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智勇 王景宏

孝子图，也称孝行图，是表现我国古代孝子行为的一类图像。 这类图像以我国古代一些孝行故事为蓝本， 经一定的艺术创作而形成。 直至元代《全相二十四孝诗选》成书后，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熟知和流行的二十四孝图。 孝子图所表现的具体孝子内容在不同时代又有所差别。 作为重要的图像内容，孝子图具体表现方式多种多样，装饰技法常见雕刻和彩绘两类，但其却可以通过石棺、壁画、漆器、木板、画像砖、陶塑、画像石等多种载体来呈现。

宋金元时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墓葬中广泛出现了以壁画、砖雕、石棺、雕塑为载体的孝子图，并且在金墓中还出现了“画相（像)二十四孝铭”，这代表当时广泛流行于民间的二十四孝故事脚本已经成形[1]，孝子图像装饰墓葬经历了一个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总体而言，汉代是其起源和产生期，魏晋南北朝是延续期,宋金元是发展期，明代以后则是衰落期。

一、孝子图像的考古发现和分类

发现孝子图像的宋金元时期墓葬主要集中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份。其中山西省的孝子图像种类多、质量高、载体多样，颇具代表性。从省内分布区域来看，多数集中于晋南和晋东南地区，晋中地区主要集中于吕梁， 而晋北地区则少见孝子图像， 体现出山西省孝子图分布的广泛性和不均衡性。

从时代划分来看， 山西省拥有孝子图的金墓及单体金墓中承载的孝子图数量通常要多于宋元时期，而拥有孝子图的元墓则又要多于宋墓，但单体元墓中承载的孝子图数量通常少于单体宋墓中承载的孝子图数量。

从具体的表现形式来看，宋墓以砖雕为主，金墓以壁画为主、砖雕次之，元墓以壁画为主，表现形式多样。

从承载孝子图的墓葬形制来看， 宋金元三朝均为仿木构墓室。 宋墓主室平面形状以正方形或长方形为主，砌筑形式有砖砌和石砌两类，以砖砌为主，墓顶多为穹隆顶；金墓主室平面形状以四边形、六边形和八边形为主，砌筑形式均为砖砌，并有孝子图刻于石棺上的情况， 墓顶主要为穹隆顶和攒尖顶；元墓主室形制同金墓，以四边形、六边形和八边形为主，有少量圆形，砌筑形式有砖砌和石砌两类，在石棺上刻孝子图的情况继续存在，墓顶形制同金。

山西宋金元墓葬中出现的孝子图内容， 主要分为4 大类：孝养、孝生、孝丧和孝悌。其中孝养表示子女对于父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满足，比较典型的有王祥卧冰求鲤、老莱子娱亲、刘殷哭泽生堇、孟宗哭竹生笋、蔡顺椹亲、武妻割股等；孝生是子女竭尽全力保护父母的生命， 比较典型的有杨香打虎救父、鲍山背母等；孝丧是子女对父母所做的符合丧葬礼仪制度的各种行为活动， 与之相关的有丁兰刻木事亲、董永卖身葬父等；孝悌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等亲属之间的相亲相爱、 互帮互助的行为，比较典型的有赵孝宗舍己救兄、鲁义姑舍子救侄等。 山西宋金元墓中出现的孝子图中均包含有这4 类， 反映出这一时期山西孝子图像覆盖的全面性。

