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庠， 邢安艺， 卢 杨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1 新时代畜牧业发展新要求

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充分表明，我国开始步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叶兴庆，2021）。伴随着高质量发展新时期的到来，我国也迈入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阶段，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产业部门，在构建国家现代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更是提出“农业强国”概念，足以证明建成农业强国，对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乡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标内容（徐光平和曲海燕，2021）。然而，我国农业发展一直以来都呈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农业科技贡献率、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资源利用率较低，相较其他先进国家仍有较大差距，成为我国农业强国建设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2021年畜牧业生产总值占据农业总产值已达到27.15%1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计算畜牧业生产总值占据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左右，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也是现代农业的标志性产业，对于助力农牧民增收、保障国家食品安全、促进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畜牧业长期以来表现出的科技贡献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下、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政策体系效果欠佳、价值转换不充分、环境效益难实现等一系列问题，极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前进步伐。因此，为响应乡村振兴战略下“农业强国”新目标，必须要把打造畜牧强国的工作任务提上日程，为打造畜牧强国提供明确的方向指引，良好的评价指标体系能够有效促进畜牧强国建设。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我国畜牧业发展的现实基础及未来方向，旨在构建出一套适应乡村振兴新要求的中国式畜牧强国评价指标体系，以更好地助力畜牧强国、进而推动农业强国、最终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2 打造畜牧强国的现实基础与可行能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畜牧业主要经历了生产力快速恢复、产能扩充、模式转型升级、生态效益兼顾四个阶段（刘刚等，2018），同时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科技支撑水平不断增强，生产效率明显提高；有效带动农牧民增收，壮大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王明利，2018；师帅等，2017；孙良媛等，2016；石自忠等，2016），为我国由“畜牧大国”向“畜牧强国”转变奠定了重要的现实基础与强大的可行能力。

2.1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新中国成立之初，肉类总产量220万t，畜牧业产值仅占同期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一直到1978年肉类总产量也不足千万吨，畜产品短缺严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畜牧业生产结构调整不断深化，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陈伟生，2019），家禽和以牛羊为主的节粮型草食畜牧业快速发展，全面扭转了改革开放初期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2014年肉类总产量达到历史峰值，后受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及一些地方不合理禁养、限养等因素的影响，猪肉产量有所回落，但是其他畜产品依旧有明显增长（熊学振，2022）。1980-2019年我国肉、蛋、奶产量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3%、6.6%、9.1%1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从人均占有量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人均肉蛋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奶产品产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8%。在经过产业结构升级、技术研发创新、品种优化培育等一系列有效措施的调整后，我国畜牧业生产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2019年人均肉类占有量已超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禽蛋占有量更是超过了发达国家，奶产品产量增幅尤其明显，2019年人均奶类占有量是1980年的19倍，表现出极强的增长潜力。

2.2 科技支撑有所增强，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更加注重畜牧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建设，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技贡献率不断提高。自1998年启动“畜禽良种工程”以来，截至2018年，全国已有种畜禽场10259个2数据来源于2019年《中国畜牧兽医年鉴》。。优良畜禽品种的培育和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我国畜牧业生产效率，为畜牧业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一方面单位畜禽生产能力显著提高。生猪胴体重从1980年的57.1 kg，提高到2018年的77.9 kg；规模牧场实现全面机械化工作后，奶牛平均单产达到了7.5 t3数据来源于2019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摘要》。。另一方面生产周期缩短，出栏率得到提高。育肥猪出栏周期由1978年的300 d左右缩短至180 d左右。1990-2019年猪、牛、羊的出栏率均呈现出翻倍式增长。与此同时，传统的生产方式被打破，集约化生产成为主流，规模养殖场成为主要畜禽生产的核心主体。

