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勇

(贵州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习近平多次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必须顺势而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就成为了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1]以全程、全息、全员、全效为特征的全媒体，信息传播呈全域化、全程化和立体化，改变了传播模式，重塑了传播生态，加速了传播速度，丰富了传播知识，扩大了受众范围，致使传播发生了“哥白尼式”变革。但这一变革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效能。因此，要注重变革带来的机遇，克服迭代挑战，在解构中建构，变挑战为机遇，做好媒介与意识形态的有机契合，筑牢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一、全媒体时代加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应然要求

全媒体作为传播媒介迭代的新平台，面对这一新生场域，主流意识形态发挥引领效能，避免主流的边缘化，是其应然要求。

1.阵地夺取：占领传播新渠道

全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新生载体和场域，拓宽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渠道。相较而言，全媒体在信息生产、知识传播等方面，颠覆了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统媒介的传播样态，改进和发展了传统媒体，已然成为传播的主要渠道。一方面，具有人人皆媒的全员特性。这一渠道降低信息传播与参与传播的门槛，每个人都拥有了麦克风，且改变了传统媒介单向传播模式，主体交互成为全新模式，人们的知识获取、信息交流变得更加全面、深刻和具体。另一方面，带来了传播的全息特性。所谓全息特性，是指全媒体通过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共同作用，在数字化的技术逻辑作用下，以网络媒体进行全方位的立体展现，能够反映事物在空间存在的所有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加深刻的认知和丰富的体验。总之，全媒体拓宽了传播渠道，集聚了人群，改变了信息样态，重塑主体和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2]要避免其他意识形态，尤其是敌对意识形态的侵占，因此夺取全媒体场域的话语权，是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应有之意。

2.价值导向：引领思想文化资源

全媒体作为全程性、全息性、全员性等特性的立体化传播平台，涵养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全程性增强了思想文化的深刻性，全媒体对事物运动的整个过程进行全面的立体式信息记录和形象展示，丰富了信息知识和文化资源。数字化的媒介重塑思想文化资源的储存、传播和运用的重要趋势和新形态，全息性的全媒体是基于数字化技术生成的新场域，突破时空限制，集图、文、音、像等于一体的样态，全方位地展现信息知识和文化资源。在这一场域，使各种物质和非物质文化开始快速地数字化实现文化资源数字化，不仅把物态的古籍、文物和名胜遗迹等资源数字化，还把非物质的传统技艺、戏剧和民俗等文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形态，“物态资源数字化和非物态资源数字化。”[3]万物皆可数字化虚拟化，全息性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思想文化资源，但也为低俗恶俗文化资源提供渠道。全员性的全媒体，每个人都成为了信息知识的生产者，可以随时随地发布信息和观点，制造海量的信息，其中不乏有积极的思想文化资源，但主体素质的良莠不齐，致使信息知识也纷繁芜杂，泥沙俱下。总之，相较传统媒体而言，全媒体产生纷繁芜杂的各类思想文化资源。因此，要避免媒介更新带来的信息混沌，克服鱼龙混杂的多元价值带来的迷失。需要主流意识形态积极引领这一场域，净化全媒体的思想生态，营造风清气正的爽朗空间。

3.技术驾驭：监测舆情与预警

全媒体时代，人与媒体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网络新媒体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大家聚集于此，获取知识、分享信息、表达观点，成为了社会舆情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网络媒体的共享性、便捷性和匿名性等特性，突发事件爆发后，在不良媒体或敌对势力的有意引导下，舆论易于极端化。这一路径是从“沉默的螺旋”到“群氓的智慧”，再走向“群体性迷失”，最后导致群体性盲从，从而引发舆情事件，甚至走向线下的社会群体性事件。这一路径背后的技术逻辑，在于全媒体场域中的信息传播是以数字符码和数字信号相结合的形式进行。人们在网络媒体中的每一个动作，甚至不需要进行任何操作，都会创造数据资源，各类平台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进行数据资源的分析、研判与利用。事实上，许多平台的获利依赖于这一技术逻辑，以算法推荐实现信息知识的精准投放，投其所好，实现用户的沉淀。因此，主流意识形态要掌握和善用这一技术逻辑，对各类社交平台或跨平台的网络媒介舆情进行监测、预警和响应，对社会心态以及突发事件的发展，进行正确评估，加以正确引导和化解。

二、全媒体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消解之维

全媒体带来传播生态的重塑，促使意识形态的话语主体、表征形式和舆论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了全新挑战。

1.主体多元化：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主导地位弱化

主体作为意识形态的存在，为特定阶级阶层或集团利益服务。话语作为思想意识的表征形式，是人们生产生活交往的桥梁。现实空间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拥有一套完整性、严肃性、权威性的表达系统，通过国家—社会—集体—个人的链条进行传播，党和国家牢牢掌握着意识形态话语权，有效地限制了社会的“杂音”和“噪音”，克服了“离心力”，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和认同感得到有效的维护。