二、孝子图像的表现特征

山西作为宋金元孝子图像分布的典型区域，在内容具体表现上也有着其独特的风格和特征。题记普遍且类型多样，并具有一定的组合，且在同一墓葬中出现了超过两种题记的表现形式。 总体而言，大致可分为4 类：第一类是名字类，如山西省壶关下好牢宋墓中丁兰行孝的故事旁墨书题记“丁兰”[2]。 此类有简单的变体，会在孝子名字后加“行孝”二字或加其性别，如沁县南里乡金代砖雕墓中出现的 “丁兰行孝”[3]， 屯留宋村金墓中出现“曹娥女”题记[4]。 第二类为顺序加孝子名字类，此类题记也有一定变体，表现形式较为多样，如在山西沁源县正中村金代砖室墓孝子图像中出现了“弟一孝舜子”的题记[5]，以及在稷山马村M4 孝子雕塑下方刻有如“九赵孝宗”的字样[6]，而在襄汾金墓中采集的砖雕孝子图中便出现了一定的变体，不仅有顺序和孝子的名字，而且组成了“行孝”或“孝行”字样的表达，更有在最后加上孝子的表字和籍贯等的，如“弟七行孝刘殷”“弟十一孝闵子损字行孝”“弟二十四孝仲河南人蔡顺字君”“弟十二孝董永蔡州”[7]。第三类为故事概括类，此类是用较短的四字词语或是简短的语句来概括孝子故事的内容， 如在兴县红峪村元壁画墓中的孝子图中有“孟宗哭笋”等字样[8]，在沁县南里乡金代砖雕墓中有“王祥卧冰为母求鱼”的题记[3]。第四类为故事阐述类，这一类常以名字作为开头，然后对孝子的具体故事进行较为详细的解释和说明， 是所有题记中最为详尽的一类， 如在长治市魏村金代纪年彩绘砖雕墓中， 对于曾参图的解释为：“曾参在山伐薪，母闻曾参杀人，曰：吾子□学，何杀人？有之，如此凡三，果疑。乃杖□。参有山忽觅心痛，乃归其舍而见老母。”[1]此外，还有在同一墓中搭配使用4 种题记中某几类的情况， 在沁县南里乡金代砖雕墓中出现了第一类和第三类的组合，如“田真行孝”和“杨香女为父骑虎”[3]，同样的组合也出现在长子县石哲公社金墓中，如“鲁义姑”和“曹娥投江死不获尸向江岸号泣十昼夜娥亦投江”[9]。 而在山西长治市魏村金代纪年彩绘砖雕墓则有第一类和第四类的组合，如该墓田真图一侧先以“田真”二字作为标题，下附故事详细内容：“兄弟三人其家大富,父母早亡。 弟欲入前庭，□紫荆树□枯真泣曰，树尚□如此，况弟兄□。 ”[1]当然，在题记的布置上也会有一定的特例，受到当时建墓工期紧、建墓工匠不细心以及人们对于明器的重视程度相对较低等因素影响，在一些墓中也会出现题记与孝子故事内容不对应，甚至重复出现相同孝子形象的情况。例如，在长治市魏村金代纪年彩绘砖雕墓中，不仅出现了老莱子、鲍山、田真三个孝子重复的情况，而且还在老莱子的砖雕故事旁附杨香打虎的题记[1]，沁县南里乡金代砖雕墓也有此情况发生， 其西南壁上的曹娥图旁题字为“孟宗为母思竹笋”[3]。这种题记配置错误的情况相对少见， 应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此外，在模印砖雕上的题记还发现有反印的情况。

宋金元孝子图的配置位置具有一定的统一性和时代性。 壁面配置均讲究相对的对称性和平均性， 在不同壁面上配置的图像数量通常会依据墓室的形制来平均分布，一个拥有完整24 幅孝子图的四边形、 六边形和八边形墓室通常会均匀在每壁面分布6 幅、4 幅和3 幅孝子图，如果南壁开有墓门，空间较小，则将孝子图平均分布于除南壁外的其他壁面，如在屯留宋村金壁画墓[4]东、西、北三壁平均分布8 幅孝子图。此外，宋金元三朝的孝子图多是配置在固定的框格内，有一定的规范性，这种框格通常为长方形或正方形， 且常在框格内装饰壸门或如意连弧纹。例如，长子南沟金墓各壁面的孝子图外部均墨绘有如意连弧纹框格， 将不同孝子图单独区分开来。 因而此类的框格和纹饰通常起到了区分不同孝子故事和美化画面的双重作用。 在墓葬具体位置的配置上则体现出一定的时代性，山西宋金元时期孝子图像配置相对固定，通常分布于阑额或普拍枋上下的位置， 而宋金是多位于其上下的固定的框格之中， 是一种面幅相对较小的画面，仅有少部分为无框线分割，但整体画幅也比较小， 少见一幅孝子图占据一个壁面的情况；到了元代，虽然也有小幅画面，但更为普遍的则是一幅孝子图几乎占据了整个壁面，画幅增大，画面的表现力更强。 元代孝子图以大幅装饰壁面为主， 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墓葬结构逐渐简化的影响[10]，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孝子图在所有墓葬壁画题材中的重视程度相比宋金有所提升， 另一方面也证明壁画装饰的一些重要题材在逐步减少， 而人们选择孝子图作为大幅画面以装饰墓。

