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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历史经验

2022-12-24李春燕

关键词:共同体中华民族建构

李春燕

(中南民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

中国共产党提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大力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1]等顶层设计之后,关于中华民族形象的议题逐渐引起更多关注。事实上,随着国际形势变化及全球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如何对内形成凝聚人心的共同体意识、对外提升世界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度,日益成为需要学界回答的现实问题。而中华民族形象正是能回应此顶层设计和现实问题的有力抓手,正如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所指出的:“形象是构建认同感的重要手段之一,形象提供了一种方法,把一种想象的一致性强加给分散和破碎的经验,象征控制(control of the symbol)对于共同体意识的影响不容忽视。”[2]目前,关于中华民族形象、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形象建构工作的研究不多[3],还没有形成足够的问题关注度,尤其是从政党主体和政治话语的维度思考中华民族形象的成果不多,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和前景。

随着信息碎片化的深入发展,现代形象学对于形象的产生和演化,越来越强调形象主体对形象定位与建构的意识主导性,即“一切形象源于自觉意识”[4]。在中华民族形象的近代演化过程中,“主体的建构”或“自我形塑”的特点尤为强烈: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奋斗过程,即是其摆脱“病夫”“睡狮”“危船”等消极形象的自我形塑历程。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为全体国民提供了民族精神的外化、集体身份的认同以及共同行为的规范。“形象学可以积极协助思想史研究”[5]165,对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形象的历史经验进行剖析,梳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形象建构工作的思想脉络,探索当下构建中华民族形象的时代定位,有利于更大程度地发挥中华民族形象的象征作用和凝聚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政治动员力和文化引导力。

一、理论出发点: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观是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思想之基

“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不断交往、接触和融合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事实共同体。”[6]中华民族形象,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民族精神等要素在族群内外成员意识中产生的综合印象,或者说是族群内外公众基于中华民族的客观存在和实践活动产生的主观认知和评价。形象作为相互看法和评判的表达,具有“建构性”,民族形象更因其是“社会化运作过程中各民族与国家之间相互看法的综合”[5]154,“建构性”更为明确。没有思想和理论内核的形象建构是没有灵魂的,况且,从形象学视阈看,如要聚焦于“形形色色的形象如何构成了某一历史时期对某一事物的特定描述,应研究那些支配了一个社会及其社会总体想象物的动力线”[5]156。梳理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在建构中华民族形象中形成的规律性认识,首先需要寻找支配这一特定“社会总体想象物”之“内在动力线”的理论源泉和思想之基。

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是党中央对中华民族这一认识客体的构成、基本属性、民族精神、价值追求等问题的认识、看法和态度,也是其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源泉。19世纪后,中华民族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走向民族觉醒;“五四”前后,“中华民族”概念得到广泛传播,中华民族初步承担起指代“中国现代国家的人群基础”这一使命。但是,什么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是什么等基本概念和问题存在着诸多争议。因此,从主体角度构建中华民族形象的基础尚不具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与中华民族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用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作为理论支撑,指导中华民族形象建构的具体工作。

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形成和嬗变,既立足于对中华民族具体历史情形的理论提炼,也立足于对中国国情的实践观察,呈现出具有内在逻辑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具体而言,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观,主要基于对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这一迫切任务的回应,形成一种与现代国家建构相适应、能召唤各族民众“救国”的中华民族观,是基于“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7]形成的初期中华民族观,主要是服务于为中华民族“救亡图存”提供共同性身份这一目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围绕新的社会建设和国家发展任务,把消除各民族隔阂、处理民族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兴国富国等时代任务作为中华民族观重点涵盖的理论关注点,主要是服务于推动“国家和平统一”这一目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适时调整,进一步围绕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本质属性,对自身的中华民族观进行拓展和延伸,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8],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被赋予了更广阔的意义空间和更深邃的内在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培育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观新的理论生长点,在中华民族观上实现了更加清晰透彻的理论自觉,主要服务于引导各族人民树立更具有凝聚力的政治归属感和认同感这一目标。