网络全媒体扩展了媒介话语的主体，使得话语主体呈现多元化的全员特征。其一，网络新媒体的开放性，使个人话语权快速增长，被动接收信息的个体成为了话语主体，并以“朋友圈”的形式扩展，具有极强的传播效力，使得传统的权威话语传播模式遭遇解构风险，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面临被削弱。其二，新媒体的虚拟性、即时性、交互性和去中心化，增加了信息知识的复杂性。有关部门却存在简单地套用现实中的科层化模式来管理和应对这一新生场域，致使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击中要害，发挥引领作用，多以游离形式漂浮其中，从而被边缘化。尤其表现为面对突发舆情事件，存在反应迟钝、回应滞后、说服力不强的窘境。其三，给潜藏的敌对意识形态主体提供了生长空间。敌对势力和分裂势力依靠网络新媒体的匿名性和虚拟性，以隐秘的方式培植势力，进行价值渗透，歪曲事实，制造舆论混乱，达到混淆视听和搞乱我国的目的。总而言之，全媒体使诸多话语主体被激活，势必削弱传统媒介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局面，弱化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2.表征解辖域化：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价值内核消解

全媒体的话语表达形式异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传统媒体由于受载体限制，传播具有单一性和单向性，报刊仅能以文字图片形式静态传播，广播仅仅依靠声音表达，电视虽具有一定优越性，仍是单向模式。全媒体的传播媒介迭代，重塑传播渠道，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带来“解辖域化”的境况，话语表征的传统价值意涵存在被消解的风险。一方面，相较而言，全媒体的语言表达符号化和多媒体化，如果“把语言交流看作是一种理智运作，即编码和解码合语法信息的理智运作。”[4]网络媒介语言的符号化和多媒体化正是重新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但理智运作却受到了冲击，话语符号的重新编码和语境重构却割裂了传统的社会语境文化背景，表征之物的意涵发生变化，原有之意被弱化、片面化，甚至“异化”。这样一来，传统价值的原有之意存在遭遇解构危机。如网络对白：“我老奶奶都不扶，就服你”、“舅服你”、“叫兽”，等等。由此可见，这些话语意涵的表征被“再辖域化”、被重新编码，但这种 “再辖域化”和重新编码却消解了传统美德的价值引领和意识导向。另一方面，全媒体传播会同现代“短平快”的需要方式，“为契合受众需要，话语传播的完整叙事被裁剪为只言片语，甚至颠覆本义和真义，打破既定的话语交流规则。”[5]使话语呈现片段化和隐秘化，信息复杂化，内容“解域化”，表达符号化，增加了理解的难度和分歧，造成了对原初话语价值的弱化和消解。

3.环境复杂化：导致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意涵晦暗不明

全媒体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就有其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在尤尔根·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技术不存“价值中性”。从发生学来加以考察，网络新媒体的就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产物。众所周知，互联网技术发端于美国，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冷战时期，美国出于安全考虑，为了避免苏联攻击，建立起分布式的指挥网络，即便其中某一节点被摧毁，其他节点不受影响。美国凭借其网络技术创始国的地位，在技术“座驾”上主导着这一新生媒介的发展，掌控初始代码、符号逻辑等软件创制和发展趋势，还一直控制全球域名的管理权。因此对于意识形态异于美国的我们，网络环境具有与生俱来的复杂性。

就媒介本身而言，全媒体生产一种能动性的新环境。加拿大著名的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任何媒介技术的革新，都会创造一种全新的人的环境，这种环境并非消极的“包装用品”，而是人的延伸，并具有主动性的塑造功能。[6]因此，全媒体作为媒介迭代的最新样态，势必冲击人们原有的舆论环境。一方面，在资本逻辑驱动下，文化和技术成为了资本的附庸，大众文化盛行，利用“尖叫效应”，以博人眼球的猎奇元素生产低劣文化产品来捕获关注和流量。与此同时，辅之以算法推荐、机器主导的技术逻辑，实现产品的“乐其所见”。但带来的是信息的同质化和浅表化，使人深陷“信息茧房”桎梏，难以突破限制，获得新知。另一方面，各种复杂的社会思潮在这一场域中，呈“野蛮生长”态势，致使思想文化环境的复杂化。各类客户端和APP强势发展，既为思想文化传播提供了便利，也为各种思潮角逐的提供场所。思潮泛起，历史虚无主义、民粹主义、泛娱乐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新媒体中获得新生，以其各自的理论“套路”，发展拥趸，混淆视听。

三、全媒体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应对之策

全媒体是传播载体的变革。历史经验表明，媒介的更新，必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如何使网络新媒体“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7]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牢牢掌握话语权，保证全媒体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1.主导与引导：凝聚主体的话语力量