在具体画面内容的表现上也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宋金时期的孝子图整体画面表现较为简单，线条流畅清晰，以墨线勾勒人物后填彩，人物多数非写实， 更加强调的是孝子故事的具体内容而不甚注重人物的雕刻和描摹。虽有稍精细者，也不如元代的精美。而且宋金孝子图的背景多数为白色，很少有以山水画作为背景的；但是至元代，孝子图以山水画为背景的情况则逐渐增多，有些孝子图采用了十分精细的工笔画法，对人物的描绘更加准确和精细，人物的衣褶痕迹和面部描绘也更加清晰，轮廓鲜明， 如屯留康庄工业园区M2 元墓中的孝子图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征。 这种孝子图附有山水画背景的情况在元代较为普遍，而且单独的山水画在元墓中的比例比前代也有所增加，这可能与元代山水画所倡导的“隐逸”的美学观点有关。

三、与其他地区孝子图像的对比分析

宋代出现孝子图的墓葬以山西和河南较多，相比而言，尤以河南最多，这应与宋时河南为其中心相关。两地宋墓都发现有完整的二十四孝子图，如山西地区左权县粟城村宋墓中，发现了24 幅孝子行孝内容的壁画[11]，河南林州城关北宋墓中，发现了24 块孝子行孝内容的雕砖[12]。 山西宋墓中出土的孝子图像包括舜子、曾参、闵子骞、郯子、老莱子、董永、王祥、丁兰、郭巨、杨香、姜诗、蔡顺、陆绩、孟宗、田真、鲁义姑、韩伯俞、刘殷、元觉、鲍山、曹娥、赵孝宗、刘明达、王武子妻、王裒、朱寿昌、黄庭坚、沈季诠、张昭、江革、仲由等。 两地在载体方面均为砖雕、壁画和石棺。 山西尤其以砖雕为主，少见石棺，如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13]、长治市故漳村宋砖雕墓[14]、长治市五马村宋墓[15]等。 在内容方面，山西与河南相差不大，均包括舜子、曾参、闵子骞、郯子、老莱子、董永、王祥、丁兰、郭巨、杨香、姜诗、蔡顺、陆绩、孟宗、田真、鲁义姑、韩伯俞、刘殷、元觉、鲍山、曹娥、赵孝宗、刘明达、王武子妻、王裒等。 据目前统计，朱寿昌、沈季诠、张昭等人仅出现于山西，不见于河南，河南的邓攸、姜肱兄弟、 焦花女等人及乌鸦反哺图像则不见于山西宋墓中。

金代出现孝子图的墓葬以山西、 河南和甘肃较多，尤以山西最具代表性。山西出现孝子图的墓葬不仅数量多，而且孝子图内容完整性强，在同一墓葬中出现完整的24 幅孝子图的也相对较多。这与金代山西完全处于金统治范围内有一定关联。山西金墓中关于二十四孝的内容较完整， 目前发现的孝子图内容包括孝感动天、啮指痛心、芦衣顺母、鹿乳奉亲、戏彩娱亲、卖身葬父、卧冰求鲤、刻木事亲、埋儿奉母、扼虎救父、涌泉跃鲤、拾葚异器、怀橘遗亲、哭竹生笋、田真哭荆、舍子救侄、挨杖伤老、刘殷泣笋、拖舆谏父、鲍山背母、投江觅父、舍己救弟、刘明达卖子、武妻割股、闻雷泣墓、江革行庸、梦见父面，计27 种。 其中，梦见父面为山西独有的内容。 河南、甘肃虽有孝子图的发现，但发现的墓葬数量较少， 完整性较弱。 在载体方面，包括砖雕、壁画、石棺、雕塑，其中山西以壁画为主，砖雕也较多。 在内容方面，山西、甘肃、河南共有的孝子图像包括舜子、曾参、闵子骞、郯子、老莱子、董永、王祥、丁兰、郭巨、杨香、姜诗、蔡顺、陆绩、孟宗、田真、鲁义姑、韩伯俞、刘殷、元觉、鲍山、曹娥、赵孝宗、刘明达等人。三地中，单体金墓中出现孝子图数量最多的是甘肃的清水箭峡墓[16]，其墓室四壁彩绘的孝子图像共计26 幅，该墓中淳于缇萦、刘平等孝子图像应为该地独有。

