覆盖性、社会兼容性和社会整合性4个维度。

1.2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

当前研究主要基于外部环境层面、企业内部层面以及心理认知层面，对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展开探索。从外部环境层面看，社会问题与外部冲击能够影响企业科技向善进程。孟猛猛和雷家骕[6]认为，企业从社会问题中识别创新机会并不断适应由外部冲击导致的市场环境变化，善用科技解决社会问题，从而最大化社会福祉。此外，外部利益相关者也是影响企业科技向善的重要因素，发达市场中的企业更为“透明”，社会公众对企业信息的获知更为直接，成为促进企业科技向善的重要动力[15]。政府外部治理能够有效引导企业明确向善与商业逻辑的关系，促使企业在保持“敬畏”的同时，能够实现精准的科技创新定位[16]。股东、债权人往往能够通过互惠型关系网络洞悉社会问题并发现潜在需求，为企业理解具体产品“善”的界定，抓住机遇，实现善品创新提供外部信息与资源[2]。行业协会与第三方机构能够将企业科技向善相关议题转化成具备实践价值的行动方案，进而实现行业与政府规制的有效衔接，是促进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力量[1]。消费者需求是驱动企业科技向善的又一关键因素，司晓和马永武[1]认为，社会福祉尚未覆盖的领域往往蕴含新的发展机遇，从而驱动企业实现社会导向创新。

从企业内部层面看，多元化组织知识和难以模仿的异质能力，对企业科技向善具有促进作用[12]。其中，创新机遇识别能力是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内生动力。孟猛猛和雷家骕[6]指出，创新机会识别能力决定企业实施科技向善战略的成败；Kovacic[17]认为，科技企业构建内部审查委员会等企业治理机制有助于创新产品生产，同时具备“向善”内涵的企业文化会持续渗透进员工行为中，成为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动力[18]；陈晓萍[4]基于员工视角研究发现，赋能员工、实现工作自主性以及促使员工感知工作意义有助于增强员工自豪感与归属感，从而更积极地投身于企业科技向善实践。

从心理认知层面看，高层梯队理论表明，高层管理人员的心理学特征对企业决策与行为具有重要影响。Quihuis[19]指出，企业家与管理者认知变化能够影响企业科技向善；李欣融等[12]研究表明，高管认知对不同市场环境下组织选择与商业信息的理解具有显著影响，进而引导企业伦理行为；杨淼和雷家骕[10]基于人与情境交互模型研究表明，企业家的价值观与童年经历、管理者特征等因素能够影响企业对科技道德困境的认知，进而对企业科技向善行动抉择产生影响。

2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探索性分析

扎根理论可以在对质性材料进行归纳、梳理及分析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某些社会现象背后的核心概念及主副范畴[20]。当前，理论界对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理论模型，具备一定的探索性，因而本研究适合采用扎根理论。本文以知名学者与企业家关于企业科技向善的访谈和演讲实录作为质性研究材料，从中提取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

2.1 资料收集

腾讯研究院是我国最早对企业科技向善进行专题研究的机构，2019年9月围绕“何为科技向善”“如何理解与推进科技向善”等问题，专访全球学者与企业家。本文基于《共生：科技与社会驱动的数字化未来》与《科技向善：大科技时代的最优选》中的27位学者与企业家访谈实录，以及四届科技向善论坛演讲稿等质性材料进行影响因素提取。为确保选用质性材料的有效性与可靠性，邀请领域专家及博士生对上述材料进行同步分析并对研究结果进行比对，最终收集整理得到10万余字的原始质性材料。

2.2 影响因素提取

扎根理论要求对质性材料逐词逐句研究分析并进行标签化，在深度挖掘相关质性材料后，基于初始概念进行相关范畴提取。本研究使用NVivo 11软件对原始质性材料进行标签化，并深入分析相关初始概念。基于原始文本语句提取初始概念后，本研究从中归纳并提炼出20个范畴，如表1所示。据此，在对原始质性材料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取出20个企业科技向善的关键影响因素。