中国共产党民族观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为建构不同时期的中华民族形象提供了理论支撑,是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思想之基。历史证明,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客观实体,自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就开始了一个历时数千年的“自在演化”过程。但我们对自我形象的构建和凝练处于相对被动状态,自身的形象是如何凝聚和呈现的,鲜有中国人关注,多是散见于西方“文化他者”的各种文字记录中。由于自身形象建构主体意识和理论体系的缺失,近代以前的中华民族形象在历史演进中不仅受制于西方“文化他者”的目光,甚至没有内生出中华民族的概念,更谈不上对中华民族形象内涵和外延的自我界定和主动建构。中国共产党抓住“民族形象的核心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性”[9],明确地将中华民族精神界定为:“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的勤劳质朴、崇礼亲仁,草原文明的热烈奔放、勇猛刚健,海洋文明的海纳百川、敢拼会赢,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10]基于此,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中华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多元民族性的“共同熔铸”两大核心特点,将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视为同步共生的动态历程,从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民族使命出发,引领中华民族构建了一系列与时代相呼应的阶段性形象:新民主主义阶段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救国者”形象(1921-1949)、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兴国者”形象(1950-1978)、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初期的“富国者”形象(1978-2012)以及新时代“强国者”形象的初步建构(2012至今)。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塑造的中国现代国家的“救国者”“兴国者”“富国者”“强国者”的主人翁形象,中华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观,让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在历史维度上实现了与国家发展进程的深度联系,在意义阐发维度上赋予了与国家建设和社会革命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这一历史经验,意味着未来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形象的构建仍有一个广袤的意义阐发空间,能推动中华民族形象成为凝聚力更强、认同度更高的符号象征。

二、价值立足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根本诉求

形象学不仅要关注“形象意味着什么”,更要关注“形象想要什么”,它们向我们提出什么要求,我们如何回应。形象不是价值无涉的,“形象和主体的价值诉求深陷于一个相互生成的循环,不可分割,欲望生成形象,形象生成欲望”[11]。一般而言,民族国家建构民族形象的价值诉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促进近现代意义上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为唤醒族群政治感情提供形象符号;二是有效凝聚民族意识,为民族身份的建构提供话语规范,增进人们对本民族的认同感或归属感;三是在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背景下,以民族形象传播实现不同“文化他者”之间的理解和沟通。相对于西方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更复杂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更丰富的文化积淀和历史传承。中国共产党是受马列主义民族理论影响,选择了尊重中国多民族结构而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执政党[12]。其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价值诉求,既与其他民族国家建构自我形象的价值诉求有共同之处,也在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中,更加聚焦各民族所认同的深层价值诉求。因此,一方面,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呈现出“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等阶段性价值诉求;另一方面,更要看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等具体价值诉求背后,有一个更根本的价值诉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李大钊提出过“中华民族之复活”的理念[13];革命时期,党在构建中华民族形象的“救国者形象”“兴国者形象”时,已关注到“民族复兴”。比如,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的1937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成后宣传内容的指示》中提及:“中华民族之复兴,日本帝国主义之打倒,将于今后的两党团结与全国团结中得到基础。”[14]此外,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多个场合数次提到的“文化复兴”“经济复兴”“国家复兴”等,可以理解为对中华民族复兴不同侧面的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十三大提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15],此后“中华民族复兴”越来越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党的十八大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关键词,成为党描绘中华民族美丽蓝图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队、主心骨,必然会把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价值诉求与追求民族复兴的初心使命紧密结合在一起,用形象化的意识形态表达来凝聚民族力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曾对形象化意识形态宣传的功能作出高度评价:“很简单的一些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16]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其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最终价值诉求,使得中华民族形象虽然在各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形象特色,但无论是救国形象、兴国形象、富国形象还是强国形象,根本上都是为了让中华民族形象显现出各族民众把个体利益与国家命运共同体相结合的民族性和国民性。这一根本价值诉求让各族民众在面临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具体族群利益冲突时,更容易接受集体利益优先,更具有内部的整合性,更有利于实现彼此的团结互助和谐。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最终价值诉求,是值得肯定的历史经验,并将在未来的民族工作中传承下去。

三、实践着力点:政治整合和文化凝聚互促是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实践逻辑

中华民族的本质是一个具有明确国家形式和突出国家属性的现代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复合民族[17]。中国共产党作为具有高度理论自觉和历史自觉的政党,在思考“中国”和“民族”双向对应的关系中,敏锐地意识到“中华民族”不仅是历史文化概念,也是理解现代国家的核心概念。基于此,其在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百年实践中,把政治整合和文化凝聚的辩证统一作为自己遵循的实践逻辑。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初,正值中华民族面临内困外辱、民族精神涣散的危难时期,如何重塑中华儿女的凝聚力,如何确认中华儿女的民族身份,是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需要面对的时代问题之一。近代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实践历程,也是中国共产党思考中华民族身份、引导各族民众寻找民族认同、把中华民族凝聚在一起的历程。由于“民族身份无法在社会中‘自然’形成,国家权威等政治性力量是创造、培育并精心提倡民族身份的主体”[18],因此,以“家国同构”为基本遵循,将政治整合和文化凝聚作为实践着力点,是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在实践维度的必然选择,也是解读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百年历程的一把密钥,二者辩证统一于与中华民族形象的互相促进之中。