2.3 壮大农业农村经济，有效带动农民增收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从建国之初的不足10%，发展至2020年的27.15%。在体量迅速扩大的同时，产业效益也有了显著提升，成为农牧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擎。2000年农牧民人均畜牧业收入大约为40元，2003年增加到245.7元，到2016年农牧民人均畜牧业收入已达573.7元；对以畜牧为主要产业的地区与农户来说，畜牧业发展更是关乎其经济收益的关键性产业。2016年，全国牧区县人均纯收入为8462.6元，其中畜牧业收入为5615.9元，占收入比重近66.4%4数据来源于2001年、2004年及2017年《中国畜牧业统计年鉴》，并计算出畜牧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2019年，全国出栏1头商品肥猪平均盈利660元，平均出栏1头育肥牛盈利2048元，1头奶牛全年养殖盈利4275元。2019年蛋鸡、肉鸡养殖收益更是达到近年来最好水平，平均每只产蛋鸡全年养殖收益约为44元，平均出栏一只肉鸡盈利7.4元5数据来源于2020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摘要》，相关平均数值由计算得出。。

3 畜牧强国指标体系构建

想要更好的构建中国式畜牧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就要明确当前我国畜牧业发展的阶段目标与未来方向。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为新时代畜牧业现代化发展做出了顶层部署。党的二十大与乡村振兴战略更是对畜牧业提出了更高层次、高水平的发展要求，呼唤畜牧业实现“由顾产量到增收益、靠劳动到强科技、数量多到质量优、轻污染到重治理、周期性到可调控”的切实转变（于法稳等，2021）。

为适应新时代我国发展战略，畜牧业生产要向绿色、高效、安全、营养的目标不断前进，确保2035年前完成全方位的转型升级，为城乡居民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充足、营养、安全的肉蛋奶来源。本文提出中国畜牧业强国“六率”作为主要目标层。具体来说，一是科技贡献率：加快良种种类培育、突破育种核心技术、提升个体散户、家庭农场及龙头企业养殖水平；二是资源利用率：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强成本优势，优化地区、生产环节、品种间的资源分配；三是质量达标率：完善“生产可追溯、质量可保证、责任可追查”的畜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加快产品绿色认证，依托良种提升产品品质；四是调控有效率：持续推出稳价格、调供求、育人才、创技术、补资金等支持政策，为畜牧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五是价值转换率：加快畜产品经济、文化、精神、营养、生态价值的实现，把产品卖出去、文化讲出去、让生态有活力、为经济添动力；六是可持续增长率：绿色可持续、污染可治理、资源可循环、经济可发展。向着农民增收、环境友好、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目标进一步迈进，加快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国式的畜牧强国。

在六个目标维度基础上，按照全面性、可量化及数据可得性的原则，本文构建出包含18个准则层在内的中国畜牧强国评价指标体系，将定性与定量指标有效结合，为畜牧强国的建设提供更为明确的风向标，加快“由大到强、由有到优”的良性转变。具体指标选择及说明见表1。

表1 中国畜牧强国评价指标体系

3.1 价值转换率 产出高效的目标层下包含着投入产出高效化、经济效益可观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三个准则层。产业的成本收益率是影响生产者积极性的根本要素，是衡量一个产业高效与否的重要指标。畜牧业作为农业重要组成部门，对满足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改善农民收入、提升农业效益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作为反映产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能够有效反馈出畜牧产业内部结构的不足之处与改进方向，畜牧产业不应仅限于养殖环节，而是要搭建起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链条，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畜牧业现代化、高质量、自主性发展。

3.2 科技贡献率 科技进步的目标层下包含着从业人员专业化、物质装备机械化、产业专利多样化三个准则层。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能够为我国畜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核心竞争力，劳动力管理知识、养殖技术及市场经验的缺乏，小农户分散养殖与低效率的机械设备、核心品种及机械养殖等专利的“卡脖子”问题，均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畜牧业的效益转化。因此，要充分重视科技进步对畜牧业发展的关键作用，推动先进的专利、技术设备、管理设施及高素质劳动力的充分结合，形成边际报酬递增的良性发展模式。