表1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探索性分析结果Tab.1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续表1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探索性分析结果Tab.1(Continued) Exploratory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3 研究方法与设计

3.1 研究方法

解释结构模型(ISM模型)是系统工程领域的重要研究方式，由Warfield于1973年为探索复杂社会经济系统而研发。该方法通过收集现实资料，运用理论演绎方式揭示复杂经济社会系统中各影响因素间的相互关联，并以多层递阶结构呈现，进而以更加清晰、严密及层次化方式展示复杂系统内部构造[21]。

3.2 模型矩阵构造

在结合扎根理论提取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本文采用专家调查法，通过线上线下访谈、电子邮件沟通及问卷调研等方式对企业科技向善研究领域专家、学者以及倡导科技向善的企业家进行观点征询。

在结合影响因素特征与专家访谈结果的基础上，本文对研究系统中的各影响因素进行编码与定义描述，如表2所示。

表2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3.2.1 邻接矩阵构造

为确保结果的严谨性与准确性，本文对专家给出的意见进行对比与筛选，最终形成汇总结果。基于此，将提取出的20个影响因素建立关联，以20×20的矩阵表示，构建邻接矩阵D(见表3)。元素dij表示邻接矩阵D中第i行、第j列的元素，即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Fi对Fj的影响(i，j=1，2，3，……20)。如果Fi对Fj存在直接影响，则dij=1；如果Fi对Fj不存在直接影响，则dij=0。

表3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的邻接矩阵Tab.3 Adjacent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3.2.2 可达矩阵构造

可达矩阵表示因素间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关系，即影响因素Fi可借由单位I的距离作用于Fj，同样Fj也可借由单位I的距离作用于其它影响因素。基于此，在对邻接矩阵D与单位矩阵I求和的基础上，构造矩阵D+I。同时，对矩阵D+I进行布尔代数幂运算，当邻接矩阵D满足(D+I)m-1≠(D+I)m=(D+I)m+1=N时，求得矩阵N为邻接矩阵D的可达矩阵。本研究在邻接矩阵的基础上，运用Matlab软件计算得到企业科技向善各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N(见表4)。

表4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可达矩阵Tab.4 Reachability matrix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3.2.3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层次划分

对可达矩阵进行层次划分的目的在于获取一般性骨架矩阵，以揭示企业科技向善ISM模型中影响因素间的多层递阶关系。据此，本研究在可达矩阵N的基础上，依照各影响因素在系统中的位置，将矩阵N划分为可达集合G(Fi)和先行集合H(Fi)。可达集合G(Fi)表示影响因素Fi所在行含有数字1对应列的影响因素集合；先行集合H(Fi)表示影响因素Fi所在列含有数字1对应行的影响因素集合。交集I(Fi)表示可达集合G(Fi)和先行集合H(Fi)间的交集，一方面能够影响可达集合G(Fi)，另一方面能够被先行集合H(Fi)影响。如果某影响因素同时处于可达集合G(Fi)与交集I(Fi)中，表明该影响因素属于这一层。表5为第一次层次化处理结果。

表5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层次化处理Tab.5 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3.2.4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ISM模型

由表5可知，F3、F6、F11、F13、F16等5个影响因素为第一层。将上述5个影响因素剔除，再次进行层级梳理可知，满足条件的影响因素为F5、F8、F9、F12、F15。因此，影响因素F5、F8、F9、F12、F15为第二层。按照这一规则，本研究采用Matlab软件进行运算，划分出以下层级：L1={F3，F6，F11，F13，F16}；L2={F5，F8，F9，F12，F15}；L3={F4，F10，F14，F17，F18}；L4={F1，F2，F7}；L5={F19，F20}。依照层级梳理结果，根据邻接矩阵所示因素间的关联，构造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ISM模型，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20个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构成5级递阶结构模型，不同层级间的影响因素呈现出异质性特点。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层级由L1到L5，随着层级不断提高，由表层逐渐向深层过渡。位于最表层的影响因素为消费者需求、认知与态度、价值观、愿景与使命以及创新机遇识别，属于企业科技向善的直接影响因素。最底层的影响因素为社会发展与转型、市场环境，属于企业科技向善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位于中间层级的13个因素为连接直接影响因素与深层影响因素的“桥梁”。