媒体具有宣传、鼓舞和组织群众的功能。诚如列宁在《从何着手？》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8]因此，主流意识形态在全媒体建设中不仅要起到主导作用，而且还要引导媒介的其他主体同向同行。由于全媒体的开放性、匿名性、交互性，传统的传播主体单一性被改变，话语的主体多元化使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受到挑战。为此，需要强化主体主导力，增强理论引领力，转变话语逻辑，夺取话语权。首先，锻造一支高度媒介素养的生力军。全媒体的话语权争夺，有生力量是成败的关键，因此我们必须锻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网络素养高的主体力量。其次，打造聚民的全媒体网络平台。平台是聚集网民的基本场所。主流媒体不能墨守成规，被动推进，要走在时代前列，积极改版更新，引领媒介发展新风向，构建体现差异化、分层化和分众化的媒介平台。同时，坚持内容为王，把主流意识形态有效地融入各个平台之中，争取“人口红利”，通过“询唤”促使个体主体化。最后，主动引领其他平台，引导舆论朝着积极健康方向发展。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媒介平台呈现多元化趋势，非官方平台影响力与日俱增，如B站(哔哩哔哩)、抖音、微信，等等，官方主体必须要积极引导其朝着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方向前行。如，共青团中央以UP主(平台作品的上传者)的身份入住B站，以优秀作品鼓舞人，深受年轻人喜爱，获得该平台排名第8位的关注度。因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者，不仅要创制新平台，还应当积极主动进驻其他平台，并在各类非官方平台中发挥思想意识引领和力量凝聚的作用。

2.释义与赋义：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媒介迭代，必然产生许多新事物新情况，需要做好释义与赋义工作。如今，全媒体的传播生态被改变，传播的主体多元化、内容碎片化、思想复杂化、理论浅层化，会同后现代主义思潮，弥漫着虚无价值、反对权威、排斥崇高的迷雾，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带来严重挑战。为此，需要高度重视全媒体的发展态势，在媒体融合中做好释义与赋义，高扬主流价值，弘扬正能量，凸显主流意识。

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抽象价值理念，借助媒介传达意涵。其价值显现与主体的认知、领会和理解有紧密关系。也就是说，“人的理解建构了人与世界的意义关系，没有理解，世界对人的存在就构不成意义。”[9]释义与赋义是认知、领会和理解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前提，是诠释价值和意义的重要维度。在新场域中祛除场域转换遮蔽价值的假象和表象，避免毫无意义的、浅薄性的表达，需要做好释义与赋义：一方面，要善于释义。即使说，通过话语表征来诠释价值，实现抽象表达的具体化。因此，每个媒介从业者，尤其是党员干部、理论研究者、新闻从业者、教育工作者等要怀有为主流意识形态释义之心，深入理解主流价值的内涵意蕴，结合全媒体的媒介特点，结合新思想和新时代的历史方位，把阐释主流意识形态变为行动自觉。另一方面，要精心赋义。全媒体作为新生场域，不仅会产生许多新生事物，还重构符号、活动和事件的意涵表征。党和政府要抓住这一契机，积极对待，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的价值赋义。采用符号化和仪式化，赋予事件和活动的价值所在，避免出现价值扭曲的象征意义，把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赋予符号和仪式。

3.引领与协同：营造同向同行的话语环境

环境对主体价值的塑造具有重要影响力。如今，就世界范围而言，世界经济社会环境被现代性的资本逻辑所主导。不无例外，全媒体在资本逻辑裹挟下，增加了主体和传播内容的复杂性。资本增殖(获利)似乎成为媒体活动的价值旨归，会同技术逻辑，利用算法逻辑实施扩张，给传播主体、媒介平台和传播内容染上了浓厚的铜臭味，污染了传播环境，使得舆论环境建设呈现出片面追求流量和利益，忽视社会效益和责任担当，严重背离我国社会性质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全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坚持协同各方，营造同向同行的话语环境。首先，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来建设全媒体。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10]只有主流意识形态驾驭“算法”，破除资本逻辑的主导，按照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来主导媒介技术和传播内容建设。唯有如此，才不会对群众的形成计算的“算计”局面，从而在技术和传播内容上拥有共识，奠定主流意识形态主导和协同的价值基础。其次，要加强网络新媒体环境的治理。由于全媒体的主体多元化、媒介智能化、价值隐秘化、信息供给的精准化，增加媒介舆论环境的复杂性。为此，近年来，党和国家出台了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加强了媒介治理，使网络新媒体空间的生态得到有效治理，但隐蔽性强的“高级黑”和敌对势力从未离开这一场域，需要我们以更高网络素养加以辨别和应对。最后，要注重虚拟与现实的环境协同。全媒体以网络技术为基石，形成聚集群众的虚拟空间。但其所涉问题都指涉现实，没有现实物理世界的协同治理，全媒体的环境治理治标不治本。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积极化解现实矛盾，改善现实世界的生存生活环境，为网络新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提供现实支撑，以全媒体的主流价值的正向导向引领，提供思想价值引领，做到虚拟空间的价值引领与现实空间的问题化解相协同，共同营造有利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环境。

注释：

(1)“解辖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 Deterritorialisation)是由20世纪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精神病学家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提出的概念。在其著作《千高原》中定义为：“‘某人(物)’离开界域的运动。”后被广泛应用于地理学、细胞生物学、动物行为学、语言学、音乐等众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