党的政治整合与中华民族形象建构在双向互动中互相促进。中国共产党政治整合的历程也是其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历程,这不仅由于“形象是生产和突出意识形态的重要方法”[19],也因为中华民族的国族特性决定了其形象天然具有政治整合能力。回顾近代史,无论是对西方“民族”“族群”“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等概念的引入,还是对“中华民族”内涵的阐发,都是为了响应对各民族群体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共御外辱的政治考量。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将“组成多民族国家的各个民族维持在统一的国家政治共同体中,巩固、强化各个民族的政治结合”[20]作为政治整合重要的目标诉求,在中国近代革命和建设各个阶段中,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呼应了这一目标诉求。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即把自身定位为“近代中华民族发展的产物,保持、发扬了四千年来文化、思想、道德、学术等一切优秀的民族遗产”[21]。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时,通过了《民族问题决议案》,说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尝试用“民族团结”“各民族一律平等”等民族政策与纲领来进行政治整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各种文本中提到的中华民族大团结、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离不开其对政治整合功能的重视。这不仅让近代中华民族形象呈现出现代国家发展历程意义上的“救国者形象”“兴国者形象”“富国者形象”“强国者形象”的演化脉络,也凸显了中国共产党把中华民族形象作为中华现代国家政治整合不可缺少的手段,二者在双向互动中互相促进。

文化凝聚与中华民族形象建构在相互作用中互相促进。对政治整合的突出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忽略中华民族形象的“文化凝聚”功能,“民族的形成是对社会生活而不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文化表述,是一种文化指称行为”[22],中华民族的“国族”特性并不遮蔽民族的这一特性。从某种意义上,形象不过是文化传统导致的心理事实,中华民族形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向内部成员或者外界观者展示自身文化气质和自身文化价值的手段。中华民族形象的文化凝聚功能是比较明显的,深层的意识形态之争往往表现为外在的文化冲突,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中华民族形象的文化凝聚功能来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观念、印象和评价。尤其是中华民族独有的特色和历史,导致中华民族文化有两大特点:一是各少数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特色;二是在中华民族整体由传统农业文明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进程中,中华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西方文化等多种文化力量共同塑造了中国的近现代文化环境。这两大特点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提出了更多挑战。中国共产党既把中华民族形象视为现代政党勾连“国家”与“民族”对应关系的基本政治概念,也把它视为中华民族勾连“历史”与“文明”对应关系的核心文化概念,在近百余年的中华民族形象建构中,始终注重对体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各民族文化的凝聚和传承,从而为社会成员建立集体记忆链接。也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形象不仅可以再现民族的文化身份,而且强化了自我存在。一言以蔽之,在中华民族形象建构中坚持政治整合和文化凝聚的辩证统一,是中国共产党一直遵循的实践逻辑。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也用事实证明,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方法,近代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构出的各阶段性形象,激发了各族民众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想象,发挥了积极的政治整合和文化凝聚作用。

四、时代聚焦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时代面向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召开后,聚焦于推动中华民族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概念经过时间化、社会化、政治化的结果”[23],与中华民族概念内涵相比,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更凸显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共同性和团结性。如何对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共有身份进行形象塑造和认知描述,如何让境内外各族民众认知中华民族概念的新发展和新表达,是十八大后党的民族工作需要思考的问题。诚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不管刺激群众想象力的是什么,采取的形式都是令人吃惊的鲜明形象”[24],中国共产党清醒认识到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天然具有回应时代问题和要求的优势。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可以通过以中华文明独特范式为标识的符号系统,以形象的方式对内引导各族人民树立共同体理念,对外呈现我们对统一多民族国情的新探讨,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新阐释,对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的新凝练,让世界读懂我们,进而认同我们。目前,已有学者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作出初步界定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相对于“中华民族形象”,在概念上更应强调“共同性”的本体论视角和认识论视角,即应能涵盖两个维度:一是具有本体性的 “共有客观物质基础”;二是反映本体的共有意识。鉴于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社会公众对该共同体的客观物质基础及其内部成员共有身份、共善关怀、共同行为导向的认知、评价、接受状况的综合反映。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目标,探索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理论和实践,并在十余年中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对集体自我反思与自觉、凝聚与团结、标志与象征、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动力,为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向着聚合建设方向发展提出明确指引。”[25]

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构建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表达体系,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1],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形象构建维度对时代聚焦点的正式回应,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形象建构上,将继续秉承十八大以来积累的经验,积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及其话语体系,进一步关注“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虽然世界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从最初的“东亚病夫”转变为今天的国际事务建设者和贡献者,民族形象大大改观,但目前外部族群受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民族的形象解读以问题揭露和批判为主,对中华民族形象中蕴含的历史性成就视而不见,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认知程度和认同水平还远远低于中华民族自身的形象定位和形象预期[26]。面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理论界和一些工作系统对民族领域显现的一些问题还有“观望”情绪和消极心态。在2014年中央第二次新疆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之前,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建构主要围绕单一民族文化传承发展以及民族地区自身的特殊性进行设计和部署,对少数民族形象的关注相对较多,而对中华民族整体形象的关注相对不足,“把‘民族’这个概念定位在‘56个民族’这一层面,其客观结果是架空和虚化了‘中华民族’”[27],没有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这一中华民族形象的新形态。鉴于此,笔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中应关注的三个关键点。