图1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ISM模型Fig.1 ISM model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3.2.5 驱动机理分析

依照上述多层递阶关系模型，本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对企业科技向善的影响深度与广度存在差异，通过梳理上述ISM模型层级关系，揭示企业科技向善驱动机理(见图2)，进而明确促进企业科技向善的重要因素。

(1)社会发展与转型以及企业所处市场环境是影响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宏观因素，即企业所处社会背景与市场环境等因素虽不能直接对企业科技向善产生影响，但依旧可以借助其它因素对企业科技向善产生影响。

(2)企业科技向善中间层的影响因素为第二、第三、第四层的13个因素，主要为员工素养、企业知识储备与能力、企业文化、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投资者诉求、技术进步、政府规制、社会规范等，大体表征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外部治理与内部支撑因素。其中，政府规制、社会规范与行业参与等规制性、规范性制度因素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及态度，可为企业设定合理的愿景使命、识别创新机遇及满足消费者需求提供支撑。员工素养、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投资者诉求、学界呼吁与参与、同行企业等利益相关者，从内、外两个方面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总体来看，驱动企业科技向善的第二、第三及第四层影响因素由外部因素向内部因素过渡，凸显出在科技向善由企业自主选择向默认选项转化过程中，外部治理机制的关键性作用。

(3)位于最表层的影响因素为消费者需求、认知与态度、价值观、愿景与使命以及创新机遇识别等5个因素，是企业科技向善最直接的影响因素。管理者认知与态度、价值观作为企业科技向善的直接影响因素，关系到企业能否将“善”的因素内嵌于商业模式与运作逻辑中，进而在“善意+产品”模式中寻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识别新的业务机会，为实现二次创业提供新思路。消费者需求与创新机遇识别决定企业科技向善行动方向，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是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核心内涵。为确保企业科技向善行动的可持续性，商业价值不可忽视。消费者需求与创新机遇往往蕴含在社会福祉尚未覆盖的领域(如产品适老化问题、情感陪伴问题以及服刑人员再社会化问题)，上述领域问题的解决能够帮助企业实现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因此，消费者需求与创新机遇识别成为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决定因素。愿景与使命直接决定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时间与空间边界。企业愿景与使命如果蕴含着最大化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的观点，将在企业科技向善行动过程中发挥重要引领与导向作用。

图2 企业科技向善驱动机理Fig.2 Driving mechanism of corporate technology for social good

4 结语

4.1 研究结论

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众多，本文在回顾企业科技向善内涵与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基于系统视角采取扎根理论对27位学者、企业家的访谈与演讲实录等质性材料进行分析，提炼出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同时，运用ISM模型分析各类影响因素以及其相互关联，梳理企业科技向善关键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1)企业科技向善的直接影响因素为消费者需求、认知与态度、价值观、愿景与使命以及创新机遇识别，是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必要条件。

(2)企业科技向善的中间层影响因素为员工素养、企业知识储备与能力、企业文化、治理结构、组织管理、投资者诉求、技术进步、学界呼吁与参与、同行企业、突发事件冲击、政府规制、社会规范以及行业参与等，大体表征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外部治理与内部支撑因素。

(3)企业科技向善最深层的影响因素为社会发展与转型、市场环境因素，表明社会、市场对实现科技与社会共生的呼吁，是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深层动力。