3.3 质量达标率 产品安全的目标层下包含着品种培育良种化、质量安全可控化、疫病保护现代化三个准则层。由于我国畜牧业养殖以分散小农户为主体，专业养殖知识与环保意识较低，且市场监管不到位、产业链条不完善、标准化程度低、质量认证不全面等问题导致畜产品的供给与品质稳定性难以保障（刘佳，2015）；粮食安全要求“中国碗装中国粮”，畜牧安全则需要“中国地育中国种”，然而我国生产性能优良的牲畜品种仍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着国际进口，良种培育缺乏突破性进展，畜牧安全仍存风险；对疫病防治及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不足，也成为冲击我国畜牧业产品质量与供给稳定的一大隐患，不利于我国食品安全体系建设及畜牧业品牌的塑造。因此，良种培育、产品质量及疫病防治也就成为了搭建我国畜牧产业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

3.4 资源利用率 资源节约的目标层下包含着资源配置合理化、饲料自给安全化、畜牧养殖规模化三个准则层。与种植业一样，资源约束一直是畜牧业面临的难点问题，自然资源条件决定了畜牧业生产力边界；充足的饲料供给是畜牧业生产稳步进行的保障，然而我国饲料产业体系薄弱，原料供应缺口大，粮改饲、种养结合等各项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刘博涵，2020），影响饲料的安全稳定供应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畜牧产品供给与质量的波动性；规模经济具备的成本及效率优势，能够提升畜牧业的整体收益，是资源节约与充分利用的重要衡量维度之一。因此，本文选取养殖用工数量、饲料粮保障能力、规模化养殖场存栏比例三个指标对我国畜牧业资源节约情况进行评估。

3.5 可持续增长率 环境友好的目标层下包含着生产过程清洁化、土地使用合理化、气体排放减量化三个准则层。伴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近些年来，畜牧业环境规制力度及体系不断完善，发展模式有了根本性变革。在畜牧业品种丰富、产量增加的发展过程中，温室气体排放、土壤污染、水污染、化学药物残留等一系列问题仍十分严峻（张朝辉等，2022），畜牧业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姚成胜等，2017），成为未来我国“双碳”目标下节能减排的关注重点。因此，本文选取粪污治理情况、养殖密度、固体、气体污染物排放评估我国畜牧业绿色发展情况。

3.6 调控有效率 调控有效的目标层下包含着产销服务社会化、经营管理现代化、政策方针导向化三个准则层，这一维度强调以政府、龙头企业、合作社为代表的集体组织对畜牧生产的指导与帮扶。首先，以政府为代表的行政部门能够从资金、补贴、疫病防治、环境治理等方面给予养殖户、规模养殖场与畜牧企业政策支持（孔祥才和王桂霞，2017；谭莹和邱俊杰，2012），扮演着稳价保供、优化配置的重要角色；其次，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集体组织，是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有效衔接的关键纽带，能够有效提升个体养殖户与家庭农场的抗风险能力及组织化程度；最后，以龙头企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掌握着畜牧生产中重要核心技术，承担着技术研发、良种培育、品牌打造、规模效益实现的主要任务。

4 结论

农业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抓手，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既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点，也是难点所在。畜牧强国则是农业强国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打造畜牧强国是一个涉及多方因素、考究多方力量、追求多元形式的渐进过程。为此，要多措并举，加快方针落地，实现政策见效。推进畜牧强国，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实行差别化的发展战略；构建现代畜牧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有效及时的市场指导，尊重市场规律、规避市场风险；发挥畜牧业多功能性，探索畜产品营养、文化、生态、精神等多方面价值，打造全方位一体化畜牧业产业链条，提升产业整体效益；重视发挥畜牧强省、强市的示范带头作用，将可行高效的养殖加工销售模式精确化的应用到其他亟待发展的省份与地区，实现畜牧业的地区同发展，推动畜牧业发展朝着良种化、集约化、规模化、生态化、数字化方向转变，以更好地助力畜牧强国、进而推动农业强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