元代出现孝子图的墓葬以山西、陕西、河北和山东为主，以山西最具有代表性。孝子图的表现载体包括壁画、砖雕、石椁3 类，山西、陕西、河北和山东这4 个地区的孝子图均以壁画为主要表现形式。 山西目前发现的元壁画墓中并未出现完整的二十四孝图，仅为二十四孝图中的部分组合，且数量大多少于10 幅，而在砖雕中二十四孝图内容则稍有增加， 如新绛寨里村元墓中砖雕孝子图数量则有12 幅[17]。 在山西发现的元代墓葬中，仅在石椁上出现有完整的二十四孝图， 如在芮城发现的潘德冲墓葬[18]，在其石椁左右两壁发现有完整的二十四孝图， 其内容与金代的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4]、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9]、长治安昌金墓[19]、沁县南里乡金代砖雕墓[3]、稷山马村M4 金墓[6]以及长治县（现上党区）镇里村金代石棺墓[20]等完全相同，孝子图像包括舜子、曾参、闵子骞、郯子、老莱子、董永、王祥、丁兰、郭巨、杨香、姜诗、蔡顺、陆绩、孟宗、田真、鲁义姑、韩伯俞、刘殷、元觉、鲍山、曹娥、赵孝宗、刘明达、王武子妻，计24 人。除此以外，山西元墓中还有前代已经出现的王裒、江革，以及出现了时礼涌泉图、原谷和黄香，而有关学者对时礼涌泉图进行解析， 认为其应为姜诗孝行故事[21]。 相关记载表明原谷与元觉实为同一人[22]。 山西元代出现的孝子图多数依旧是对宋金时期的继承，仅仅在题记表达方面有所差别，比如对姜诗孝行故事的表述， 元代有时称为 “时礼涌泉”，这可能是当孝子的孝行流传至元代时，人们对孝子已经耳熟能详，因而在记载中只强调孝行。元代的孝子图在数量上应为27 种，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山西出现“孝子故事”图像的墓葬数量最多，“孝子故事” 图像较其他省份在墓葬装饰中使用盛行， 而且山西目前应是现存唯一在一座元墓中出现有完整的二十四幅孝子图的省份。 在内容表现上，山西孝子图共计27 种，而山西、陕西、河北和山东共有的主要包括王祥、郭巨和元觉等。

四、孝子图像的作用探析

宋金时孝子图像多是位于整个墓室的上部，元时也有继续继承前朝置于拱眼壁等位置的情况。有学者认为，刻绘于拱眼壁间或铺作上的这些孝子图像，意在“使人抬头仰止，起警示作用”[23]，即人们在下葬行跪拜之礼时， 可能抬头便仰望到这些图像，从而引人注意起到警示作用。但这些图像基本均是小幅画面，且位置也不甚明显，况且当时仍有一定数量的墓葬中的孝子图像位于整个墓室的下部。 这种墓葬仿木构建筑中孝子图所属位置和尺幅， 事实上最基本的作用还是作为墓葬仿木构建筑的装饰图像用以填充墓室， 使得墓室饱满，同时发挥它本身的教化作用。从宋金时期小幅画面到元代大幅画面的转变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于这种图像的重视程度。 宋金之际的民众一方面把小幅的孝子图放于墓内， 以示对官方宣传重视孝道的响应。 另一方面他们更加重视日常的世俗生活，因而以大幅的画面来表示日常劳作、启门形象、宴饮场景等日常生活的景象，于是便出现宋金之际的日常生活场景分布于壁面主体， 而孝子图则分布于相对不甚明显位置的情况。 而元代随着思想束缚的加强以及墓葬装饰题材多样化的逐渐衰落，人们对于孝子图像更加重视，因而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尺幅的图像分布于各个主体壁面。