4.2 理论意义

(1)突发公共卫生危机使中国企业科技向善现象受到广泛关注，然而，现有文献对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影响因素缺乏系统性分析与阐释，从而难以为企业科技向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因此，本文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回顾现有企业科技向善内涵与维度研究[4,6,10,12]，并提出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为最大化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运用创新技术以生产与提供产品/服务，从而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企业行动，可为后续企业科技向善理论内涵探索提供参考，同时回应了孟猛猛和雷家骕[6]提出的未来需进一步深化企业科技向善基础研究，拓展企业科技向善概念的呼吁。

(2)现有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且缺乏系统性，本研究立足系统视角，采用扎根理论提炼影响因素，通过构建企业科技向善ISM模型，揭示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间的多层递阶结构，系统描绘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谱系，既丰富了现有理论研究，也回应了李欣融等[12]提出的进一步挖掘企业科技向善动因，以及孟猛猛和雷家骕[6]提出的运用多种研究范式完善企业科技向善理论体系的倡议。

(3)基于企业科技向善的ISM模型，本研究发现，不同因素对企业科技向善的影响程度及范围存在差异。在对上述ISM模型进行梳理后，进一步揭示企业科技向善的驱动机制，即大致由深层宏观因素到外部利益相关群体，再到内部企业治理，最后到表层因素的过程，既拓展了现有驱动企业科技向善战略逻辑框架，也丰富了驱动企业践行科技向善作用机制研究。

4.3 实践启示

(1)企业管理者认知与态度、价值观是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前置因素[22]。一方面，各企业家协会举办企业科技向善系列座谈会，邀请科技向善践行企业介绍可供借鉴的战略布局与行动路径，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管理者认知与态度、价值观。另一方面，管理者作为企业战略制定与执行的决策者，需积极转变自身观点，促使企业发展理念由以商业利益为中心转变为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并重。

(2)消费者需求与创新机遇识别是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必要条件。商业价值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保障，从社会福祉尚未覆盖的领域发掘消费者需求，一方面促使企业识别创新发展机遇，进而获取商业利润；另一方面有助于最大化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进而引导企业获取新的竞争优势[23,24]。因此，大型企业可以从传统产品问题解决方案中识别新的业务机会，践行科技向善；成长型企业可从新技术的本质出发，结合尚未得到满足的消费者需求，在探寻新技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过程中，识别新的商业机会。

(3)企业愿景与使命、组织管理及治理结构等内部支撑是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关键。因此，企业伦理委员会与内部审查制度能够帮助企业树立提供产品/服务的社会价值导向。同时，企业致力于构建具有道德属性的内部文化环境、使命与愿景，有利于提升科技向善行动的可持续性。在不确定性环境下，企业需进一步提升自身知识储备，持续培育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与替代的能力，进而为践行科技向善提供良好基础。

(4)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等外部利益相关群体及要素是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动力。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法规，确保企业能够在践行科技向善的轨道上持续发展。值得注意的是，监管企业行为是必要的，有效的监管逻辑是服务性与协同性监督及管理，将科技原理转化为产品/服务的过程置于政府规制、社会规范、第三方机构倡议以及行业协会规范等多元主体的视野中，实现科技与社会共生，确保企业践行科技向善。

(5)市场环境及社会发展与转型是企业践行科技向善的重要依托。任何企业的生存发展都不能脱离所处社会与市场环境。因此，一方面，企业需重视转型过程中社会对“善”的诉求，发掘创新机遇,树立有良知的商业逻辑；另一方面，政府应持续优化市场环境，不断提升市场透明度，帮助企业获取先进的技术与充足的资本，进而影响企业科技向善行为。

4.4 不足与展望

本文对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但缺乏对不同影响因素重要性的评估。因此，未来研究可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的分配权重，从而确定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此外，本研究缺乏量化数据支撑，27位专家、企业家发访谈与演讲实录等资料有待进一步扩充。因此，未来可通过进一步收集相关质性材料完善多层递阶结构模型，明确各影响因素量化测度方法，进而丰富当前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