其一,辩证处理“一”和“多”之间的张力,确保中华民族形象建构的政治方向。党中央已经明确提出“中华民族形象要起到引领、校准、规范、教化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作用”[28]87,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要正确处理一种核心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之间的张力。具体而言,在丰富多元的中华文化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从中华民族的多元文化中提炼出各民族认可的中华民族形象符号。一方面,形象需要符号来凝练和传承,对中华民族形象来说,符号系统不仅可以确定各民族文化的一致性,更可以为人们共享中华文化提供标识性符号。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民族形象符号,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在今天这一历史方位的独特精神面貌,也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价值范式,更可以凝聚出具有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中华民族形象符号,既展示中华民族形象在当代的独特精神风貌和精神品格,也发挥中华民族形象在当代的引领、校准、规范、教化作用。另一方面,“每个民族所形成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符号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形象的重要标识”[29]。如果构建中华民族形象时总是强调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而忽略其一致性,中华文化的精神凝聚力必然无从谈起。因此,从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这一维度看,各民族文化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范式的统筹下,相互融合、共同发展,形成各民族共享的有机整体,尤其要注重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提炼中华民族形象符号,如从国家象征标志、国家建筑标识、重大革命历史事件、典型革命圣地、伟大建党精神、抗疫精神中提炼中华民族形象符号。

其二,辩证处理“同”和“异”之间的张力,让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从大的趋势看,中国各民族间的共同性在不断增多,但是各民族在建筑、美术、标识、艺术表演等方面的特点和差异仍是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建构并不是试图消除民族差异和民族特点,而是要辩证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之间的张力,不固化各民族具体形象的差异,更不要扩大和凸显差异,将各民族共有的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通过共享的文化符号,具象化地表达出来,凸显中国气象、中国气派和中华风采。时代之所以呼唤中华民族形象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转型,是因为需要一种更能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缩小差距、推动增进一体”的中华民族符号体系,增进各民族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所有的形象建构,其直接诉求是制造认同”[9]18。承载着共同情感和共同价值理念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媒介,“将具有共同性、代表性、引领性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生动鲜活地呈现出来,唤起全体中华儿女的心灵共鸣,使之成为各族人民的情感归依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28]99,使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走向包容性更强、凝聚力更大的命运共同体。

其三,辩证处理“恒”与“变”之间的张力,为共圆中华民族复兴梦持续提供精神动力。党的十九大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作为会议主题,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布局国家治理框架,并在此后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些新变化意味着党将进一步加强中华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由于“某个号召性语句或形象会成为凝聚时代精神的核心”[30],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形象尤其不能缺席。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直接诉求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要因势而动,正确处理“恒”与“变”的关系,以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共同体特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内核。具体而言,就是在坚持中华民族形象建构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同步不变、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不变、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变、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机制不变的基础上,做到中华民族形象理论与实践的与时俱进、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的衔接、中华民族形象符号的共享、中华民族形象传播媒介场域的多维建设等方面的创新发展。积极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时代诉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当前民族工作的主线要求,从“聚焦共同体”这一维度对中华民族形象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出进一步目标,力图建构出能进一步凝结共有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价值的中华民族形象。从“中华民族形象”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转向,其价值诉求仍然是要凝聚各族民众的精神动力,构建共有的精神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这是时代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不变的使命和追求。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31]这恢弘史诗也是中华民族形象百年变迁的写照。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经验既有历史性也有时代性。从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视角切入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百年历程,既能从历史维度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形象演化进程的深度联系,也可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和国家建设赋予更丰富的意义阐发空间。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形象形成及其演变的背后有着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的复杂博弈,同时,其亦能反向影响国家的意识形态以及经济、文化等。我们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精神内核,构建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形象”,有利于归纳中华民族形象演变与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形象之间的内在逻辑,建构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中华民族形象;也有利于从民族形象角度思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当代路径。随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主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形象的自觉建构将进入一个更为广袤深刻的历史情景和现实场景,有更多问题需要学界深入持续的关注。探讨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在理论出发点、价值立足点、实践着力点、时代聚焦点等方面的经验,对实现中华民族形象建构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有探索性意义。但是,正如荷兰形象学学者曼弗雷德·贝勒所建议的,“形象学的研究目标之一是描绘、揭示、分析民族形象的起源、形成过程与功能,并让人理性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32],本研究还没有解决的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话语体系该怎样与国际上其他的民族话语体系实现衔接,向国际社会上的其他多民族国家讲清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相关问题,将是后续需要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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