孝子图作为宋金元比较普遍的图像内容，不仅是孝道思想的体现，还蕴含了一种升仙思想，同时与整个墓室内的其他图像构成一种升仙体系，引领墓主灵魂升仙。 “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 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 ”“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若不服仙药，并行好事，虽未便得仙，亦可无卒死之祸矣。 ”[24]要想成仙就需要做善事，行孝行，因而墓葬中的孝子图可以起到营造升仙氛围的作用。 时人认为，利用孝子图像所承载的象征含义，配合墓室中其他的符号元素包括明器摆放位置、墓室内部结构、壁画位置等，共同构成一个宏大的升仙体系，就可协助墓主人在升仙之前完成最后的仪式[25]。 在山西宋金元墓葬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孝子图本身所含有的升仙思想以及同一墓葬中共同组合而成的升仙体系，如长治西白兔村宋壁画墓[26]除绘孝子图外，在券顶绘青龙、白虎和二十八星宿图，并在东壁绘供养飞天图，还有麒麟、长翅仙羊和祥云，共同塑造了一幅升仙场景。此外在长子县小关村金壁画墓[27]的董永图和刘殷图中均有仙人位于祥云之上， 而且在该墓中也有仙鹤飞舞图、二十八星宿图及红色太阳、黑色金乌、月轮、玉兔捣药， 同时在南壁东侧还绘有云雾缠绕的奈何桥，西侧绘有送葬图，送葬图绘一女子持幡引路，后有一似钟馗的男子，整个墓室画面形成了引魂、过奈何桥、升仙的三重升仙仪式。 屯留康庄M1 元墓[28]的墓顶有众多神仙因素，包括八仙、金乌太阳、 玉兔月亮、 飞鹤祥云等组合成群仙荟萃的场景，而墓壁四周则是孝子图像，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所谓的“通于神明”，从而孝子图在其中便起到了连接仙界的重要作用，以孝行打开仙界之门，从而引导墓主升仙进入仙界。

孝子图与相关仙界场景出现在同一墓室内，共同构成了一整套完整的图像意义的升仙体系，而孝子图作为其中起到引导作用的中介， 引导着墓主的灵魂完成升仙前最后的洗礼， 从而凭借善行、孝行而进入永生的仙界。

宋金元墓葬中普遍存在孝子图这一题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三朝统治者均坚持“以孝治天下”，促进了孝文化和思想的传播，这体现在墓葬中就是孝子图的广泛运用。 其次，儒学与佛教、道教形成三教融合的发展态势，佛教、道教大量吸收儒家所倡导的忠孝思想，对进一步推进孝文化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尤其在金元时期，统治者学习汉人用儒、释、道进行社会道德教化，从而进一步稳定自身统治。 除此之外，金代山西恪守孝道侍奉后母的二仙故事广为流传，尤其对晋南和晋东南地区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山西宋金元墓葬中的孝子图像作为当时儒家孝道思想在墓葬中的实体化体现， 是我们研究当时人们思想、丧葬行为的重要资料。通过这些实物资料我们可见官方一度推崇和树立的孝子形象并非受到民间的深度接纳，尤其在宋金之际，人们只是将这些孝子形象以小幅画面表现， 直到元代才较为普遍地出现大幅的孝子图。 并且孝子图与仙界图景出现在同一墓葬之中， 更是营造了一种升仙的仪式，而且这并非独例，而是在宋金元均有体现， 可见作为传统的升仙思想在当时依旧为人们所崇尚，并成为古人心中永远在追随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